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們所知佛教基督教都是家族制度的敵人，本是不相容的（詳見後文），乃竟如此。此可見中國家族制度之強固為何如，因此，黃文山先生在其《從文化學立場所見的中國文化及其改造》一文中，就鄭重地說：

佛教的僧伽制度，本為平等個人和合清眾的集團，但到中國亦成中層家族的大寺院及下層家族的小庵堂；只有家族的派傳，無復和合的清眾。此可見家族化之普及與深入。

佛教本是反家族的或非家族的，但傳入中國後，就很快地中國化。（中略）超度七世父母的盂蘭盆會，在一般人意識中，是佛教的最大典禮。至於與家族無關的佛學奧義，並非一般信仰所在。把一種反家族的外來宗教，亦變成維持家族的一種助力。（見《智慧周刊》第四期《時代的悲哀》一文）

中國一直是一個沒有經過產業革命的農業社會；中國傳統的風教禮俗，無疑地自要與它相適應。尤其有見於二千年文化頗少變革，更不難推想其間（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之間）相互適應已達於高度，上下左右扣合緊密。但我們沒有理由可以遽行論斷一切中國風教禮俗，就為這種經濟所決定而形成。相反地，說不定中國生產工具生產方法二千餘年之久而不得前進於產業革命，卻正為受了其風教禮俗的影響。——此層隨後可以談到。

文化之形成，既非一元的，非機械的，因此所以各處文化便各有其個性。日本關榮吉著《文化社會學》一書，其全書的主張和立場，就是要以國民性、階級性、時代性，去理解各個類型文化，而後於人類文化乃可得其正確的理解。我此處所云個性，蓋相當於他所說之國民性。在他書內，曾就近代文化中之德謨克拉西，而指證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蘇聯人之間如何如何不相同。。此即他所謂國民性，我所謂個性之表見。請看今天戰後世界，哪一國家不厭倦戰爭，誰個民族不相信民主？而卒之難得和合，深感齟齬，豈不為彼此文化間差異為之梗。而此文化差異，並不是文化程度問題，卻是在文化個性上。關氏又指出此文化國民性之形成，其原於自然環境者固有之，但不足十分重視。譬如四面受海的包圍，是英國和日本之所同；但當英國早已在海上稱霸，而日本則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還未開海禁。m.hetubook.com.com

米勒利爾（F. MullerLyer）《社會進化史》上說「文化的原動力，顯然在人的自身」。這因為文化中之一切，罔非出於人的發明與創造。而發明呢，經他臚陳許多事例之後，他結束說：

三、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之下，卻找到相同的制度及思想。

他又說「人的發明天才，不過就是其遊戲本能。」我早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亦曾說過：「文化這東西，點點俱是天才的創作，偶然的奇想；只有前後左右的緣，而沒有因。」但我們初不否認必要與人之發明創造大有關係。和_圖_書必要會吸引人的注意力，讓這地方可有較多發明創造的機會；它又可以使那些似不相干的發明創造引用到這地方來而發揚之，不致被湮沒掉。這都是許多發明創造往往隨著必要而來的原故。

卻是我們不要以為文化就是應於人們生活所必要而來的——這是第一。必要亦不是客觀的——這是第二。更不可把必要局限在經濟這範圍——這是第三。一切機械觀所犯錯誤大抵不出此三點。明白這負面的三句話，而後再理會其正面原有的關係，自不落於機械觀。方為善巧。

我深信中國的家族倫理，實在是使我們停留在農業生產，不能迅速地進入資本主義生產之唯一關鍵。（見黃著《文化學論文集》第一百八十一頁）

任何一處文化，都自具個性；惟個性之強度則不等耳。中國文化的個性特強，前於第一章已經陳說。中國人的家之特見重要，正是中國文化特強的個性之一種表現，而非第為生產家庭化之結果，自亦非生產家庭化的社會之通例，如馮先生所謂「共相」者。日本稻葉君山曾有如下的話：

社會進化之初，社會一切生活與經濟全然結合。（下略）社會進化漸高，社會行動便漸漸獨立發達，放射線漸漸遠離中心而行。要之，社會生活所造成之社會行動，很像一把梯子，其最下級全由直接生活的生產而成。升到高級，則經濟的勞動對於各種社會行動之整體，其任務即漸漸減弱。因為滿足高等慾望之行動，不大靠著經濟的勞動。所以高等社會行動即有脫離經濟而獨立的意義，而不能認為受經濟支配的產物ｈｔｔps://m•ｈetubooｋ.ｃｏｍ.ｃｏm，或是經濟單純的反射。歷史之進步，其意義正是人類的精神化之進步；是人類生活重心點，由維持下等生活之慾望，而移於高等精神之慾望。

黃先生又引人類學權威鮑亞士（Franz Boas）的話，指出「經濟條件無疑地比地理條件與文化間之關係較密切，因為經濟即構成文化之一部分；然它不是唯一決定者，它一方決定，一方被決定」。就在馬克思、恩格斯，雖創為唯物史觀，其持論亦並不如流俗所傳那樣。根據恩格斯給布洛赫的信（一八九〇年九月），即明白指斥如以經濟為唯一決定因素即屬荒唐；而肯定經濟雖為根基，但其上層建築如政治宗教等一切，亦同樣地在歷史過程中，有著他們的作用；而且亦影響於經濟，有著一種交互作用。——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彼此間意見亦無甚不同。

我們無論從哪方面考察發明的歷史，都可以知道發明顯然不是因為必要才有的。必要可以強迫人勤勞，但要閒暇才可以引起人的發明，發明不是像訂貨物一樣，可以預定的。

保護中國民族的唯一障壁，是其家族制度。這制度支持力之堅固，恐怕萬里長城也比不上。一般學者都說古代羅馬的家族制度精神之覆滅，是基督教侵入羅馬之結果。但中國自唐代有奈思特留斯派（景教）傳入以來，中經明清兩代之傳教以訖於今，所受基督教影響不為不久，其家族制度卻依然不變。且反轉而有使基督教徒家族化之傾向。佛教在中國有更長久之歷史；但謂佛教已降服於此家族制度之下，亦不為過。此真世界一大奇蹟！我們說中國和歐美社會之間橫劃著一鴻溝，全不外這些事實。再從太虛法師的文章裏，又可證實了上面關於佛教一部分的話：hetubook.com.com

經濟不止無片面決定力，而且其勢力將隨著歷史發展而漸減。我們可引杜根？巴蘭努夫斯基（Tugan Bananousk）的話於下：

照黃先生的話，則中國所以沒有產業革命不能生產社會化者，正在此。那就是說：中國家族制度實在決定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命運，乃至中國整個文化的命運！這話是否足為定論，今且不談。總之，中國人的家是極其特殊的，從我的引證這許多話裏可以看出了。馮先生把它看成平常事，看成是產業革命前各處的通例，那一面是昧於本國文化，一面並且弄錯了外國歷史。

經濟為人生基本之事，誰亦莫能外，則在全部文化中其影響勢之大，自不難想見。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而家庭制度不得不變。固亦人所共見之事實。但仍不能說它在文化中片面具有決定力。霍布浩士（L.T. Hobhouse）著《簡單民族中的物質文化與社會制度》一書，曾想設法求出社會制度和物質文化間的相關係數來，結果是相關係數並不大。民族學上的材料，顯出文化的各部間可以有各種不同配合，其例不勝枚舉。黃文山先生在其文化學（culturology）建設論中，引有吳景超先生的三句話：和*圖*書

一、同樣的生產方式，在不同時間與空間內，與不同的制度及思想並存；

二、文化中別的部分有變動，而在其先找不到生產方式有何變動；

費孝通譯W.F. Ogburn著《社會變遷》一書上說：文化中有幾部分相互間有密切關聯，亦有幾部分較為獨立些。「非物質文化」中比較密切適應於物質文化之一部分，可抽出來稱之為「適應文化」（adaptive culture）。當物質文化變遷時，它應即隨之而變。但其變遷亦不一定能同時，有的時候落後甚久。且此種落後，正可說是一現代問題。——這又是從另一面來說了。然而其告訴不要作機械的看法則無不同。

還有史學家雷海宗教授亦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