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和政治

第三,在任何時代,任何政權下,政治不上軌道,社會形成病態,都會產生這類現象。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齊宣王聽了孟子這一番行仁政的王道理論,似乎還聽得進去,對孟子的態度也算客氣,稱「夫子」,不像梁惠王只稱他「史」。所以他對孟子說,我真有點糊塗,沒有你看得那麼遠,這方面還有什麼更高深的道理,希望你幫助我,明白地告訴我。雖然我還不夠聰明,或者可以聽你的辦法,試著去做。
現在你齊宣王在民生問題上的措施,究竟如何呢?你走軍國主義的路線,武力第一,只求國家的強大,實施專制的、獨裁的、集權統治的政治。拚命搾取人民,擴充國家的武力軍備,結果弄得老百姓養不起父母妻兒,家庭破碎。即使年成好,農產豐收,也被集權統治的政權——征斂去充實軍備了,老百姓還是吃不飽。假如是遇到年歲不好,糧食歉收,那就更慘了,只有餓死。到了這個地步,活和圖書都活不下去了,還談什麼教育,講什麼禮義。所以齊宣王你,如果想行仁政,使全國國民都很樂於服從你,然後以王道領導天下,那麼你就應該一反今日的作法,回到根本原則上去檢討,有所改變才行。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於是孟子提出一個原則來,也成為後世的千載名言。不過名言是名言,有時候又會事實歸事實。因為在某一種時代,某一種情況,或某一種特殊的因素,這種種客觀的條件下,現實與理論會互相違背的。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看完了這一段孟子的談話,我們就可以作幾點研究了。
第二,孟子的這段話,雖然是對齊宣王說的,可並不一定齊國才如此。戰國時代,各國的情況,也都是如此,無以強國為然。所以孟子的話,也和圖書可以說是針對整個時代而說的。

我們看到孟子這項主張,就知道儒家的孔孟之道,並不是像後儒所說的那樣,坐在那裡空談、講道,鑽研心性微言,講授孔孟理學,靜坐終日,眼觀鼻,鼻觀心,觀到後來,只有「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那才真是誤了道,造了孽了。所以孔孟之道是救世濟民的,正如管子政治哲學的名言:「倉凜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都是先要個人的經濟充裕了,才有安和康樂的社會,然後才能談文化教育,談禮樂。孟子也是如此,大家可不要冤枉了孟子,以為他們是坐在那裡眼觀鼻,鼻觀心的,只講養浩然之氣,講盡心修道而已!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強國富民的均富政治,建立安和康樂的社會?孟子繼續說出了他的意見,在現代來說,他指出了民https://m•hetubook•com•com生主義的重要性。他主張先要使每個人經濟安定,每個家庭經濟充裕,然後達到社會的富裕,國家的富強,仁政一定要以經濟安定,安和康樂的社會為基礎。在當時,是沒有現代這些分門別類的術語,來表達這種政治的境界,孟子只有以具體的事實狀況作說明。所以他說,一位英明的政治領導者,實行建設安和康樂社會的政策,必須要使得每個國民,對上能夠養得起父母,對下能夠娶得起妻子,生兒育女後,要有撫養孩子的能力,更重要的,到年成好,豐收的時候,大家都可以吃飽;即使遇到歉收的凶年,大家也不會有餓死、流亡的痛苦。假如社會建設到這個地步,每個國民都可以安居樂業,然後再施以教化,教百姓都向好的一面去努力,往好的方面去求進步。這些也都做到了,你有事下一道命令出去,老百姓們很自然地都樂於聽從了。
孟子這句名言的意思是,有恆產的人才有恆心。他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假使一個人沒有穩定的經濟基礎,而對一件事,一個和-圖-書觀念,或一個中心思想,能夠專心一致地奉行下去,中途並不因窮困而改變他的節操,不見異思遷,不改行跳槽的,只有那些品德好、有修養、有學問的人才做得到。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穩定的經濟基礎之後,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講禮義廉恥。四川朋友有兩句諺語:「最窮無非討飯,不死總會出頭。」一個人既然窮到了討飯,他還有什麼顧慮?這時候名譽根本無所謂了,什麼操守、人格的,更是管他去的。為了填飽肚子,為了活命,什麼都做得出來。一般沒有固定產業的人,既沒有恆心,就沒有中心思想,平日的生活行為,或者是任意妄為,放肆胡搞,或者是稀奇古怪,吊兒郎當,或者走邪門,或者揮霍無度。因為在沒有恆產的心理上,認為反正就是這麼點錢,花了再說,享受了再說,所以沒有錢的,反而捨得花錢。錢花慣了,虛榮心越來越大,總有一天錢不夠用了,於是心存僥倖,動起腦筋作奸犯科,無所不為了。等他們犯了罪以後,你齊宣王用法令,又把他們抓來,再處罰他們,一定是這樣辦的。現https://www.hetubook.com.com在,你看見他們犯了罪以後,只曉得去處罰他們,而不改善你的政策,使他們不致於走上犯罪的路,這就等於你設下犯罪的陷阱引他們跳下去,結果又來責罰他們,這就是陷他們於不義。一個真正行仁政的領導人,是不會如此對待老百姓的。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第一,我們讀了《戰國策》中蘇秦描寫齊國,尤其描寫齊國首都臨淄的情形,是那麼繁華,那麼奢靡,而這種社會形態的內在精神又是什麼呢?所表現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心理呢?就是孟子這裡所講的:「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而終於「陷於罪」的一種社會心理和時代精神,是病態的,而不是健康的。以現代的理論去衡量齊宣王時代的社會,是沒有真正實行民生主義,使每一個國民,每一個家庭,都得到富足、安樂、和睦、健康的生活,而只是表面的繁華而已,只是一個所謂「浮華」的社會,並不是踏實的安和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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