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東北軍領袖張學良突然動用「兵諫」的方式，以武力挾持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戰爭，以聯合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所有的政治力量，準備對日抗戰）一直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雖然西安事變最後以戲劇化、和平的方式收場，張學良親自護送了蔣介石返回南京後，蔣介石也終於停止追剿紅軍的安内政策，國共開始進行合作抗日的協商，接著蘇聯與國民政府也進行接觸，商討聯合抗日的計畫。但日本政府卻因此認為，國民政府開始了聯蘇容共抗日的策略，這是日方所絕對不能接受的變化，它必須考慮要盡快對中國發動決定性的打擊，這就伏下了中日提前爆發全面戰爭的因子。
在表面上看來，「西安事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張學良挾持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戰爭，以全力準備對日抗戰的事件），似乎是一個突發的軍事政變行動，它改變了蔣介石多年苦心推動的「先安內再抗日」的大政方針，也使得中共紅軍在最接近危亡的時刻，獲得停戰整編的機會。國共團結準備抗日的行動，卻也刺|激了日本決心提前對華展開全面武力侵略。中共的紅軍自此東山再起，利用抗戰的機會全力發展壯大，最終在抗戰勝利之後的國共戰爭中，獲得大勝而統治了中國大陸。而發動事變的主角張學良與東北軍，卻從此淡出中國近代的歷史。
但是根據事實的分析整理，西安事變的爆發確是非常的戲劇化，但是卻有其相當明顯的前兆。促成蔣、張攤牌的直接主因，則是蔣介石不當的戰略佈署，有意要藉著剿共作戰，同時削弱東北軍與共軍的實力。這點剛好又被張學良識破，造成張學良與東北軍，不甘心成爲在內戰中被利用與犧牲的棋子，而失去抗日雪恨的機會。因此張學良決定採取斷然的行動，反抗這種不公平的安排。
17.1 事變之前的局勢
但是在當時的國民政府，基於戰略準備因素的考量，對於日本的一再侵略與欺凌，採取的是忍辱負重的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中國需要時間進行生聚教訓的準備，一方面也難免有一絲僥倖的心理，認爲日本可能會在最後一刻懸崖勒馬覺醒過來，或是日、俄與日、美間的衝突提早爆發，這樣中日之戰的威脅就可以完全改觀。因此基於戰略準備與國際情勢的觀點，蔣介石被迫對於日本不斷的侵略，採取了一讓再讓的策略，使得抗日遲遲無法成爲行動，國內的民意因而沸騰，這種抗日時間與政策上的不確定性，造成了張學良與東北軍在心理上無法承受的壓力。
而影響張學良最終採取兵諫行動的構想，不是中國共產黨背後的策劃，而是另外一個要角，西北軍楊虎城的點醒。事實上，在整個西安事變從頭到尾，張學良就沒有要對蔣的個人安全，採取任何不利的措施，所以和平解決本來是必然的結果，而蔣介石在面對挾持時，也沒有簽下任何政治協議和_圖_書文件。最後促成張學良開釋蔣介石的，一方面是張學良個人的決斷，一方面是國內強烈的壓力，當然史達林全力的指示中共要保護蔣介石的安全，也發生一些作用。然而從史料看來，縱使沒有西安事變的爆發，蔣介石採取聯俄容共以抗日的政策都已在進行之中，只是條件與時機也許會有些不同而已。
不過，以日本的精明，豈有不知蔣介石的理財練兵策略，志在復興國家，然後再與日本進行決戰？所以日本人再笨，也不會給蔣介石完成統一與建設的機會，日本當然要在中國完成國力凝聚之前，就要發動全面侵華的戰爭。因此蔣介石必須要有提前應戰的準備，中國也就必須設法在國際社會中，建立起支持中國（以保護國際社會利益）的策略，希望以外國之長，補中國現代化尙未完成之短。
雖然蔣介石一直公開以剿共做爲安內與抗日的前題，但是蔣介石是否真的有意要完全肅清共軍及消滅其領導人，卻是一個必須m.hetubook.com.com妥協的戰略現實問題。因爲以蔣介石本人的意識形態而言，根本不能接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境內，另外成立政府與軍隊，進行武裝叛亂與奪權。但是蔣更清楚的知道，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危機，其實是日本與美國、蘇聯矛盾與決戰的一環，以中國當時之弱，當然根本不可能單獨完成對日本的戰爭，最終必須要有美、蘇的外援與介入；正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以及與美蘇的對抗，也要有德、義等法西斯勢力的支持，這是一場全人類歷史上不同陣營與理念的戰爭，中國只是首當其衝而已。
我們深入分析西安事變的三大要角，在歷史中的微妙互動關係，可以發現，張學良的東北軍，蔣介石的中央軍，以及毛澤東的紅軍，在當時是處在一個非常矛盾與複雜的立場。基本上，三方面都是決心準備抗日的，但是三方面卻爲如何抗日，以及自己在抗日中所擔任的角色，有著極大衝突，因而產生了西安事變。和_圖_書
蔣介石曾經留學日本學習軍事，他本人是沒有強烈的反日情結，此外他多少也有一些來自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意識，就是希望中、日兩國應該可以合作、互助來促進發展，這樣兩國就可以聯手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共同創以亞細亞爲中心的歷史光榮。但是日本卻不能了解這種歷史的眼光，反而對中國展開比西方國家還要兇狠的侵略，非置中國於亡國之境而不罷手，這是深具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蔣介石，所絕對不能接受的。因此從一九二八年的濟南慘案開始，蔣介石就決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大政方針，誓要統一中國，然後與日本進行決戰，以掃除國恥，這一點是毫無可疑之處。
但是蔣介石所面對的最大困難是，他必須要有先忍人所不能忍的準備，才能有機會統一和*圖*書國家，建設中國，而終能培養出能與日本決戰的國力。中國抗日戰爭的困難，絕對不只是武器裝備落後而已——中國的國民缺乏國家認同的意識，幾乎是一盤散沙的混亂狀態，農業無法自給自足，工業才在剛開始起步，國家沒有現代化的組織與制度，人民大部分是文盲，社會缺乏動員的活力——要想以這樣的國家架構與已經現代化的日本進行全面性總體戰爭，當然是必輸無疑的。蔣介石必須要先將國家統一起來，然後再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工業與國防武力，如此才能與日本一戰。但是當時中國人民的抗日情緒已經極其高漲，根本很難接受蔣介石「生聚教訓」策略，使得蔣介石在領導中國抗日的大政方針上，可以說是受盡了歷史上任何人都難以忍受的難堪與批評。
在參與剿共的內戰之中，東北軍一直無法得到公平的待遇，糧餉只有八折，其他的後勤補給更是七折八扣；到後來，更是到陣亡的戰士沒有撫恤，建制單位被消滅後又不得補充的地步，但是中央和*圖*書卻要他們在剿共的前線上，付出相當重大的犧牲。這些情況導至張學良與東北軍擔心，自己只是成爲中國內部政治鬥爭的犧牲者，最終無法有機會在歷史上留下抵抗日寇的記錄。因此張學良與東北軍都希望停止內戰的犧牲，全國共同抗日——就成爲他們決定採取兵諫的共識。
對於張學良與東北軍而言，抗日可以說是絕對的前題，因爲他們與日本侵略者有著直接的國仇家恨，而在現實的環境下，他們又不能立刻與日進行這場保家衛國的戰爭，因此他們承擔了來自全中國要求抗日的壓力，也幾乎每天都要背負「不抵抗將軍」與「誤國軍」等來自輿論的羞辱。當時蔣介石根本自顧不暇，那裡能夠與願意爲東北軍承擔與洗刷這些冤屈。因此張學良與東北軍，一直希望政府能夠早些進行抗日戰爭，讓他們能夠以行動證明自己誓死抗日的愛國熱血，就算是身死疆場，也並無所憾。（抗日戰爭期間，作者的先父曾在改編後的東北軍中任職，因此非常了解東北軍官兵真正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