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來，傅柯在瀕臨死亡的時候，「在那扇開向我的房間的小門前面」，決定仿效狄奧奇尼斯和那些現在在他看來都追隨過狄氏的人（從聖安東尼到薩德，從波德萊爾到貝克特），是順理成章的。力圖「以非常規方式思考」的他，當然會更直截了當地說出真實。在挑開昔日的創傷、挖掘陳舊的記憶、回想驅使他成為現在的他（一位哲學家！）的種種強烈衝動的時候，他還要請一位朋友（非吉貝爾莫屬嗎？）來當面見證他的那種「奇怪的痛苦、奇怪的罪惡」，這些痛苦和罪惡在此之前一直默默地糾纏著他的内心體驗，在「這種詞語的塵埃」（那是他寫的書）中悄然翻飛，在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獻上自己的貢品之後，他終於要談談那種貝克特稱之為「無言之物」的東西了——這東西，用貝克特的話來說，存在於「一個空寂的地方，一個堅硬密閉乾燥寒冷黑暗的地方，那裡死水一潭，鴉雀無聲，我在傾聽它，我在尋覓它，如同一群降生在籠子裡的動物生的一群籠中的動物生的一群籠中的動物生的一群籠中的動物生的一頭動物……。」
這些西洋景，看來就是傅柯在他的臨終之榻上和吉貝爾一起看到的畫面。沉沒的童年大陸被展示出來了。這就是小說題目提到的「秘密」。哲學家最獨特的真實得到了表白，他那「堅定不移的精神命運」終於在最初的場景中得到了揭示。這種命運像瑪格麗特的繪畫《庇利牛斯山城堡》（Ｌｅ ｃｈａｔｅａｕ ｄｅｓ Ｐｙｒｅｎｅｅｓ）中的頑石一樣黑暗而堅固，像大海的蔚藍、輪廓清晰的石頭周圍的空氣一樣超自然——而且令人心魂不定，如同一座要塞，連同它下面的基岩，以往一直隱而不見，現在突然飄飄忽忽地顯現在人們面前。一塊堅硬密閉乾燥寒冷黑暗的地方，不可思議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這一細節的精確性雖然無法確認，但也很難無視傅柯最後一次公開坦白和他的一個最令人煩惱的「理論興趣」之間的密切關聯。他的這個「理論興趣」，就是希望了解和探明那種對權力和「法西斯主義」的渴求，無論這種渴求存在於何處。據傅柯曾經作出的解釋，他的「法西斯主義」一詞，指的「不僅是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而且是「我們所有人身上的，我們的頭腦裡和日常行為中的法西斯主義」，「我們的言論和行動、心靈和快|感中的法西斯主義」，它深埋在「肉體」之中，極難拭去它的痕跡，也正是它，在「促使我們熱愛權力，希求那種現在正統治和壓榨著我們的東西。」
同一年，傅柯給吉貝爾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可以讓人們領略他們友誼的那種夢幻般色彩，也說明了哲學家和小說家是怎樣地同住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裡。傅柯寫道：「我渴望著給你講一講我在觀看一個小男孩時感覺到的快樂。每天的同一時刻，我都可以坐在桌旁看到他趴到俯臨阿勒雷街的窗戶上。他每天上午九點都要打開這扇窗戶，穿一件小小的藍色浴衣，或顏色相近的內衣，頭靠在胳膊上，臉埋在臂彎裡——搜求著極其強烈、能讓人筋疲力竭的夢境，他陷入極度的沮喪之中（如此柔態，更其可人）——。之後，他輕快地站起來，坐到一張桌子旁——他得在那裡讀書？寫作？打字？我不知道。我只能看到裸|露的臂彎和肩膀，並暗自忖度他在自己交疊的胳膊裡看到了什麼樣的夢境，想到了哪些言語或畫意。但我也想到，只有我一人，在外界從頭至尾窺見了產生這些東西的過程。今天上午那窗戶一直關著，於是給你寫了此信，聊以自娛。」
在評論界一片沸沸揚揚的時候，吉貝爾在電視節目《爭鳴》中露面了。他看上去無精打采，面色灰黃，往日那美麗而尖銳的目光如今已蒙了一層死亡的陰影。吉貝爾坦白地告訴人們，他在陪伴著病榻上奄奄一息的傅柯並偷偷地寫日記時，的確有過一種負罪感。他還承認他的行為很有可能會令哲學家「勃然大怒。」
傅柯不厭其詳地介紹了蘇格拉底的生平，敘述中常帶有自比的餘味。他回顧了這位哲學家的「守護神之謎」——那長得和他一模一樣的幽靈般的東西，曾使這位理性的最早倡導者陷入了一種不自覺的「真實」考驗之中。他講到了蘇格拉底在戴爾菲神廟接受的神諭，這使他開始了自己終生的哲學探求，力圖證實是否還存在比他更聰明的人。他還描述了蘇格拉底怎樣透過刻意向別人提出詰難並讓自己的靈魂接受檢驗，精心發明了一種新的藝術即不服管的藝術，在立志不受他人指導地進行自己的思考方面，顯示了堅定不移、令人欽佩的勇氣。蘇格拉底終生致力於「批判」（按傅柯的理解），因而體現了ｌｏｇｏｓ（理性）和ｂｉｏｓ（生命）、觀念和存在之間的一種適當的、令人滿意的平衡。
不過與這個小花絮有關，有一件事情不僅絕對真實，而且也很能說明傅柯對於監禁瘋子、病人和罪犯的問題的畢生興趣。確實有過這麼一位以「普瓦提埃的被隔離者」著稱的女人。而且由於她的被發現曾是普瓦提埃現代史上爆出的最大的醜聞之一，所以傅柯不大可能對此一無所知。
而且，眾所周知，傅柯顯然一輩子都不會擺脫過諸如此類的意象：隱蔽的黑暗場所；監牢和迷宮；殘酷而異常形式的懲罰；法國監獄內部慘不忍賭的惡劣狀況——人被鎖鏈拴在床上，泡在糞水裡生活。他還痛苦地堅信（這一點在《訓誡與懲罰》中得到了含蓄然而強有力的、明確無誤的表達）：他自己的靈魂就是這樣一種地方，是一個臭氣熏天的牢籠，他自己的動物本能在那裡遭受著隔離、汙辱和扭曲，同時透過一種可怕的逆反運動，引出一種極其駭人聽聞的犬儒主義——彷彿他也受到了這種無情的判決：「不要在愛情或自由中，而應在永久的孤寂中，去創造美……」
湊到一起來看，吉貝爾描繪的這些畫面形成了一種可怖的三位一體。它們展示了一次截肢，一個牢房，一個謀殺幻想；一個肆虐的權力形象，一次性|欲的越軌行為，一種隱晦的毀滅性的負罪感：那是分別反映著殘酷、監禁和死亡的三幅畫面，它們交相輝映，產生著一種怪異的共鳴。
兩相比較起來，〈一個男人的秘密〉啟發性要大得多，而且更可怕、更古怪——這並非巧合。相反，那個長篇，用吉貝爾的話來說，對傅柯的描述卻是「不完全的和部分的，」表現的主要是他對愛滋病的態度以及他怎樣面對這樣的死亡——不過寫得非常動人，而且事實常常精確可考。
在掂量吉貝爾這些描述（它們看上去是在揭示傅柯内心體驗的秘密的）的意義的時候，我們禁不住時時回想起傅柯自己關於小說家雷蒙．盧塞爾的論述。傅柯之所以著迷於盧塞爾的工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盧氏涵義模糊的臨終姿態。盧氏在臨死前寫過一篇闡釋其文學方法的文章。該文章發表於他逝世之後，題為〈我的一些書是怎樣寫成的〉。「在臨終的時候，」傅柯寫道，這位作者「在他的工作前面樹起了一面鏡子」，這鏡子擁有「一種奇異的魔力，可以將中心影像推向界線模糊的遠方，把存放著秘密的地點遠遠地移開，同時卻可以在影像說話的時候，把最遠的東西拉近，就像因為眼睛近視一樣。當影像臨近它自身的時候，它的秘密狀態也會隨之加深。這是一種雙重的秘密：它形式上莊嚴的決定性，那種貫穿在整個工作中的防止在臨終時刻暴露這一秘密的謹慎，會將它展示出來的行為轉變成一個謎」，並使讀者對於「這種把秘密保持在一個突然被放棄了的保留地中的緘默形式」大惑不解。
知情人都認為，吉貝爾是傅柯晚年最親密的朋友，而且他們的關係具有傳統的純潔性。雖然年僅二十九歲，吉貝爾已經是一個頗有名氣的小說家、攝影家和電影劇本作家了。他的容貌帶有些微的天使韻味：一頭柔軟的金髮，嗓音低沉，目光如電。然而他的破壞性的熱情卻毫無仙氣可言。像傅柯一樣，他著迷於越軌行為，著迷於各種令人瘋狂的時刻，著迷於幻想與現實、快|感與痛苦、生與死之間變動不居的疆界。他早期的一本小說，事實上就是一個「施虐受虐淫的故事」；據他後來坦白，該小說就是為取悅傅柯而寫的，只是毫無用處：「我想，他一定是覺得這本書描寫的施虐受虐淫還不如他親身經歷的帶勁吧。」hetubook.com.com
從一個層面上看，現在說出這方面的真實也的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容易一些了，因為「他是什麼」這個問題這時已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他現在確認，他畢竟不是巴什拉爾那樣的科學史學家，不是沙特那樣的知識分子，不是馬克思那樣的革命家，也不是皮埃爾．里維埃那樣的聲名狼藉之徒；他是什麼，其實這根本不成為問題，是人們早已熟知、可以一目了然的：因為他現在覺得，他就是一個哲學家，一個熱愛智慧的人，一個真理的尋求者。
至於吉貝爾的短篇小說描繪的第三幅西洋景（中學時代的傅柯曾想把來自巴黎的勁敵們咒死），那似乎也包含有一些真實。成績平平地讀了一年世俗中學之後，傅柯於一九四〇年進入了天主教的聖斯塔尼斯拉斯中學，並開始在學習上超過別人，成績常常在班上名列第一或第二。
「我們為什麼只能透過關懷真實來關懷我們自己？」傅柯在逝世前不久的一次會談中問道。他用他過去的觀點，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決定性的回答，語氣相當尖刻：「我認為我們觸及到了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這個問題我覺得也是西方世界的問題。是什麼使整個西方文化開始圍繞這個形式多樣的『真實義務』打轉？實際上」（這正是問題的核心所在）「直到今天，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我們可以在這一點之外制定一套戰略」，他就是說，一套超越「真實關懷」的戰略。
吉貝爾的短篇小說描繪的第二幅畫面涵義極其隱晦。這件往事即小哲學家在路經那個曾「隔離」過一名婦女的地方時感到了一種好奇心的震顫，傅柯似乎從未告訴別人。因此，小哲學家是否真的感到過這種震顫，還是個問題。
吉貝爾後來告訴人們，為了抑制悲痛，他偷偷決定記日記。「現在只能靠我來記述了」他越來越確信這一點。於是，他開始將這位正在他面前死去的人的思想、情緒、姿勢、面貌有條不紊地記錄下來，「不放過每一個細節，包括他的一舉一動，他吐出的每一個單詞。而他的談話，格調清峻高雅，緊緊圍繞著當時的情勢，聽來直讓人害怕。」
《爭鳴》節目主持人貝爾納．皮沃得理不饒人。他大聲地念起了該小說中人們爭論最多的一段話：「『這天下午，我獨自一人在病房裡陪著米澤爾』——米澤爾，亦即傅柯。『我久久地握著他的手，就像他常常在他的公寓裡握過我的手一樣。接著，我將嘴唇湊到他的手上親吻了它，回家後，我會帶著幾分羞愧，也帶著幾分輕鬆地把嘴唇洗一洗的，彷彿它已經被感染似的。我非常高興，如釋重負。』這樣寫可真是糟透了！」
在一九八四年六月，這種夢幻般的色情畫大概是留在埃爾維．吉貝爾腦子裡的最後的東西了。傅柯的生命顯然在隨著這個月份的時光一起流逝。這位哲學家畢生都在努力從積極和消極兩方面，探測他的「體驗」的根源，摸索生與死之間的那條捉摸不定的界線。現在，看來他真的就要一勞永逸地跨過這條界線了。而這位藝術家，儘管他在自己的小說裡曾細膩地刻劃過一種病態心理，卻發現自己在經受這種醫院探視的考驗方面沒有一點經驗。
在第二個畫面中，我們看到年少的哲學家走過一個院落。這個院子沒有什麼奇特之處，「但卻是個臭名遠揚的地方：正是在這裡，在一個車庫似的房間裡的一只草墊上，一位被報紙稱作『普瓦提埃的退隱者』的女人度過了幾十年時光。」
「是的，是遭透了！」吉貝爾對皮沃的看法表示贊同。但「這是事實」——藝術家又補充道。
可是，吉貝爾為什麼非要披露這一特殊的真實不可呢？皮沃問道。藝術家用一段同傅柯在法蘭西學院那最後幾堂課的情調十分契合的言論，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因為，「真實有一種功效。……真實，儘管它可能很殘酷，我不知道。……我覺得這裡有一種妙處」——即使在講述最可恥的事實經過的時候。而且，「米歇爾．傅柯是這樣一個人，他既十分拘謹於私生活的觀念，同時又在生活上放逸不覊，勇氣非凡，絕不是那種同性戀行話中所說的『密室尤物』」——「密室尤物」（即偷偷摸摸地搞同性戀的人）一詞，吉貝爾是用英文（ｃｌｏｓｅｔ ｑｕｅｅｎ）表達的。接著，他又說道：這位哲學家本人「就發表過關於施虐受虐淫的談話」，他公開地穿著他那套皮革服，從不掩蓋他的性傾向。他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像古代雅典的狄奧奇尼斯一樣的自由自在一樣傲世輕物。
我們還聽到了傅柯「性史」第一卷中的悲嘆的回聲：「在歡樂中也好，在痛苦中也好，人們會向自己作出不可能向別人作的坦白，並且會為此寫出書來。」
在一九八四年，醫生們還無法阻止這種毀滅，也很難減輕病痛。然而結局卻來得很慢。因而傅柯還能讀到關於他的新書（出版於六月中旬）的最初的一些評論，還能安排最後一次供發表的會談。而且，在他生命的這些最後的日子裡，在他躺在醫院裡經受他的最後痛苦（他為此想像已久，如今終成現實）的時候，他也還能夠參與在他的病榻邊悄悄展開的一場小小的戲劇——它涵義朦朧，然而透露著真情。
——第二，犬儒派利用「毀謗性行為」作示範。他們以自己犯法律、嘲弄習俗和無視禁忌這些個人行為引起社會爭論。傅柯評論道：犬儒派用這種方法，使自己成為「各種基本真實的標誌」，常常憑本身的資格採取直接行動。
傅柯自己在幾個月以前講授法蘭西學院的最後幾堂課時，實際上也碰巧談起過這個問題。為什麼要說出「真實」？我們怎麼會感到不得不說出「真實」，尤其是關於我們自己的「真實」？
這一情景中的各個片段，如同一艘失事船隻的殘骸碎片一樣，後來不停地浮現在傅柯的生活和工作裡，整整糾纏了他一輩子。比如，傅柯年輕時曾做過那種游動的手術刀之夢，當學生時曾用剃鬚刀劃開自己的胸脯。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哲學家還曾在虐待狂和現代醫學的科學基礎之間建立過一種奇怪的聯繫。而後來的《訓誡與懲罰》，又是以那樣一種駭人聽聞的西洋景開卷的。哲學家透過這段文字，強迫我們觀看了弒君者達米安的四肢被剁開並被六匹馬扯斷的情景。該書後來還討論了人們在目擊這一支解酷刑時的情緒反應。透過再現這一狂暴的場景，他暗示人們，觀刑的群眾隨時都有可能訴諸無節制的暴力，以反抗那位以這種酷刑來炫耀權力的統治者。
這也就說明了，為什麽儘管傅柯已經坦白他在這些書裡做了許多遊戲，這些書至少仍然能夠表達一個嚴肅的無可辯駁的真實——這就是關於他自己的真實。這種他花了一輩子時間試圖解釋、抛棄和重鑄的自我，他從未能夠徹底擺脫。他總是在那裡，就在我們眼前，潛伏在他的著作的字裡行間，在其「詞語的塵埃」中上下翻飛，是「一種無疑已得到表白以便能被抹消的短暫存在」，釋放出種種怪異的「權力和危險」——正如傅柯所言，在有關「鬥爭、勝利、創傷、統治、奴役」的作品中留下可怕的痕跡。而且，即使寫作本身「由於長期的運用」和通曉可能已經失去了「稜角」，減輕了那種仍然潛藏在心中的「奇怪的痛苦」，傅柯的獨特真實卻還是那樣，被鎖在這種扭曲的否定性語言的陰暗內部，隔離在一個「堅硬密閉乾燥寒冷黑暗的地方」，只是在等待著被「籌劃」、切開和檢查。那是一個獨特的、帶有哲學意味的內心體驗領域。
然而，在哲學家躺在他的臨終之榻上向埃爾維．吉貝爾（一個顯然對那些「人們還會寫書來談論」的事情感興趣的人）吐露心曲的時候，正像他在法蘭西學院作最後幾次講演時那樣，傅柯實際上是在將一切都說完了和做完了之後，卻又在承認著自己的無能——就是說，他無法逃避「說出真實」這一責任，尤其是他感到不能不透露有關他是誰、他變成了什麼的真情。
「要是我知道真理的話，我就不是這樣了，」他在一九八二年的一次極富啟示性的談話中說道。「也許我就會獲救了。或者說我就會死去了」——他哈哈大笑：「不過無論如何，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回事。」
一九八四年，從二月二十九日到三月二十八日，傅柯在法蘭西學院用了整整五堂課來討論這一論題。而這也是他一生中教授的最後幾堂課。在講這些課時，他語氣鏗鏘，旁徵博引，雄辯滔滔，論點大膽得常常令人吃驚。他不僅談到了作為一個非基督教哲學家團體的犬儒學派，而且談到了犬儒主義這個西方思想史上被忽視了的思潮，談到了犬儒主義最偉大的人物狄奧奇尼斯，同時還含蓄地談到，他自己實際上已經步狄奧奇尼斯及其追隨者的後塵，成了一個現代犬儒派的典型人物。
結果，就像傅柯曾經說過的那樣，吉貝爾只給我們留下了「一通晦澀難解、莫名其妙的輕率描述，一個本身被密封起來的答案，一個可以說明問題的但又被譯成密碼的密碼。」
這場戲劇是圍繞著埃爾維．吉貝爾展開的——這一點，也反映了這位哲學家的氣質的一個最不合常理的方面，即他講實話時採用的那種富有個性的曲折方法。實際上每一天吉貝爾都在同傅柯談話，而且只要還有話可說，吉貝爾就不離去，直到人們不再允許他來探視時為止。實際上每一天，哲學家一開口，藝術家都會屏息靜聽，並隨即把他說的一切全都記錄了下來。如果吉貝爾後來的敘述和-圖-書是可信的，傅柯在他們的談話中做了一件他絕少做的事：坦白。從自己的孩提時代和當時做過的一些夢談起，他自願地道出了他感到最能反映自己真實情感的東西。
首先，他對興盛於約公元前一世紀末到公元四世紀這一時期的非基督教犬儒主義古典傳統，做了一個界定。像所有的哲學流派一樣，這個學派組織得很鬆散，其中心內容不是一些專題論文和經典文獻，而是關於被犬儒派們奉為圭臬的一些典範人物（如海格力斯〔Ｈｅｒａｃｌｅｓ〕、奧德修斯、狄奧奇尼斯等等）的研究。這些英雄，無論是神話的還是真實的，都說明了一個「極其根本的觀念。」按照此觀念，一個「人無非是他同真實的關係」，而這種真實也只有在一個人「自己的生活」中，才能「得以形成或被賦與形成。」
在普瓦提埃這樣一座小城裡（這座羅馬時代的古城在三〇年代人口約四萬五千人），一座曾發生過一樁重大罪行的房子往往會在後來的許多年裡成為眾所矚目的地點。後來，這個女人的母親和兄弟被帶上了法庭，但還是被宣布無罪開釋了。但是，儘管此案被迅速了結了，這一事件在人們心頭留下的陰影卻並非隨之消逝，正像那個女人本人雖然從未恢復健康，但也沒有馬上死去一樣。該事件深深地觸動了安德烈．紀德，促使他將當時報紙的報導和法庭的文件蒐集了起來，彙編成一本小書。此書出版於一九三〇年，書名便是《普瓦提埃的被隔離者》（Ｌａ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ｅｅ ｄｅ Ｐｏｉｔｉｅｒｓ）。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能夠表明傅柯讀過此書，但傅柯後來編的有關皮埃爾．里維埃審判案的資料集（也是由報紙報導和法庭文件彙成的，案情也同樣聳人聽聞），同由紀德創始的那種資料彙編形式，畢竟是非常相似的。
關於這位婦女的故事是在一九〇一年初次曝光的。是年五月，普瓦提埃的警察根據一份匿名舉報，找到了一個五十來歲的女人，她名叫梅拉妮．巴斯蒂安（ＭｅｌａｎｉｅＢａｓｔｉａｎ），出身於一個安分守己的上等布爾喬亞家庭（和傅柯家很類似）。她被她的母親和兄弟鎖在一間窗戶被木板封死的黑屋裡，只有一點僅夠維生的食物，睡在一張草墊上，滿屋糞便臭氣沖天，滿身都是蝨子和蛆蟲，還有許多大老鼠在身上爬來爬去。據說，在四分之一世紀之前，這女人（當時約二十五歲）曾不婚而孕，但孩子一生下來就被她殺了。她的家人便宣稱這姑娘瘋了，先是送進醫院關起來，後來又把她交給了一個宗教慈善團體，最後將她扔在了這間黑屋子裡，直到一九〇一年人們發現了這位可憐的女人。官員們在檢查屋子的時候，發現牆上題有這樣一段話：「不要在愛情或自由中，而應在永久的孤寂中，去創造美。你應該在土牢裡生活和死去……」
換句話說，狄奧奇尼斯把哲學看作一種極限體驗場所，總是把思想推向它的斷裂點——正像米歇爾．傅柯一樣。他用嘲笑、衝擊和挑釁，對真實進行檢驗——這也正是傅柯的風格。尤其是，他過著一種享有肉體自由的生活，以此向受到他批判和鄙夷的社會提出了一個帶根本性的難題。用傅柯的話來說：「哲學的生命乃是做人的動物性，它作為一個難題而得到復蘇，作為一種演練而得到實施。而在其他人看來，它不過是一種惡意誹謗。」
而短篇小說中以傅柯為原型的人物，則是一位無名無性但臭名昭著的哲學家——這也許更貼切一些。
吉貝爾後來承認，他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厭惡。他覺得他的日記可能會把傅柯嚇壞，並且可能會因此使他後來的書和公開談話總和他們的友誼糾纏在一起。
西諾庇（Ｓｉｎｏｐｅ）的狄奧奇尼斯（公元前四一三～三二七年），是柏拉圖的同時代人。傳說他住在一只桶裡，大白天提著一盞點亮的燈走路，說是為了「尋找一個人」。當有人問他那是怎樣的一個人時，狄奧奇尼斯答道：「一個發了瘋的蘇格拉底。」他從不去探討有關不死的靈魂和超驗的明確觀念，也不把智慧看作對某種「彼岸世界」的理性沉思，而只是努力地藉由過一種「別樣的生活」，來體現自己的獨特真實。
那麼，吉貝爾是否真正揭示了「一個男人的秘密」呢？
「真實義務」似乎真是傅柯無法躲避的命運——正像他在法蘭西學院的最後幾堂課中所暗示的那樣。這位哲學家怎麼也無法在他究竟是誰的問題上保持沉默。這就足以說明為什麼傅柯所有的書都包含了一種無意識的的自傳，一種含蓄的坦白。
像蘇格拉底一樣，狄奧奇尼斯也在戴爾菲神廟得到了一個神諭，這神諭就是：「改變通貨的價值。」他認為這是神在召喚人們改變傳統智慧，於是便開始踐踏各種習俗和社會法規，並「硬說他的生活方式，和寧可抛棄一切也要爭取自由的海格力斯別無二致。」他還以「犬」自稱，以突出「價值的重鑄」，也正是這種「價值的重鑄」，促使他毫無羞恥地滿足過自己的動物性需求，他從不懼怕講出真實，無論這種真實有多麼嚇人。故而他也有足夠的勇氣去冒犯當時最強大的統治者，曾在一次傳奇式的遭遇中當面羞辱過亞歷山大大帝。傅柯評論道，這位犬儒派大師透過這一行為，體現了做「ｌｅ ｒｏｉ ａｎｔｉ─ｒｏｉ」（即「反君主的君主」，反抗統治的統治者）這樣一種政治悖論。
據吉貝爾後來的描繪，哲學家臨終前曾拿自己最心愛的夢幻和這位小說家逗樂。那是傅柯特有的隱身之夢。他很清楚，其實他已經在自己最有名的一些書裡完成了這一特技靠的不是傳說中的呂底亞國王吉傑斯（Ｇｙｇｅｓ）戴的那種隱身魔戒，而是語言的煉金術。儘管差不多十年來他一直在力圖「用非常規的方式思考」，並竭力說出真實（即使只限於作關於說真實術〔ｐａｒｒｈｅｓｉａ〕的演講和指導人們怎樣讀他的某些著作），這種舊夢仍時時浮上他的心頭。
我們不禁想起傅柯最喜歡引用的一段貝克特的話：「我說不下去了，你必須說下去，我要說下去，你必須說話，只要還有話可說，直到他們找到我，直到他們說我，奇怪的痛苦，奇怪的罪惡」——奇怪而無法逃避的對真實的坦白！
藝術家深知，傅柯這人城府極深，常常有話不說，保持著用心深遠的沉默。他為傅柯拍過一張照片——那是他最傑出的攝影作品之一，很能說明哲學家那種熱中於同別人保持距離的性格。照片中，傅柯身穿和服，似笑非笑地站在門口，背景是一片雪白。在他的兩側，有一扇打開的門和幾塊發亮的黑檀木嵌板，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反覆地、扭曲地映照出傅柯的形象個默默無言地從遠處打著招呼的人。
這就是和埃爾維．吉貝爾描繪的那些「可怕的西洋景」有關的部分事實，以及我們可以從哲學家的生活與工作中聯想到的幾個有關的細節。
如所周知，這一切的確是事實。
「啊，是這樣！」傅柯歡叫道。「我在《事物的秩序》、《癲狂與文明》乃至《訓誡與懲罰》中所從事的哲學研究，基本上都是靠使用某種哲學的詞彙、遊戲和體驗來進行的。對於此道，我還曾全身心地投入過。」但現在，這位垂死的智者吐出了心曲：「我正努力擺脫」這種閃爍其辭的「哲學形式」，以便「準確地把哲學當作一種有待於研究、籌劃和條理化的體驗領域來運用」。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在一定程度上還需要研究一個以往被掩蓋起來的方面——即研究主體、自我，或熱切地希望了解有關他本人的真實的哲學家。
他們是在一九七七年邂逅的。他們的友誼——用吉貝爾的話來說，發展得「非常古怪、非常緩慢。」那個時候，傅柯很喜歡在他的巴黎公寓會見一幫才貌雙全的同性戀小夥子，而吉貝爾也許是這個小圈子中最漂亮、而且肯定是最聰明的一位。他是一個現代的花|花|公|子，但同時也是一位極善於從親身體驗中抽取超現實意象的藝術大師。
第二天，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一位名叫埃爾維．吉貝爾的青年藝術家來醫院看過他。數年後，吉貝爾在他的一部傳記體小說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吉貝爾寫道：「他避開了我的眼光，說：『你總以為你會在某種情況下找到某種可談的東西，可現在事實畢竟是沒有任何可談的東西了。』」哲學家已筋疲力竭了，而且顯然很痛苦，但「最厲害的打擊」，小說家後來寫道，還是「他的心情在變壞。」當醫生們準備做一次脊椎抽液的時候，哲學家顯得很害怕：「你可以從他的眼神裡看到這一點，對於痛苦的恐慌再沒有被控制在體內，而是由外界對病灶的干預人為地引發出來了。」www.hetubook.com.com
根據吉貝爾的話，戰爭的陰影這些年一直籠罩在傅柯的心頭。從巴黎來的難民大批湧入該市，使這裡的生活變得艱難起來，這一點連像傅柯這樣的中學生都感覺到了。哲學家至少還告訴過他的一個朋友，說他在大批新來者使他不再能在班上獨占鼇頭時，曾感到很窘迫。
第三幅「可怕的西洋景」反映了戰爭年代的一件事。「在學校裡，這位小哲學家一直是班上名列榜首的優等生。但突然，一幫傲慢的小巴黎佬闖入他的班級，其原因開始時也沒人說明。這幫人的學習自然比他們任何人都強。被從第一名的寶座上拉了下來的小哲學家恨得咬牙切齒，以至於破口大罵，用最惡毒的語言詛咒入侵者。而那些來這個外省城市避難的猶太孩子，後來便真的消失了——被迅速而神秘地擄往集中營去了。」
但吉貝爾描述的這第三個花絮有一個無法證實的重要方面。似乎很清楚，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命運是令傅柯魂牽夢繞的一個問題——他不止一次地談到過這一點。那麼他真的想過咒死他的這些難民勁敵嗎？
朋友們說，傅柯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禮拜顯得從未有過地安詳。
他當時討論的題目是ｐａｒｒａｈｅｓｉａ，即蘇格拉底及後來的犬儒學派和斯多噶學派所採用的「說出真實」的藝術。但暗暗地，傅柯又在省視（並暗暗地試圖改變）根深柢固的思想習慣。「真實」的探討是一種遊戲，是不斷變化的規則的偶然產物，體現為不同的社會信仰和實踐——長期以來就是他的主要論點之一。但是，他透過這些講演的語調和内容表達的暗示，即努力說出「真實」（尤其在死亡將臨之際）可能是值得一做的遊戲——這卻是他的一種新想法，一種和他的一貫風格迥異的東西。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位犬儒派典型人物至少也向傅柯本人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難題，給了他一個最後的「真實考驗」。因為狄奧奇尼斯同蘇格拉底一樣，也很重視「認識你自己」這一訓令。而且，他還同蘇格拉底一樣認為，這種認識使哲學家負有講出自己的真實的義務。正如埃皮克提圖（Ｅｐｉｃｔｅｔｕｓ）所說的，這位犬儒派不會「希望把自己的任何東西藏在心裡，秘不示人（否則他就完了，他就破壞了他心目中標準的犬儒派形象——一種過室外生活的人，自由自在的人……）。」
——第三，犬儒派時常進行一種「挑衊性對話」（按傅柯的說法）。在這種觀點的交換過程中，作為蘇格拉底提問法基礎之一的愛和相互信任被擯棄了，取而代之的是這樣一種東西，它「如同一場戰鬥、戰役或戰爭，時而刀光血影、殺氣騰騰，時而偃旗息鼓、風平浪靜。」這裡，犬儒派英雄「己之所欲，強施於人」，硬把他的對話者也拖入了一種公開的精神戰鬥，這種戰鬥可能會敎會一個人怎樣去同另一個人格鬥，無論這「另一個人」是公共生活中的仇敵，還是潛伏於內心之中的守護神。犬儒學派把人生看作一種應以奧德修斯精神從事的冒險活動，認為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自然故土，只是必須抵禦各種低三下四的討好賣乖，必須揚帆啟航，然後劃出一條航線，堅定不移地沿著航線前進，不要理會海妖的歌聲，傅柯評論說：「這種同權力的說真實的（ｐａｒｒｈｅｓｉａｓｔｉｃ）鬥爭的主要結果，不是將這位對話者引向某種新的真實，或引向自我覺知的某種新水平，而是促使他將這種說真實的鬥爭內在化——即促使他同他自己戰鬥，以克服他自己的缺點。」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日，傅柯昏倒在他的巴黎公寓的廚房裡。而在此之前的幾個月裡，他就在經常地光顧醫院了，他罹患了一種不斷乾咳的毛病，偏頭痛周期性地發作，身體越來起虛弱。從醫生那兒得知他將不久於人世之後，他就一直在忍著痛苦和疲勞，拚命地寫他的「性史」。在他這次昏倒的時候，他已完成了該書的頭兩卷，第三卷也快脫稿了。
但是，我們知道，傅柯擔憂的並不僅僅是那種對權力的熱愛，那種他發現隱藏在他的言論、行動、心靈和快|感裡的危險的權力慾。死亡，也是堵在他最喜愛的夢境的入口處的一個不解之謎。而且，如果說他從前曾希望過他的勁敵死去，那麼，在他的生命行將結束的時候，他或許也曾希望過讓他自己死去。他慷慨地決定和一個社區共命運——而那個社區，他知道是注定要倒楣的，就像四十年前普瓦提埃的猶太人注定要倒楣一樣。他決心以一種表示團結一致的、具有潛在自殺性的姿態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因此在一九八三年秋將自己「迅速而神秘地擄往」舊金山的公共浴室，以一種令人震驚然而帶有奇異的抒情意味、奇異的邏輯性的耶穌殉難式行為，最後一次讓自己的肉體處於危險狀態。這也許很瘋狂，也許很悲壯，但也絕對順理成章——也許。
這裡，我們聽到了尼采的一種奇怪回聲：「漸漸地，我明白了迄今為止的所有偉大的哲學都是些什麼樣的東西：它們原來都是它們作者的個人坦白，都是一種無意識的、未被注意到的傳記。」
這位無名思想家的那些通常是被掩蓋著多重複雜性。「稍稍挖掘一下，人們就看到了大量的記憶庫，裡面貯存著各種秘密、童年的回憶和新的理論。關於童年的回憶比其他任何東西都埋得更深一些，以免被人加以白痴般的解釋，或被一種用可疑的技藝製作的、閃耀著虛幻光輝的大幕所遮蔽。」但某些最初的場景仍因刻劃過深而不易被抹去了。而「在他的脈管的至深處，也潛伏著兩三個記憶畫面，像是幾幅可怕的西洋景。」
尼采曾以極大的興趣，研究過民間流傳著的有關狄奧奇尼斯等古希臘賢哲的奇聞軼事。他唱出，在任何哲學中，真正無可辯駁的東西都是「個人的」東西；並認為「透過三件軼聞，就能了解一個人的基本面貌。」吉貝爾向我們提供了三件這樣的軼聞沒有呢？這些「可怕的西洋景」能夠說明傅柯哲學中最個人的因而也是最「無可辯駁的」東西嗎？歸根到底：它們「真實」嗎？
他從此再沒有回過家。隨著日子一天天流逝，傅柯漸漸陷入了「一種虛弱屈服狀態，體內的野獸由此紛紛出籠了」——吉貝爾後來這樣描繪了愛滋病的危害。「我們人人體內都有一些微生物，它們是肺囊隆腺性肺炎（肺部健康的大忌）和損害大腦的血毒性囊腫的病原。健康的免疫系統能使這些微生物受到抑制，而愛滋病卻會向它們亮起綠燈，由此打開毀滅的閘門。」
吉貝爾寫道，那些「可怕的西洋景」的第一個畫面，「展示了童年時代的哲學家，被他的做外科醫生的父親領著，走進了普瓦提埃醫院的一間手術室，來觀看一次截肢手術，為的是鍛鍊這孩子的陽剛之氣。」
傅柯很欣賞他的藝術。在一篇一九八三年發表的文章裡，他把吉貝爾同小說家馬爾科姆．勞利、畫家勒内．馬格利特（Ｒｅｎｅ Ｍａｇｒｉｔｔｅ）和攝影家端納．米沙爾斯（Ｄｕａｎｅ Ｍｉｃｈａｌｓ）相提並論，而這些都是他極推崇的人物。他們每個人都創作過一些使世界發生了微妙變形的作品，由此將體驗轉變為「一種艱難的交互作用；『自然的』東西變成『超乎自然的』東西，『美麗的』東西變成『超乎美麗』的東西，個人的作品似乎『像〔它們的〕創作者的靈魂一樣被賦與了某種富有活力的生命。』」和圖書
多年來，傅柯一直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為抗拒「說出真實」這一命令而進行著一種「游擊戰」。他堅持認為，模範的人，「並非那種努力去發現他自己、他的秘密、他的隱蔽的『真實』的人，而是那種力圖發明他自己的人」，不受傳統道德羈絆約束的人。在傅柯心目中，這些道德覊絆中最令人惱怒的東西，大概莫過於坦白的義務。可以說這是基督教遺贈給現代社會最有害的遺產之一。由於害怕受到約束，哲學家大半輩子都在同這種「牧師式權力」進行抗爭。他認為這種權力透過「了解人們的內心世界——探查他們的靈魂——〔和〕令他們暴露自己心靈最深處的秘密」，很有可能把「個人同他自己」束縛在一起，從而窒息他的創造力。傅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悲嘆：「人們作著公開的和私下的懺悔」，人們承認著「罪行」、「罪惡」、「自己的思想和慾望」、關於童年的記憶、「過去的經歷及過去的夢想」，沉浸在一種越來越洶湧的、可惡的語言洪流裡，這語言沖激著我們，發現著我們，表露著我們心跡，敦促著我們「說出最難於啟齒的事情」，迫使我們「向自己的父母、師長、醫生和所有自己所愛的人」進行坦白。而且這還不是全部，除此之外人們還會悄悄地，「在歡樂和痛苦中同向自己作各種不可能向別人作的坦白，同時人們還會寫書來談論它。」
在這兩個作品裡，作者都未使用傅柯的本名。在長篇小說裡，傅柯被喚作「米澤爾」（Ｍｕｚｉｌ），好像是要人們聯想起奧地利小說家羅伯特．米西爾（Ｒｏｂｅｒｔ Ｍｕｓｉｌ）及其自傳式主人公烏爾里奇（Ｕｌｒｉｃｈ）——那是一個探尋著自己的守護神的「沒有特性的人」，尼采的「超人」的一個自我抹消的先驅。
真實的生活只能由每個人來體現，而絕不應以戒律、禁條或法律的形式來加以限定。所以，和古典柏拉圖哲學及古典斯多噶哲學（當然也包括猶太教和基督教）不同，異教的犬儒哲學「沒有確定的經典」，也「沒有固定的、可以得到公認的信條。」不過，犬儒學派也並不是一群唯我論者。他們以三種不同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真實的看法，認真地進行著他們自己的獨特的「真實遊戲」：
根據傅柯對西方思想中犬儒主義思潮源流的考察，這種令人痛苦而且十分獨特的真實探討產生的第一個偉大的歷史性成果，便是早期督教的禁慾主義者。那荒漠裡的聖徒如同異教的犬儒派一樣，棄絕了世俗社會的日常生活，割斷了個人與家庭和朋友的正常聯繫。而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要在ｌｏｇｏｓ（理性）和ｂｉｏｓ（生命）之間實現令人歡悅的平衡（如蘇格拉底和斯多噶派所追求的那樣），而是要將人的身分、人的所思所想徹底改觀，創造（如果必要，可以訴諸最極端、最具徵罰性的作法）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存在——一種一目了然地體現在人的肉體和生活作風上的存在，由此將人的ｂｉｏｓ本身轉變成「真實的直接、外露和野性的存在。」傅柯接著指出，文藝復興時期的某些藝術家，宗教改革時期的某些激進的新敎敎派，理性時代的「拉摩的侄兒」（Ｒａｍｅａｕ＇ｓ ｎｅｐｈｅｗ）（狄德羅筆下開明愚行的象徵形象），我們時代初期的浮士德（歌德筆下惡魔天才的神話人物），還有我們自己這個說不清的時代的薩德及其熱中於性|愛的追隨者，尼采及其哲學繼承人，那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附魔者》（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裡得到了最生動描繪的革命虛無主義者，以及包括波德萊爾和貝克特在內的一系列極其躁動不安的現代詩人、畫家和藝術家，都曾復興過這種激進的、產生同樣個人的真實的方法。
第一個問題是事先就仔細地準備好了的：「您的最後幾本書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文字清新而流暢，這和您以往慣用的文體大不相同。……在擺脫某種文體的時候，您不是變得比以往更像是一位哲學家了嗎？」
簡言之，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反正「真實義務」是我們無可避免的命運（也是傅柯無法逃避的命運）。我們西方人怎麼也不能不回答「我們到底是誰」這一問題。我們的生活方式可能很反傳統，我們也可能激烈地反對社會確認的和他人遵守的道德準則——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也不應該）不去披露我們的自我，我們的隱秘，我們最獨特、最個人的「真實」。
然而這一切本身，卻無一能夠釋解人們的這種纏綿不去的疑慮，即：吉貝爾所描繪的那些「可怕的西洋景」，究竟能否表達「有關實在之物的真實」？
據傅柯的看法，這一哲學人生的關鍵意義，顯示在蘇格拉底決定慷慨赴死的時候。他仔細思索了這位殉道者在服毒後說的最後一句話：「克里托，我們應該給阿斯克勒庇俄斯獻上一隻公雞。」循著他的老朋友喬治．杜梅澤爾的見解，傅柯告訴人們：克里托先前曾勸蘇格拉底不要服毒自殺，應當逃離雅典，理由是如果哲學家沒有盡可能地避免死亡，公眾輿論會為之感到憤慨。但蘇格拉底根本不同意克里托的看法，說在所有這一類有關生與死的問題上，哲學家都不應該為公眾輿論所左右，而只能聽從他在自己的真理探索中為自己鑄就的信念。而且，在任何同誤謬的輿論和虛妄的權威進行不懈鬥爭的生活中，哲學家都只有在自己死期將至的時候才會感到擺脫了它們的控制，才會達到同他自己的一種相安無事的寧和狀態。所以蘇格拉底最後這句話的意思，在傅柯看來就是：哲學家同虛妄作了一輩子鬥爭，實是艱辛備嘗，苦不堪言；而在欣然赴死的時候，他才感到自己終於擺脫了這些艱難困苦，真正得大自在了，所以他敦促克里托給阿斯克勒庇俄斯（希臘的痊癒和健康之神）奉上貢品，以表示謝意。
可是，如果吉貝爾自己的敘述正像它看上去的那樣真實可信，那麼傅柯的態度就在他生命快結束的時候發生了變化——即變得隨和了，並事實上透露了（嚴格地說是向吉貝爾）他的某些秘密。何以至此？他為什麼要披露自己掩藏了一輩子的「形成體驗」的真情？
埃爾維．吉貝爾說，哲學家在快要去世的時候縱聲狂笑——他一輩子也沒這麼狂笑過。可以想像，這時他也許正盯著「那扇開向我這個房間的小門」，深知他很快就要溜到門的那一邊，變成無言的塵埃，不再說話，不再傾聽，不再尋覓，不再受覊——實實在在一個「虛空世界無言物」，終於不再需要什麼真實了。
這就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系譜。但是除了那些沙漠中的苦行聖徒之外，犬儒主義的現代繼承者們在傅柯的這幾堂課裡均未得到詳細討論。這大概是因為他們許多人都已在傅柯先前的講演、文章和書裡被討論過了。他的最後幾堂課所講述的，主要是關於犬儒派代表人物狄奧奇尼斯的生平和傳說。這位最富於傳奇色彩的古代的犬儒派，實際上已成了傅柯手中的一塊莫名其妙的試金石，整整一段漫長的思想史，以及傅柯本人獨特的真實研究法，都可以根據它來理解和檢測。
這個短篇小說的第一段話，即典型地體現了吉貝爾在最令人恐怖時的藝術風格。它描寫了這樣一個場景：一位神經外科醫生高高興興地切開了一位天才的頭蓋骨，心下對於自己在「攻擊這樣一座堡壘」，頗有些惡狠狠的自豪。當他侵入這位現代精神病學和醫學著名批評家的內在聖所的時候，他毛骨悚然了。他驚訝地發現自己眼前的器官竟是那樣地美，它「閃閃發光」，儘管有三處壞疽，卻依然充滿活力。他的目的，就是要清除這些壞疽，以阻延譫妄和死亡。（傅柯事實上患的是血毒症，該病症在大腦上造成了一些壞疽；不過正像吉貝爾在長篇小說中所描述的那樣，據他的醫生們認為，這些壞疽是不能手術割除的。）ｈtｔps://ｗwｗ.ｈetｕbｏｏk•ｃｏm•coｍ
狄奧奇尼斯還毫不畏懼地探索了理性的界限，也不管他的這重探索看起來有多麼的瘋狂。最有名的是，他曾寬囿過吃人肉行為，也曾寬囿過亂|倫——據說，對於伊底帕斯因發現自己犯了殺父娶母之罪而痛不欲生的表現，狄奧奇尼斯曾不以為然地說，他盡可以大搖大擺地這樣，因為「這種事情天天都在我的雞窩裡發生！」但在傅柯看來，犬儒派生活方式最首要的標誌，或許還是狄奧奇尼斯在鬧市上行手|淫的舉動——無禮地「當眾為所欲為，不管是穀神德墨特爾（Ｄｅｍｅｔｅｒ）的事情，還是愛神阿芙羅狄蒂（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的事情，一概照做不誤。」
或許正是想到了盧塞爾的這種臨終姿態，傅柯特意向吉貝爾吐露了心中的秘密——他已預料到他的坦白會被公開出去，也深知這位藝術家只會以「小說」的形式來暴露這一真實。
在逝世前的幾個月裡，傅柯匆匆毀掉了幾百頁筆記、書信和手稿，包括一篇未曾發表的關於畫家馬奈（Ｅｄｏｕａｒｄ Ｍａｎｅｔ）的論文。在遺囑裡，他還禁止人們在他死後發表任何他可能漏掉的東西。他不僅想死，而且想享受他在幾個月之前所說的那種「死亡抹消」，就像吉貝爾後來所說的那樣，只給後人留下「一堆白骨和埋在其中的一塊黑色鑽石——一塊閃閃發光而又不可穿透的鑽石，它牢靠地保守著其中的秘密。」
或許也正是想到了盧塞爾，傅柯在臨終前安排了一次最後的記者訪談，以此作為他和吉貝爾的私人談話的公開結尾。在這次訪談中，他要最後一次重申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一種自傳。實際上，像盧塞爾一樣，他也想解釋一下他的一些書是怎樣寫成的。
第一個故事，即他被父親強迫著觀看一次截肢手術那件事，傅柯在他去世前至少還告訴過一個朋友。這一點，當然並不意味著這個故事就是「真實的」——也就是說，它不一定是關於一件實際發生過的事情的精確陳述。根據佛洛伊德的教導，關於孩提時代最初經歷的回憶，往往會伴隨著推敲、奇特卻又能說明問題的省略以及捏造，以至於那種召喚自過去的情景會「像它的創造者的靈魂一樣，因一種衝動的活力」而哆嗦發顫。
傅柯在他最後的系列講演裡，深入探討了古代了一些哲學家——他們可能是他自己哲學生活的特殊風格的祖先。他考察了兩類完全不同的先驅、兩種可能的模式，它們顯示了兩條背道而馳的探索「真實」的道路：其中一條是蘇格拉底走的路，另一條則是犬儒學派的狄奧奇尼斯（Ｄｉｏｇｅｎｅｓ）走的路。
傅柯在這些談話中可能說過的事情，後來發表在兩個作品裡，其一是吉貝爾的長篇小說《致沒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該書寫的主要是愛滋病，出版於一九九〇年，當時吉貝爾自己也因罹患此疾而面臨死亡。其二，是他的一個短篇小說，題為〈一個男人的秘密》（Ｌｅｓ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ｄ＇ｕｎ ｈｏｍｍｅ），於傅柯入土的第二天，但直到一九八八年才初次發表。
——第一，他們訴諸「批判性說教」，寫了許多向廣大聽眾宣講的演說辭。這些演說辭充斥著謾罵，也頻頻使用著格言警句，意在煽動聽眾起來造反，「消滅由文化造成的種種依附狀態。」（犬儒派的技巧顯然同蘇格拉底的對話相異趣，後者只是寫給幾個菁英人物看的，旨在引導他們過一種沉思的生活，致力於分享有關各種永恆的普遍觀念的理性知識。）
一九九〇年，當吉貝爾自己也同愛滋病展開了殊死搏鬥的時候，巴黎爆發了一場有關這位藝術家的可靠性和動機的大辯論．辯論的誘因便是他那部有關愛滋病的影射小說——《致沒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的出版。有些評論家感到，這部小說中幾乎明顯是關於傅柯的性格描寫，不僅破壞了作者亡友的信譽，而且踐踏了法國的一條至今還很有約束力的不成文法規，即不應公開談論一個人的私生活。評論家們對於吉貝爾講敘哲學家彌留時的胡話，以及（這一點更加可恥）描述他的施虐受虐淫性活動和他對舊金山同性戀澡堂的喜愛，似乎特別氣憤。
蘇格拉底是傅柯心目中的（也是在他之前的尼采心目中的）一種典範，這一點似乎是十分清楚的。因為在把自己的存在當作哲學研究的不可窮盡的主題方面，蘇格拉底永遠是西方第一位大思想家。當然，蘇格拉底的方法（他在制定道德生活的理性法規方面的努力，他對普遍公正原則的探求，他為從自己的心靈中清除「肉體的罪惡」所進行的不懈鬥爭），和傅柯的方法還是有出入的。而且，在他最後的幾堂課裡，他已不再談論蘇格拉底，也不再細談塞內卡和斯多噶派傳統（只是附帶地討論了一下）。這次他集中討論的，是一個人們陌生得多的人物和一個隱晦得多的精神傳統，即狄奧奇尼斯和犬儒學派。
當然，事實上他是五十七年前在普瓦提埃出生的。但彼地彼時，俱往久矣！而且很顯然，直到一九八四年六月之前，他一直很少談及這一點。隨著死亡的臨近，也許是吉貝爾的殷勤和關於永恆友誼的表白給他吃了定心丸，傅柯越來越深地沉浸到了過去之中。在螺旋式地向逝去的時光回溯的時候，他開始回想各種痛苦的真實，吐露個人的秘密，從他的童年這塊沉沒的大陸打撈著種種記憶的畫面，而這些畫面，有些他還從未告訴過別人，甚至都未告訴過丹尼埃爾．德菲爾。
這一畫面，無疑具備了一種經常復發的夢的所有成分：虐待狂似的父親，軟弱無力的孩子，尖刀劃入皮肉，肉體被切割得露出骨頭，必須承認家長的統治權力，以及兒子所蒙受的無法形容的羞辱——這一切，都使他的男子漢氣概受到了考驗。
如吉貝爾所述，哲學家有一天晚上說起一種他從想像中得到的快樂。他設想自己不是待在一個人將由此走向死亡的醫療環境裡，而是待在一個他在那裡只是好像要死的地方。「『一切都美妙極了，』」吉貝爾後來這樣轉述了他的朋友的遐想，「『滿眼都是華麗的名畫，耳畔縈迴著安魂的樂曲。』」這地方看上去是一所醫院，但每間屋子盡頭掛的那幅畫的背後都藏有一扇小門——一扇供人逃遁的便門。看時間差不多了，那位「病人」吃了點怡神的藥物，悄悄溜到畫後，輕輕推開小門：變！「『你就離去了，消隱了，在世人眼裡死去了。可在牆的那一邊，在後院裡，你又現身了，沒人瞧見，無掛無牽，無名無姓，赤手空拳，正待要創造一個新的身分。』」
他曾在幾次會談中公開談論過他的童年時代。其中有一次，他回憶了這個時期裡他的「個人生活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對於一名少年來說，學校本來是「一個可以免受外部威脅的環境」，但隨著戰爭的到來，就再也沒有什麼避難所了。他後來解釋道：「我之所以著迷於歷史和個人體驗與我們是其中一部分的那些事件之間的關係，原因也許就在這裡。我覺得這就是我的理論興趣的核心。」
吉貝爾在一系列談話裡耐心地作了自我辯解。他沒有試圖否認那位被喚作米澤爾的人物事實上就是傅柯，只是強調他的小說著眼點很小，幾乎完全集中於描述愛滋病的考驗，把哲學家最後的痛苦看作他自己即將臨頭的命運的預演。他解釋說，他的短篇小說也是一個發自內心的作品，是他在哲學家剛剛下葬後的悲哀心境下寫成的。他還告訴人們，他不止一次地打消過寫一部關於他和傅柯友誼的回憶錄的想法，決定還是由他的這兩個虛構作品去自說自話。（本著同樣的精神，他還拒絕就這本書接受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