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重重的斲傷了中國的脊樑，如果這樣一場民族文化大災難沒有留下完整的紀錄，做爲後世殷鑒，將是我們歷史上一大損失。早年有凌耿的《天讎》，近日有梁恆的《革命之子》，其間還有許多人的回憶，文革故事的累積大概會越來越多。也許我們更需要一些超越黨派政治個人恩怨，從文化、傳統、思想等角度來審視分析的文革歷史研究，翟志成有志著述，希望他有「志」者事竟「成」。

其實我跟翟志成的文字因緣應該追溯到一九七四年，我在香港《中華月報》上看到一篇〈紅衛兵串連期間乞丐現象目睹記〉，是翟羽圭寫的——那時我當然不會知道那是翟志成的筆名。《中華月報》是以探討中共政局爲主的高水準雜誌，可惜後來停刊。那些年關於中國大陸有一則流傳的神話：就是大陸上乞丐已經絕跡。乞丐一向是貧窮社會的象徵，貧富懸殊的明證。像中國大陸那樣一個落後地區，連乞丐都沒有了，外人看來眞是中共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可是翟志成那篇報導，卻把大陸上乞丐現象寫得觸目驚心，讀後迄今印象猶深。翟志成第一次看到乞丐是一九六〇年在廣州，中共大躍進失敗，農村大饑餓，難民湧入廣州行乞。但是廣州毗鄰港澳，有外賓出入，實行管制，將乞丐押入收容所。翟志成如此記載：

豈料這小叫化突然掏出一枚兩分硬幣，指著路旁的賣熟红薯的檔口，拚命地掙扎。在羣衆的抗議和叱喝之下，兩個管教滿肚子不情願地把小叫化帶到賣紅薯的小販面前。那時的紅薯已漲到每斤人民幣一元，兩分錢怎麼會有交易？我看著小乞丐失望的眼神，鼻子不禁有點發酸。突然我想起口袋裏還有兩毛錢，是媽媽給我買早點吃的，便急忙將這兩毛錢掏了出來一起遞到紅薯小販手中。小販大概也動了惻隱之心，揀了一塊最大的紅薯，差不多有一斤重，塞到小乞丐手裏。小乞丐接過紅薯。大口大口地咬，連嚼也不嚼，就連同嘴角的鮮血一道往肚裏嚥——

一個只穿著褲衩的小乞丐，最多不過十二歲，突然攔在我們的面前，伸出他那又黑又髒的小手……

可能是為了生平第一次吃飽肚子，也可能是決心用和-圖-書歌舞來報答各位施主，小乞丐拍著小手，興高采烈地在候車室裏又跳又唱：

翟志成串連返家後，整個人都變了。「什麽革命，什麽解放全人類，什麽共產主義，都不能在我心中掀起漣漪了。」文革串連，目睹中國大陸各地貧窮不平，因而對共產制度幻滅的，還有魏京生。看過魏京生自傳的人，大概都不會忘記他在火車站看到的那個沒穿衣服全身赤|裸的少女乞丐。

一九七五年翟志成移民美國，在船廠做了兩年焊工，又很幸運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歷史系，受教於杜維明教授。柏克萊在美國學界一向前衛，近幾年學術水準與東部長春藤學府分庭抗禮，中國大陸青年留學美國是這三四年的事，而且多習科學。像翟志成能够進入加大研究歷史，誠屬鳳毛麟角。歷史難唸，出路狹窄，連美國學生也視爲畏途。翟志成中文根基不錯，但英文不够紮實，唸文科吃虧，幸虧他勤勉向學，終能通過博士資格考試。考試前他跟我通電話，有點緊張，我替他加油，我說：「拿出你泅水逃港的勇氣來，最後衝刺。」翟志成選擇歷史，心懷大志，他想從歷史、政治、社會等各種角度來研究文化大革命這場中華民族的大災難。因此他還選俄國史爲輔修，從馬列主義的根源掘起。關於德國納粹及蘇聯布希維克這兩大極權政治運動，西方學者的著作汗牛充棟，每年層出不窮，其中最有影響最有深度的往往出自身歷其境身受其害的作家，如蘇俄的索忍尼辛、猶太學者漢娜亞倫德（Hannah Arendt）等，漢氏的經典之作《論極權之根源》，剖析納粹及布希維克，針針見血。翟志成跟我論及文革，不禁感慨，文革開始迄今已有十七年，中國人研究這場民族浩劫的專書，仍舊寥寥無幾。有一個短暫時期中國大陸出現傷痕文學，地下雜誌有限度的反映出文革現實，可是中共當局一聲「向前看」頓時銷聲匿跡，好像這場歷史教訓一下便可以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一般。近年來臺灣讀者對有關文革的報導研ｍ.ｈetｕboｏk•coｍ.coｍ究也逐漸失去興趣，去年《現代文學》第十七期刊出海外大陸作家專輯，由小說、回憶、論文各種不同角度來評論文革。這個專輯籌備一年，翟志成也是撰稿者之一，可是臺灣讀者反應冷淡。據我所知只有香港丁望先生在大規模蒐集文革資料，撰寫鉅著。但是這樣一個錯綜複雜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需要更多有志之士，獻身研究，才能有所成果。以翟志成的經歷學歷應該是適當人選之一，據我了解他正朝這個方向努力，充實準備，以有生之年寫一本研究文革的大書。

翟志成還出了一本論文集，以胡風研究爲主要主題。胡風事件是翟志成在新亞研究院時的論文題目，他曾寫過兩篇共七萬字的論文〈魯迅與胡風之反控制鬥爭〉、〈胡風與胡風集團重要成員歷略〉。一九五四─五五「反胡風運動」是震撼中國大陸知識界的一件大事，那是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大規模有組織的反抗馬列教條控制文藝的運動。現在看來，胡風仍舊不愧是個有膽識有遠見的作家，他敢批逆鱗，上書痛駁毛澤東〈在延安安臺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氏那篇講話後來確實變成了大陸文藝政策的緊箍咒，扼殺了中國文學發展的生機，胡風的文藝理論雖然甚少創見，但他卻能洞燭機先，看到了中國文學進步的大障礙，而且敢於揭發。胡風集團的悲慘下場，已爲衆所週知的史實。集團中第二員大將路翎是當時最有才華的青年小說家，二十多歲便寫下了幾本有份量的長篇小說：《饑餓的郭素娥》、《財主的兒女們》等，據說路翎現在精神失常。翟志成這篇〈毛澤東與胡風〉的結語發人深思。「反胡風運動」中，大陸有名的知識分子都起來表態，發表反胡風言論，當然這些人有的爲了自保，但也有些阿諛毛氏，幫助中共構陷罪狀和製造冤獄。翟志成認爲「反胡風運動」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第一次把自身的軟弱和自私的性格，全面而徹底的暴露在毛氏的眼前，毛氏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永遠不能團結，永遠不敢造反的特性看太透徹了，所以才進一步對知識分子欺侮迫害，發動反右運動和文革。我讀到反右期間一些中國作家互相揭發攻訐的文獻，心中最不舒服，這種同根相煎www.hetubook.com.com的行爲，適足予當權者可乘之機，分而治之，各別消滅。設若當時中國的作家文人大家團結一致，當權者對文人的迫害恐怕也不敢那樣肆無忌憚吧。

不知是為了憐憫，還是為了贖罪，我買了一大包饅頭塞到他的小手裏。

我的天！我穿了兩件毛衣，塞飽了酒肉，還覺得陣陣寒氣逼人。但是這小朋友，餓著肚子，裸著上身，却要在天寒地凍中求乞。大家都是中國人，都生活在以經濟平等相標榜的新中國，為甚麼會這麼不平等？

翟志成屬於文革的一代，可以說完全是在中共政權下成長的，由於出身工人家庭，成份好，青少年時代過得順利，文革時他已進入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他參加過紅衛兵組織，全國串連，也到過天安門，正如同魏京生、王希哲等文革中覺醒的一代，翟志成從文革汲取了慘痛教訓，對中共制度產生懷疑，也如同成千上萬投奔自由的中國青年，泅水逃港是他絕望後黑暗裏唯一的一盞明燈。一九六九年翟志成二度逃港終於成功。

一九七九年我在香港發行的《中國人》月刊上看到一篇文章：〈起來啊，中國的脊樑〉，副題爲「中共建國三十年祭」，作者署名翟志成。文章充滿憂國憂民的悲憤，對中共三十年來無產階級專政下，作爲中國脊樑的知識份子所受之侮辱及殘害，作了尖銳的批判、強烈的抗議。四人幫倒台後，文革眞象大白，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知識份子在這場浩劫中遭罹的苦難，一一披露，海外中國人士莫不震驚，七九年的夏天，我赴香港參加「中文文學週」，又有機會跟中國大陸出來的作家金兆、楊明顯、林也牧、吳甿、虞雪等人晤談，也遇見了「反修樓」前紅衛兵作者羣，聽罷他們每個人文革期間憂患如山的遭遇以及數不清的中國人的悲劇，我對文革這一場大顛倒、大虛無的民族浩劫更感椎心之痛。〈起來啊，中國的脊樑〉這篇文章因此深深引起我的共鳴，我開始對翟志成注意起來。次年我到加大柏克萊和_圖_書校區客座，終於結識了「中國的脊樑」作者，原來翟志成正在加大修讀歷史學博士學位，是杜維明教授的高足。在柏克萊期間，我跟翟志成數次聚談，我們的論題經常圍繞著中國的過去與未來，但對翟志成個人的背景與志向也逐漸了解。

在寒風中半裸的行為，也感動了許多旅客的心。不少人都分給他一點食物。小叫化把討來的東西，和車站其他叫化均分後（看來他們是集體出外覓食的），便大嚼起來。

翟志成那時在唸初中，「不知那裏來了一股勇氣」，便跑上去跟那兩管教爭吵，旁觀者也七嘴八舌圍上去指罵那兩個行兇者，兩管教見衆怒難犯，挾起那小乞丐就要往汽車走去。下面一段更令人震懾：

望著他裸|露的身體，我忽然覺得吃得太飽，穿得太暖，也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我在為自己的罪行作無聲的懺悔——

我的心一痛，酒意也醒了四、五分。

一天，我在返校途中，一架滿載乞丐的汽車從我身邊馳過。突然，車上跳下了五個乞丐。有兩個落地後，被汽車強勁的慣性帶倒在柏油路上，跌破了頭，滿臉滿身都是鮮血，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其餘三個從地上爬起來，一溜煙的鑽進了人羣中，跑得無影無踪。車上的兩個管教下車拼命地追。老半天，終於抓回了一個。這個倒楣蛋只有十五歲光景，四肢瘦得像麻稈。手足的關節可怕的突出，只有酒杯細的長頸吃力地支撐著一顆僅包裹著一層黑皮的骷髏頭。兩個滿身肉疙瘩的管教把他凌空提起，像提一把蘆草那麼輕巧，碗口大的鐵拳雨點似的打在這蘆草般的身軀上，發出劈劈拍拍的折裂聲，這骷髏頭的小嘴中突然吐出一陣紅霧——

饑餓比肌膚之痛還要難挨，幹部對待乞丐之兇殘，勝過四十年代一些中國電影描寫的上海有錢人毒打小癟三。文革期間，翟志成參加串連，在大陸許多地方都碰到乞丐，連毛澤東的老家湖南也有。最不可思議的，有些是集體逃荒，以河南最多，山https://m.hetubook.com.com東次之，而且還持有公社或大隊貧協會頒發的逃荒證明——因爲有證明才享有乘坐免費火車或返鄉的權利。中國人逃荒的悲劇，中共並未能解除。牛正實的〈風雪茫茫〉是文革以後大陸作家最傑出最動人的短篇小說之一，故事便是寫大躍進失敗山西農人逃荒典妻的故事。翟志成在串連期間看多了乞丐的悲慘境遇，漸漸有了覺悟，最重要他發覺自己原來也享有特權，因而感到内疚、懺悔，他記下了一則令人心折的故事：他跟同行的幾個紅衛兵飯飽酒足之後，醉眼朦朧的走進貴陽候車室：

翟志成逃港前的歷史可以說相當典型。抵港後，有幾件事情發生，使他成爲逃港青年中十分特殊的例子。一九七三年，他考入了香港新亞研究院，拜在徐復觀先生門下，並受教於唐君毅、牟宗三諸位儒學大師。新亞研究院是香港的「白鹿書院」，徐、唐、牟幾位先生在海外彈丸之地發揚孔孟，興滅繼絕，他們那一種知其不可而爲之的悲願，媲美顧亭林、黃梨洲。翟志成有幸，得到幾位大師循循善誘，皈依教化。文化大革命是革掉了中國文化的命，把整一代中國青年變成了「野蠻人」。翟志成自己承認他是進了新亞，尤其受到徐復觀先生耳提面命，躬親訓誨，重新認識了中國人文傳統，儒家精義後，才將自身的革命戾氣化去，脫胎換骨。寫到這裏，我又不禁對徐復觀先生的嶙峋風骨，孤忠大義無限緬懷起來。徐先生一生心繫民族國家，批評海峽兩岸時政苦口婆心，言無不盡。有時候覺得太直了，忠言逆耳，不免得罪人。但是在這樣一個舉世滔滔，萬馬齊瘖的時代，徐先生那些石破天驚的諍言，無寧是暮鼓晨鐘，仍舊令我們警惕。徐先生是影響翟志成最大的一個人，不僅是他的恩師，對他生活照顧，更是呵護備至情逾父子。翟志成在徐先生逝世週年的一篇紀念文章中，有非常感人的描述。徐門弟子比翟志成有成就的比比皆是，然而徐先生卻一秉儒家助弱扶滅的仁愛精神，對這個曾受文革毒害死裏逃生的中國子弟分外憐憫，這令人想起聖經中「浪子回頭」的故事來。徐先生最痛心疾首的就是中共徹底破壞了中國儒家一脈相傳的人文傳統，因此對沒有受過儒家倫理陶冶的中國青年，更加刻意教化，引導他們走向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