我碰到台聯會的人，我就很不客氣地問他們：你們到底有沒有把「國民黨」和「台灣人民」兩種概念分清楚啊？他們支支吾吾回答我，他們以前是不太能分得清楚，現在比較能理解這種現象。

柏楊：香港太小了，即使他們有什麼想法，也很難施展。

柏楊：蘇聯也沒有希望，人口是一個問題，最重要的還是制度，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我認為都沒有希望。只有資本主義國家，在修正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民生活和品質，才可能提升，才可能有具體的希望。

魚夫：還有，我在參觀紫禁城的時候，有兩個很深刻的感想，第一個，以前被皇帝宣判推出午門斬首的人實在太辛苦了，從金鑾殿推到午門那麼遠，累都累死了（眾大笑）！第二個是……

所以，我們一定得先看看香港回歸祖國之後怎麼變，如果北京對香港真能遵照諾言「一國兩制」，而且做得不錯，那台灣和他「統一」也無所謂！假如他們弄得不好，把香港弄得一塌糊塗，那你和他們「統一」幹什麼？

我比較擔心的是台灣的宗教，您看臺灣的宗教今天墮落成這個樣子，您這趟去大陸，有沒有留意到他們的宗教信仰？經過文革這種浩劫，他們的宗教還存在嗎？

柏楊：所以我們必須有這樣的認識，才能瞭解他們的生活，譬如：他們請我們吃一頓飯，花了一百元人民幣，你不能換算台幣說：只花了八百元，那太便宜了！這樣算不對，他一百塊是一個月薪水，請吃一頓飯花了一個月薪水（那就等於我們吃一頓飯花了二萬元），那當然很貴嘛，怎麼可以說便宜呢！

魚夫：我去找一個公家的朋友，他竟然在睡午覺，我問他：「你早上幾點上班？」他說：「八點半、九點左右，到十一點半去吃午飯，吃過午飯睡午覺，睡到三、四點，四點半下班！」這種上班法，他一天能幹什麼事啊？

所以，他們如果給你五百元人民幣版稅，就等於給了你五個月的薪水，這種稿費也算相當高了。

魚夫：我對大陸還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那兒的人對人的態度都非常凶，非常沒有禮貌，辦什麼事如果有特殊關係就方便得多，譬如：我們想在東來順訂一桌酒席，去到那兒，明明一個人沒有，他們卻說：「沒有位置！」後來我們找到裡面認識的經理，馬上就有位置了，實在想不通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態度，好似什麼事沒有關係便辦不通。

魚夫：我每天在北京城四處看看，回到飯店，累得半死，坐下來喝杯咖啡，噯，我忍不住就會想，我還是比較喜歡資本主義！（眾大笑）

魚夫：他們的社會還有一些現象，我很不能適應，譬如：他們普遍看不起知識份子，知識階層普遍的薪水收入都偏低；我曾經問他們，難道他們不為自己爭取更高的待遇嗎？他們說：「有啊，但是我們的老大不答應！」我問他們誰是「老大」？他們說「工人」，知識份子要求提高待遇，工人就會反對，說：「你們這些臭老九憑什麼比我們領更高的薪水？」

大陸的作家協會，等於是「作家管理局」，它是一個「筆軍隊」，每一個作家在他們都是一個「戰士」，他們領薪水，他們的「戰場」就是他們的「書桌」，然後，共產黨叫你寫什麼，你就寫什麼，不叫你寫什麼，你就不可以寫什麼，他們有接受命令、俯首帖耳的「義務」！

魚夫：我感覺到大陸的人民，現在接觸到外國來的人時，態度上很自卑，那種自卑有時候又以自大的態勢出現，譬如：他們的電視台，動不動就喊「這是中華之光！」其實我覺得他們自卑自大的態度都沒有必要，他們現在最重要的是：虛心下來看一看別人，再研究下一步怎麼走。

譬如說：諶容寫的小說《人到中年》，我覺得寫得很好，一個波蘭朋友看了那部電影，她直截了當就說：那就是共產黨，諶容的小說這樣寫，就是為了執行共產黨現階段的對知識份子的政策！

但是龍，你不會想和他擁抱，他遍身鱗甲、金光閃閃，你和他在一起既沒有溫暖，也沒有安全，爪子又利，眼睛凸出來，邪門得可怕。（眾笑）

柏楊：宗教信仰還是存在的，因為它遭受摧殘的時間不是很長，嚴格說來大約只有二十多年；潛伏在人們內心中的信仰，在浩劫過了之後，它就慢慢回復過來了。好比說：廟宇的香火逐漸恢復，教堂也開始為人做禮拜。另一方面屬於情操的，在大浩劫的時代，沒有人敢「誠實」，因和_圖_書為那時候「誠實」可以成為一種「罪行」，所以沒有人敢說真話，但是現在，運動過去了，大家恢復以往的樣子，逐漸重視起「誠實」的美德。

像我這次回大陸去，有人向我說：台灣來那麼多作家，就數你最受禮遇，還上了《人民日報》。我警告我自己：這是政策！

荒唐的是，被害人也一點都沒有打算把是非黑白算清楚的意思，好像事情過了就算了！

吳錦發：我們還是回來談談您們的大陸之行吧。

柏楊：他不需要多做事嘛！一個回鄉探親的台灣同胞看到飯館的服務生動作慢吞吞，竟然跑過去責備他，責備服務生：「你動作能不能快一點？快一點，你不是可以多賣兩桌！」

魚夫：我也覺得台灣現在沒有必要拚命急著喊「獨立」，台灣應該加緊喊「民主」，台灣徹底民主之後，台灣就是台灣人民大家的。

吳錦發：有人說，他們給的稿費您只能在那兒用，不准帶回來，有這回事嗎？

柏楊：所以，丁玲如果真的是這樣說，我認為她在假冒偽善，可卑！

柏楊：你想不想嘛，生意好，他忙得半死，薪水一百元，他把你趕出去，沒有客人，他還是薪水一百元。

柏楊：我想那主要是制度的影響，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使人失去尊嚴，沒有尊嚴之後便失去人性，沒有人性，社會上就只剩下獸|性。

後來我把這個感受和柏楊討論，他說了一段話，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柏楊說，這個片子之所以這樣拍，只不過是，現在運動換了個方向，有了不同的需要，他們只不過是要讓受害的人有個翻身的機會，而不是要告訴你一個絕對的標準：做惡事的人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吳錦發：因為那兒物價指數低吧？

魚夫：對了，柏老，我在北京和很多年輕人聊天，他們都說看過您寫的《醜陋的中國人》，這本書在那兒的影響非常普遍。

就好比說：事實上我怕你，但是我不願意說我怕你，而假裝說：我知道你是為我好啦，你也是不得已啦，過去你把我兒子殺了也是因為誤會！

我對中共的印象是：很多事，其實他們是很不願意做的，香港是國際局勢逼得他們不得不要，年限到了，人家把東西送到你家門口，你不能不要，只好收回來。對台灣，我覺得也是如此，台灣沒有必要非得去刺|激他們，逼得他們不得不下手，那大家都不好。

魚兒（魚夫太太）：漁夫回來以後也這樣說，他說：去那兒，如果你心理上能不去想自己是中國人，把自己當作外國人看，或許心理的感受就會不一樣！

我有兩個很深的感受，第一個是：這根本就是一個神話，事實並沒有那麼簡單容易。第二個是：這個片子看了之後，雖然那裡面描述的堅貞愛情，也帶給你一絲溫暖的感受，但是並不足以彌補前面所描述的那種醜陋，跟西方的悲劇帶給我們的感受，完全不同。

我趁著前往台北之便，約了魚夫夫婦到花園新城拜訪柏楊夫婦，並請他們作一對話，暢述大陸之遊的雜感。

柏楊：這就是共產黨的本領啊，世界上有哪一個黨能把十億人變得這麼懶！（大笑）

魚夫：其實，那裡生活的落後，台灣也經歷過，但不同的是：它那兒給人的精神壓迫感實在太大，讓人覺得怎麼會是這樣一個世界……

我告訴他，就是因為我們不是用外國人的感情去看它，我們才會如此憤怒，我如果是把自己當作外國人，那我對看到眼裡的景象，就不會那麼激動。

魚夫：我和大陸那邊的人接觸時，還有一個很令我覺得意外的發現，就是他們對台灣的印象，好像沒有辦法把「國民黨」和「台灣人民」兩個概念區分開來，因為在大陸，人們的一切，連修張桌子都和共產黨有關，所以他們以為台灣也是如此；我和他們的知識份子談台灣的事，他們竟然認為：台灣今天那麼繁榮，完全是國民黨的功勞，所以台灣人民還有人反對國民黨，那就是一種「下賤」！

柏楊夫婦去年（一九八八）回大陸探親，回來之後，在台北《中國時報》陸續發表題目「家園」一系列的文章，引起海內外矚目，日文譯本不久也將在東京出版。另外，漫畫家魚夫夫婦，去年底也到大陸一遊，並且訪問了大陸的漫畫家。

柏楊：這是和圖書社會主義國家共有的現象，就像我在上海看的那齣話劇一般，劇中的人全都是中性的，不男不女，那個社會就是叫你不要有差別，不要有思想。面對有獨立思想的人民，他們會覺得很危險的。

吳錦發：我想大家一定還有很多話要講，但是限於時間、篇幅，我們今天就談到這兒為止吧，謝謝您們！

柏楊：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國民黨在經濟上最起碼沒做過太錯誤的決策，到底他是掌舵的，他的確有功勞。但我也要強調，台灣經濟的繁榮主要是台灣人民的「汗」、台灣民主政治的進步是台灣人民的「淚」，累積出來。

但是以現在和十年前比較，他們十年前更是悲慘，所以對他們的現在，我還稍微有點希望。

張香華：對，每天心裡都乒乒乓乓，好像整個人要爆炸了一樣！

柏楊：所以中國人始終沒有辦法平等，永遠在那兒革命革命，寶座不換屁股換！滿清推倒了，袁世凱坐上去，袁世凱倒了，蔣中正坐上去，蔣中正倒了，毛澤東坐上去，都一個樣兒。

吳錦發：所以，我心裡也想：對於中國大陸，我們恐怕是太陌生了，像我們這種教育背景出生長大的人，如果以我們民主社會那一套去推想他們，也許很多方面都會很離譜吧！他們那兒的很多現象，我們大概都會覺得不可思議吧。

還有，在大陸我看到兩件事令我覺得很納悶：第一件是，共產黨一向是強調勞動的神聖性，但是，他們卻把勞動當作是一種「懲罰」，犯了錯的人便送去「勞動」，如此一來，工人對「勞動」這件事自然就不再覺得神聖了；另外，第二件，我覺得他們把工人的形象矮化、粗俗化，那些女性工人，長得漂漂亮亮的，但是一聽她講話，一句話一個髒字，照理說，要使工人形象好，應該是要他們彬彬有禮才對，如果把工人形象塑造得如此粗俗，那不是一毛錢都不值了嗎？

所以，我覺得國營制度如果不改，五百年之後，社會主義國家中便沒有人類，統統變成了野獸。譬如你說餐廳裡那些人很沒有禮貌，其實原先他們也是很文明的，但是那個制度漸漸使他們失去了禮貌，他們一個月就固定領一百元左右，他們看你一頓飯就吃掉二、三百元，心裡當然受不了，而且他們忙得半死也只是領那份薪水，餐廳天天客滿，他們也不加薪，那麼，他們為什麼要對你們有禮貌？

吳錦發：但是，像你的書，在各省都有出版社印行，你的稿費怎麼收？

吳錦發：這種「反智」的現象，好像很多共產國家都是如此，共產黨革命奪權成功以後，常常都先批鬥知識份子，譬如：蘇共批鬥布哈林，毛澤東搞文革，另外東歐的情況也不例外。

這個片子如果說是為了反映文革的話，可以說是蠻成功，蠻深刻的；但是整個看起來，我們禁不住會懷疑，這麼樣一個悲劇，為什麼會和西方的悲劇如此不一樣？到了最後，是非黑白好像並沒有得到一個清楚的評判！

柏楊：所以，你如果到大陸去收版稅，要一一收齊的話，累都把你累死了！（眾大笑）

張香華：所以他們每一個單位都有許多冗員。

魚夫：我也不是認為國民黨沒有功勞，我的意思是國民黨並沒有非常顯著性的功勞。

張香華：你記不記得，當那個女書記向他丑表功說：「你的平反，我也是簽過字的！」那個男的怎麼回答他？他說：「是嘛，程序上就是這麼回事嘛！」他的意思就是說：「那也不是你的功勞！」

柏楊：他們作家希望拿國家薪水，寧可不要稿費，我們覺得很難接受，但是依我的瞭解，我很明白他們的困難。

魚夫：我們畫漫畫喜歡把中國畫成貓熊。

我到他們那兒，他們有些作家也正在討論：不要拿國家薪水，要拿稿費就好，但是卻有更多的作家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是：沒有薪水生活會有問題，你向他強調「創作的尊嚴」，他會回答你：「我不要尊嚴，我要吃飯！」

柏楊：中國太大了，人口那麼多，知識程度那麼低，生活那麼貧苦，要弄好實在不容易，你現在要我去大陸當個有良知、負責任的皇帝，我不會願意幹。（眾笑）

他還說：中國人能不能不自稱「龍的傳人」？因為那給wwｗ•ｈｅｔｕbooｋ.com•com人恐怖的感覺，如果改稱為「兔子的傳人」或「鹿的傳人」，那就好多了！

柏楊：《河觴》的震撼力主要是來自它的畫面，那些畫面非常感人，如果你只是看那本書，就不容易覺得那本書有那麼大的衝擊力，配上畫面、音樂、講話的聲調，給人的印象就深刻得多。

張香華：唉啊——（長聲感嘆）

張香華：基本上，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壓抑人性，使人只剩下「黨性」，譬如我見到他們那兒的作家，其中一位竟然強調說：「我黨性很強。」我一聽，覺得非常訝異，如果是在我們這兒，如果我說「我黨性很強」，一定會覺得那是很丟臉的一件事。做為一個作家，一個靈魂的工程師，自己不強調「人性」，卻拚命強調自己的「黨性」，在我們看來，這真是太奇怪了！

柏楊：我認為她這種態度，不是心胸寬大，而是恐懼心理下一種偽裝！

魚夫：一個小小的廚房竟有七、八個廚師。

魚夫：柏老，我覺得更難過的是，中國這個民族本來是一個很勤勞的民族，今天卻……

他們那種社會是說翻臉就翻臉的，而且一翻臉便是十億人一起翻臉！

魚夫：哈……，我坐在飛機上，當飛機由北向南飛的時候，從飛機上往下看底下的地形，我有一種很奇異的感覺，我覺得中國根本就不適合統一，多分成幾國比較適合！

魚夫：但是，我們從訪問中或資料中可以知道，他們在五〇年代新中國剛建立的時候，人們還很有禮貌……

柏楊：好比影片裡提到對「龍」的觀念，去年（一九八八）元旦，香港《九十年代》雜誌訪問我，我就說了我的看法：龍沒有親切感，沒有溫暖感，而且給人一種凶暴的，和邪門的感覺。

他們這些從共產陣營出來的人，瞭解共產黨那一套，一語就把它道破！

或者美國那個山姆叔叔，老先生蠻和氣的，給人一種安全感，溫暖感。

吳錦發：李鴻禧教授曾向我提起，日本有一個憲法學者小林教授，有一回告訴他說：你們漢民族是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巨大民族，應該要特別懂得和平才好，假如漢民族像二次大戰時日本軍閥一樣好戰的話，對自己、對世界都會是一個可怕的災難。

吳錦發：對，不要說是《芙蓉鎮》裡的那些人物，連大作家丁玲也是這樣，有人問丁玲有關文革的事，她竟然也說：「過去的事也就算啦！」這算什麼話！

所以，我看到那裡落後的情況，心裡便忍不住憤怒起來！

柏楊：那根本就是一個政策！

張香華：這個片子我看了，柏楊因為忙沒有看，我看過後便把劇情講給他聽。

吳錦發：我覺得她這個觀念就是大大的錯誤，追究歷史上的悲劇，不是你要不要算帳的問題，弄清楚歷史的功過是非，主要是為了未來，使後代能從這件悲劇中得到教育，將來不要再走上那麼愚昧的路途！我們不能說：她不願提往事，就認為她心胸寬大，了不起，如果大家都這樣，那歷史還有是非嗎？還有正義嗎？

魚夫：這樣做事太辛苦了嘛。

吳錦發：對，你看那個縣委書記，把人害得那麼慘，最後她竟一點也沒有愧疚感，還向那個被害人丑表功，說他之所以得到釋放，還是有她簽字的關係。

柏楊：那時候真的是彬彬有禮，夜不閉戶啊，我是從他們佔領區所謂「解放區」逃出來的，他們當初真是不拿人民一針一線。我想，他們壞在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運動之後，人民才開始變得欺詐，不再說真話。

張香華：我覺得今天中國人應該培養「面對現實的能力」，「自卑」「自大」事實上是一體的兩面，今天中國人講話或思考的方式都是用一種「面子」來充殼子，沒有「面子」來裝門面就卑躬屈膝，這是很不健康的心態，我覺得他們應該面對現實，現在他們弱，他們需要外來資金幫助，那就承認這個事實，再來尋找進步的道路。

柏楊：沒有，我去那兒，他們把我的稿費算得一清二楚，分別給我美金和人民幣，乾脆得很。台灣作家在那兒刊登作和_圖_書品，稿費他們弄得清清楚楚，普通稿費一千字是從五元到二十五元人民幣左右。

魚兒：魚夫的錢都花在那兒喝咖啡，那兒還有北京的西洋樂團演奏！魚夫咖啡一喝，陶醉在音樂裡，他就說：還是資本主義好，使人比較有安全感！（笑聲）

吳錦發：您們都是剛去大陸回來不久，今天就由你們來互相談談你們大陸之行的感想好不好？

柏楊：我看真正的文化不是這麼容易被消滅掉的，如果一個文化這麼容易就被消滅掉的話，那這種文化消滅掉也就算了。

柏楊：我們去大陸以前碰到一個朋友——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社長李怡先生，他告訴我們說：「你們到大陸，心理上如果能先有個準備：『我不生氣，我不生氣！』你們就會很快適應！」

柏楊：對嘛，急什麼呢，為什麼不等下一代去由他們作決定！

吳錦發：我是覺得以電影來說，那反而是成功的，就被害人表現得那麼懦弱，更看出活在那種制度下的人是多麼可憐，人性被扭曲成那個模樣……

首先，我看就由我來引題好了，我最近看了大陸拍的影片《河觴》，我不知道你們親自到了那兒，有什麼感受？

張香華：那部電影結尾的部份，被下放回來的男主角，在返鄉的渡船上，碰到那個害人的女書記那一段，柏楊認為處理得非常好，但是我卻看得氣死了，那個男的怎麼會表現得那麼溫和……

魚兒：對，我們在北京東來順看到的正是如此，他們寧願三個人坐著聊天，你向他們要位置，他們就愛理不理地說：「沒有！要訂桌啊？一個禮拜前來訂！」

柏楊：對大陸的錢，我們不能用匯率標準看，因為人民幣的購買力太強，你看它錢少，但你要明白，它那兒一塊錢可以買的東西，台幣八十元在台灣絕對買不到。另外，你還要這樣想，好比他們一個月薪水一百元人民幣，這一百元對他們來講，價值就等於現在（一九八九年春季）台幣的兩萬元（因為台灣一般中年人薪水階級，一個月的薪資大約在兩萬左右）。

吳錦發：大陸五個留學生來台灣訪問的時候，也的確給我們這種印象，他們看到台灣所有繁榮的現象，都完全歸功於國民黨，國民黨對台灣的繁榮是有些功勞沒有錯，最主要是我們有勤奮努力的人民啊，他們看到為勞資問題上街頭，竟然脫口說什麼「賤化的民主」。

柏楊：對，貓熊很好嘛，甚至老虎也可以，獅子、兔子或者像美國民主黨的驢子也可以。

魚兒：（補充）紫禁城太雄偉了，起來革命的人打到那兒，看到那麼威風的建築，誰不想當皇帝啊？

柏楊：老實說，我這次回大陸，有失望也有一點希望。失望的是：共產黨革命四十年，到底幹了些什麼，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退了一大步。

吳錦發：柏老，你去了一趟大陸，依你的看法，你覺得香港的前途會變成什麼樣啊？

張香華（柏楊夫人）：但是那很難喲！

柏楊：大家都那麼懶，那麼政府的運作靠什麼呢？我發現他們是靠「江湖義氣」！北方人所稱的「哥兒們」，領導幹部靠和屬下的「哥兒們」關係來做事。

制度影響人性，社會主義實行的日子久了，便形成人民凶暴的性格，一代傳一代學下去，一代一代都如此，這個社會就成了野獸的世界。國營制度非改不可！如果不改，不但害了一國人民，也害了全人類！

我聽見了馬上阻止他：「你這個人真是豬腦袋，他為什麼要多賣兩桌？他賣一桌就煩死了！」（眾大笑）

柏楊：實際上中國太大，積存的東西太多，我們當子孫的實在沒有辦法（半開玩笑地），我覺得中國各省應該各自去獨立自治（眾大笑）！這樣才能集中力量，像美國一樣。

柏楊：所以你說大陸和台灣社會相距多少年？我覺得沒辦法衡量，整個社會的基礎不一樣，大陸社會今天還是一片沙灘，台灣社會在光復那一年就已經是水泥地了，而且已有很多「房子」的建築。「水泥地」的意思就是它已經具有「法治」的觀念，社會有秩序，和-圖-書社會可以正常運作，一點也沒有破壞，國民黨一來就接收了這些現成的東西。可是大陸的社會沒有這個基礎，他們今天能有這樣的成就，比起毛澤東統治的二、三十年也算不錯了。

魚夫：我覺得到大陸去最難受的是：祖先的東西太多太大了，走出去，看到的都是古蹟，讓你覺得祖先的壓力就在你肩膀上，要當中國人的子孫實在太苦太難了！

吳錦發：但它的觀點並沒有超出你以前說的範圍。

吳錦發：前幾天，我在《中國時報》看到柏老寫的那篇文章，那位中國老作家向你們說的那番話，真叫人訝異。

柏楊：不是落後的問題！我們和先進國家比，我們也落後，就是一個國家，也有進步、落後的地區。但大陸給人的感覺不是落後的問題，而是看到那兒的人民，精神竟被改造成那個模樣，使人恐怖。

所以，我由衷的希望，台灣千萬在一九九七年以前不要和大陸統一，我這樣說並不代表我反對統一。

我告訴他：「當飛機飛過黃河上空的時候，我忍不住激動起來，但我想你飛越黃河時，你不會激動，因為你是德國人，你在穿越多瑙河的時候，你才會激動！我看到黃河會激動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自小的教育都在告訴我們，我們和這塊土地有關係！」

現在和北京談「統一」，根本就只有台灣「回歸」大陸，而不是什麼「平等」的統一，因為台灣太小。

吳錦發：我們來換個話題吧，最近台灣作家因為大陸出版了他們的書，他們也就去領了大陸的版稅，我聽說他們那邊的版稅相當低，是這樣子嗎？

張香華：對，還替他說話，幫他掩飾。

吳錦發：文化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不被消滅，文化就會留下來。

吳錦發：其實，我們看他們拍的影片《河觴》，它所描述的內涵，很多都是一、二十年來柏老常講的東西，只是他們更有系統地加上一些資料整理出來罷了。

魚夫：我在大陸還看了他們的影片《芙蓉鎮》，看了覺得非常難過，特別是那最後一幕，那個瘋子敲著鑼叫：「運動了，運動了！」站在那兒的人群，聽到那個聲音都露出一副茫然的表情……。

吳錦發：所以，我們在看他們的影片《河觴》時，格外地覺得中國人實在可悲，一個希望升起轉眼便幻滅，然後再期待另一個希望，馬上跟著又幻滅了……

張香華：這是好現象啊，說明大陸知識份子同樣的有了反省的能力。

魚夫：我有一個德國朋友，我們在北京期間，住在他家，他看我們每天回來一直在罵，就顯得很憤怒，他叫我們不要用西方的標準去看中國，不要用外國人的看法去評論中國。

魚夫：這次的大陸之行，我還有一個深刻的感受，我發現共產黨在中國大肆破壞中國文化，而國民黨是在台灣破壞台灣文化，我看搞到後來，兩邊一定都會變得沒有文化（大笑）！

魚兒：對，魚夫的意思也是說：他心理實在很矛盾，心裡也明知道是和他們同一民族，所以看了之後，格外難受。

吳錦發：十億多人口實在太多，所以我認為蘇聯的改革比較有希望……

我們現在要先等等看，看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政權之後，會變成什麼模樣，再來決定。

吳錦發：我覺得柏老在《中國時報》提的那個觀念蠻好，您說，台灣和中國現在雙方的條件都還未成熟，就像兩個小孩子，他們還沒有決定他們婚姻的能力，我們應該先等他們長大，等他們長大之後再決定要不要結婚。

張香華：我就是看到這個地方很生氣，也很悲哀，一個國家被弄得這個樣子，怎麼這樣就算了，最後那個女主角回去賣米豆腐，一切就好像有了美滿的結局。

柏楊：我覺得這個觀察非常深刻，比如：你看「北極熊」，他雖然非常險惡，但是看起來蠻親熱的，他不攻擊人的時候，人們也會想到和他玩一玩。

柏楊：那只能說是：國民黨功勞的大小可以討論，但有人把所有的功勞歸給他，當然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