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步調是以雙性型態在移動的。「問題不光是你住在那一樓，而是你在生命的談判過程中，總共能進入幾個樓層。」研究超個人（transpersonal）的心理學家威伯（Ken Wilber）如此形容。許多情形最好以快步調的時間方式處理：迅速、準時、以未來為導向、視時間為金錢。其他生活範疇則比較適合以較緩和的時間態度去面對。時間庫存裡混合了兩種模式的人或文化，比較能應付各種情況。具有多元性時間模式當然更好。雷夫金談到「時間貧民窟」（temporal ghetto）的危險。時間模式僵硬、狹隘的人，缺乏決定自己未來及政治命運的必要準備。多元性時間模式則是脫離時間貧民窟的工具。如果你有能力依據情況需要而迅速行動，在壓力停止時就放鬆並瞭解時間之多元性，也許就掌握「何種生活步調是最好的」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如同慕福特所說的：

人與環境的契合程度，取決於這個人在居住城市及國家的休閒、社交及工作生活中得到多少樂趣。如果你傾向高活動程度並偏愛快速的環境，最好尋找時間壓力高的工作及步調快的地方。如果你偏愛比較慢的生活步調，狂速的工作及城市可能是死亡之吻（這可能是真實的寫照）。

我內心有一部份歡迎這種結構及常態。但是，抗議回家就得把嬰兒連同骯髒的洗澡水一起丟掉的聲音更大。我真的必須壓抑我所經過的這一切改變嗎？在一個難得的安寧時刻，這個聲音命令我離開辦公室把事情想清楚。

基切時間文化最有趣的層面是，他們深切關注每一天的特質。日子不僅具有專有名稱，而且非常莊嚴的名稱。當基切人直接提到某一天的時候，他們會在這一天的名稱之前加上敬語〈aj aw〉——意思相當於「向您問安」。基切人相信每一天都有它自己的「面貌」，一種屬性、一種性格，引導著每位個人的生活過程，但其影響因人而異。解讀曆法可幫助瞭解每日的屬性。可是，這需要相當專精的知識。基切人使用兩種年曆——三百六十五天的世俗曆及兩百六十天的宗教曆。後者是車輪形狀，首尾不分。曆輪上的每一天都有名稱、屬性及數字，不同的組合代表不同的意義，並且因情況而變。基切人仰賴專家預測事件。在基切語言中，這種專家稱為「阿吉奇吉」，意為「看守日子的人」。基切人認為「看日」是一種神聖的任務，「看日者」具有祭司及巫師的雙重地位與尊重。他們直接與神祇溝通，幫助凡夫俗子決定如何面對每一天。

研究其他文化，最能有效激發對自己文化的研究。托克維爾以降，外來者的超然角度不時能使我們以清新的客觀角度來回頭看待我們的家鄉。十九世紀法國作家托克維爾對美國人的時間感就提出獨到的看法：「他們老是匆匆忙忙。」跨文化心理學家史托提（Craig Storti）則觀察道：「一般而言，旅遊者，即使是一般的觀光客自海外回國後，對自己國家的瞭解，往往甚於方才訪問過的國家。」

各位可以看出：我自己的研究也導引出快速步調生活的綜合後果。生活在比較快速環境中的人，比較容易蒙受有害程度的壓力，因而比較容易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病。但是，他們也比較可能具有舒適的生活標準，並因而（至少部份如此）對整體的生活感到比較滿意。費利曼、艾德華斯，以及齊珍米哈里的研究，論及一種不同的心理滿足領域。他們研究關於人們在做某種工作當時所感受到的快樂及壓力。我們的研究則是關於人們對整體生活的感受。然而，他們的研究和我們的一樣，顯示時間壓力好壞摻雜的結果。和時鐘賽跑的工作方式不一定會造成心理壓力，缺乏時間壓力也不一定令人感到輕鬆。適當程度的時間壓力才能使人活力充沛、身心愉快。

最近一項針對持續承受工作時間壓力的父母的研究結果，也支持上述這種好壞摻雜的論點。加州大學厄汶分校的格林柏格（Ellen Greenberg）等人，觀察一百八十八位有五至七歲孩子的父母的親職行為。他們發現這些承受高時間壓力的父母之間，對家庭需求的反應相互差異很大。許多人遵循典型的行為模式：筋疲力竭地回家後，以嚴酷的態度對待親人。然而，另外一些工作同樣複雜、具挑戰性及激勵性的人，在家裡的行為反而比較親切、敏感，並且有時間彈性。這些發現也支持了我們的研究結果：對一個人的生理及生理健康而書，如何平衡工作與工作之外的生活步調，其重要性可能遠高於只是選擇從事高壓力或低壓力工作的單一因素。

根據和圖書耶路撒冷黛比．魏斯曼（Debbie Weissman）教授的意見，「《摩西五書》的要義是教導我們如何明智地使用我們在地球上有限的時間。」基切人的時間也是如此。

當我能以超然的角度去考慮我的狀況時，我突然覺悟到我的文化震撼只是一種過渡狀態，是兩種生活模式之間的橋樑：一邊是見機行事、過一天是一天的長期旅行生活方式，另一邊則是依時間表行事、緊湊有序的專業生活方式。實際上，我被自己所研究的兩種時間模式的力量夾在中間。這或許只是尚未消化的尼泊爾咖哩的作用，但是，我不斷地想到《西藏度亡經》。這是一本藏傳佛教的典籍，教導人們如何以意識控制臨終、死亡及轉世再生的過程。此書解釋道：死亡是此生和不可避免的來世之間的過渡狀態（佛菩薩是例外）。人們必須以謹慎、正確的態度面對它，因為它同時也是塑造來生種種特質的珍貴機會：

當然，猶太教並不是唯一注重時間的文化傳統。居住於瓜地馬拉高原村落的基切（Quiche）印地安人，擁有我最喜愛的時間文化之一。基切人是瑪雅人的後代，並繼承了瑪雅人卓越的測時傳統。在西班牙人征服拉丁美洲時期，瑪雅曆法是全世界最進步的曆法之一。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瑪雅人的測時技術比歐洲征服者更精確。但是，瑪雅人和歐洲人的不同在於他們注重時間品質——時間的生活意義——甚於時間的長短。

我從自己的猶太教文化根源，繼承了強調嚴密注意時間的哲學。猶太教稱得上是一個時間的宗教。它重視歷史及事件——出埃及記等《摩西五書》的示現——甚於其他。例如，先知教導主的日子比主的殿堂更為神聖。猶太聖典的架構，主要是時間背景而不是空間背景。《猶太法典》的首句就是「自何時起」，《摩西五書》起頭就是以「太初」開宗明義。

作家歐慈（Joyce Carol Oates）寫道：「時間是我們存在於其中的因素……我們或者隨順而活，或者溺斃其中。」如何保有足以維持舒適生活的生產力、將達到此種目的時間壓力降至最低，同時還能投注時間來維護人際關係及文明社會，是多元性時間的挑戰。

人們是在介於壓力過多及過少之間的中間區域，契入第三章述及的「入流」經驗，齊珍米哈里要求研究對象配帶呼叫器，以便追蹤。他頻繁地詢問他們正在從事的活動以及他們的感覺。他發現當人們在從事涉及挑戰程度適中的技巧性活動時，他們的感受報告是最良好的。同時從事太多活動的人通常過於緊張疲勞。完全無所事事的人則只有少許的入流經驗及樂趣。許多現代心理學家相信入流經驗是快樂及滿足人生的關鍵。研究顯示入流經驗不只使人歡樂，還能有很大的能量，可提升自尊、能力及整體的安適感。

他說得一點也沒錯。一年之後，在浪跡過三大洲、二十個左右的國家、遍訪中國萬里長城與耶路撒冷哭牆之間的觀光勝地、蒐集從此成為我專業研究焦點的多國數據之後，我帶回家的主要收獲是新觀點。

但是，以珊卓．班姆（Sandra Bem）及珍妮特．史班斯（Janet Spence）等為首的新生代（女性）社會心理研究，向「女性在傳統男性活動中競爭的能力必定會危及其女性特質」的觀點提出挑戰。她們發展了心理雙性人的觀念。心理雙性人的性格庫裡，綜合了傳統男性（例如主見強）及傳統女性（例如關愛）的特質。心理雙性人並不是介於極端男性與極端女性之間的心理中性人，而是兼具強烈的男性與女性特質，並能隨意支配這兩者的男性或女性。

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費利曼（Jonathan Freedman）及唐納德．艾德華斯（Donald Edwards）的實驗，肯定了霍芙曼的觀點。費利曼和艾德華斯發現，歡樂和時間的關係像一個倒轉的Ｕ字。最大的歡樂經驗，發生於中等壓力層次。太多時間負擔可能造成壓迫感，太少則會導致無聊。他們發現時間壓力和工作表現也呈現倒轉的Ｕ形關係。再一次，最佳工作表現發生在中等程度的時間壓力。

如同心理雙性人，真正多元時間的人及文化並不是把一切平均分配，而是有能力根據需要加速或放慢速度。因此，密西根大學的研究有另一項重要發現：不論所從事的職業是什麼，個人彈性（對立於僵硬性）是對抗壓力與對工作不滿的有效緩衝因素。工作努力有成，但是也懂得如何放慢步調去享受果實的歐洲人，正是具有這種多元性時間模式的人。快慢都擅長的日本勞工也瞭解這種技巧。這並不表示所有的歐洲及日本勞工都精通於多元性時間。相反的，研究數據指出：在這些國家，有許多人為他們的快速生活步調付出相當高的代價。西歐是全世界冠狀動脈心臟病罹患率最高的地區之一，自殺在日本是一項嚴重的問題，兩者都不是偶然的現象。但是，這些文化的傳統價值觀都蘊ｗｗw•ｈetｕｂｏoｋ.cｏm.com涵著闡明控制時間之道的秘方，等待敏銳的個人去應用。

在往後的幾個星期，我強制自己回答這些問題。我發現「必須」類的問題，答案大都是「不」。當然，負面答案出現的頻率高過我的估計。我也知道我說「不」的頻率或許高過一般人。但是，我很幸運能擁有一份個人主控權相當高的職業。那時候，我也沒有婚姻或養育兒女的責任。可是，我還是不免覺得驚訝，沒有我的參與，我的同事及友伴還是能照常做好工作或過好日子。第一項問題的常態性答案「不」，使我必須依第二次準則評估我的選擇。在這方面，我很驚訝「是」出現的次數之多。最出乎意料的是：我多麼經常選擇參與一些相當平凡無奇的事。

長期旅行涉及一些頻繁、迅速又往往相當戲劇化的變化：早餐吃到一半的時候，決定在中午之前收好行李、動身到另一個國家；一段似乎相當親密的關係驟然落幕，因為一方希望往東走，另一方則堅持往西去。它似乎蘊含著某種特殊的力量，使人別無選擇，只能過一天算一天。這種力量是如此的強烈，讓人覺得這是一種生理更甚於意志力的選擇。我在這方面有親身經驗：在每一次漫長的旅程之後，體力上的疲憊讓我既無法思考未來也無法思考過去。這並不是因為我已超越時間或進入禪宗「安住於當下」的境界。實情往往是我已精神恍惚了。這是時間模式不明確的過渡狀態（temporal limbo）。在此之前我幾乎一直都是以未來為導向的人，而且我的未來往往是依隨別人的期望而定的。覺察到自己無法專注於明天將發生的事情（即使那是我已經期待好幾個月的事，例如，初訪有名的埃及大字金塔），是一種幾近滑稽的經驗。但是，這卻的確是我自己當時的時鐘節奏。如同哲學家賀德（Johann Herder）所說的：「一切無常的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節拍。」

密西根大學社會研究所的蓋柏南（Robert Caplan）及法蘭屈（John French）等人的重要研究指出：人與環境的契合，所可能造成的一些廣泛影響。蓋柏南等人針對橫跨二十三種白領及藍領工作的二千多位男性，測量他們的壓力與緊張程度。他們發現：最能預測工作壓力的因素，是工作者個人性格與工作特質的契合程度。由這種契合程度來判斷心理壓力，比個人職業或個人性格來判斷還更適切。換句話說，這兩者的契合程度比單獨考慮工作的客觀性壓力更為重要。實際上，如果把人與環境契合的因素考慮進去之後，二十三種職業的工作壓力可說是沒有差別。每個人對工作的滿意程度、工作量的多寡、無聊、憂鬱、焦躁及易怒程度，都和他與環境契合的程度密切呼應。這些發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們指出增加工作滿意程度的可行方向。雇主雖然不能控制某種工作的特質，但他們能依據員工的性格而決定誰做什麼工作。

安息日是猶太教對時間覺知的精髓所在。《創世紀》中提到「上帝淨化第七天使它成為聖日」。上帝投注六天創造天地，然後，在第七日，這項工作完成了——藉由神聖時間的創造，而非聖地的建造。雖然世界是在前六天創造的，它的存續繫於第七日的聖淨。「第七天所創造的是什麼？寧靜、沉著、平和及安詳。」猶太哲學家賀歇爾（Abraham Herschell）對安息日有生動的記述。他觀察道：「一星期當中的六天，我們試圖主宰世界，在第七天我們試圖征服自我……時間及勞力的動盪大海中，存在著人們可入港重獲尊嚴的平靜之島。這個島是第七日——安息日，是放下事物、謀略及俗務而關切心靈的一日。」

冠狀動脈心臟病仍然是美國人最大的單一死亡原因。飲食、抽煙及高血壓等傳統危險因素（但非Ａ型），死亡率頂多只及百分之五十。依此推論，人與環境的時間契合度在其餘的百分之五十中似乎佔有相當的份量，值得我們努力調和這種匹配。

心理學家齊珍米哈里在美國的研究指出：完全沒有時間壓力的人是最不快樂的人：

在密西根大學的研究中，Ａ型性格指數最高的職業是學術行政人員。大部份大學的學術行政人員是由教授中選派出來的。學術行政人員的工作生活通常是快步調的，並且工作期限壓力很大。教授，則比較能控制他們的時間。但是，密西根大學的研究發現：學術行政人員所感受的時間壓力，不一定高於教授同仁。這可能是因為被Ａ型行政工作吸引的教授，通常具有Ａ型性格。因此，這類工作的時間需求正好是他們的營養劑。同樣的，酷愛華爾街忙碌的紐約人，最好還是留在原地。

為麥wｗw•heｔuｂｏoｋ.ｃom•ｃom庫姆做危險期後的復健準備時，一位醫師警告他說：他行動不便的身體將覺得這個世界是飛快的。他預測道：「你即將墜入速度的急流。」但是中風一年之後，麥庫姆卻發現時間生活改變的優點。他宣稱：「我已經成為慢速的朋友，它是一種觀念也是一種生活方式。」

安息日儀式也可以引伸到比較長的時間區隔。《摩西五書》論及每隔七年就是安息年。在聖經時代，「安息」意指停止一切農業活動（及未償清的債務）。今天，尤其是在我所屬的學術圈，它指的是放鬆及恢復精神的時間。此外，《利未記》規定每五十年——七個安息年周期結束時——是神聖的「五十年節」（Jubilee，類似天主教的大赦年）。在歷史上，五十年節宣告多種活動的失效：這時土地應歸還給原擁有者的子孫，所有抵債被售為奴隸的以色列人皆重獲自由，且如同安息年一般，土地停用一年。不幸的，五十年節的理念已不受擁戴。或許，我們應該以五十歲生日的形式復興這個理念。我們可以頒定五十年節是我們停止生產、駐足省思過去、思量未來，還有，最重要的，把自己交付給時間的機制並靜待它的演變。這必然勝過所謂「五十危機」的喧囂。

當然，中庸時間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找到合乎個人及特定活動的理想壓力範圍，是一件艱難的工作，也是一種微妙的生活藝術。我個人則發現：建立時間警報（temporal governor），是保持在中庸時間範圍之內的有效辦法，也就是一旦自己超越了理想速度的範圍，可以設立一個反餚警告訊號。有時候，這類訊號可能完全突如其來。以我自己為例，口吃的老毛病是最顯著、最可靠的警報。當我說話速度過快時，就會口吃。我絕對不想建議任何人把口吃當做一種新技巧（誰需要！），但是，我這項障碍卻很自然地成為我的心理利器：它經常防止我說話的節奏快到狂躁的極端，總在我說話的速度即將令人厭煩又無效益之前發揮作用。比較年輕的時候，我學習藉由放慢思考速度來防止口吃。現在，我利用口吃幫助自己放慢思考的速度。很幸運的，我和我成為和諧的搭檔。它所容許的速度範圍，和我偏愛的內在活動步調極為一致。

英國編輯及作家麥庫姆（Robert McCrum）敘述了一種最近突然闖入他生活中，方式則更為強迫的時間警報。一九九五年夏天，他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患了中風而有嚴重的行動障碍，在一篇名為〈我的新、舊生活〉的短文中，他敘述放慢步調最初所造成的沮喪：

對大多數時間的旅者而言，跨文化知識的深遠影響在回國後的生活才開始。一旦他們瞭解時間有其他不同的結構之後，各種新的可能性就展現出來了。在某些場合下，轉換到自然時間是否比較健康的選擇？我必須老是如此忙碌嗎？何時可能受益於無所事事？在最後這一章中，我要提出幾項建議。

生活步調與冠狀動脈心臟病的關連，也能由人與環境契合與否的角度來瞭解。由於快步調的地方與快步調的人口，都具有比較高的冠狀動脈心臟病罹患率，我們可能會預期住在Ａ型性格地區的Ａ型性格人士最可能罹患這種病症。但是，如果我們認定所有的個人都會遵循自己所屬文化的型態，則未免概括過度。跨文化心理學家稱之為生態性的謬誤（ecological fallacy）。Ａ型環境對每個人的影響各不相同。即使最早共同提出Ａ型性格概念的羅森曼（Ray Rosenman），也主張在預測冠狀動脈心臟病的時候，人與環境的因素必須同時考慮在內。他認為：Ｂ型環境中的Ａ型個人，及Ａ型環境中的Ｂ型個人，風險才最高。

旅行，不論是以觀光客或跨文化心理學家的身份踏上旅程，都可以教導我們中庸時間的美學：找尋快與慢、自然與鐘錶時間、上班與下班時間之間的平衡。時間緊迫感強烈的工作狂，如果能走一趙散漫的文化旅遊返家，他們八成會發願放慢時鐘支配的生活步調。作家伊娃．霍芙曼（Eva Hoffman）遷居過不同文化區域：兒童期在波蘭、青春期在加拿大、成年期在美國。她在描述自己如何調整適應的過程中，補捉了力求中庸時間的意義：

其中，最持久的觀念，繼續對我的生活方式有深厚影響的觀念，似乎總是和時間這個主題有關。當人們旅行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後，他們似乎會在某個時間點轉入「流浪客」（transient）的意識。在我接觸過的大多數旅行者的經驗中，這種轉變大約發生在出發後第三個月左右https://m.hetubook.com.com。從那以後，一星期中的日子、甚至一年中的月份（尤其是對追尋溫暖氣候的人而言），就再也沒有什麼差別了。對未來的期許和計劃，開始萎縮成不存在的事物。

我覺得自己彷彿走在今生與來世之間。我現在的責任是：發現我可以從即將脫離的生命中保留什麼，以提升即將步入的生命。在那一瞬間我得到一項相當簡單，卻改進了我生活的結論：我正面臨一個稀有的機會，可以打破一些無益的習性與衝動之循環。我決心每當發現自己在重複旅行之前的活動，不論是職業上的工作，例如和學生約談、上課或寫研究報告：或是社交活動，例如，和同事出去吃午餐、和熟人寒暄、接聽電話，我都要注意觀察自己是否有不安的感覺。如果有的話，我會停下來問自己兩個問題。首先，這是我絕對「必須」做的事嗎？第二，這是我「想要」做的事嗎？除非其中一項的答案是「是」，否則我將不會在這種事情上投入時間。

嚴謹的猶太教徒謹守一系列的時間性儀式。一天的計劃必定配合祈禱時間。男嬰在出生後第八天接受割禮。男女成年禮暨聖誡領受禮在十三歲舉行。傳統的一年服喪期有嚴格的時間表：前七天的規矩和第一個月的不一樣，第一個月的又和其餘十一個月的不一樣。猶太年曆也指定有八天要燃漢努卡（Hanukkah）蠟燭、六天戒食、八天只吃未醱酵麵包。波格瑞賓（Letty Pogrebin）如此談論她的猶太教習俗：「這提醒我們這一天算或不算。計算本身就代表意義；一個人不會計算他不珍視的。」連曆法也拒絕被視為當然。現代的猶太人活在兩組日期中。根據格雷果里陽曆曆法，我是在一九九七年走筆至此的，但是，當我走進猶太教堂時，這裡的時間是以希伯來陰曆曆法測量的，我所處的年份是五七五七。

我一面走向大學的辦公室，一再竭盡所能地使自己看起來像「契普斯先生」，但是我內心的感覺，卻比較像是大夢一覺的李伯。我很恐懼，我害怕回家。不是湯瑪斯．沃夫（Thomas Wolfe）所指的那種畏懼，而是擔憂我無法重新扮演我的專業角色。而突然間，彷彿換上新燈泡一般，我覺得自己的心識如同電影中常見的形象一般，轉形變回十二個月前站在同一地方、被時間推動的我。一切屬於「勒范恩教授」的工作似乎都狂奔而至，我知道我必須做什麼，而且也知道應該在何時及何地做。我不在的這一整年，我就任的大學仍然運作正常，謝天謝地！此時，我的未來又再度以驚人的速度填滿「應該」及「必須」做的事。我的時間表擠得毫無空隙。

安息日並非生活插曲，而是生活的尖峰。根據猶太教傳統，第七日是時間的宮殿。它是我們建造的避難所——時間的避難所。賀歇爾稱安息日為上帝送的時間禮物。（「我已給予你們某件屬於我的東西。這是什麼？一天的時間。」）這是真正的時間——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時間。安息日是我們可以心無旁鶩地當時間主人的機會。「勞動是一種技能，但是，完美的安息是一種藝術，」賀歇爾認為。而且，「時間是上帝在世間的示現。」

最後一則故事。在規劃後來演變成長達十二個月的環球之旅的過程中，我遇見的每一位經驗豐富或備感沮喪的旅行者，都給了我一些忠告。告誡的內容包羅萬象，從絕對必須參訪或避免之地的名單，到飲用地方清水足以引發嚴重病變的警告，不一而足。但是，有一個最有先知意味的忠告，卻來自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出處。當時，我嘴巴塞著討厭的牙醫道具，無奈地躺在治療椅上，那位話不太多的牙醫師說道：「我出過一次國。你會更了解自己。」除了牙齒問題之外，這是我們之間最長的一段談話。

這是我從研究其他文化的時間感覺當中，得到最大的收穫。再次借用班克斯對霍桑筆下威克費先生的印象：我搬出了我的房子，而當我驀然回首時，這就是我看到的。如此而已。這也許稱不上是「本覺的明光」，西藏佛教徒在進入死亡階段所尋求的明光，但是，我知道從此之後，我的時間比從前更屬於自己。

人格心理學中有一個有趣的觀念稱為「心理雙性人」（psychological androgyny）。傳統的心理性別研究，視男性及女性性格為兩極的對立。早期的研究發現：具備「男性」性格的人比較可能在需要有果斷力之類的職業獲得成功，具備「女性」性格的人則容易在需求關愛及情感表達等特質的職業中脫穎而出。由於長期以來大家一直把職業上的成功視為和男性類型的技巧有關，這種刻板觀念迫使許多職業婦女對她們的女性特質產生疑慮：她們的事業愈成功，和圖書她們愈覺得自己被視為男性甚於女性。

在經過這些程序及過渡時期之後，我覺得自己對生活有比較多的主控權。這種感覺一直持續到今天。我體會到我的時間真的是「我的」時間。即使我的生活步調和大家一樣經常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但我們顯然都可以擁有更多的控制。我也看清另一基本的真相：我們的時間就是我們的生命。如同麥爾斯．戴維斯（Miles Davis）所說：「時間並不是主要的關鍵，而是唯一的關鍵。」我們如何組織及利用時間，最終將決定我們這一生的特質及品質。把握對時間架構的主控權，是我自己對此生的定義。如同《西藏度亡經》所說的：我們必須避免「耽迷於對此生無益的事」。

一些研究證明了心理雙性論的價值。雖然男性類型的人在傳統「男性」職業的表現較出色，女性類型的人在傳統「女性」職業中表現優越，實驗結果顯示心理雙性人（不論是男士或女士）具有同時擅長男性與女性工作的傾向。例如，男性及雙性性格的人，都比純女性性格的人更能抗拒團體壓力；女性及雙性性格的人都比純男性性格的人更擅於幫助同學解決問題之類的工作。雙性及女性性格的人（不論是丈夫或妻子），也比較可能擁有幸福的婚姻。換句話說，雙性性格的人往往擁有兩個世界的優點。

拽引的可能，引發了許多疑問。人們對一個自己不適應的時間環境，可以調整的彈性到底有多大？反之的狀況，又如何？到底在什麼狀況之下，最可能發生拽引作用，且其效果又會最大？什麼樣的人最適合進行時間調整？我們能不能設計一些環境，可以因應其居民所喜好的時間節奏而自我調整？

如同梭羅的觀察，我們必須傾聽我們自己內心的鼓聲。某個人所謂的無聊，對另一個人而言可能是過度的刺|激。我們時常聽到都市人談及「走出瘋狂的競賽」，彷彿這是城市居民共同的心聲。小城的青年則往往認為任何正常人都想「離開無聊的鄉村」以尋求更多的刺|激。但是，環境步調對每個人的影響不同。研究顯示：快速及慢速的環境裏，都有急性子和慢性子的人。這證明最重要的藝術是：在自己和環境之間找到健康的契合點。

拽引的可能，強調我們要調整自己和周圍其他人節奏的重要性。如果我們期望達到榮格所謂的「一致性」或「協同性」（synchronicity），人與環境關係的等式中，等式兩邊都必須具有時間彈性。

「看日」的預測作用使其類似占星術，予人不合科學之感。「看日」是否合乎科學與其價值為何，都是有待商榷的問題。但是，基切人給予我們一則更重要的訊息是：他們深入、謹慎地思考每一天的意義。星期一不過是一星期中的一天的想法，根本不成立。對典型的盎格魯系歐洲人而言，大多數日子在時間上的挑戰是：如何使每一剎那都富於生產力。對基切人而言，這種挑戰更微妙一些：解開應該如何度過每一剎那的謎底。

伊利諾州大學心理學家麥桂斯（Joseph McGrath）等人做了個「社會拽引」（social entrainment）研究，提出一個瞭解人與環境關係的爭議性理念。麥桂斯的拽引觀念借自生物學，指的是某個時間節奏被另一個時間節奏所吸收並調整的過程。例如，一群鳥之所以會成為鳥群，就是藉由拽引而成：每一隻鳥都利用微妙的感官調整機制來探查環境訊號，然後做出必要的調整，而適應這種特定的飛行隊伍。同樣的，結群的野獸，也藉由調合彼此的節奏而形成一個獸群。在人類的道路上，汽車駕駛人能以高速長距離行駛而不相撞（在多數情況下），也是相互拽引的作用。麥桂斯等人的實驗顯示：從工作速度到社會接觸的節奏，各式各類的情況下都會出現拽引的作用。

所以，當我回到家時，我是以流浪漢的意識準備重任大學教授的角色。我的智識暫時無法借我使喚，而且一些文化震撼的因素使我感到非常迷惑。許多長期旅行者都說：返家的震撼往往比離家的震撼更猛烈。我相信這是因為我們帶著一項危險的幻想返家：回到家之後，我就可以放鬆、不需要辛苦地和連綿不斷的變化對抗了！（在英文中，「旅行」［travel］一字和法文表示辛勞與苦行的［travail］有關，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然而，社會心理學家指出：人們往往是在自以為不會受到傷害的幻覺中，最容易受到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