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看出，戰爭與其他事物之間存在普遍聯繫。有關「五事七計」的戰略要素以及「度、量、數、稱、勝」的作戰容量等見解，就是按照事物的相互聯繫來研究戰爭的。因此，很自然地，他要求從總體上、從正反兩方面審察實戰情況，提出了「必雜於利害」的兩點論觀點。所謂「雜於利而務可信，雜於害而患可解」，就是指事物相互依存，其利害兩方面相互關聯：在一定條件下，利害關係向對立面轉化。此兩點論，也就是他認識和解決戰爭過程中各種矛盾的根本方法。孫子又說：「兵無成勢，無恆形。」他認為沒有一成不變的用兵方式，而主張機動靈活地變換戰術，這一觀點在書中有全面的論述。在認識到事物之間聯繫而轉變的思想基礎上，孫子從戰爭領域的各個層面上，提出了一系列對立而統一的矛盾範疇，形成了理論上相當成熟的軍事範疇體系。舉其要者，有虛實、奇正、迂直、分合、形名、動靜、險易、勞佚、剛柔、強弱、眾寡、常變、主客、治亂、勇怯、賞罰等等，而組成此範辯證法所達到的高度，也就是當時時代精神所能達到的高度。孫子書所體現的辯證思維方式，實際上趕出了特殊的戰爭領域，而具有一般的哲學意義。所以，我們說孫子理論是我國古代哲學的源頭之一，它成為影響後世的一種很重要的傳統思想。

立足在知彼知己的基礎上，積極地去調動、牽制和支配敵人，掌握戰爭的主動權，盡量避免被動，這就是「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內容。爭取主動，避免被動，乃是軍隊的命脈所在。而能不能取得主動地位，要著重看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因為軍力的客觀狀況，並不直接等於主動權，那種錯誤的作戰指揮，通常是把軍事優勢變為劣勢的主要原因。孫子從戰略上論述了主動地位的把握問題，他仍然是突出一個「先」字，諸如「先持不可勝」、「先奪其所愛」、「先至而得天下之眾」、「先處戰地而待敵」等等，都是爭取先機之利、逼使敵人聽從調動的原則的具體運用。

作為一部兵學論著，那種抽象形式的思辨性辯論，並不是孫子書的特點。此書是對於戰爭實踐經驗的理性概括，它善於從紛繁複雜的現象中，去發現事物存在的本質，去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書中總結的戰爭經驗，大多不是直觀經驗，它的理論所包含的辯證法因素，代表著當時人們深層思維的成果，其中有不少於今仍是值得借鑒的合理觀點。

這裡的「五事」是講：道、天、地、將、法。所謂「道」：是指政治，是講戰爭的政治基礎。即民心的向背問題，要以清明的政治使得人民和國家、國君的思想一致。二是「天」：指的是天文氣象，即天氣的陰、晴、風、雨、晦、明和四季寒來暑往的季節變化，對戰爭的制約條件。三是「地」：指地利而言，包括地理形勢，戰爭地理環境的遠近、險易、廣狹，是否利於攻守或進退的自然條件。四是「將」：指將帥的專業才能和領導特質，五是「法」：指出軍隊的軍紀和素質體現出戰鬥力的水準高低，及軍隊組織編制，將帥的權責區分，物資的和*圖*書供應和管理制度等。孫子所列的「五事」，確是古代戰爭的最基本的因素，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條件。

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首先是體現著人道原則的政治主張。戰爭作為政治的繼續，自然具有政治屬性，要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是不能單純靠暴力手段的。這一點，十三篇中的表述並非停留在感性直觀上。歷史上，人們達到對「不戰而勝」的理性自覺，其源頭實發軔於孫子的謀略。孫子認為，只有突出「伐謀」、「伐交」在戰略決策中的優先地位，綜合運用政治、外交和武力威懾等鬥爭手段，迫使敵國放棄戰爭政策，迫使敵軍屈服歸順，把戰爭的破壞力減少到最低限度，才能「兵不頓，而利可全」，實現「自保而全勝」的大好局面。書中具體論述了一系列「屈諸侯」的「非戰」（非暴力）手段，指出以「謀攻之法」制止戰爭爆發，是比「百戰百勝」更高一籌的勝利。這種勝利，雖然一時「無奇、無名、無功」，但卻是決策者的最佳選擇和善戰者的最高標準。

孫子兵法的結構是極其複雜，而又自成體系、內容豐富的一幅相互交織、相互聯繫的戰略軍事書卷。全書十三篇從各個方面，呈現出綜合連貫、前呼後應、左右對應、融匯於一的格局。我們從上述的結構圖示中可看出他的獨具一格的戰略、戰術構想。戰前準備、戰爭遂行、戰後處理，通過計謀、調動大規範的正規主力軍的戰爭，作戰的細節、臨陣擊敵的戰術技巧，一些特殊的戰鬥方法，以及軍隊的後勤工作，這些構成孫子極其豐富的軍事思想。孫子兵法十三篇既有相對的獨立性，又是一個完整的有機組成部分，各篇之間有一種嚴密的內在聯繫，對於我們認識其軍事思想的總體與部分有著重要意義。

孫子極重視「形」與「勢」，但是他並沒有單純認為軍事力量越強越好，而是主張顧及國力的有限發展軍力。按照十三篇的思想，戰略眼光應當放在爭取長遠的優勢上面，而那種消耗國力、折損兵力的攻堅戰，則是可能導致災難的下策。重要的是，與安國保民的總目標相聯繫，孫子提出要以「伐謀」為上策，也包括以「伐交」作為優先的決策，總結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論」。這一理論，在軍事學術史上非常著名，被後世特別是當今時代的戰略研究者所推崇備至。

一部兵法書，當然要講到作戰指揮問題。這方面，（孫子）十三篇同樣是「捨事而言理」，論述的內容巨細不遺。其中具有戰略意義的原則，集中反映在「知彼知己」的基本理論和「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指導思想上。

孫子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是一切戰法的先導和前提。先知而後戰，這是作戰指揮的普遍要求。舉凡「知天知地」、「處軍相敵」、「料敵制勝」、「上智為間」、「五閒俱起」、「知諸侯之謀」、「順詳敵之意」等等，都屬於知彼知己的範圍。知彼與知己不可偏廢，知己並不易，知彼則更難。孫子認為「不知敵之情者和*圖*書，不仁之至也」，因而特別強調「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這些論述表明，正確的指揮來源於知彼知己，主觀指導必須符合客觀實際。所以說，要做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就應當未戰而「先知」、「先計」，唯有先知先計，才能先勝於敵，「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這一點，永遠是科學的真理。

所謂「實而備之，強而避之」，盡可能避開敵軍的堅實、強勁之處，包括初交戰時「避其銳氣」，這種戰法並不是單純的一避了之，而是避中有擊，要打擊敵軍的鬆懈、空虛之處，造成虛實關係依有利於我的方向轉化。十三篇中，避實擊虛是一貫的思想。同樣的原理，防守部隊「藏於九地之下」，也不是一藏了事，而是守中有攻，是為了「動於九天之上」，造成以石擊卵的進攻優勢。

要充分地運用這五個因素，還要從雙方的各種情況上進行分析、比較，這就是「七計」：「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根據這些，就可以預先研判誰勝誰負了。

這是講集中我方兵力分散敵方兵力的問題。在孫子看來，軍事實力的強弱條件，與兵力運用的分合關係並不是一回事。誠然，在軍力對比上要造成「以鎰稱銖」的絕對優勢，但總體上如不具備此種條件，就應當「並敵一向」，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到主攻方向上來，避免四面出擊。無論如何，軍隊作戰都不能失去優勢。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設法分散敵人兵力，使我兵力集中，就可以從局部上形成「以眾擊寡」的戰場優勢，有利於各個擊破敵人。

攻擊敵人防備上出現的空隙和漏洞，採取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突然行動，這一點，孫子認為是取勝的要訣，因而是不可事先將此心機外露的。進攻行動的迅速而突然，也是乘虛擊敵、以十擊一的要求和保證。所以，「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守」、「攻其所不戒」等等，都屬於此類戰法。特別是「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即出擊、攻打對方的要害地方，把敵人從壁壘中引出，在其被動往救途中消滅之，實為有效的戰策。

從對待戰爭的嚴肅態度出發，孫子提出了以「道」（治道）、「天」（天時）、「地」（地利）、「將」（將帥）、「法」（法制）五個要素為基礎的戰略運籌思想，並指出正確估計戰爭全局情況的七個依據，這可以簡稱為「五事」與「七計」。五事、七計的內涵一致，前者指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因素，後者指制定戰略決策的根本依據，其旨意都在於提供一個統籌戰局的理論導向。

由此可知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也」的用意，實在於重戰、慎戰的嚴肅性。他本著安國保民之道，深深顧及民眾的生死佚勞和國家的存亡安危，主張重戰而不許窮兵黷https://m.hetubook.com.com武，主張慎戰而不忘切實備戰。這裡，服從於戰略日標的「重」、「慎」兩者互為補充，構成一個完整的思想觀點。

從政治、經濟到其他各項要素，孫子論述戰略運籌問題是全面而系統的。在理論上，他把諸戰略要素形成的合力，稱作「形」：又把合力的得當運用和有利發揮，稱作「勢」。「形」與「勢」，是高度概括的戰略範疇。「形」如同「積水於千仞之谿」，是戰略實施的內在潛力：「勢」則即「轉圓石於千仞之山」，是戰略實施的外部張力，兩者為統一體。

有關作戰策略原則，孫子兵法書中提供的當不止上面這些。另外，書中還提出了「令文齊武」的治軍論、「五德兼備」的將帥論、「因糧於敵」的軍事後動論、「九地六形」的軍事地理論等等，也都具有重要的軍事學術價值，我們在此不再逐一解析，期望讀者朋友們隨正文加以留意。

孫子說「兵者，詭道也」，又說「兵以詐立」兵不厭詐是戰爭本身的特點，上述各種戰策，都離不開使用詭詐手段。十三篇中，從隱真示假的「示形」誘敵說起，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連帶出致敵害、致敵亂、致敵怒、致敵驕、致敵勞、致敵離等許多用詐手法。此法用到出神入化之時，就達到「形人而我無形」的地步，使對方「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從而順利落實我軍作戰意圖，克敵制勝。

十三篇中，屬於反映作戰規律的軍事思想，還育用兵策略。孫子總結的策略原則，連同前述戰略理論的主幹，組成了有機聯繫的一個整體。我們把書中提出的重要策略原則，作如下歸納。

任何軍事行動都圖謀於己有利，而利之所在，須有相應的策略保證。孫子認為，在作戰指導上，既要求依從一般法則，又要求善於臨機應變，即出於法而不泥於法。他反覆強調要根據敵情變化而機動權變，指出「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這便是以「利」為原則的應變策略思想。由於戰時情況多變，將帥必須遵循「戰道」而「治變」，他們在軍隊中、在實戰中應有機斷處置之權。

用兵的常法為正，變法為奇，兩者是相聯繫而相轉化的，制勝的重點在於出奇。孫子指出「戰勢不遇奇正」，在作戰規律上，其內容是「以正合，以奇勝」。所以，兩軍相爭，最難的是怎樣運用好「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之計，表面上把「迂」。「患」留給自己，把「直」、「利」讓給對手，實際上是要促使敵人犯錯誤。就是說，要妙用合正出奇的策略，以收到克敵制勝的功效。這可謂一種奇中有正、正中有奇的靈活戰法。

十三篇全書內容中，有關五事七計的論述展開得很充分，已深入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還有自然條件和人的精神因素等各個領域。諸項因素中，「道」列在首位。孫子說：「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亡政。」修hetubook.com.com明治道，確保法度，民心所歸，這是戰爭可望勝利的首要因素。此「道勝論」，屬於軍事學術史上的首倡，也屬於進步性質的政治思想。經濟因素，此書中亦屢有強調。不難理解，軍事實力的構成，是戰略實施的前提，那麼軍力的基礎又在於什麼呢？「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孫子明確地指出了軍力的基礎在於實際經濟狀況。他通過「度、量、數、稱、勝」等命題，周全地分析各種物質條件，從而古樸地提出了相當於今人所理解的綜合國力理論。

這部兵書中，孫子是用高度清醒的理智態度，來認識、判斷和指導戰爭的。他揭示「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告誡「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判明「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書中把那些任性武斷、主觀臆測、鬼神迷信的東西掃得淨光，而強調戰爭對客觀條件的依賴關係，同時把具有理性活動能力的人，放到了認知和掌握戰爭規律的主導地位上。孫子確認，戰爭的勝利「可為」，所謂「可為」，取決於對戰爭諸要素的準備和利用，來源於對「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等條件的察知與運用。並且，他講的「天」，為「陰陽、寒暑、時制也」，亦即是自然的天；他講的「道」，為「令民與上同意也」，是萌發民本主義因素的政治觀點。這樣對「人」和「天」、「道」之間關係的解釋，是明顯建立在唯物主義的自然親和知行觀的基礎之上的。

總的來說，十三篇中戰略思想的論述體系，是嚴謹而縝密的。其主旨首尾一貫，結構率然有序，實不同凡響。我們的提示，從「廟算」的概念開始，漸次地領略其「安國保民」的宗旨。「五事七計」的運籌、「不戰屈敵」的謀劃，到最基本的作戰指揮原則而止。當然，這僅是一個簡要的脈絡分析。（孫子）的戰略理論，成就輝煌，是構成此書內容的最光彩奪目的主體部分。其中一些原則原理，至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可以這樣說，在軍事學術史上，（孫子）書是戰略論的奠基作，它經受了長期歷史檢驗，今天愈加為中外學者和各界人士所珍視。

千百年來，（孫子）十三篇是以「兵經」、「第一部戰略學著作」之譽見稱於世的。這部著作，奠定了我國古典兵學的理論基礎。它所蘊含的思想精神，是優良而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意義上，我們列出以下幾點，對於（孫子）書的思想體糸、理論內容及其學術成就，試作一個扼要而連貫的分析。

戰爭，是目的性非常強的一種特殊社會活動。春秋時代，諸侯爭戰頻繁，列國局勢動盪。孫武從歷史經驗和親身體驗中，既看到戰爭在推動當時社會發展面的作用，也看到戰爭給民眾帶來的深重苦難，所以他把「安國保民」作為唯一的戰略目標。十三篇中的論述，既強調將帥要「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的行動準則，又進而從戰略上概括和_圖_書了「安國全軍之道」的指導思想。這是一個根本的和平戰略目標，它的具體化，便是始終貫徹重戰、慎戰的用戰原則。重戰，即是重視戰爭，提高警惕，加強戒備，所取的態度是：「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慎戰，即開戰須慎重，要做到「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孫子認為，戰爭絕不是國君、將帥逞威洩憤的手段，也不是不顧後果地追求戰勝攻取，它只能為根本的戰略目的所制約、所規定。

軍事哲學，是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孫子在軍事上、政治上的遠見卓識，有其哲學上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作基礎。這裡，先須明確一個觀點。在春秋末期的特定歷史環境中，以孫子的問世為標誌，從軍事領域較早地產生了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它是一種獲得長足發展的學術思想，也是當時哲學理論的精彩部分。要真正瞭解中國古代哲學，暸解它為什麼體現著特有的理性觀念，就不能離開對以孫子為代表的軍事哲學思想的細緻研究。關於中國古代軍事哲學問題，國父指出；「孫子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引自三民主義）

全勝論，也關涉到縮短戰爭過程的「連勝」要求。孫子反對戰爭曠日持久，久拖不決，而提倡縮短實戰進程的速戰速決思想。他把這一軍事主張，用在對進攻作戰的指導方面，既從屬於安國保民的宗旨，又與爭全勝的戰略謀劃相一致。在戰爭過程中，能迫使對方軍隊部分地不戰而屈，爭取有一「軍」、一「旅」，或者有一「卒」、一「伍」之全，都不失為上策。所以開戰以後，全勝的謀略仍然是有效的，它可以避免「鈍兵銼銳」、「屈力殫貨」的嚴重後果，符合「兵貴勝，不貴久」的要求。

孫子特別強調廟算：「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這裡指出：戰爭的決策人物必須在戰爭之前完成敵我雙方整體國力的分析與研判，從而首先把握住戰爭的全局，只有立足於戰爭的全局，其戰略決策才有正確可靠的基礎。

講到孫子是一部戰略學著作，這一點，我國古代學者早已有認識，近年來國外研究者也多有評述。戰略，係指導戰爭全局的總方略，屬於最高層次的軍事學術問題。歷史上，「戰略」一詞的直接使用，始於西晉司馬彪撰（戰略）一書。但戰略思想的形成發展，無疑是由孫子開先河的，它首次提出了明確的戰略概念——「廟算」。孫子的「廟算論」，具體地展現為「安國保民」的戰略目標、「五事七計」的全局運籌、「不戰屈敵」的止戰謀劃、「知彼知己」的作戰指揮　等方面的指導思想。孫子兵法開宗明義提出「廟算」這樣一個基本問題，提出戰爭是國家大事，應審慎考量，不可草率行事。在用兵之前，要探討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條件，這就是「五事」、「七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