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他們看中國所謂天理天則，恰便是他們所說的「自然法」，因而相信中國之文物制度亦與自然同其悠久而不變。

融國家與社會人倫之中，納政治與禮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統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氣氛特重，確為中國的事實。「倫理學與政治學終之為同一的學問」，於儒家觀念一語道著。孟德斯鳩著《法意》，論及中國文物制度而使譯者嚴先生不能不「低首下心服其偉識」者在此。梁任公先生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所為提出「德治主義」「禮治主義」等名詞者在此。其文甚繁，不去徵引。我們再只要舉徵一件事。

這不過大致計劃如此，其餘曲折，隨文自詳於後。

往時嚴幾道先生所譯西洋名著中，有英人甄克斯《社會通詮》一書，算是講社會發展史的。大致說人類是由圖騰社會而宗法社會，由宗法社會而軍國社會；至於拂持（封建）則為宗法與軍國間之閏位。嚴先生根據其說來看中國，第一便感覺到長期停滯之可怪。他在譯序中說：

我們即以民主、自由、平等一類要求不見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見形成，為中國文化第九特徵。然而合第八第九兩特徵而觀之，科學與民主之不出現，正又不外前述第五特徵所謂中國只有中古史而無近代史，文化停滯那一問題。所以這些特徵分別來說亦可，歸併起來亦可。如此可分可合之例，是很多的，以後仍要敘到。

說至此，我們盡可確言道德氣氛特重為中國文化之一大特徵。——我們列它為第十特徵。

中國幅員廣袤，世罕其匹；試問前人所以開拓此摶結此者，果由何道？

次言中國文化停滯不進，社會歷久鮮變一點。這涵括兩問題在內：一是後兩千年的中國，竟然不見進步之可怪；再一是從社會史上講，竟難判斷它是什麼社會之可怪。因為講社會史者都看人類社會自古訖今一步進一步，大致可分為幾階段；獨中國那兩千多年，卻難於判它為某階段。兩問題自有分別，事情卻是一件事情，茲分別舉例以明之。

例如馮友蘭氏述《中國哲學史》，上起周秦下至清末，只劃分為兩大階段。自孔子到淮南王為「子學時代」，歷史時間不過四百餘年，自董仲舒到康有為為「經學時代」，歷史時間長及二千餘年。即中國只有上古哲學及中古哲學，而沒有近古哲學。因為近古時期所產生的哲學，和中古的還是沒大分別；儘管二千多年之長，亦只可作一段算。西洋便不然。近古哲學中古哲學不唯產生時代不同，精神面目亦異。這是中國沒有的。馮氏並申論：中國直至最近，無論任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時代。中國在許多方面不及西洋，蓋中國歷史缺一近古時代，哲學方面特其一端而已。此即前一問題之提出。所謂中國歷史缺一近古時代，是說歷史時間入了近古，而中國文化各方面卻還是中古那樣子，沒有走得出來，進一新階段。這種停滯不進，遠從西漢直至清末，首尾有兩千年以上。

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重的社會生活；親戚鄰里朋友等關係是中國人第二重的社會生活。這兩重社會生活，集中了中國人的要求，範圍了中國人的活動，規定了其社會的道德條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中略）人每責備中國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會；實則中國人除了家庭，沒有社會。就農業言，一個農業經營是一個家庭。就商業言，外面是商店，裏面就是家庭。就工業言，一個家庭裏安了幾部織機，便是工廠。就教育言，舊時教散館是在自己家庭裏，教專館是在人家家庭裏。就政治言，一個衙門往往就是一個家庭；一個官吏來了，就是一個家長來了。（中略）人從降生到老死的時候，脫離不了家庭生活，尤其脫離不了家庭的相互依賴。你可以沒有職業，然而不可以沒有家庭，你的衣食住都供給於家庭當中。你病了，家庭便是醫院，家人便是看護。你是家庭培育大的，你老了，只有家庭養你，你死了，只有家庭替你辦喪事。家庭亦許依賴你成功，家庭亦欲幫助你成功。你須用盡力量去維持經營你的家庭。你須為它增加財富，你須為它提高地位。不但你的家庭這樣仰望於你，社會眾人亦是以你的家庭興敗為獎懲。最好是你能興家；其次是你能管家；最歎息的是不幸而敗家。家庭是這樣整個包圍了你，你萬萬不能擺脫。（中略）家庭生活的依賴關係這樣強有力，有了它常常可以破壞其他社會關係，至少是中間一層障壁。（盧作孚著《中國的建設問題與人的訓練》，生活書店出版）

他於是從道德、宗教、政治各方面，分別加以論證以成其說，此不徵引。此書與前面雷氏一書，皆是些散篇論文之彙印本；可惜非系統的著作，殊不足以發揮這兩大論題。然其問題之提出，總是有意思的。我們列它為中國文化第十三特徵。

這明明是實地勘驗和科學家之所為，如其還不夠科學，也是科學所從出了。何以後世醫家轉不見有這事，而全部歸入一套玄學觀念的運用。

恰相反地，若就知識、經濟、軍事、政治，一一數來，不獨非其所長，且勿寧都是他的短處。必須在這以外去想。但除此四者以外，還有什麼稱得起是強大力量呢？實又尋想不出。一面明明白白有無比之偉大力量，一面又的的確確指不出其力量和-圖-書竟在哪裏，豈非怪事！一面的的確確指不出其力量來，一面又明明白白見其力量偉大無比，真是怪哉！怪哉！

凡此所說，大致都是很對的。而言之深切善巧者，又莫如盧作孚先生：

一、政治之根本法則與倫理道德相結合，二者一致而不分，而倫理學與政治學終之為同一的學問——這是世界所知之唯一國家。

中國種族複雜，至可驚異。即以漢族言之，吸收同化無慮百數；至今泯然相忘，試問其容納溝通，果由何道？

從來中國社會組織，輕個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後國家。輕個人，故歐西之自由主義遂莫能彰；後國家，故近代之國家主義遂非所夙習。……是以家族本位為中國社會特色之一。（陳顧遠著《中國法制史》第六十三頁）

羅素（B. Russell）初至中國在上海演說時，即有冷峻之語曰「中國實為一文化體而非國家」。不佞驟睹此驚人之句，即默而識之，以為羅素眼光何深銳至此！其後，泛觀歐西學者論吾國文化之書，始知此語已有先羅素而道之者。（見《村治月刊》一卷一期）

我們於此，不禁地願問：何謂中國文化？它只是地理上某空間，歷史上某期間，那一大堆東西嗎？抑尚有其一種意義或精神可指？從上述中國文化個性之強來說，頗使人想見其植基深厚，故爾發揮出來的乃如此堅卓偉大；其間從本到末，從表到裏，正必有一種意義或精神在。假若有的話，是不是可以指點出來，使大家洞然了悟其如是如是之故，而躍然有一生動地意義或精神，映於心目間？——本書《中國文化要義》就想試為進行這一工作。

其次，他便感覺到難於判斷中國究在社會中上哪一階段。他只能說：

二、此政治與倫理的共同基礎，在於中國人所稱之「天理天則」，理性於是對於君主的權利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效果。

國大，既足為福，又足為禍，必不容等閒視之；其所以致此，亦必非偶然。吾人正可舉此為中國文化之一大特徵，而加以研究。往日柳詒徵先生著《中國文化史》，就曾舉三事以為問：

我們即以此列為第七特徵。

德國奧本海末爾（Franz Oppenheimer）的名著《國家論》，是從社會學來講國家之發生和發展以至其將來的。他認為其將來趨勢，要成為一種「自由市民團體」。那時，將無國家而只有社會。但中國從他看來，卻早就近於他所謂自由市民團體了。。

三、歷史長久，並世中莫與之比，為一大特徵。

研究中國民族性者說：

權利、自由這類觀念，不但是中國人心目中從來所沒有的，並且是至今看了不得其解的。……他對於西方人之要求自由，總懷兩種態度：一種是淡漠得很，不懂要這個作什麼；一種是吃驚得很，以為這豈不亂天下！

上面提到的雷海宗先生，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出版。他根據歷史，指出中國自東漢以降為無兵的文化。其所謂無兵的，是說只有流氓當兵，兵匪不分，軍民互相仇視，或因無兵可用而利用異族外兵，那種變態局面。有兵的正常局面，大致分兩種：一種是兵與民分，兵為社會上級專業，此即古之封建社會；一種是兵民合一，全國皆兵，近代國家類多如此。中國歷史上這兩種局面都曾有過，但後世卻沒有了，中國之積弱在此。雖然頗有人否認其說，但我們感覺亦值得注意研究。我們列它為第十二特徵。

夫支那固宗法之社會，而漸入於軍國者；綜而覆之，宗法居其七，而軍國居其三。

關於此問題，我們後面要討論，這裏不再多敘。以上各家說法自必各有其所見，而其認定中國為一特殊之事，不屬普通國家類型，卻相同。我們即以此列為中國文化第十一特徵。

法學家談世界法系，或列舉十六系九系八系，或至少三系四系，而通常則曰世界五大法系。不論是多是少，總之中國法系卻必占一位置。這不止為中國法系勢力所被之廣大，更為中國法系嶄然獨立自具特彩。其特殊之點，據說是：

當一九四四年美國華萊士副總統來中國游成都時，發表有《中國民主的前途》一文，譯載於六月二十六日成都各報。文明指稱中國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鼓勵者，而且是間接的創造者。最初領導革命並建立立憲政府的美國人，其思想與行動的基礎為西方政治思想家所奠定；而西方政治思想卻是受到中國有力的啟發。惜普通人不留心這段西洋史，當時對於他的話不免感到茫然。這是指歐洲十七八世紀的事情而說，那時歐洲人正是傾倒於中國文化的。讀者取朱謙之著《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一書，檢看「啟蒙運動與中國文化」，「中國哲學與法國革命」，「中國哲學與德國革命」各章可得其略。

後一問題之提出，實以民十七至二十二年之一期間最為熱鬧。有名之《中國社會史論戰》即在此時，論戰文章輯印至四巨冊，而其餘專著及散見者尚多。這是出於講社會史的更有力的一派——馬克思派之所為。蓋當國民黨軍北伐之後，革命理論發生爭執，要追問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方可論定中國革命應該是什麼革命。因為照馬克思派的講法，若是封建社會便當行資產階級革命；若是資本社會便當行無產階級革命。從乎前者，則資產階級為革命主力；從乎後者，hetubook.com.com則資產階級為革命對象。一出一入之間，可以變成相反的主張。又非徒作歷史學問研究，而是要應用於現前實現，關係真是太大。但中國究竟是什麼社會呢？卻議論不一，誰都認不清。從遙遠在莫斯科指揮中國革命的第三國際，直到國內的共產黨國民黨一切革命家，聚訟不休，以此分成壁壘，演為派別。於是《中國社會史論戰》編輯者王禮錫氏，就有這樣說話：

自西洋文化之東來，國人欲以西洋軍備代替過中國軍備，欲以西洋政治代替過中國政治，欲以西洋經濟代替過中國經濟，欲以西洋教育代替過中國教育……種種運動曾盛起而未有已；獨少欲以西洋宗教代替中國宗教的盛大運動。此正為中國人缺乏宗教興味，且以宗教在西洋亦已過時之故。然由此不發生比較討論，而中國無宗教之可異，乃不為人所騰說，則是一件可惜的事。關於此問題，第六章將予討論，這裏更不多及。

從以上三特徵看，無疑地有一偉大力量蘊寓於其中。但此偉大力量果何在，竟指不出。

一、廣土眾民，為一大特徵；

一、歷久不變的社會，停滯不進的文化；

二、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

二、立法之根據以道德禮教倫常，而不以權利。各國法律在保障人權，民法則以物權債權為先，而親族繼承次之。此法律建築於權利之上也，我國則反是（以義務不以權利）……

自秦代至鴉片戰爭以前這一段歷史，是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中之一段謎的時代。這謎的一段，亦是最重要的一段。其所以重要者，是因為這一個時代有比較可徵信的史料，可憑藉來解答秦以前的歷史；並且這是較接近現代的一段；不明瞭這一段，便無以憑藉去解釋現代社會的來蹤。這一段歷史既是把握中國歷史的樞紐，卻是這個時代延長到二千多年，為什麼會有二三千年不變的社會？這是一個迷惑人的問題。多少中外研究歷史的學者，迷惘在這歷史的泥坑！

如上之例，再去尋取一些特徵，還可以有；但我們姑止於此了。

這自是祖宗的遺業，文化的成果，而後人食其福。但細想起來，食其福者亦未嘗不受其累。中國之不易亡者在此，中國之不易興或亦在此。譬如多年以來中國最大問題，就是不統一。例如中國只有廣西一省這般大，不是早就統一了嗎？局面太大了，領袖不易得人。可以為小局面領袖者，在大局面中未必能行。即令其人本質上能行，而機緣會合資望養成亦倍須時間，大非易事。且人多則問題多，局面大則問題大。一處有問題，全局受影響；中樞不就緒，各處難進行。尤其可注意者，在小團體中，每一分子可覺知他的責任。團體愈大，則團體中每一分子的責任感覺愈輕微；團體太大了，寖至於無感覺。一個大家庭的人，易於懶散；一個大家庭的事，易於荒廢，就是為此。反之一小家人就很容易振作。若分析之，又可指出兩面：一面是感覺力遲鈍；一面是活躍力減低。從前廣西有兩年戰亂遍全省，而在北京只我們和廣西有關係的人知道，大多數人則無聞無睹。當東北四省為敵人侵佔，鄰近各省受到威脅，尚時時有所感覺；遠處南方各省便日漸淡忘，而無所覺。這都是國太大，人們感覺遲鈍之例。有時感覺到問題了，而沒有解決問題的勇氣與興趣；或者一時興奮，奔走活動而不能持久；則皆為活動力貧乏之證。猶如力氣小的人，望著千鈞重擔不作攘臂之想；或者攘臂而起，試一試，終於廢然，須知奔走活動，不怕遇著人反對，而怕得不到什麼反應。得不到什麼反應，便不想再幹。在太大的國度內如中國者，卻每每是這樣。

總上所說，中國學術不向著科學前進這一問題，我們列為第八特徵。

中國開化甚早，其所以年襈久遠，相承勿替，訖今猶存者，又果由何道？

第九特徵第十特徵，其內容皆涉及政治。因而使我們聯想到中國人的國家。從前中國人是以天下觀念代替國家觀念的。他唸唸只祝望「天下太平」，從來不曾想什麼「國家富強」。這與歐洲人全然兩副頭腦，雖不無古人偉大理想作用於其間，但它卻是反映著二千年來的事實的。此事實之造成，或由於地理上容易形成大一統之局，又歷史上除短時期外缺乏國際間的競爭，以及其他等等，此時尚難深究其故。總之，事實上中國非一般國家類型中之一國家，而是超國家類型的。自來歐美日本學者，頗有人見到此點，而在國內亦曾有人指出過。

一、建國之基礎以道德禮教倫常，而不以法律；故法律僅立於輔助地位。……

如我們所習聞，世界上人看中國為一不可解之謎，這是自昔已然，而因此次抗戰更又引起來的。特別在好學深思的學者間，一直沒有改變。惜中國人身處局中，自然不易感覺到此，而淺薄的年輕人和圖書則更抹殺中國文化的特殊。著者往年（一九三〇）曾為文指出兩大古怪點，指引不肯用心的人去用心。兩大古怪點是：

再則，中國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處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柢固，亦是世界聞名的。中國老話有「國之本在家」及「積家而成國」之說；在法制上，明認家為組織單位。中國所以至今被人目之為宗法社會者，亦即在此。研究中國法制史者說：

即此便當是中國文化一大特徵——第四特徵。幾時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大約於中國文化要義亦自洞達而無所疑。

然而我們若回想前列第六特徵——中國缺乏宗教——則將恍然第十第六兩點，實為一事；不過一為其正面，一為其負面耳。即宗教缺乏為負面，道德特重為正面，又大可以歸併起來。不過在進行研究上，分別亦有分別的好處。

不唯當時一般人如此，尤可注意者，即翻譯介紹自由主義之嚴先生（小穆勒〔J.S. Mill〕《自由論》（On Liberty），嚴譯《群己權界論》）竟亦說「小己自由尚非急務」的話。且不唯維新派如此，即在中國革命唯一先導的孫中山先生的意見，亦竟相同。他還嫌中國人自由太多，而要打破個人自由，結成堅固團體。這些意見之正確與否，非這裏所及論；但至少可以證明自由之要求在歷史上始終沒有被提出過，至少可以證明中國社會之特殊不同。

現在我們且試看彼時歐洲人眼中所見中國文化之特點是什麼。彼時歐洲人所醉心於中國者，固不止一方面；而中國的社會與政治，發生之刺|激作用最大。在此社會與政治方面最引他們注意者，約為下列幾點：

友人陳嘉異先生在民十九年寫給我的信，曾有下面一段：

中國與西方有一根本不同點：西方認個人與社會為兩對立之本體，而在中國則以家族為社會生活的重心，消納了這兩方對立的形勢。（莊譯宣著《民族性與教育》第五百六十頁）

日本宿學長谷川如是閒，則說過一句妙語：

論者既不易判定其為什麼社會，則譎詭其詞，強為生解，如「變質的封建社會」，「半封建」，「前資本主義時代」，「封建制度不存在而封建勢力猶存」……種種不一而足。更有些學者（蘇聯的及中國的）如馬扎爾（Madjer）柯金（Kokin）等，則引據馬克思曾有「亞細一亞生產方法」一說，以東方社會（印度、中國等）為特殊之例。中國在近百年前，沒有受西洋資本主義影響之整個時期皆屬於此。而所謂東方社會，則長期停滯不前，固為其特色之一。

《史記．扁鵲倉公傳》，曾說到古時俞跗的人體解剖術。《後漢書．華陀傳》更清楚地說：

往年歷史學教授錢穆先生曾有一論文，稱中國文化為「孝的文化」。近則哲學教授謝幼偉先生，又有《孝與中國文化》一書出版。他強調說：

我們工作的進行：第一步，將中國文化在外面容易看出的，常常被人指說的那些特異處，一一尋求而羅列起來。這種羅列，從最著者以次及於不甚重要者，可以列出許多許多，盡不必拘定其多少。不過，當你羅列之後，自然便看出某點與某點相關聯，可以歸併；某點與某點或竟為一事。如此，亦就不甚多了。第二步，拈取其中某一特點為研究入手，設法解釋它的來由。前後左右推闡印證，愈引愈深；更進而解釋及於其他特點。其他特點，假如因之而亦得解答，即再進而推及其他。總之，最後我們若能發見這許多特點，實不外打從一處而來；許多特徵貫串起來，原都本於唯一之總特徵；那就是尋到了家。中國文化便通體洞然明白，而其要義可以在握。

此三個問題，便是三大特徵。再詳言之：

又有蔣星煜先生著《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一書出版。他指出「隱士」這一名詞和它所代表的一類人物，是中國社會的特產；而中國隱士的風格和意境，亦決非歐美人所能瞭解。雖在人數上他們佔極少數；然而中國的隱士與中國的文化卻有相當關係。這些話不無是處，惜原書皆未能認真地予以論證發揮。我們今取它為第十四特徵，而研究之。

由唐虞以訖於周，中間二千餘年，皆封建之時代；而所謂宗法亦於此時最備。其聖人宗法社會之聖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會之制度典籍也。物窮則必變，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縣封域，阡陌土田，燔詩書，坑儒士，其法欲國主而外無咫尺之勢。此跡其所為，非將轉宗法之故，以為軍國社會者歟。乃由秦以至於今，又二千餘歲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亂常自若。獨自今籀其政法，審其風俗，與其秀桀之民所言議思惟者，則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則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緣不去，存在此土者，蓋四千數百載而有餘也。

此即後一問題之提和_圖_書出了。

清華大學史學教授雷海宗先生，於其著作中則說：

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為一大特徵；——如蘇聯亦廣土眾民，然其同化融合，在過去似不逮我；

就吾人聞見所及，一般談到中國文化而目為可恠者，其事尚多多。例如中國開化既早，遠在漢唐，文化已極高，學術甚富，而卒未產生科學，即一可怪之事。

近則又有羅夢冊先生著《中國論》一書，強調中國為「天下國」。他說中國一面有其天下性，一面又有其國家性，所以是「天下國」。一民族自治其族者，為族國（民族國家）；一民族統治他民族者，為帝國；一民族領袖他族以求共治者，為天下國。天下國超族國而反帝國，是國家之進步的形式，亦或許是最進步的形式（他似以蘇聯屬於此式）。凡以為中國「還不是一個國家」者，大錯誤；它乃是走得太遠了，超過去了。

其後大約在民國二十三年美國社會學家派克（Robert E. Park）在燕京大學講學一年，臨末出一集刊，亦見有類似的話。大意亦言中國不是一國家，而實為一大文化社會，如同歐西之為一大文化社會者然。

近代的英國人，以國家為「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中國人自二千年之古昔，卻早把國家當做「不必要之惡」了。（《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第一百五十二頁，新生命書局版）

中國文化在某一意義上，可謂為「孝的文化」。孝在中國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談中國文化而忽視孝，即非於中國文化真有所知。（謝著《孝與中國文化》，青年軍出版社出版）

又如吾人所知，經濟力量是極大的，今世為然，古時亦然。然試問其是否在此呢？無疑地中國過去之制勝於鄰邦外族，正有其經濟因素在內。然說到經濟，首在工商業，中國始終墨守其古樸的農業社會不變，素不擅發財。如何能歸之於經濟力量？

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如吾人所知，知識實為人類文化力量之所在；西洋人「知識即強力」（Knowledge is power）之言極是。中國文化在過去之所以見優勝，無疑地亦正有知識力量在內。但中國人似非以知識見長之民族。此觀於其開化甚早，文化壽命極長，而卒不能產生科學，可以知道。科學是知識之正軌或典範，只有科學，才算確實而有系統的知識。只有科學，知識才得其向前發展之道。中國人始終走不上科學道路，便見其長處不在此。

平等與民主二詞亦非中國人所習用者；但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在中國卻不感生疏。此其證據甚多，參看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書可得其概，不煩枚舉。大約在古代，則孟子所發揮最明澈不過，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是。其在近世，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所發揮，更痛快透闢。因此，孟子就曾被撤廢祀典，而《明夷待訪錄》則被清季革命黨人大量翻印傳播，以掀起革命思潮。雖然如此，卻要曉得其所發揮僅至民有（of the people）與民享（for the people）之意思而止，而民治（by the people）之制度或辦法，則始終不見有人提到過。更確切地說：中國人亦曾為實現民有民享而求些辦法設些制度，但其辦法制度，卻總沒想到人民可以自己做主支配這方面來，如舉行投票表決，或代議制等。一時沒想到猶可說，何以始終總想不到此？這便是最奇怪之處。若並民有民享意思而無之，根本相遠猶可說。很早很早就已接近，卻又始終逗不攏。假如不是兩方社會構造迥殊，何致彼此心思頭腦又如此不能相應呢？有人說：中國社會中國政治未嘗反民主或不民主，只不過是民主之另一方式，西洋的叫做「德謨克拉西」，這便可叫做「德謨克拉東」——此為十餘年前林礪儒先生對我講的話。雖云笑談，亦可見中國社會之特殊，有識者大致都覺察到。

況且中國若屬封建社會，封建社會的人求自由如飢渴，則當清季西洋近代潮流傳來，便應踴躍歡喜於解放之到臨，何以中國人的反應竟大不然。嚴幾道先生曾形容那時中國人「聞西哲平等自由之說，常口呿舌矯，駭然不悟其義之所終。」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亦說過：

現在即以此為第五及第六特徵，稍說明於次。

繼此又應指出民主、自由、平等一類觀念要求，及其形諸法制如歐洲所有者，始終不見於中國，亦事屬可異。自由一詞，在歐洲人是那樣明白確實，是那般寶貴珍重，又且是口中筆下行常日用不離；乃在中國竟無現成詞語適與相當，可以翻譯出來。最初傳入中土，經嚴幾道先生譯成「自繇」二字，其後乃以「自由」二字沿用下來。張東蓀先生近著《理性與民主》一書，其第五章論「自由與民主」有云：「我敢說中國自古即無西方那樣的自由觀念。……」他費許多研究證明中國只有「和_圖_書無人而不自得」的「自得」一詞，似略可相當；此外便沒有了。試問：若非兩方社會構造迥異，何致彼此心裏頭腦如此不能相應？我們不能說這恰證明中國過去是封建社會，封建文化中當然沒有近代之自由觀念。西方自由觀念更古之淵源不說，當中世紀人們向貴族領主以武力爭取或和平購買自由，即成立了不知多少之憲章及契約，固非忽然出現於近代者。

他以為大家族制誠然是中國社會一牢固的安定力，使得它經過無數大小變亂仍不解體；然而卻是與國家根本不並立的。中國自春秋以後，宗法衰落，乃見國家雛形；戰國七雄始為真統一完備的國家；到漢代家族復盛，又不成一個國家了。

先說關於宗教一點。中國文化內宗教之缺乏，中國人之遠於宗教，自來為許多學者所同看到的。從十七八世紀，中國思想和其社會情狀漸傳到西洋時起，一般印象就是如此。直至最近，英國羅素（B. Russell）論中國傳統文化有三特點，還是說中國「以孔子倫理為準則而無宗教」，為其中之一。固然亦有人說中國是多宗教的；這看似相反，其實正好像發明。因為中國文化是統一的，今既說其宗教多而不一，不是證明它並不統一於一宗教了嗎？不是證明宗教在那裏面恰不居重要了嗎？且宗教信仰貴乎專一，同一社會而不是同一宗教，最易引起衝突；但像歐洲以及世界各處歷史上為宗教爭端而演之無數慘劇與長期戰禍，在中國獨極少見。這裏宗教雖多而能相安，甚至相安於一家之中，於一人之身。那末，其宗教意味不是亦就太稀薄了嗎？

中國人自古在物質方面的發展與發見，原是很多。在十六世紀以前的西洋，正多得力於中國這些發明之傳過去。舉其著者，如（一）羅盤針（二）火藥（三）鈔票（四）活字版印刷術（五）算盤等皆是，而（六）造紙尤其重要。威爾斯在其歷史大綱第三十四章第四節How Paper Liberated the Human Mind說得最明白：他以為歐洲文藝復興，可以說是完全得力於中國造紙之傳入。還有鐵之冶煉，據說亦是中國先發明的。從這類事情說去，物質科學便在中國應該可以產生出來，何以竟不然？

本書著筆於抗戰之第五年（一九四一）。我們眼看著較後起的歐洲戰爭，幾多國家一個接一個先後被消滅，真是驚心；而中國卻依然屹立於其東部土地上。論軍備國際，論經濟、政治、文化種種力量，我們何曾趕得上那些國家？然他們或則幾天而亡一個國家，或則幾星期而亡一個國家，或則幾個月而亡一個國家；獨中國支持至五年了，還未見涯涘。顯然對照出，不為別的，只是中國國太大而他們國嫌小而已。國小，沒有退路，沒有後繼，便完了。國大，盡你敵人戰必勝攻必取，卻無奈我一再退守以後，土地依然甚廣，人口依然甚多，資源依然甚富。在我還可撐持，而在敵人卻已感戰線扯得太長，時間拖得太久，不禁望洋興歎了。平時我們的國大，自己亦不覺；此時則感觸親切，憬然有悟。

三、法律即立於輔助道德禮教倫常之地位，故其法常簡，常歷久不變（從漢代以迄清末不變）。……

論理和數理，都是科學的根基。這種學問的發達與進步，都和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進步發達相應不離。中國講論理在周秦之際百家爭鳴的時候，倒還有些；後來竟無人講起。算術雖不斷有人講，亦曾造於很高進步；但終不發達，而且後來亦鮮進步，甚至於失傳。例如南北朝時候南齊人祖沖之的圓周率，據說「為第五世紀世界最精者，其時印度歐西皆所不及，足以睥睨天下。」（見茅以升先生《中國圓周率略史》一文，載在《科學》雜誌第三卷第四期）。他的創見，據說「在西洋一五七三年德人Valentin Otto始論及之，後於我一千年有餘。」（見李儼著《中國算學史》。）儘你如此高明，無奈空間上不能推廣發達，時間上不能繼續進步，亦就完了。類此退而不進的現象，當然是中國不能有科學成功之由來；但緣何有此現象，我們不能不怪而問之。

二千年來的中國，只能說是一個龐大的社會，一個具有鬆散政治形態的大文化區，與戰國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國，絕然不同。

然則是否在軍事和政治呢？當然，沒有軍事和政治的力量，中國是不會存在並且發展的。不過任人皆知，中國文化最富於和平精神；中國人且失之文弱。中國政治向主於消極無為；中國人且亦缺乏組織力。若竟說中國文化之力量，在於其軍事及政治方面，似亦未的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