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除蒙古西藏和一些未曾漢化之回族，只是在中國這個政治的大單位內，還沒有融合到文化的大單位裏，暫時不說外，其餘可說早已融合為一體，而不可分了。秦漢是此融合統一之初果，先秦戰國還正在費力以求融合之時。中國之文化統一的大單位，原出現於各個政治統一的小單位之後，原是由分而合的。即我們戰國七雄，正相當於西洋近代國家之所謂列強。可注意的是：我們由分而合，他們卻由合而分。我們從政治到文化，他們卻從文化到政治。我們從國家進為天下，他們卻從天下轉回國家。

（二）中古以前，基督教出世傾向特著，一旦人們由禁慾思想翻轉到逐求現世幸福之近代人生，其何能不有變動分裂發生？然在孔子自始即以鄭重現世人生為教，便又沒有這問題。

當此社會構造形成，其形勢信有如上文所借用之古語：「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士人不過是從乎其形勢上之必要，而各為之指點提醒。天子果能應於此必要，而盡他兢兢業業以自維持其運祚之道；士農工商四民亦各能在其倫理上自盡其道，在職業上自奔前程。那確乎誰亦不礙誰的事，互相配合起來，社會構造見其妙用，一切關係良好，就成了治世。此治世有西洋中古社會以至近代社會所不能比之寬舒自由安靜幸福。反之，天子而不能應此必要，以自盡其道，四民亦不能；那天子便礙了庶人的事，庶人亦礙了天子的事，種種方面互相妨礙。於是社會構造失其妙用，關係破裂，就成了亂世。此亂世，迫害雜來，紛擾騷亂，不同於階級革命有其一定之要求方向，及其劃然之壁壘分別。「治世」「亂世」是我們舊有名詞，用在中國歷史上切當的，於西洋歷史卻顯然不洽。本章和上幾章所說的，社會構造如何，社會秩序如何，即是說它的治道和治世之情形。至於亂世及其所以亂者，則將在下章言之。治世和亂世亦只是相對的，難於截然劃開。然治道得顯其用，以成治世，或治道寖衰而入亂世，其一進一退之間，有心人未嘗不覺察分明。

張東蓀先生嘗論西洋文化之所以不斷進步，正在其有此互相衝突之二元。我深承認之。然須知何以有一元，何以有二元？若謂歷史遭際如此，便欠思索。設非中國古人於人類生命深處有所見，而深植其根本，則偌大空間偌長時間，七個八個元亦出來了，豈容你一元到底！反之，二元歧出者，正是在淺處植基，未得其通之之道也。又論者群指自儒術定於一尊，而中國遂絕進步之機；我亦不持異議。然須知自來宗教上之不能容忍，思想之每趨於統制，並非全出於人類的愚蠢。一半亦是社會自然要求如此。必要在人生價值判斷上有其共同點，而後才能成社會而共生活。大一統的局面出現以後，嚮之各方自為風氣者，乃形見其不同。為了應付大局需要，其勢不能無所宗主。董仲舒對策，一則曰「上無以持一統，下又不知所守」，再則曰「然後統紀可一，民知所從」。明明就是這一呼求。天下事原來顧到這邊，便顧不到那邊。和-圖-書

論起來，具體的禮俗制度為一時一地之產物，極有其時代性和地域性，似不能徑以孔子所不及知之後世制作，屬諸孔子。況且近二千餘年局面之開出，在秦；而壞封建以開新局者，明明是戰國時那些功利派，那些法家之所為，何曾是儒家？相反地，儒家之王道思想迂緩作風，從商鞅變法一直到秦並天下，原是被拋棄的。然須知秦運短促正在於此。就在一般對秦詛咒之下而漢興；漢興，懲秦之弊，不能不資乎黃老清靜儒術敦厚以為治。當時思潮和風氣，亦早從戰國時之傾向而翻轉過來。到漢武帝黜百家而崇儒術，只不過把它又明朗化而已。儒術自漢而定於一尊，成為中國思想之正統，漢室運祚亦以此綿遠，不同於秦。是故開出此大一統之局者，不是儒家，而穩定此大一統之局者，則是儒家。事情雖不自它發之，卻待它來收功。此後二千年便再不能捨儒者和儒術而求治。夏曾佑先生在其《中國古代史》上說：「孔子一身，直為中國政教之原，中國歷史，孔子一人之歷史而已。」好像言之大過，卻亦不是隨便亂道。和_圖_書

（五）當時拉丁文全是藉著基督教會而得通行，為其文化統一形成之一助。然只是通行在上層，於一般人不親切，不實際。及至宗教革命，肯定了現世人生，人們興味態度大變，各種語文及其文學，隨而抬頭。民族自覺自此發生，民族感情由此濃厚。作為精神維繫之中心的，就不再是出世宗教，而轉移到民族國家。拉丁文字亦隨之代謝。文化統一的大單位，至此乃分裂為好多政治統一的小單位。然中國自有所謂「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以來，全國文字卻始終統一。此蓋由中國文字以形體符號為主，不由拼音而成。儘管各地方音不同，而不礙文字之統一。儘管古今字體音韻有些改變，隔閡亦不大。其結果，且可使此文化統一的寬度繼續加寬（推廣到鄰邦外族亦用中國文字），深度繼續加深（文學情趣、歷史記憶、禮俗傳習，皆濡染益深）。分裂問題不止未曾有過，恐怕是永不會發生。

（一）西歐（歐洲的大半部）當中古時，藉著基督教和拉丁文，形成一種文化統一的大單位，與中國當漢以後統一於孔子的倫理教化和中國文字，頗可相比。

這只是朝廷取士不復用百家言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到後世彷彿變成了宗教一樣，則又經過好多年代，漸漸而來的。試問似此浸潤深入以漸達於文化統一，豈是他處所有？又誰能分裂它？

（三）當時基督教會，上從羅馬教廷下至各教區，不唯時常干預各政治單位的事，抑且其自身構成一大組織系統，亦彷彿就是一種統治。所以其統一是文化的，而又不僅止於文化。中國在一面是文化統一的大單位時，一面亦常常就是政治統一的大單位，即以天下而兼國家。

且基督教之在西洋，更有不同乎儒家之在中國者。中國文化是一和圖書元的，孔子述古，即已集大成。西洋文化淵源有二。希伯來宗教而外，更有希臘羅馬之學術法律。正唯前者不足以涵容消化後者，故基督教天下卒為民族國家所起而代。中古文化與近代文化之交替，實即壓抑在基督教下之希臘羅馬精神之復活。到今天來，社會秩序全依託於權利本位的法律，與基督教已無何相干。國家意識高漲，而天下襟懷不足。面對著「非和平即毀滅」之人類前途，是否還得有希伯來精神再起，實未敢知。

（四）但此基督教文化的統一，卒告分裂，而出現了近代西洋各民族國家。於是國家觀念乃代天下觀念而興。人們不再統一於文化，而各求其政治之統一。這在中國卻不同了。中國之文化統一始終沒發生問題，因此亦就始終不改其天下觀念。政治上即有時陷於分裂，總看做非正常。如西洋「各求其政治統一」者，曾未有之。

（一）凡古代宗教所不能免之神話迷信獨斷固執，基督教都有。當人的知識日進，頭腦日見明利，其信仰自必動搖失墜。儒家本非宗教，完全信賴人類自己，而務為理性之啟發，固宜無問題也。

所謂治道何指呢？放寬說，即指此全部社會構造（特殊政治制度在內），及一切所以維繫而運用之者。簡單扼要說，則「修身為本」（或向裏用力之人生）一句話，亦未嘗不可以盡之。而語其根本，則在人類的理性。因為這一切不外當初啟發了一點理性，在處處為事實所限之中，勉強發展出來的規模條理，還待理性時時充實它，而後它才有生命。再則，我們徑不妨說，此治道即是孔子之道。試看它在過去之得以顯其用，而成治世者，不都是靠孔子之徒——士人——在那裏作功夫嗎？

中國文化以周孔種其因，至秦漢收其果，幾於有一成不變之觀。周孔種其因，是種封建解體之因，是種國家融化在社會裏面之因。秦漢收其果，是一面收融解融化之果，還一面在種種問題上收融合統一之果。所謂一成不變之觀，即從此中國便是天下（社會）而兼國家的，從此便是以儒家為治道之本而攝取法家在內的。秦漢後的中國，政治上分裂雖不盡免，卻不再有「各求其政治統一」之事，如西洋各民族國家者。一則為中國人差不多已經同化融m.ｈｅtubｏｏｋ•coｍ•cｏm合到一處，沒有各別民族之可言，更為此文化之所陶鑄，階級消納於倫理，國家隱沒於社會，人們定然要合不要分。分則角力，而國家顯露；合則政治乃可消極，而國家隱沒也。自這民族融合文化統一的大社會來說，合則為治世，為天下太平，分亦就是亂世了。三千年來我們一貫精神是向著「社會」走，不是向著「國家」走。向著國家走，即為一種逆轉。然國家實為人類歷史所必經。於是二千年來局面，既介於封建國家與資本國家之間，更出入乎社會與國家之間。社會組織啟導於儒家，儒家所以為其治道之本者在此。而法家則所以適應乎國家之需要也。假如不是近百年突被捲入國際競爭漩渦，被迫向著國家走，我們或仍抱天下意識如故，從乎其二千年所以為治者如故。

（二）中國人意識上，彷彿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當時西洋人在他們文化統一的大單位內，恰亦同我們一樣。像近代國家之政治的統一，和近代人之國家觀念，尚未形成，而當時封建的各政治單位，原都被籠罩在文化統一的大單位下也。

事情自然沒有那樣簡單。旁人可以詰問：漢初法制率因於秦，而思想作風又取黃老，豈得以一儒家概之？二千多年歷史不須細數，總之應該說，儒家、道家、法家（甚至還要加上佛家）雜糅並存，方合乎事實，須知這其間原有一大矛盾在：儒家本赴思想，而法家則依據於現實。理想上，人與人之間最好一於理而不以力。這末後，原是可以有此一天的。但理想達到之前，卻總不免力量決定一切，此即謂之現實。儒家總要喚起人類理性，中國社會因之走入倫理，而遠於集團，彷彿有捨力用理之可能。於是他更不肯放棄其理想。但在現實上，力固不能廢，而且用來最有效。法家有見於此，如何不有他的一套主張。不獨在戰國角力之世，他最當時，天下一統之後，中國儘管不像國家，政刑亦還是有其必要。二千年來儒家法家相濟為用，自屬當然。至道家，又不過介於其間的一種和緩調劑作用。單純道家，單純法家，乃至單純儒家，只可於思想上見之，實際政治上都不存在。按之歷史，他們多半是一張一弛，一賓一主，遞換而不常。然其間儒家自是居於根本地位，以攝取hｔｔｐs://m.ｈeｔubｏok•cｏm.com其餘二者。不止實際政治如此，即在政治思想上亦復如此。此無他，就為此時中國已是融國家於社會，自必攝法律於禮俗也。近二千年儒家之地位，完全決定於此社會構造社會秩序逐漸形成之時，不是漢儒們所能爭取得來，更不是任何一個皇帝一經他主張，便能從此確定不移的。

這種相反，正為這種相比原不十分相合之故。不合之一根本點，就在以孔子倫理比基督教。二者所以被取來相比，蓋為其對於人群同有指導人生價值判斷之功用，各居於一文化中心而為之主。又同樣標舉理想，而放眼到世界（天下觀念本此）。但他們本質不同：其一指向於個人道德，其一卻是集團的宗教。雖同可以造成社會秩序，而一則啟發其心，一則偏乎外鑠，深淺迥異。基督教天下之出現，若從其創教說起，真不知經過多少流血鬥爭。蓋凡宗教信仰，信其一為真，則其餘必假。是以「基督教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壇為滿足，必進而摧毀異教之祭壇」。但儒家在中國之定於一尊，卻由時勢推移，慢慢演成，及其揭曉，不過輕描淡寫之一筆。如史書所載：

說到這裏，我們便可以解答這一問題：為什麼西洋在中古基督教天下之後，出現了近代民族國家，而中國卻總介乎天下與國家之間，二千年如一日呢？此問題之被覺察而提出，是最近之事。在發問者，是把民族國家認做進步的東西，歎恨於中國之未成國家，而亟問其幾時才得成一個國家。究竟孰為進步，不忙較量，我們且把中西作一對照：

（四）引發西洋之宗教革命的，實為其教會教廷之腐化墮落。在事實上，這一點影響最大，假如沒有這一點，則前三點可能不暴露其短。而在中國卻又不發生這問題。

（漢武帝）建元元年丞相（趙）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三）儒家本非宗教，所以無所謂在教與否，亦沒有教會之組織機構，其統一不在形式上。基督教與此相反。它有組織，便有分裂，它有形式，便有破壞。而此無拘束無形式的東西卻分裂無從分裂起，破壞無從破壞起。

於是就要追問：為什麼西洋基督教文化的統一，不免於分裂，而中國文化的統一卻二千年如一日呢？此其故，約言之有五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