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當時各個黑社會堂口擁有成員的人數，也是眾寡懸殊。最多的「友聯」竟達近千之數，最少的「家樂」則僅百餘人而已。好在當時堂口之間，極少像今天那樣動輒打打殺殺，故能「和平共處」。就記憶所及，除了一九二九年發生過一場流血大厮殺之外（「利廬」與「友聯」因爭奪當時港、澳客輪「泉州號」的碼頭地盤而起），僅有個人或少數人之間的爭執打鬥，牽涉及整個堂口的則罕有所聞。

進入民國，其後的二十餘年之間，也是澳門嫖、賭兩項事業最蓬勃、幣值最穩定、秩序也稱得上「良好」的「太平年代」。當時澳門的市面，一方面是笙歌處處，夜夜元宵；另方面則黑暗腐朽，落後貧窮。加上葡當局只知苛徵暴斂，對社會建設及市民利益毫不關心，使澳門成了一個毫無生產力的純消費城市，一塊不折不扣和圖書的殖民地。而澳門的黑社會組織，也在這種畸形狀態之下茁壯起來。

香港黑社會組織，並非國内洪門山頭的直系源流，已如上述。然則澳門的黑社會組織，又是否和洪門有關呢？有等文字記述，認為孫中山先生，曾藉洪門組織，在澳門進行「反清」活動，這種說法是似是而非的。不錯中山先生曾經在澳門進行過革命活動，也在草堆街開設醫局，作為掩護，而且曾發行過鼓吹革命言論的刊物「鏡海報」，但卻從來沒有用過洪門名義進行任何活動。有之，亦以「同盟會」名義進行。因此，在澳門的歷史上，確屬未有過正統的洪門組織出現過。

統計那段時期内，澳門黑人物謀生之道，除受僱於賭場作護場，及烟格、娼寮等作跑腿之外，另有行騙、夜盗、扒手、拐帶小童、收晒掠、在輪渡上或街頭賣假藥ｈtｔps://ｗww.ｈｅｔｕｂoｏｋ•ｃom•ｃoｍ等活動，遠不及香港黑人物那樣「多采多姿」。不過，澳門的黑人物比較容易滿足，而澳門的人情味也較香港濃厚，故而生活上也不像香港那樣緊張、徬徨。

黑社會人物會像「地保」一般替街坊們「排難解紛」，在今天看來，簡直是荒唐怪誕，但當時確有此類「怪事」出現。一位屬於「利廬」的老叔父陳伯（八十一歲）對筆者表示：由於當時的澳門政府，除了「錢」之外，什麽事也不起勁。如果街坊鄰里之間，有些什麽像你偷了我的小雞、我弄破了你的窗户……等糾紛爭執，而又各不相讓時，實在沒有投訴或請求主持公道的去處；警察方面，除了葡人就是印（巴）人，對華人習俗一竅不通，自然也很少人向警方投訴。如果該街道某人是「爛鬼」身份，便會被人認為是江湖人ｈｔｔps://wｗｗ•ｈeｔｕbooｋ•ｃｏｍ.ｃｏｍ馬，見識「高人一等」。在投訴無門的情形下，往往會把這名「爛鬼」請將出來，作為評長論短的中間人。而且，「爛鬼」們的「判決」，往往也使兩方（或多方）的當事人心悦誠服，平息爭論。自然作為「地保」的「爛鬼」會獲得「利是」一封，各得其所而退。據陳伯說，當時他居住在陳樂巷，跟一名「爛鬼」道友明，就曾做過上述那種「地保」不下十次之多，其他街、巷、圍、里，亦時有此種情形出現。說起來，確令人忍俊不禁。

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澳門人口驟然增加。而香港的黑人物和珠江三角洲的「大天二」，亦有部分來澳棲留，於是情形便複雜起來。以前和平寧靜的氣氛消失了，變成偷、搶、打、殺無日無之。戰火雖然沒有波及澳門，但卻在日寇勢力包圍控制之下；再加上各國的間諜活動、和圖書冒險人物的走私漏稅、游擊隊買賣物資軍火……等，使當時的澳門幾乎成為東方「卡薩布蘭加」。相形之下，黑社會的活動自是黯然失色，「無善可述」。至於在「普濟禪院」發生的那件轟動中外的賭商傅某綁票案，完全係珠江三角洲的「大天二」勾結當時的華籍葡警所為，與黑社會並無多大關係。而且内情複雜，為了避免麻煩，在此不擬評述。

然則澳門的黑社會組織，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產生的呢？答案也並不複雜，澳門和香港同樣是殖民地，開埠以來一直和黄、賭、毒有密切關連。有了這些罪惡活動，自然而然的會有黑社會那類的組合產生，何況娼、賭、毒「合法化」的時間，澳門比香港長得多。明乎此，澳門有黑社會組合，也就毫不稀奇了！

澳門民風一貫較為保守，知識水準也較低落，再加上警察力量微薄，在某段時期之内，黑社會人和圖書物的身份很「特殊」。所謂「特殊」，係指「神枱貓屎、神憎鬼厭」之謂。假如某一「爛仔」的身份給人發覺了，於是整條街（或巷）的街坊都會對他「敬而遠之」，並不像今天那樣司空見慣，毫不為奇。但也產生了一些很矛盾的現象，便是黑人物有時竟會以「街坊地保」的身份，進行「排難解紛」的工作。

由於澳門的娼、賭、毒，長期以來便公然開放，並不像香港那樣時開時禁，黑社會也就無娼可「包」、無賭可「庇」，亦無毒可販，因為這些「事業」都由政府一手包辦。故而澳門的黑社會「謀生之道」，跟香港的黑人物略有不同。

二十年代初期，澳門人口只不過十八萬四千人，但數得出的黑社會堂口，就已經有：「友聯」、「同義」、「家義」、「聯英社」、「友和」、「利廬」、「尚義堂」、「羣英」、「合義」、及「黄館」等不下十個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