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年鑑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提出過「世界時間」的概念。按他的觀點，人類文明的進步並不均衡地發生在地球的每一個地方，相反，它只出現在少數的兩到三個地方，這些地方所呈現的景象代表了那個時期人類文明的最高水準，在一張簡化了的世界地圖上，很多地點是無聲無息的空白，它們完全地處在轟轟烈烈的歷史之外。每一個國家的國民都應該警惕地尋找自己的方位，去判斷自己到底是身處「世界時間」之中，還是置身事外，是與「世界時間」同步前行，還是被遠遠地拋棄在外面。
若將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放置於世界文明史中，我們或可以發現，兩漢時期，「世界時間」確乎是在西方的羅馬城和東方的西安、洛陽。西元六世紀之後，中國獨享「世界時間」長達一千年之久。從十三世紀開始，西方的進步聲浪越來越響，到十八世紀，「世界時間」的鐘擺徹底離開了中國。直至我寫作本書的二〇一三年前後，中國與美國並稱為G2，「世界時間」重新回來。
在千年鼎盛時期，唐朝無疑是其中最顯赫的一個階段。中國於西元五八九年重新統一，楊堅在長安建立隋朝。廿九年後，李淵代隋，創建唐朝。後人好以一字定義歷朝，譬如暴秦、強漢、弱宋，唐朝是唯一被冠之以「盛」的。唐朝前後二百九十餘年，治國者在軍政及經濟政策上的創新頗有讓人耳目一新之處。
科舉制以及世族勢力的式微
科舉始創於隋，奠型於唐。政府通過定期考試來選拔官吏，考試的內容是研習儒家經典——有人計算過，它們的總字數在九十萬字左右。這種定期考試從西元六〇五年（隋大業元年）開始實行，到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為止，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制是對軍爵制的演進，從此，文武二士都擁有了公平地進入體制內的通道，不再成為反對的力量。早在唐代，就有人發現了其中的奧秘，趙嘏曾賦詩曰：「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科舉制度造成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的絕對和圖書依賴，在這個由「規定動作」組成的考試行動中，知識份子首先喪失了獨立存在的可能性，進而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從這一制度確立之日起，曾獨立存在的知識份子階層在中國歷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社會精英中的第三個集團——商人階層，則仍然被排斥在外。唐朝開國皇帝李淵規定「工商雜類不預士伍」，緊閉商賈從政之門。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也主張將商人排斥在主流社會，特別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囑咐重臣房玄齡：「朝廷的各種官位，都是為賢人準備的，那些工商雜流，即便人才出眾，也只可以讓他們多多發財，一定不能授以官職，使得他們能夠與賢人君子並肩而立，同席而食。」這段話在後世非常出名，被歷代治國者奉為圭臬，視為一項毋庸置疑的基本國策。此外，唐太宗還在服飾上對各種身份的國民進行區別，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緋綠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穿白色的，軍士穿黃色的，而商賈則必須穿黑色的。www.hetubook.com.com和_圖_書
正是在制度和公眾觀念的雙重催動下，世族門閥的力量逐漸蛻化，中國社會自此完成了從世族形態到士紳形態的轉型。所謂的「富貴不過三代」，確實是唐宋之後的景象，乃對平民社會的一種另類描述。和_圖_書
唐朝在四大制度建設上的最大貢獻是推行科舉制。
唐太宗對世族力量的打擊可謂不留情面。有一次，禮部修編《氏族志》，以傳統的世家大族崔家為第一等，太宗大為光火，他說：「我跟山東的崔家、盧家也沒有什麼舊嫌，可是他們已經世代衰微，沒有出過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現在定氏族，是要推崇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麼能以崔家為第一等！」於是，他親筆朱批，提出「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在他的干預下，天下姓氏合二百九十三個，共分九等，崔家降為第三等。呂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評論道：「儘管太宗這種公開羞辱的做法有點牽強，不過其宗旨正在於打擊世族勢力，否定血緣階級。」ｈtｔｐs://ｗww•hｅtuｂoｏk.cｏm.cｏm
在政治經濟史的意義上，科舉制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徹底「反動」。過去數百年間，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困擾著歷代治國者，幾乎鮮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劉秀「度田」，不了了之，東漢政權的羸弱以及魏晉南北朝的紛亂，莫不與此有關。直到科舉制出現，才從制度上切斷了世族繁衍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