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方面，除毛澤東外，其餘六個參政員都參加了國民參政會。他們都稱讚大會成功，林伯渠這樣評價道：「在中國歷史上沒有能比得上國民參政會的大會，奠定了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基礎。」

九月廿二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針對這一《宣言》發表談話說：「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例證。」「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國民徹底更始，力圖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至此，蔣介石終於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國民黨和共產黨終於拋開了十年來的恩恩怨怨，攜起手來共禦外侮。

十月廿四日，蔣介石對在忻口陣亡的赫夢齡軍長、劉家麒師長發表祭文，哀悼英雄亡魂，勉勵前線將士，誓作堅決抗戰。

日軍在忻口以北受到頑強抵抗，被阻而不得前進，死傷萬餘人。為突破僵局，日本調遣佔領石家莊的日軍，沿正太路西進。蔣介石下令馮欽哉第十四軍團和曾萬鍾第三軍在正太路沿線佈防，孫連仲第一軍團守娘子關，第十八集團軍一二九師配合作戰。正太線戰鬥進行甚烈，雙方血戰數日，傷亡慘重。敵人不斷增兵，以猛烈炮火轟擊，十月廿六日，再次攻佔娘子關，三十日，佔領陽泉、平定，直撲太原。此時，蔣介石又調湯恩伯第二十軍團等參加晉東作戰阻擊敵人，但緩不濟急，日軍繼續西進不止，忻口後方受到威脅。

「敵人侵華，早已處心積慮，熟讀了中國戰史，對中國歷代興亡之道無不了然。今天，我最擔心的是敵人如由河北打到山西，渡過黃河，由陝西下四川，而進攻雲南、貴州，這是效法元朝忽必烈亡宋之路，再由西南向東席捲。到那時縱使保有沿海各省，敵人可用海軍封鎖海口，形成數面包圍夾攻，我們還有生路嗎？為徹底摧毀敵人的這一奸計，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在上海開闢戰場，迫使他們力量分散，在沿海各省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至於我們的軍力不妨逐漸西移，遷都重慶，誘敵西上。」

桂林會談表明蔣介石仍然希望利用國共合作的機會，以統一戰線來削弱共產黨的實力，進而達到「溶共」的目的。在第二年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他的這種思想開始明確公開地表達了。

閻錫山為了保衛老巢，一改往日拒絕中央軍入晉的傳統，歡迎蔣介石的部隊參加忻口會戰。當時正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剛剛建立，國共關係較好，身為前敵總指揮的衛立煌表現出積極的團結態度，確保了八路軍部隊作用的充分發揮。衛立煌將先後到達忻口的約十萬兵力，調整編組為左、中、右三個集團軍，右翼方面軍部署在五臺山一線，由朱德指揮。

對於在抗日戰爭中日益發展壯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武裝，蔣介石憂懼漸增，不斷謀劃對策。在武漢失守前，中國共產黨曾經向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提出過各黨派聯盟的主張，即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以及建議制定共同綱領，改革政治機構等，但為蔣介石一一拒絕。蔣的打算是把共產黨合併到國民黨裏面來，加以溶化，實現他「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夢想。

但是在蔣介石看來，唯有國民黨才是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主角，解決中國黨派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其他黨派都消溶於國民黨，正如後來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明和*圖*書確表達的那樣，他始終認為：「本黨是創造民國領導革命的唯一大黨」，「如果本黨今後能日趨健全，日益充實，負得起革命建國的責任，不僅共產黨尊重本黨，服從領導，國內現在一切黨派，都必然消溶於三民主義之下，共同為完成國民革命而努力絲毫沒有問題。」會談持續了五六個小時，相持不下，最後不了了之。

在淞滬會戰激烈進行的時候，蔣介石對華北戰場做出重要部署，與日本侵略軍展開了一場以保衛太原為目標的忻口防禦戰，又稱山西抗戰。在蔣介石的抗戰方略中，山西的持久抵抗與主動開闢淞滬戰場如鳥之兩翼，缺一不可。

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分在國民參政會發表了演說，對於來之不易的國內政治統一局面，他十分滿意。就此，他表達了自己對於日軍發動侵華戰爭的看法。在演說中，蔣介石說：「敵人之所以敢於輕視我國，其最大的理由，還不在軍事方面；而是他看到我們國家內部不團結，政治不統一，沒有形成現代國家的基礎。但是，現在已表現我們全國一致抗戰的組織和行動，使敵人不得不重新認識我國國民的力量已團結集中於政府指揮之下，來排除侵略，這實在給予敵寇以致命的打擊。」

軍事合作是以政治上的諒解為基礎的。蔣介石與共產黨人在國內的政治改革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共識，最大的成就是召開國民參政會。

敵軍第五師團等三個師團七萬兵力，在飛機、大炮、戰車掩護下，從中央突破猛攻山享縣得手後，於十月十三日開始向忻口陣地發起攻擊，英勇的中國軍隊在晉北大地上奏響了一曲悲壯的戰歌。在懷化我守軍與日軍連日反覆爭奪，陣地失而復得，第九軍軍長郝夢齡及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獨立第五旅旅長鄭廷珍等英勇陣亡。而日軍的主帥也躲不過中國守軍憤怒的子彈，死一個換一個，三易其人。

大會的最後一天，發佈了宣言，宣言稱：中華民族並不敵視日本民族，但對於暴虐的侵略者將長期抗戰到底，以達最後勝利。否認國民政府，就是否認中國國家；仇視蔣委員長，就是仇視全中華民族的國家意識。

中國有一句老話，「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日軍全面侵華的狂風驟雨終於把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老對手逼到了守土抗戰的同一條船上，相逢一笑，十年恩仇雖未冰消融釋，總算不計前嫌，在患難中攜起手來，共渡劫波。這是一次令人欣慰和感懷的同舟共濟，就連蔣介石也覺得自己幹得漂亮，大有領袖風範。

中共以陝甘寧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為範本，在敵後戰場先後建立了晉察冀、冀南、冀魯豫、蘇南等多塊根據地，就是在林海雪原的東北也活躍著中共領導的抗日聯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敵後游擊戰有力地支援了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組織的抗戰。兩個戰場互相配合，互相依存，分別牽制著大量日軍，使狂妄不可一世的侵略者處於腹背受敵的境地。

蔣介石在談話中說：「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國民徹底更始，力圖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話雖如此，行動卻異常艱難。

王世杰相當瞭解各黨各派的民主主張，他也傾向於按照西方民主國家的模式，在三民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初步的民意機關。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他經過慎重考慮，向蔣介石提議：為了獲得國際上民主國家的同情和好感，務必趁此時期宣言中外，著重表示國民政府的政治活動向來奉行民治主義，決非反民治的法西斯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王世杰特別強調「民治」，他是https://www.hetubook.com.com想按照孫中山的遺教精神不失時機地做一個政治改良的設計師。

也就是在這個階段，敵後戰場的武裝力量逐漸發展成中國抗戰的中堅力量。一九四四年，當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繼續向正面戰場進攻的時候，中共在「敵進我進」的作戰方針下，領導敵後戰場的軍民對日軍發起了局部反攻，主動配合了友軍的作戰。到一九四五年，敵後戰場已經成為全國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戰略基地」。

蔣介石對忻口戰役非常重視和關注，衛立煌、閻錫山差不多時時、事事向蔣介石稟報，線將領劉茂恩、李仙洲、黃伯塤等也常常直接致電蔣介石，報告戰況及部隊的作戰、傷亡情況。蔣介石每每致電將領直接部署、調派軍隊，並鼓勵官兵頑強抗戰。

全面抗戰爆發之後，蔣介石「溶共」的心情更為迫切，並且更加注意策略，注重用政治方式達此目的。國共如何溶成一體呢？蔣介石認為，共產黨獨立於國民黨之外，「跨黨」是絕對不行的。

宣言表達了中國抵抗侵略的堅決態度，承認了蔣介石為國家和民族的代表，這就等於向各界昭示，與日本侵略軍做鬥爭的是整個中華民族，而不是某一個黨派。所以宣言是對日本分化中國抗戰力量的有力回擊。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盛讚道：「國民參政會發表宣言，強調擁護政府團結禦侮之誠意，此無異答覆敵寇一月十六日《不以國民黨政府為對手》之聲明，使其知所畏懼，亦可見我政治力量大增矣！」

八月初，蔣介石邀請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到南京參加最高國防會議。廿二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接受紅軍改編為第八路軍並開赴華北前線抗日。九月，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列入閻錫山指揮的第二戰區，朱德被任命為二戰區副司令長官。

在參加完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後，蔣介石轉道桂林去重慶。桂林，素來就以「山水甲天下」聞名於世。由於當時國民黨桂系勢力在當地實行了比較開明的統治，大批從淪陷區撤退大後方的文人學士、社會名流彙集桂林。在抗日的旗幟下，各界人士求同存異，桂林一時呈現出比重慶還活躍的生機。蔣介石也為當地人文薈萃，濟濟一堂的新氣象感動，再次萌生了併黨的欲望。

日軍佔領平津後，迅速以三十萬兵力沿平綏、平漢、津浦三路向華北地區擴大進攻。沿平綏西進的日軍，很快奪取大同，計畫沿同蒲路南下奪取山西。蔣介石決定增兵上海，以擴大淞滬戰事來牽制華北日軍的南下。其作戰方針是，「以國軍一部對華北之敵持久，確保山西；相機集中主力於華東，對上海之敵取攻勢，以迫誘日軍轉變其作戰線路為沿長江由東向西。」基於這一構想，蔣介石先調集主力部隊在察、綏、晉方面，向將會由華北南下的日軍右側發動攻勢，並確保山西，以牽制或遲滯日軍南下；繼而藉「八一三」事件集中精銳部隊於華東方面，主動向淞滬之敵猛攻，迫誘日軍大本營自東北基地、日本本土以及華北原主力作戰方面相繼增援淞滬。如果成功，日軍的戰線將變為沿長江展開的由東向西的趨勢，這就等於鑽進了我軍的「消耗戰」的圈套，這對於中國軍隊來說是有利的。

對照當時中日雙方戰場形勢，這一作戰部署無疑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正如蔣介石在八月二十日對陳誠、熊希齡所說：

忻口會戰充分展現了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的密切配合的作用。對於八路軍的有力配合，蔣介石在當時持肯定與讚賞的態度。他在十月廿二日致何柱國的一封電報中說：「八路軍已發揮機動效能，希飭部果敢實施擾亂牽制，使正面作戰有力為要。」在閻錫山、衛立煌發給蔣介石的電報中，除了稟報國民黨部隊的作戰情況外，還常常報告由朱德指揮的第十八集團軍的戰績。晉北戰場初期的有利態勢正是由國共軍隊共同創造的，這一點，何應欽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軍事報告中已加以肯定。國共雙方能在忻口會戰期間密切合作，也正體現了當時蔣介石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決抗日的積極態度。

忻口防禦戰是一場關係整個華北地區抗戰的一場重要戰役，雙方相持二十餘日，殺傷日軍兩萬餘眾，打亂了敵人企圖迅速侵佔華北，進而南圖中原的戰略部署，形成了華北戰場持久抗戰的有利態勢。這也是抗戰以來，蔣介石指揮國共雙方軍隊互相配合，共同作戰，有力抗禦敵人的一次重要戰役。

十二月十二日，蔣介石在重慶又約見參加國民參政會的中共代表王明、博古、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繼續洽談。

九月上旬，日軍進逼忻口。忻口是晉北地區通向太原的門戶，是保衛太原的最後一道防線。蔣介石為確保山西，督飭閻錫山以第二戰區兵力在晉北忻口地區組織全線防禦。當時，河北戰局也不利，九月廿四日，國軍棄保定，退守石家莊。晉北、河北同時告急。權衡利弊，蔣介石下令將在平漢線原編屬第一戰區的衛立煌第十四集團軍調赴山西參戰，並任衛立煌為第二戰區前敵總司令。

蔣介石指揮他的軍隊對日軍的猛烈進攻死拚硬擋，但是血肉難堵炮火，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相繼失陷。山河破碎風飄絮，頓時，神州大地一片風雨凄迷，天地變色，草木含悲。蔣介石面對潮水般湧進的侵略軍，悲痛、憤恨一時雲集心頭。在正面戰場血肉橫飛，戰線不斷向內地收縮的同時，中國共產黨深入已淪陷的地區，廣泛發動民眾，展開了人民游擊戰。

六月十六日，由國民黨中央發表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二百人的名單，其中共產黨方面，有毛澤東、王明、秦邦憲、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七人。

由於前幾次會晤都不歡而散，而蔣介石溶共併黨的心情又如此的強烈，這次他說得很激動：「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或共產黨取消名義將整個加入國民黨我都歡迎，或共產黨仍然保存自己的黨，我也贊成，但跨黨辦法，是絕對辦不到的。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併於國民黨成為一個組織，國民黨名義可以取消，我過去打你們，也是為保存共產黨革命分子合於國民黨。此乃我的生和圖書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

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於抗戰一周年紀念日的七月七日在武漢開幕，由汪精衛擔任議長。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爆發的初期便提出應把「實現民權政治」作為國共合作的政治目標之一，並且，社會各界對於政治改革的要求也十分迫切。在武漢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做出了政治改革，政黨整頓的姿態。在《抗戰建國綱領》「政治」部分指出：「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考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剛剛卸任教育部長的王世杰，受命參與國民參政會的籌備工作。

其實，早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蔣介石對這種「溶共」政策就有了較周詳的構想。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接受了國共合作的主張，只是在合作的方式上心存疑問。一九三七年五月，蔣介石對周恩來提出了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具體辦法是：由國民黨和共產黨各自推出同等數量的幹部，共同組成國民革命同盟會，蔣介石為主席，擁有最後決定權；由同盟會討論決定兩黨對外的一切行動和宣言；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如果情況允許，可以擴大為國共兩黨合組的政黨，也可與第三國際發|生|關|系，並由此堅定聯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間的聯合。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要把共產黨合併到國民黨中，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這樣，既順應了民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又實現了自己孜孜以求的「安內」目標，何樂而不為呢？正因為看到了蔣介石的這種用心，周恩來拒絕了他的提議。

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使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嚴重危險。事實清楚地擺在中國人面前，在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唯一的生路。

衛立煌部的調動，增強了山西的防禦力量，但卻使原本鬥志不強的河北劉峙方面更加虛弱。日軍抓住機會，在雙十節那天攻佔了石家莊。大同和石家莊的日軍開始聯手進攻太原，以保衛太原為目的的忻口會戰就這樣打響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蔣介石向周恩來表示，他無意取消各黨派，也不是不容許它們存在，最大的希望是使它們溶成一體。後來，在武漢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前後，蔣介石又接連兩次談話表明他對黨派問題的態度。他說與其用政權力量抑制其他黨派或思想的存在，不如把其他黨派溶化在一個信仰一個組織下，使它們都能為國家和民族前途作出貢獻。

朱德、彭德懷率第十八集團軍在敵軍兩翼及後方展開猛烈攻擊：一一五師切斷了忻口與張家口、北口的敵軍交通線；一二〇師切斷了忻口與大同之敵的交通線；一二九師一部十九日夜襲陽明堡機場，毀傷敵機廿四架，殲日軍百餘名，大大削弱了敵軍對我陣地的空中威脅。

一九三八年二月，蔣介石在武漢會見了彭德懷。徐州會戰在即，蔣介石心中並沒有底，他詢問道：「是否可以在青紗帳起時派隊襲擊津浦線，支援徐州會戰？」多一份力量就多一分勝算，蔣介石已經開始意識到共產黨的游擊戰在對日作戰中有巨大的作用。同仇敵愾，自當義無反顧，彭德懷慨然回答：「不待青紗帳起即當派隊前往！」津浦線的日軍開始不得安寧，在北段，八路軍頻頻出擊；南段，第四支隊協同國民覺軍隊李品仙部、廖磊部運動於淮河流域，使準備北進的日軍不得不慎重考慮。

這場戰役體現了中國軍民堅決抗戰的決心和不怕犧牲、奮勇抗敵的精神。衛立煌在致蔣介石的一封電報中說：「和圖書當時抗戰之勇敢，與陣地同存亡之精神殊為壯烈，而損傷之奇重亦為前所未有。」

十一月二日，衛立煌指揮忻口大軍退守太原以北一線，日軍第二十師團和第五師團從東北兩路會攻太原，十一月九日，太原失守。

敵我連日血戰，中央軍傷之甚眾，十七日起轉攻為守。蔣介石應衛立煌之請求，電令來自四川的鄧錫侯、孫震第廿二集團軍自潼關馳援。我抗日將士不畏強敵堅守陣地，曾於廿四日出擊，把戰線推進了兩公里，雙方膠著僵持直至三十一日。

進入相持階段後，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疑心越來越重，以至於不惜動用本來應該用來打鬼子的槍炮對付共產黨。但是，由於與日軍的正面交鋒並沒有完全停止，所以國民黨與中共領導的敵後戰場的配合與支持也沒有斷絕。從武漢失手到日本投降的七年時間中，蔣介石在正面戰場先後發動了近七十次較大的戰役，絕大多數戰役中，共產黨領導的部隊都做出了有力的支援和配合。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五日至廿八日，蔣介石在湖南南嶽召開了軍事會議，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等也應邀參加。會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決定設立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聘請共產黨人擔任教官。一九三九年二月，在國共共同努力下，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正式成立，參加訓練的成員除了國民黨軍官外，還有大批進步知識青年，他們結業後，深入敵後，積極開展游擊戰爭，給日寇以沉重打擊。

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方面的戰略目標，很明顯是要以華北會戰來結束事變，達到其預期的華北特殊化結果。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平、津相繼失陷，日軍在華北軍事冒險的成功大大刺|激了全面侵佔中國的野心。為配合華北的軍事行動，日軍大本營又對上海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並瘋狂叫囂「三個月內滅亡中國」。

十二月六日，蔣介石在桂林會晤了周恩來，繼續商談國共關係問題。對於國民革命時期的經歷，雙方都記憶猶新，但是感受卻截然相反。蔣介石明確表示，不贊成中國共產黨保留黨籍加入國民黨這種跨黨合作辦法。他說，中共既然實行三民主義，最好與國民黨合併成一個組織。如果此點可談，將邀請毛澤東面談。如果中共全體加入做不到，可以先由一部分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但是絕對不能跨黨。周恩來對於這種取消共產黨獨立性的合作方式當然予以拒絕，話雖委婉，意思卻毫不含糊。意識到事無可為，蔣介石此時則表示：如果考慮合併之事不可能，就不必邀毛澤東到西安會談了。

九月，沿平綏線西犯的日軍主力板垣第五師團由宣化南下，企圖突入長城防線，打開通往太原的通道。其中第二十一旅團兩個聯隊連同炮兵、輜重等約五千人，沿靈丘到平型關的公路追擊後撤的國軍第七十三師，伺機奪取平型關。閻錫山聽取二戰區各方面的意見，制定了迂迴包抄、前後夾擊的作戰計畫。九月廿五日，林彪、聶榮臻率領的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東北山地伏擊了進犯之敵，經一天激戰，日軍一千餘人被殲，八十餘輛汽車被摧毀。平型關大捷是全面抗戰爆發以來，中國軍隊的第一個殲滅戰，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鼓舞了全國軍民的鬥志。蔣介石接到戰報之後，廿六日，致電朱德、彭德懷祝賀。

中共參政員則解釋：「一個組織辦法做不到，如跨黨辦法做不到，則可採取我們提議的其他方式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