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現代文化的核心之處，其實存在一股虛無，而西方人早在其科學革命的初期階段，就已經嚐受過。巴斯卡因宇宙的浩瀚空虛而畏縮：笛卡兒則視人類為死氣沉沉的宇宙裡，唯一活著的住民；還有霍布斯想像神正在從這個世界隱退，而尼采甚至宣稱上帝已死：人類已經失落其前進的方向，並狠狠栽入無盡的虛無裡頭。不過也有人在失去信仰的過程中感受解放，藉此擺開了信仰所施加的限制。曾經提到現代意識中存在所謂「神形之孔」的沙特，就認為我們仍有責任拒絕神性，因其否定了我們的自由。卡繆（一九一三至一九六〇年）也相信世間男女若能夠拒絕神，即可投注其所有的注意力和愛於人類身上。還有人則是將信仰轉向啟蒙思潮諸理想，要展望人類變得更理性、寬容的未來；他們崇敬個人的神聖自由，而非那遙遠的、想像中的神。這些人創造了世俗形式的信仰，而那為他們帶來洞見、超越感及狂喜，並發展出本身的心智修行。
其次，我們也有必要瞭解，這些運動並非要回到過去的老古板；它們都很現代、創新，也經歷著現代化。新教基本教義派人士以字面意義讀經的理性方式，就和前現代宗教的神秘、寓意式途徑，頗不相同。何梅尼的法學家政府理論，也是對千百年來什葉派傳統的震撼及革命性顛覆。穆斯林思想家還宣揚一種解放神學，甚至醞釀出與當代第三世界運動同調的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即便是那些堅決想要背向現代社會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也都發現他們的耶西瓦，本質上已是現代的自願性機構。他們以一種新的嚴格作風來遵循《摩西五經》，並學習操縱政治體制，使其得以較近兩千年來的所有虔誠猶太教徒，都掌握了更多權力。
鎮壓和強制，顯然並非箇中解答。它們總是激起反彈，並會使基本教義派人士或潛在的基本教義派人士變得更加極端。美國的新教基本教義派人士，就是在史寇斯審案裡遭到羞辱後，才變得更反動、不妥協並堅守《聖經》的字面意涵。遜尼派基本教義派的最極端形式，也是在納瑟的集中營裡冒現，而伊朗國王大肆鎮壓的結果，則催化了伊斯蘭革命。基本教義派是個嚴陣以待的信仰；它預期殲滅行動將臨。所以猶太教基本教義派人士——不論他們是復國主義者或極端正統派成員——至今都還在害怕和*圖*書大屠殺及反閃族大禍降臨的現象，就不令人感到訝異。對那些早就體驗過世俗化侵略滋味的人來說，鎮壓行動的記憶，更是已烙到他們的靈魂深處，使其宗教視野歪曲，也跟著不寬容地暴力相向。基本教義派人士處處所見皆陰謀，有時候遂不免急怒攻心、犯下惡行。
不過基本教義派人士的暴怒卻提醒我們，現代文化其實對人類強加了極困難的要求。它無疑讓我們更有權能，為我們打開新的世界，拓寬視野，並使許多人可以活得更健康、快樂。但它也往往挫傷我們的自尊。在我們的理性世界觀宣稱人類乃衡量一切之本，並將我們從對超自然神的不當依賴中解放出來的同時，它也暴露了我們的脆弱與缺乏尊嚴。哥白尼把我們從宇宙的中心逐離，貶抑至邊緣位置。康德則宣稱，我們永遠沒辦法確定自己的想法是否對應於腦子以外的任何真實。達爾文認為我們不過就是動物，佛洛伊德更揭示人類不但遠說不上是全然理性的生物，還只能任由無意識的強大、非理性力量擺佈，而要探觸這內心的無意識世界，則極端困難。現代經驗確實就印證了這一點。儘管崇尚理性，現代歷史卻還是夾雜著獵殺女巫及兩次世界大戰這類非理性事態的爆發。人們一旦失去探觸精神深處的能力——這可是古老神話、禮拜儀式及優良保守信仰的神秘修行所曾提供者，理性偶爾似乎即會在我們的美麗新世界裡失控。二十世紀終了之際，自由主義者相信人性正在往更開明與寬容境界躍進的神話，看來就和本書裡提到的所有千禧年神話一樣，不過充滿了幻想。沒有了一個「更高的」神話真理侷限，理性偶爾也會變得邪惡，並且犯下和基本教義派人士等量齊觀（如果沒比他們更嚴重的話）的暴行。
惟部分西方人因早就不再以宗教思維思考，自然很難欣賞這信仰之再興，尤其當它表現出暴力與殘忍時更是如此。現代社會經常分裂成「兩個民族」：世俗與虔誠者雖活在同一國度裡，卻沒辦法溝通或擁有看待事物的共同觀點。某陣營裡視為神聖與正面之事，到了對立陣營眼中，卻成邪惡與錯亂。世俗與虔誠者彼此都深刻感受到對方威脅，而當完全水火不容的兩套世界觀在像魯西迪《魔鬼詩篇》事件中爆發衝突時，疏離感自然還要加劇。這是個不健康也潛藏著危險的情勢。基和*圖*書本教義派並未過去。它在某些地方要不變得更為強大，要不即愈趨極端。自由色彩的世俗當權者到底能做些什麼，來建立橋樑、避免未來的可能戰鬥呢？
這其實也是基本教義派信徒反叛世俗霸權的一部分。那是將神帶回祂曾經遭到排除的政治領域之法。基本教義派人士以各種方式，拒絕了現代社會所強調的政教分離及虔誠與世俗之分野，而企圖重構失落的整體。虔誠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就是在反叛世俗復國主義者對宗教的造反。他們要讓聖地擁有較離散時期更多的神性，並更堅守《摩西五經》的戒律。何梅尼和沙里阿地則是雙雙強調，我們不可能將神聖排除於政治之外；固卜亦譴責埃及世俗政權毫無神性可言，斥之為矇昧。那些仍未全面浸淫在現代世俗理性主義裡的人們，還是注意到存在的「不可見」面向，並希望這個面向，能在政體中得到反映。他們並不覺得那將使自己變得較不現代，雖然他們也默認，這意味著必須割捨前現代宗教裡某些古老的保守信念。基本教義派人士對信仰的改革，意味著原本被視為無關宗教的積極活躍態度，如今已成關鍵。虔誠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基本教義派基督徒與穆斯林，全都強調實際行動與革命性轉型之必要，以便能跟上現代社會的前進衝力與實用趨向。
這場為神而戰的戰役，乃為企圖填補那奠基於科學理性主義之社會核心處的虛無。世俗當權者大可不必老是辱罵基本教義派人士，他們偶爾亦可從對手的對立文化當中，認真得到一些有用的觀察。舒克利的公社，就恰是沙達特門戶開放政策的反面形象；穆斯林兄弟會所建構的慈善帝國，以及校園伊斯蘭黨所採行的實際舉措，也都暴露出現政府對貧者的缺乏關心，而這正是伊斯蘭信仰的一項重要價值。這些運動之廣受歡迎且漸有權勢，則顯示出儘管世俗浪潮洶湧，埃及人還是想要維持宗教虔誠。伊朗人對何梅尼的狂熱崇拜，又何嘗不是如此：隨著何梅尼與巴勒維政權的對峙升溫，他也就越來越像什葉派歷任教主，而以其為代表來替換專橫君主的什葉派選項，遂能吸引到許多伊朗人。類似的情形還有猶太耶西瓦，它也提供了對立於世俗教育務實本質的另一選擇。在這看來已經揚棄了神和其律法的社會裡，耶西瓦學子卻是為與神相遇而學習，並不單止於m.hetubook.com.com獲取有用資訊。他們甚至讓《摩西五經》的研習，成為較昔日都來得重視的生活核心。這類替代社會的肇建，無異展現了基本教義派人士對當前文化難與宗教調適的幻滅心情。
然而企圖讓基本教義派為世俗、務實之目的所用，同樣也會帶來反效果。沙達特就曾對埃及的穆斯林大獻殷勤，並討好校園諸伊斯蘭黨，以為其政權提供正當性，並經營自己的權力基礎。以色列為消解巴解組織的影響力，起初亦曾支持哈瑪斯。這些企圖操控的努力，結果都反過來讓世俗政權大為遭殃。我們實在有必要對這類宗教運動的意義，作出更公正、客觀的評估。
我們由始至終都可以看到，宗教往往有助人們調適於現代生活。沙伯泰信仰、貴格教會、衛理公會及伊斯蘭神秘主義，就曾協助過猶太教徒、基督徒與穆斯林做好面對重大變遷的準備，並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接觸新觀念的背景。那些不想理會建國之父們自然神論的美國人，也是因為大覺醒風潮的洗禮，才準備投身革命鬥爭。此外，穆斯林也透過本身的宗教動力，發展出對政教分離這類現代理想的鑑賞。事實上，在歐洲，世俗主義與科學理性思維，起初亦曾被人視為宗教上的新虔敬之道。我們所提到的某些較晚近的運動，也都已經歷過現代化。班納、沙里阿地甚至何梅尼，都嘗試在穆斯林較為熟悉的伊斯蘭環境裡，將他們帶往現代境界。西方的入口意識形態，畢竟還是讓穆斯林感到陌生。唯有靠著這樣的方式，他們才能夠「找回自己」，並協助那些被拋離現代化過程的人，也能領會代議政府和民主統治這類建制的意義。此外，這也是要將現代性重新配置到神聖範疇裡的努力。前現代宗教向來視「神思」和「理則」為互補，惟伊斯蘭改革者卻會將政府的實際運作，納入宗教的神秘框架當中。
首先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能體認到這類神學與意識形態，其實都根植於恐懼。基本教義派人士定義教義、豎立障礙、設下邊界，並且將信仰者區隔在一處嚴守戒律之神聖孤土裡的欲望，都是源自於害怕遭滅絕的心理。他們相信，世俗主義者即將要對他們動手。這個令自由主義者極為興奮的現代世界，看在基本教義派人士眼裡，卻似了無神蹤、意義枯竭甚至邪惡。如果有位病人帶著那一大堆偏執、陰謀與復仇的幻m.heｔubｏｏk.coｍ.cｏｍ想去見其醫療者，那他不被診斷為心緒紊亂才怪。前千禧年主義觀點，就清楚昭示著許多新教基本教義派人士因現代發展，所激起的極度恐懼與失望。在此視野之下，現代社會裡某些極正面的建制，竟被他們說成窮凶極惡，甚至懷抱著對種族屠殺的憧憬，認為人類正投向一個恐怖終結。我們也已經見識過基本教義派計畫的虛無。我們並沒辦法用強制性手段，去理智地收伏這類恐懼，或試著將它根除。一個更富於想像力的回應，應是嘗試去理解這類神經病症的深度內涵，就算自由主義或世俗主義者還是沒辦法共享他們充滿恐懼的觀點。
現代發展雖能帶來好處，亦講求慈愛、人道，但它也常促成——尤其是在其初期階段裡——殘酷手段的使用。這種情形，在發展中國度裡尤然。後者對現代西方文化的體驗，本就是侵略性、帝國主義與格格不入的舶來品。在我們所談論到的穆斯林國家裡，現代化過程都十分的歧異、艱難。它在西方標誌著獨立與創新；但在埃及和伊朗，卻是伴隨著依賴及模仿而來。穆斯林改革者和意識形態家們，對此都敏銳地有所知覺。那當然會改變現代化在這些國家的發展路向。如果你用錯誤的材料來烘焙蛋糕（譬如說用乾燥蛋來代替新鮮蛋、用米粉來代替麵粉），還使用不當設備的話，那搞出來的成果，當然不會是烹飪書上的那回事。它可能還是很美味，卻也可能極為亂七八糟。我們恐怕還是得用上當地既有的烹飪技巧和材料，來弄一塊像蛋糕的東西才好。伊斯蘭分子如阿富汗尼、阿布杜、沙里阿地與何梅尼，就是要用穆斯林的材料來烘焙自己獨特的現代蛋糕。
話雖如此，還是有不少人希望維持宗教虔誠，並嘗試演化新型態的信仰。基本教義派不過是這類現代宗教實驗之一，而我們也看到，它已相當成功地把宗教硬是拉回國際舞台，卻往往不顧宣信型信仰當中某些極神聖的價值。基本教義派人士已將其宗教的「神思」轉為「理則」，他們或強調|教義本身在科學上的真實，或將其複雜神話，轉化成簡潔明瞭的意識形態。如此一來，他們遂將兩個原本互補的知識來源都攪到了一處，而這在前現代世界裡，可是常被人明智地予以區隔的。基本教義派的發展經驗，證實了這項保守觀點確是睿見。美國的新教基本教義派人士因強調基督教真理的真實性
和圖書和經得起科學論證，已經在宗教及科學兩個領域都留下了笑柄。而那些為了與世俗意識形態競爭，而將信仰以理性、系統化方式呈現的猶太教徒和穆斯林，也都扭曲了他們自己的傳統，經高度揀選後，將它窄化成僅僅一點。結果他們全忽略了宗教中較講求寬忍、包容與慈悲的教誨，而孕育出憤怒、怨恨及復仇的神學。這偶爾甚至導致一小撮人曲解宗教，以此來正當化他們的謀殺劣行。雖然絕大多數基本教義派人士反對這類恐怖活動，但他們在面對異見者時，卻也都傾向排拒與聲聲譴責。
當今之世，我們已無法再以前現代保守世界的同樣方式來信奉宗教。那個時代裡的神話與儀式，曾協助我們的先人接受農業文明的必要限制。我們如今以未來為導向，而經現代理性主義薰陶的結果，亦使我們無法再輕易理解舊形式的精神信仰。和西方最早全面擁抱科學精神的牛頓一樣，我們已沒辦法理解神話。儘管努力接納傳統宗教，我們還是很自然地傾向把真理看成應該是真實存在、歷史的與經驗的。很多人都開始深信，信仰若要得到世人認真對待，那其神話就必須顯現出歷史的面向，也要能實際有效率地運作，以契合現代要求。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在二十世紀歷盡滄桑的西歐人拒絕了宗教。這對視理性為達致真理唯一之道的人來說，本就是個原則上該有的誠實立場。但誠如科學家首先要強調的，「理則」並無法應付經驗調查所不能及的人生終極意義問題。面對本世紀滅族屠殺的種種慘狀，理性竟無置喙餘地。
由於過度緊繃備戰，這類企圖重新聖化社會的運動，遂變得歪扭而充滿侵略意味。它少了所有信仰都會強調的、宗教生活裡必不可少的悲憫胸懷。相反的，它竟宣揚起一種拒斥、仇恨甚至暴力的意識形態。然而憤怒的，並不僅僅是基本教義派人士。他們的運動往往是與同樣具侵略性的世俗主義，存在一種辯證式的發展關係。後者對宗教與宗教徒的蔑視，早非今日始。世俗主義者和基本教義派人士，有時候似乎都困在這種不斷升高的敵對、互責的惡性循環當中。如果說基本教義派人士必須以更慈愛的眼光來看待敵人，以忠於其宗教傳統的話，那世俗主義者同樣也該更信守現代文化中講求博愛、寬容與尊重人性的美好一面，並且更設身處地去理解基本教義派人士的恐懼、焦慮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