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不遵乎理性而行，在人群中不會沒有問題的。彼此以力對力，便容易演慘劇而大家受禍。此時只有盡可能喚起人們的理性——從狹義的到廣義的——使各方面自己有點節制。誰來喚起？這就是士人居間來作此工夫了。理性漸啟之中國民族，當它還不能出現一個理性居於最高以指導權力的局面，就只有落到如此。君主權力自為最高，但最好不與民眾直接見面。蓋在事實上，君主越多用權力，自己越不易安穩，實不如施溫情，興教化，以理性示人。在民眾則大體上原無所需於權力，而只希望它不擾民，卻亦要各人孝弟勤儉，無問題發生而後免於權力干涉之擾。士人於是就居間對雙方作功夫：對君主則時常警覺規諫他，要約束自ｈttps://ｗｗw.hｅtuboｏｋ•cｏm.ｃoｍ己少用權力，而曉得恤民。對民眾則時常教訓他們，要忠君敬長，敦厚情誼，各安本分。大要總是抬出倫理之大道理來，喚起雙方理性，責成自盡其應盡之義，同時指點雙方，各自走你們自己最合算最穩安之路罷！這樣就適合了大家需要，而避免其彼此間之衝突。不然的話，君主發威，老百姓固然受不了，老百姓揭竿而起，君位亦難保險。

君主←士人→民眾

照中國原來理想，君就是師，所以說「作之君，作之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政就是正，「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不必再說政教合一。但事實難如理想，君師未必一致，則ｈｔｔps://m.hｅtuｂooｋ.cｏｍ•ｃom爭著不要權勢壓倒理性才好。於是有人爵天爵之論（見《孟子》），有士貴王貴之辯（見《國策》），而士人立志就要為「王者師」。

按之歷史實情，社會秩序最後既然仍不能無藉於王權，是不可免也，君主還是居於最高。於是士人只有轉居於君主與民眾之間，以為調節緩衝。彷彿如下圖：

道德、禮俗、教化，是展轉循環互為影響，三者無一定先後之序，而有貫乎其中者，則理性是已。理性，寬泛言之，就是人們的心思作用，狹義則指人心所有之情義（詳第七章）。道德之自覺自律，捨心思作用則無可能，捨情義之感則不能生動有力。禮俗當其既成，在普通人未必還有多少自覺，又隱然有和*圖*書其威力，在普通人似亦難語於自律。然論其所由形成，則固自有其為社會眾人所共喻共信者在，這便是理性了。而況它不同乎一般隨附於宗教之禮俗，原受啟發於孔子一學派呢（見第六章）。至於教化之在啟發理性，又不待言。雖在統治者之提倡，未必全為了啟發理性，而不免別有用心。士人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供其利用，亦是有的。然中國士人與西洋教士不同，他們沒有教會教區那樣組織系統，亦沒有教堂那樣正式宣教機關，更沒有宗教那樣經常定期的集會，以至種種。他們零散在民間，只是各自隨意應機以發揮其所學而已，這就難得控制利用。

師（士人）之下有君主與眾人（士人亦在內）。

士人就是不斷向這兩面作功夫，以安大局。究竟和*圖*書理性喚起到怎樣，且不說它，但彼此消極忍耐，向裏用力，卻幾乎養成了中國人第二天性。孟德斯鳩說「其民為氣柔而為志遜」，信乎不差。淺見之人，誤以為這是專制帝王所施壓力之結果。其實他不曉得自然定律，壓力必引生抗力，倒不會有此結果的。

中國舊日社會秩序之維持，不假強制而寧依自力，已如上述。然強制雖則少用，教化卻不可少。自來中國政府是消極於政治而積極於教化的，強制所以少用，蓋在缺乏階級以為操用武力之主體，教化所以必要，則在啟發理性，培植禮俗，而引生自力。這就是士人之事了。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見敬重於社會者，正為他「讀書明理」，主持風教，給眾人作表率。有了他，社會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夫然後，若農m.ｈｅｔｕｂook.coｍ•cｏｍ、若工、若商始是安其居樂其業。他雖不事生產，而在社會上卻有其絕大功用。

相反地，我們且可見出。在傳統思想中，是要以統治者所握有之權力依從於士人所代表之理性的。固然，在事實上儘未必能如此，但權力卻更不能包辦了理性。在昔士人已見尊於社會，士人而為師（實行其代表理性而施教化之職分），更是最高不過。《禮記》上說，「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本來文武百官，皆要北面朝君，而君則南面而王。然當他遇著他的師，卻還要北面事師，而師則南面。像西洋中古要抬出上帝來壓王權，這裏卻不用。這裏則是「師嚴而後道尊」，明夫理性不可屈於權勢也。——意在為了你自己的必要，非為旁的。試表之如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