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儒學演化與國家發展
五二、宋儒程明道《定性書》點滴

《定性書》的最後結論,把「性」和「情」的作用,隱約作為內外的關鍵,提出「制怒」的修養最為重要。總算流傳了四五百年以後,得到一個好學生,那就是清初的康熙,他從程明道的《定性書》中學到了唯一的要訣,就是「制怒」。他親自書寫「制怒」二字為座右銘,因此而使他年少成功,做了六十年的皇帝。

但自漢末到兩晉時期。由印度傳入的佛家。它的修行實證方法,是以「戒、定、慧」三學中的小乘禪觀,和「四禪八定」的定學為中心,出戒行的嚴密自律而得定,由定而生慧,由定慧而得解脫,完成「解脫知見」而進到「涅槃」寂靜的境界,證得「阿羅漢」果位為最高的成就。
程明道《定性書》所說「修定」之學的中心要點,就是上面所講起初「破題」的四句話。實際上,都是佛道兩家的家當,但他卻一借不還,概不認賬。以下的文章,都是對於這四句的根本而發揮,但其內容,大部分都是從《楞嚴經》的說「心」,禪宗的談「性」而來。可是除了首先提出這四句特別高明的警句以外,跟著而來的結語,卻又含混不清,並未說明所謂內和外的界別,是指身和心或心和物。如說:「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從佛教傳入到理學的興起

因此以定、靜為修成仙佛之道共通的根基,就成為中國文化學養中的普遍意識。況且靜態必須由不動的定境而生,定境必然由靜態而成,這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互為因果,不可或分的效應。

康熙善學《定性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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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瞭解了中國中古文化衍變的趨勢,然後進而研究由北宋開始,當時中國的讀書人知識分子,承襲五代的提倡儒家經學,吸收了自南北朝、隋唐以來佛道兩家的學說修養,轉而「反求諸已」,便以標榜孔孟的儒家之學為固有文化的「宗主」意識,別自成家,才形成了以祖述儒學為宗,左反神仙的道學,右反禪修的佛學,從形式和內容上,就自成為新興儒家的理學,與佛、道兩家互爭勝場。理學的「理」,是襲取佛學華嚴宗的「理法界、事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配合《易經.說卦傳》的「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宗旨,採取了韓愈的《原道》主張,和李翱《復性書》的理念,作為信守的主題。但又學習禪宗傳習語錄的方式,統用通俗的語文來傳道、授業,以去惡務善達到聖賢的地位,必須要學問修養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的境界。因此,便從《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等的「慎獨」工夫起步,與《中庸》的「誠」、「敬」會同,由此而完成「明德」以後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這樣,才是成聖成賢的正途。所謂道佛各家的行為學說,「遺世而獨立」,都被當作是旁門左道的一偏之見而已。
「無內外」一句,也是汲取《楞嚴經》的心不在身的內外中間,以及龍樹菩薩所作《大智度論》的「不依身,不依心,不依亦不依,是謂宴坐」而來的。這真可說他是善於讀書求學,字字句句,都能會之於心的實學了。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鑒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https://www.hetubook.com.com
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
「無將迎」一句,是襲用《莊子.應帝王》篇中的「至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至於《莊子》所說的「將迎」,等於佛學所說的「有覺有觀」、「有尋有伺」是同一內涵。「將」是「停心一處」。「迎」是從起念處觀照。
佛說《楞嚴經》是指「心物一元」的「心」,如經說:「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裡。」「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鹹是妙明真心中物。」「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至於意識的思想、感覺、知覺,統是物理世界形成以後的作用,並非真實的存在。但凡夫之人,妄自分別身心、心物,認為有內外的界別,因此而個能證入「楞嚴大定」的如來境界了。
尤其在隋、唐的初期,由天台山的智顗大師,開創了中國佛教特色的天台宗,以修www•hetubook.com•com止觀而得「中觀正見」為目標。於是,以打坐修行,修止修觀的禪修法門,便大行其道。因此,影響了中國各階層社會,朝野上下,都知道定靜為修養的必要工夫,已成普遍的知識。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在東方的中國文化,從秦漢以後,學術思想的主流,從表面上看,雖然都一概歸到儒家,但實際上,是以陰陽、儒、墨、道、法各家雜用,而又不太有明確的界別。漢末、魏、晉開始,便有道家的神仙「丹道」學派興盛,他們的「修為」基礎,都是以「守靜」為中心。那是根據老子的「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覆命」的說法而來。
但從北宋開始,被後世推為「儒宗」、「道學」的大儒,如周敦頤(濂溪)、張載(橫渠)、程顥(明道)、程頤(伊川),並及邵雍(康節)等為五大「儒宗」。接著南宋程門再傳弟子朱熹,極力推崇師說,自以「道問學」為主導,註解四書,分為章句,因此而使孔子、孟子的儒學,都須限於朱注的章句見解範圍,歷八九百年之久。但如從宋儒的傳道講學,高hetubook.com.com談「心性微言」的造詣來說,最為扼要簡潔,足與佛道兩家媲美的,莫過於程明道的《定性書》,實亦「言中有物」,並非都是托空妄語。可是他的內容實質,又都是汲取了佛道兩家的精華,融會於心而著述其「理」,批駁一般人所認為的「修定」而求「明心見性」,或妄求達到「清靜無為」之道的誤解。現在我們特別為他「認祖歸宗」,指出他本來的出處,不必避諱他本來是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因襲手法了。
印度佛法中禪宗大師達摩祖師東來,早在蕭梁政權的初期,已經在中土傳授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門。到了初唐,歷中唐、晚唐,禪宗的「無門為法門」,已普及中國,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明點。尤其在殘唐五代時期,禪宗的五家宗派鼎盛,幾手涵蓋了儒道,乃至神仙丹道和佛教諸大派系的修證內容。當然也掩蓋了天台止觀禪修的聲光。但禪宗雖然以「真指見性」為標榜,而在實際的修為實證上,仍然也離不開以禪定為基本入門的功夫。至於「參禪」的名詞,是從宋元以後所興起,那已是禪宗從馳騁中原和大江南北,終將走向小徑的尾聲了!
如果《定性書》也有如《楞嚴經》一樣的交代明白,那麼,他所說的「定性」之定,本無一定點之定可言,不必再假借「修持」的方便,錯認禪觀的「定境」或「清淨無為」的「靜態」為本來自性。那他就確實對於《易經.系傳》所說「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及《詩經.大雅.文王之什》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等的奧義,就hetubook.com.com真的有其見地了!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定性書》云:「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他的開頭兩句,便說動靜都是本來在定,不必另行起心求定。這是他心得了禪宗所尊重的《楞嚴經》中「觀音圓通法門」中所說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兩句而來的。
很可惜,他在下文的發揮《定性書》的道理,卻又急切於有心用世,坐而論道,用來和「明德」外用的「治國平天下」之道合拍,反而又迷離倘恍,言不歸宗,恰如禪師們的說法,「扇子哱跳,撞著三十三天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始終沒有說明「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有關定慧之間的妙用,甚為可惜。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
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總之,程明道的《定性書》,雖然對於定學,語焉不詳,但比起他的再傳弟子朱熹的學養,就大有高明之處。希望你們年輕人「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當善於探討,取其精華,捨其糟粕,必定有利於心性修養,大有用處,照此學以致用,「雖不中,亦不遠矣」!不可因噎廢食,隨便輕聽我的話,視古人的成就,都不值得一顧,那就不對了。(附程明道《定性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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