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的徹底紊亂是從一九六六年開始的。五月，毛澤東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他八次登上天安門，接見了一千三百萬人次的紅衛兵。這些熱血沸騰的學生喊著「造反有理」的口號，把教室砸得稀巴爛，將自己的老師綁起來批鬥，然後再衝進全國的所有寺廟，將佛像、書籍等文物盡數砸毀、焚燒。緊接著，工人也被發動起來，各種名目的革命造反組織紛紛誕生，他們喊著「保衛毛主席」的口號殘酷武鬥。

到一九七六年，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的、與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絕緣」、高度集中而沒有活力的經濟體，沿用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評價，此時的執政者「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這場空前的浩劫，一直到毛澤東去世的一九七六年才終結。十年「文化大革命和_圖_書」對中國當代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大大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二是將計畫經濟的弊端徹底暴露，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心理空間和體制空間。

就四大基本制度而言，「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是兩千年國史中，集權程度最高的一個時期。中央對地方擁有不容置疑的控制力，後者在政治和經濟上毫無自主的權力；全民思想被高度統一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上，思想「洗澡」運動此起彼伏；社會精英被基本消滅，知識份子被蔑稱為「臭老九」，自由商人階層被整體切除，數以千萬計的年輕人在農村消耗生命，即便是執政集團內的精英分子也遭到了一輪又一輪的清洗；在經濟制度上，命令型計畫經濟ｈeｔuboｏk•cｏｍ•cｏｍ呈現出了它所有的特徵：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的指揮體系；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貿易關係的產品經濟模式；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優先的投資戰略；完全依賴國家投資，全面取締私人資本的經濟治理思想；限制按勞分配，推行平均主義的原則；反對權威主義；取消專業分工的準則；堅持自主封閉，反對國際貿易。後世有些信奉計畫經濟的人推演說，如果沒有「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國經濟當時不至於如此一敗塗地。在他們看來，陳雲在上海對通貨膨脹的整肅和「一五」計畫的成就證明了制度的有效性。其實，這種幻想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國家治理的邏輯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改革開放前一以貫之，並無重大更改，「文革」無非使得計畫和_圖_書經濟制度的負面性以更劇烈和更極端的方式呈現。

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央決策機構陷於癱瘓，在過去十多年裏主管全國經濟的中央及部委領導，除了總理周恩來之外，幾乎全部被打倒或靠邊站，其中，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一九六九年冤死於開封，鄧小平和陳雲被下放到江西勞動。由於造反派的全面奪權，那套從上而下的計畫經濟指揮體系徹底癱瘓，經濟管理和統計部門被砸爛，各地的年報遲遲不能報齊。在局面最混亂的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根本無法制訂全年度的全國經濟計畫，一九六八年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唯一沒有國民經濟計畫的一年。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空前的社會傷害和經濟損失。胡鞍鋼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損失有過一個定量分析，據他的計算，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為百分之九左右，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實際GDP增長率為百分之九．二，一九七八年到二〇〇三年的實際GDP增長率為百分之九．三，而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實際GDP增長率為百分之五．四，也就是低了四個百分點，這個增長率同時遠遠低於亞洲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在一九六〇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一千四百五十七億元，與日本相當。而到了一九七七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當於美國的十分之一。正是在這十年中，日本成長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亞洲「四小龍」紛紛崛起。另據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西元九六〇至二〇三〇年）》一書中，對亞洲各國和地區人均GDP增長率的計算，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是整體落後的。中國大陸人均GDP增長率是百分之二．三，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和臺灣分別是：百分之六．七、百分之六．三、百分之四．八、百分之五．四、百分之六．六。https://m.hetubook.com.comm.hetubook.c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