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於必要時，隨有軒輊，伸縮自如。

我舊著於此，曾說「倫理關係即表示一種義務關係；一個人似不為其自己而存在，乃彷彿互為他人而存在者。」今見張東蓀先生《理性與民主》一書第三章，論人性與人格，恰有同樣的話：

團體權力與個人自由，在西洋為自古訖今之一大問題，難於解決。平心而論，各有各理，固執一偏，皆有所失。最合理想的解決，是這樣：

張先生還有一段話，足以印證上面我的說話：

一、平常時候，維持均衡，不落一偏；

中國人的神情，總是從容不迫。這自然是農業社會與工商業社會不同處。然而一個人在家裏較之在團體組織中，亦是不同的。就在這寬鬆自然不甚經意的家人父子生活中，讓人的情感發露流行。同時又以其為職業社會之故，在實際生活上使得這一家人相依為命（後詳），於是其情感更深相纏結。擴演之結果，倫理的社會就是重情誼的社會。反之，在中國社會處處見彼此相與之情者，在西洋社會卻處處見出人與人相對之勢。非唯人民與其政府相對，勞工與其業主相對，甚至夫婦兩性亦且相對，然此自是西方文化成熟後之情形；溯其來源，皆甚遠。西方且另談。中國之所以走上此路，蓋不免有古聖人之一種安排在內，非是由宗法社會自然演成。

這即是說：中國之以倫理組織社會，最初是有眼光的人看出人類真切美善的感情，發端在家庭，培養在家庭。他一面特為提掇出來，時時點醒給人——此即「孝弟」、「慈愛」、「友恭」ｈｔtｐs://ｍ.hetｕｂoｏk•cｏｍ.cｏｍ等。一面則取義於家庭之結構，以製作社會之結構——此即所謂倫理。於此，我們必須指出：人在情感中，恆只見對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慾望中，卻只知為我而顧不到對方。前者如：慈母每為兒女而忘身；孝子亦每為其親而忘身。夫婦間、兄弟間、朋友間，凡感情厚的必處處為對方設想，唸唸以對方為重，而把自己放得很輕。所謂「因情而有義」之義，正從對方關係演來，不從自己立場出發。後者之例，則如人為口腹之慾，不免置魚肉於刀俎；狎妓者不復顧及婦女人格，皆是。人間一切問題，莫不起自後者——為我而不顧人；而前者——因情而有義——實為人類社會凝聚和合之所託。古人看到此點，知道孝弟等肫厚的情感要提倡。更要者，就是把社會中的人各就其關係，排定其彼此之名分地位，而指明相互間應有之情與義，要他們時時顧名思義。主持風教者，則提挈其情，即所以督責其義。如古書所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是，社會自然鞏固，一切事可循軌而行。此種安排提倡，似不出一人之手，亦非一時之功。舉其代表人物，自是周公孔子。

此外則費孝通教授最近在倫敦經濟學院，一篇《現代中國社會變遷之文化癥結》講演，向英國人以他們的sportsmanship比喻中國的社會結構，其意見亦足相印證。此不具引。

前曾說，在社會與個人相互關係上，把重點放在個人者，是謂個人本位；同在此關係上，把重點放在社會者，是謂社會本位。誠然，中國之倫理只看見此一人與彼一人之相互關係，而忽ｈeｔｕｂooｋ•com.cｏｍ視社會與個人相互間的關係。——這是由於他缺乏集團生活，勢不可免之缺點。但他所發揮互以對方為重之理，卻是一大貢獻。這就是，不把重點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從乎其關係，彼此相交換；其重點實在放在關係上了。倫理本位者，關係本位也。非唯鞏固了關係，而且輕重得其均衡不落一偏。若以此理應用於社會與個人之間，豈不甚妙！

在中國沒有個人觀念；一個中國人似不為其自己而存在。然在西洋，則正好相反了。張先生書中，把西洋個人觀念之淵源，從希臘文化、希伯來文化、羅馬法等等說起，極有學術價值。但我們先不說那樣遠。我只指出它是近代產物，打從中古西洋人生之反動而來。誰都知道，西洋近代潮流主要在「個人之覺醒」。促使「個人之覺醒」者，有二：第一，是西洋中古基督教禁慾主義逼著它起反動，就爆發出來近代之慾望本位的人生；肯定了慾望，就肯定個人。第二，是西洋中古過強的集團生活逼著它起反動，反動起來的當然就是個人了。一面有慾望之抬頭，一面個人又受不了那過分干涉；兩面合起來，不是就產生人權自由之說了嗎？近代以來，所謂「個人本位的社會」，即由這樣對中古革命而出現於世。在社會組織上是個人本位；到法律上，就形著為權利本位的法律。於是在中國彌天漫地是義務觀念者，在西洋世界上卻活躍著權利觀念了。在中國幾乎看不見有自己，在西洋恰是自己本位，或自我中心。——這真是很好的一種對映。

權利一詞，是近數十年之舶來品，譯自英文rights。論其字之本義，為「正當合理」，與吾人之所尚初無不合。但有根本相異者，即它不出於對方之認許，和*圖*書或第三方面之一般公認，而是由自己說出。例如子女享受父母之教養供給，誰說不是應當的？但如子女對父母說「這是我的權利」，「你應該養活我；你要給我相當教育費」——便大大不合中國味道。假如父母對子女說「我應當養活你們到長大」；「我應給你們相當教育」；——這便合味道了。就是父母對子女而主張自己權利，亦一樣不合。不過沿著自幼小教導子女而來的習慣，父母責子女以孝養，聽著好像不如是之不順耳而已。其他各種關係，一切準此可知。要之，各人盡自己義務為先；權利則待對方賦與，莫自己主張。這是中國倫理社會所準據之理念。而就在彼此各盡其義務時，彼此權利自在其中；並沒有漏掉，亦沒有遲延。事實不改，而精神卻變了。自第一次大戰後，世界風氣亦有許多轉變，卻總沒有轉變到如此。他們一種轉變是：個人對於國家，當初只希望它不干涉者，此時轉而希望它能積極負責。於是許多國家的新憲法（一九一九年德憲為其代表），於人民消極性權利之外，多規定些積極性權利，類如什麼生存權、要工作權、受教育權等等。又一種轉變是：社會本位思想抬頭了，國家要採干涉主義，加重人民的義務。於是新憲法又添上：如何運用財產亦是人民的義務，如何受教育亦是人民的義務，如何工作亦是人民的義務，乃至選舉投票亦是人民的義務，國家得從而強制之。這兩種轉變，顯然都是出於一個趨勢，就是國家這一團體愈來愈見重要。雖是一個趨勢，而因為說話立場不同，有時站在這面，有時站在那面，卻不免矛盾起來。其所以起矛盾者，即為兩面各自主張其權利，而互以義務課於對方。若以我們倫理眼光來看，在國家一面，要和圖書把選舉認為是國民的權利而尊重之，而以實行公開選舉為國家必踐之義務。在國民一面，則承認國家有權召集我們投票，承認投票是我們的義務而履行之。其他準此推之，無不迎刃而解。試問還有什麼分歧，還有什麼矛盾呢？但習慣於自我中心的西方人，則不會這樣想這樣說。他或者就為個人設想，為個人說話——他若是個人本位主義者，便如此。他或者就為國家設想，為國家說話——他若是團體本位主義者，便如此。

我嘗說，中國的社會組織是一個大家庭又套著多層的無數小家庭。可以說是一個「家庭的層系」（hierarchical system of families）所謂君就是一國之父，臣就是國君之子。在這樣層系組織之社會中，沒有「個人」觀念。所有的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就是臣。不是夫，就是婦。不是兄，就是弟。中國的五倫就是中國社會組織；離了五倫別無組織，把個人編入這樣層系組織中，使其居於一定之地位，而課以那個地位所應盡的責任。如為父則有父職，為子則有子職。為臣則應盡臣職，為君亦然。（中略）在一個家庭中，不僅男女有別是出於生理，即長幼之分亦成於天然。用這種天然的區別來反映在社會的組織上，則社會便變由各種不同的人們配合而成的了。（見張著《理性與民主》第八頁）

倫理社會所貴者，一言以蔽之曰：尊重對方。何謂好父親？常以兒子為重的，就是好父親。何謂好兒子？常以父親為重的，就是好兒子。何謂好哥哥？常弟弟為重的，就是好哥哥。何謂好弟弟？常哥哥為重的，就是好弟弟。客人來了，能以客人為重的，就是好主人。客人又能顧念到主人，不為自己打算而為主人打算，就是https://www.hetubook.com.com好客人。一切都這樣。所謂倫理者無他義，就是要人認清楚人生相關係之理，而於彼此相關係中，互以對方為重而已。

但有何方法能達成這理想呢？如果說：「兩邊都不要偏，我們要一個均衡！」則只是一句空話，不著邊際，說了等於不說。如要有所指示，使人得所循守，而又不偏到一邊去，那只有根據倫理，指示站在團體一面必尊重個人，而站在個人一面，則應以團體為重。此外更無他道。其實從現在看來，當初要確定「個人本位」，或要確定「團體本位」，都是錯的。根本不應當定一客觀標準令人循從。話應當看是誰說的，離開說話的人，不能有一句話。標準是隨人的，沒有一個絕對標準，此即所謂相對論。相對論是真理，是天下最通達的道理。中國倫理思想，就是一個相對論。兩方互以對方為重，才能產生均衡。而由於不呆板地以團體為重，亦不呆板地以上個人為重，而是一活道理，於必要時自能隨其所需而伸縮。——一個難題，圓滿解決。

在中國思想上，所有傳統的態度總是不承認個體的獨立性，總是把個人認做「依存者」（depending being），不是指其生存必須依靠於他人而言，乃是說其生活在世必須盡一種責任，無異為了這個責任而生。

此其相異，於中西日常禮儀上即可看出。如西洋人宴客，自己坐在正中，客人反在他的兩旁。尊貴的客人，近在左右手；其他客人便愈去愈遠。宴後如或拍影，數十百人皆為自己作陪襯，亦復如是。中國則客來必請上座，自己在下面相陪，宴席之間，貴客高居上座離主人最遠；其近在左右手者，不過是末座陪賓了。尋其意味，我則尊敬對方，謙卑自處；西洋則自我中心，示其親暱。——這完全是兩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