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扭開命定論與機械論的鎖鍊

人生是自由的還是機械的?是自主的還是被動的?這是人生哲學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他和道德的責任問題有密切的關係。
普通所謂命定論起源甚早。初民時代就有占星學(astrology),主張人生是受神的主宰;神有絕對的權力,要人怎樣就得怎樣。這也可稱為「神定論」,或是「運定論」(fatalism)。我們在兒時常聽到老年人說,天上的星都是代表人的,每人有一顆星,星暗則人倒楣,星墜則人死。大星落於五丈原頭,於是諸葛亮歸天了。人像棋子,神就是下棋的人,祇能聽他擺布。這種觀念在中國魏晉六朝時代,頗為盛行。列子是表現這時代思想的一部書,其力命篇有一段道:「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然則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無可奈何。」此處所謂天就是神,也就是命。在同一篇裏,還有一段很有趣的文章,就是「力」和「命」兩位的對話:「力謂命曰:『若之功奐若我哉?』命曰:『汝奐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這位命陛下的權威真是大極了,力是一點沒有用處的。這種觀念,支配中國人的思想甚深。其實何祇在中國,在希臘神話、印度哲學、以及許多宗教的經典裏,那處不能找到?西洋如此,東方至今尤甚。傅勒爾女士(Mary G.B.Fuller)有一篇文章,敘述她在火車上與幾位印度農婦談話的情形。(見一九二五年九月份美國大西洋月刊)。當她和她們談到印度女子和嬰孩的死亡情形時,她們有的祇嘆嘆氣,有的祇點點頭,有的就深信不疑的說:這完全是命運註定的。假如孩子是註定該活的,你就把他擲在石頭上,他還是能活;假如他註定祇該活三個月,那一到他討完債的時候,你再也留他不住。這和中國所謂「討債鬼」的觀念,完全一樣。「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不過現在的醫生卻要打一針強心針,試留一下看。)禍福是神註定的,就是兒女的數目,也是神註定的。這種迷信命運的觀念,痛心的是在最近的中國,還有死灰復燃的現象。村夫村婦抱著固有的命定論不必說了。抗戰前兩年在南京的時候,有幾位大學教授身穿西裝,對一個王半仙磕頭如搗蒜。王半仙傳達神的話,教他們避災,於是其中有一位中途託故借薪棄職,一溜煙跑到昆明。受過近代教育的知識分子還是如此,更有什麼話說!
在這個新的生命認識裏面,我們不怕沒有地方去安置道德的責任問題。我們不必和叔本華一樣。把意志放在宇宙事物的後面,盲目的來推動一切動作。我們也不必和康德一樣,把意志放在超越自然的宇宙裏面,居高臨下的來指揮。從新科學理論裏我們得到的意志論,是如我下面之所說。
這種的悲觀,都是由於不了解生命原理的緣故。宇宙是整個的、不斷的程序,生命也是整個的、不斷的程序。宇宙的系統,是有機體的整個(organic whole),生命也是有機體的整個中之一個系統。這整個是有生命的、是創造的;生命也是有生力的、是創造的。(參看D.M.Emmet:〝Whitehead's Philosophy of Organism.〞)生命是實在的,他含著真實的空時不斷的在創造,也就是不斷的在實現。我們不要從物的惰性(jnertia of matter)裏去看宇宙的秘密,我們要從生命的動態(movement of life)裏去實現宇宙的秘密。
這種的錯誤,是古典派的物理學遺留下來的,是在三進向的宇宙裏,在因果律束縛的宇宙裏的產物。把每部分的事物,不問他內在的時間因素,而在分離的空間裏,至多在分離的時間與空間裏,各個單獨的安置。這種的辦法:太簡單了。近代大數理科學家也是大哲學家懷悌赫德(A.N.Whitehead)稱之為「簡單的安置」(〝simple location〞)。由於這種錯誤,遂陷入於將自然強分為兩部分的錯誤(〝bifurcation of nature〞)。唯心唯物以及心物二元論的分立https://www.hetubook.com.com門戶,也就是由此而來。那知道二十世紀的近代物理學,早已把三進向的宇宙和這宇宙中的因果觀念,一律放棄了!宇宙是無數的「事」(〝events〞)構成的。每件事又是空時集體構成的。以前所謂「空間與時間的集體」(a spatial and temporal unity),現在應為「空時的集體」(a spatial─temporal unity,注意此處聯續詞「與」字的刪除。)「沒有無時間的空間,也沒有無空間的時間,同樣的也沒有無充滿質或本體的空時。在每一個自然的實體裏,上述的一切,都包括在內;他們不是彼此之間祇有外部的關係,而是內心的彼此深入而為一體。」(參看Rudolf Metz:〝A Hundred Years of British Philosophy,〞PP:601─602,原文為德文,此係Prof.J.W.Harvey等三人合譯本。)所以宇宙是整個的,是不能割斷的。強把他分為孤立無依的個體,以為這是因,那是果,某果由某因而產生,便是因果律重大的錯誤,是不合於宇宙真象的解釋。這種把各部分作防疫式隔離的辦法,就是懷悌赫德所指出「錯置具體性的謬誤」(〝The fallaq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這種宇宙的概念,無疑的是由於高度的抽象方式相構成;其似是而非的見解之所由生,乃是誤把這種的抽象(abstractions)當作具體的本體(concrete realities)。」他並且認為物質科學所定之能力(energy)的各種方式,如波長、震動,量子與原子核等等,祇是科學的抽象,正如我們所知道我們本身的情操一般。(參看A.N.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一書,此係近代一部偉大精深的哲學名著。)近代物理的觀念,既然根本改變,則附麗於以前古典派物理學的機械觀,自然根本動搖。這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況且近代分析方法,把「心」分析得都成物的方式,(參看B.Russell:〝Analysis of Mind〞)。同樣的方法,也把「物」最終分析為波長、震動,與不可見而祇可算的量子與原子核,反成為心的感覺與概念,(參看B.Russell:〝Analysis of Matter〞)。這真是同極知識探討之能事。兩個極端,居然能達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的境地。(此處也可借用B.Bosanquet:〝The Meeting of Extremes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這個名詞。)唯心論與唯物論均同病相憐的騎在闌干上,我們又何所愛僧,何所厚薄呢?
說人生無自由,則人生就不應負責;說人生有自由,則絕對的自由又不可得。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能否有合理的解答,來作人生的標準?
從思想史上看,歷來就有兩種對人生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命定論(determinism),謂宇宙和人生都預先有一定的安排,不是人的意志力量所能支配的。這種情形,無論你怎麼形容——你說是「神」也好,說是「自然」也好,就說是「機械的自動」也好——人總是被決定了的,是沒有自由意志的。另一種是「自由意志論」(free will)。如哲學家康德,就承認現象的世界(phonomenal world)裏,沒有自由意志,但是他又捨不得他珍重的道德責任,不讓他無處安放,於是想出了一個超越自然的世界(supernatural world),其中安居了絕對的自由意志。在這超越自然的世界裏,人的自由意志,與上帝的合而為一,這就是道德的先天必然性。
深刻的唯物機械論都動搖了,何況馬克思所持更為粗糙的唯物論。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實際上是經濟史觀,也就是經濟的命定主義。以經濟條件為人類生活重要條件之一,是不可否認的。若是以此來解釋人類一切活動的現象,那就陷入重大的錯誤。宇宙的生命不是片面的,人類的生命也不是片面的。人類的動機,複雜極了。沒有麵包吃的時候,固然要吃麵包,有麵包吃了,也還要做詩、談戀愛。換過來說,難道做詩戀愛也僅是為麵包嗎?科學的唯物論者,要想以愛人的一笑,作電子的波動來看待,已經煞風景極了,經濟的唯物論者要以這一笑當作換麵包的代價,豈不更殘酷嗎?(讀者想必有人看過愛情與麵包那本小書。)如以經濟條件的充分滿足為人生最高的目的,那以前軍閥的姨太太有大洋房住、有www.hetubook.com.com汽車坐、有好飯吃、有一切的享受,真可謂滿足極了。他的生活,豈不是大家追求的理想嗎?不是的!不是的!我們對於人生不能祇認識價錢(price)而不認識價值(value)!啟發馬克思的傅葉巴哈(Feuerbach)有一句格言,更說得有趣。他說:「人吃什麼,就是什麼」(〝Was mann esst,ist.〞)。難道人吃豬所吃的東西,就成為豬,或是進一步說,就帶豬性嗎?最好否認唯物史觀的例子,莫過於藝術的作品。我有一位朋友,收藏了一堂名人的書冊,聽說故宮博物院有同樣的一堂,於是經過正式的手續,在公開方式之下,拏了去對。果然尺幅、紙張、以及畫的內容,都是一樣的,祇是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真本有精神,而他所藏的無精神,原來這套副本,是當年內廷如意館的人臨的。兩個人用同樣的紙張,同樣的顏料,甚至於顏料的分量都毫釐不差,來畫同樣的畫,但是一個人可以得到「妙手天成」的作品,一個人可以得到「畫虎不成反類狗」的成績。至於以辯證法的方法,來達到經濟史觀所說社會進化的必然階段,更是捍格不通。我舉羅素一段徵引史實的話來說明罷。「野蠻民族的侵入羅馬,並不曾產生更進步的經濟形態;將慕爾民族(Moors)逐出西班牙,與殲滅亞爾卑堅斯民族(Albiigenses)於南法蘭西,也不曾產生同樣的結果。在荷馬以前梅西寧(Mycenaean)文明被摧毀了,但是經過好幾世紀才另有高等文明產生於希臘。退步與墮落的例子,在歷史上至少和進步與發展的例子一樣的多,一樣的重要。馬克思與恩格爾著作裏的理論,是與這些史實相反的,除了他含著十九世紀的樂觀主義而外,別無他物。」羅素又說,「就算承認各種巨大的力量發生於經濟的原因,這些巨大的力量,也常是要靠很瑣碎和很湊巧的事件,才能得到勝利。讀托羅斯基的俄羅斯革命史,(托氏後來的政治派系,是另一問題,但是他確是唯物史觀者,)不能不相信列寧對於這次革命關係之重大;但是當時德國政府是否肯讓列寧回到俄國去,也是關係重大,一件非同小可的事。若是當時德國主管這件事的閣員,前夜害了一種不消化的病,次日早晨他要說『可以』的時候,說了『不可以』,我不能想像沒有列寧,俄國的革命,能有他所得到的成就。」(參看B.Russell:〝Freedom and Organization.〞)我祇要補充一句話,就是列寧是有堅強意志和偉大人格的人,他的生活不是為自己物質享受而生活的。所以假如共產黨人遇到死的時候,高呼「共產主義萬歲」,在共產黨的訓練是成功了,但是唯物史觀卻因這一叫而宣告死刑了。
黑格爾也是一位不願意受因果律束縛的哲學家。他創導辯證法的邏輯,斷定思想是宇宙的本體。思想是以相反相成的程序、自己發展、自己創造、自己完成的。他用以達到唯心論的推理工具,被他的私淑弟子馬克思一借用,卻到唯物的結論上去了。黑格爾以思想為宇宙的本體,馬克思以生產力(force of production)為人類進化的原則。循著這力量的演進是必然的,人是受他支配的。於是成立了一種新唯物的機械論。雖然這種學說在思想史上沒有很高的地位,也經不起嚴格的批評,但是在社會運動史上卻發生很大的力量。
第三、意志是選擇的主動者。在整個的宇宙系統裏,懷悌赫德認為有「選擇的程序」(〝selective process〞);經過他,本體在充滿了的可能之中,得到寄託,進入到時間的程序裏。若是所有的可能都實現了,那就沒有有秩序的世界,而為完全的紊亂。(參看Metz前書六一九頁。)生命是整個宇宙的一部分。生命離不了環境;有種種環境的便利,自然也有種種環境的限制。在整個宇宙系統之中,甲之所以為甲,同時也是由於乙丙丁戊之所以為乙丙丁戊。絕對的自由意志是沒有的,但是意志對於選擇(choice)的自由是有的。近代以唯物機械論為背景的科學家,不免太注重環境的影響了。生物學家主張適應,不知適應也有兩種:一種是被動的,因為不能變更環境,於是屈伏於環境之下。許多低等生物,因此而使自己的官能,都喪失效用的。一種是積極的適應,就是以自己的能力,去改變環境,而得到滿足的生存。各種生物都是要求生存的。中國小說書裏,一位小姐為了愛情要自殺的時候,他的丫頭梅香總是婉勸道:「小姐,螻蟻尚且偷生,小姐千萬不要萌短見。」螻蟻可以偷生,但是人不能偷生,而且更要創造生命,豐富生命、擴大生命呀:(其實螻蟻自有其闘爭精神,不是梅香所想像的祇是偷生。)近代的地理命hetubook.com.com定論者,自柏克爾(Buckle)到沈泊爾(Semple)以為民族的發展,主要的由其所在地的天時地利而決定。在一定的限度以內,這話有相當的理由。但是人的妙處還在他能征服環境、改造環境。對於距離的征服,尤其是近代文明的一個顯著貢獻。近代的工程,為人類變更了許多自然環境的形態。同在一個物質環境相同的客廳裏,文學家的思想可以脫離現實而寄情於風月,天文家的思想可以旅行到星球,數學家的思想可以在許多無窮大的符號裏繞彎子。這種人生自己創造出來的知識環境,更非機械的地理命定論所能範圍的。地理的環境可以供給我們許多選擇的材料,至於選擇何種,自然靠我們意志的決定。我們的智慧發展愈高,則脫離本能的支配愈多,而意志活動的範圍也愈大。因為我們的意志有選擇的自由,所以道德的責任是不能逃避的。舉一個譬喻來說罷,設如有一個知道我方軍事秘密的人,被敵人捉去了,敵人自然要以酷刑或是處死來逼迫他說出來。他不說出來就不免於死,說出來就成了漢奸。在這死與漢奸的關頭,意志堅定的人是情願死而不肯說出來的。又如伯夷叔齊決定「義不食周粟」,情願餓死在首陽山上。挨餓的時候,他們何曾不痛苦;但是伯夷叔齊自由的意志,情願選擇餓死的一條路,而不肯中途下山。滿清亡後,有一班遺老,以伯夷叔齊自命,但是後來經袁世凱封了些什麼卿大夫的頭銜,一齊都「出山」了。「西山薇蕨食|精光,一陣夷齊下首陽。」後來的夷齊可以一陣一陣的下來,無怪當年夷齊的高風,可以震鑠千古!選擇的自由,實在是道德的責任之所繫。柏格森甚至主張「選擇就是創造」(參看Bergson:〝L'Evolution creatrice〞)實在不是過分的話。
人生不是傀儡,沒有命運在後面提線,所以我們不向命運之神拜倒。人生不是機器的輪齒,不由分說的隨著機器的巨輪旋轉,所以我們不向機械之神拜倒。我們在動的、創造的、真實的宇宙裏,自有動的、創造的、真實的生命。這生命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不停止的。他本身就是創造的活動。他更是有意識的活動。他以智慧來擴大他意志的自由,以意志來鎔鑄他人格的統一。所以我們生命是有著落的,我們的道德是有標準的。宇宙和人生都不是一部預先七重封固的天書;乃是要我們一頁一頁用自己的生命去寫成的寶典。最後再用一個譬喻罷。我們做人,不是在預先排定了的一幕戲劇裏,去湊一個腳色;我們是要由自己用盡心血,去把自己所演出的部份,在劇本中寫出;並由自己費盡氣力,把這部份很精采的在宇宙的舞台上演出。
其實這種十九世紀的唯物機械論,何祇馬克思一派。在近代機械發達的時候,一般人為之目眩耳聾,五體投地的向機械之神拜倒,甚至於思想界也未能免俗,於是產生了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樂觀主義者,要以機械的原理來解釋一切。譬如拏人的身體來講罷。生理學家局部研究他的神經系統、骨幹和血管,房髴當電線、鋼筋、引水管似的來解釋;化學家看他的化合成分,以原子和有機組合來解釋;物理學家分析他原子的構成,以電子和質子(proton)來解釋;心理學家以感覺、情操、反射弧、和語言習慣來解釋;心理分析家以下意識和立必多(libido)的活動來解釋;生物學家以基因(gen)和染色素(chromosome)來解釋;經濟學家以他當作經濟人(economic man)來解釋;統計學家以他求得中數人(median man)來解釋;經過東一分析,西一分析,人的研究是詳盡了,但是人卻不成其為人了。他們縱然可以把各方面分析的結果綜合起來,但是他們不知道整個不是分的總和的道理。整個有整個的特性,生命更有生命的本體。他們對於整個的不斷的生命之流,好像能用外科醫生動手術的刀剖開和割斷似的。他們的熱心,簡直要把整個的宇宙,塞在實驗室的玻璃管子裏。他們忘記了他們的態度,祇是他們便利自己工作的假定,而不是宇宙和人生的本體。
我並不反對抽象和分析,我祇是反對以一部份抽象的方式,來當作宇宙和人生的本體,以一部份分析的所得,來當作宇宙和人生的全體。這所謂「以管窺天」,而「曰天小者,非天小也。」為了某種應用的目的,抽出一部份事物來研究,以求精細,是很好的事;但是若是研究的人,忘記了他的範圍,用一個相對論的名詞罷,忘記了他的「參考系」(reference frame),而硬要把他局部的結論去解釋一切,都便是重大的錯誤。況且就是集合了各方面的結果,湊成一個總和,也不能說這總和就是宇宙和生命的本體與全部。因包含真實空時的宇宙和人生,在本體下https://m.hetubook.com.com是有生命的,是不斷創造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我面前說過整個不等於分的總和。這道理在數理邏輯裏有深闢的解釋,我們暫且丟開不講。我現在祇拏樂譜來說明這個道理。譬如音樂裏的一大套交響曲(symphony),是用多少音符(notes)寫成的,但是彙合一樣多數量的音符,並不能成為一套貝多芬(Beethoven)著名的第九交響曲。況且第九交響曲的感動人的程度如何,不祇是音符的配合,還要看指揮和演奏的樂師的技術如何、天才如何。因為這一套複雜的交響曲,是一篇整個的藝術作品。他在美學上的評價,是由他整個的藝術影響而定的。要了解音樂尚且如此,何況要了解比音樂裏的交響曲更要複雜,更要豐富,為億萬人,億萬事,心弦交響,藝術演出的人生!
就以上所說十九世紀物質科學所產生的粗糙樂觀主義,就是天真爛漫(naive),認為進步為必然的樂觀主義而論,其中也充滿了悲觀的成分。不但許多事物是違反他前定的判斷,會使他失望,而且這種機械觀終究是要使人感覺到生存是無意義的。縱然一切都會進步,但是這種進步不過是自然的巨輪所逼迫的,而不是自己意志所決定的,自己願望所支配的。不得不如此的動作,是多麼機械而無意義的事?
你如果說人生是自由的、是自主的,那麼人生下來,能絕對的自由嗎?我們知道任何人一生下來,除受物質環境的限制外,還要受人事關係的種種限制。即如他所在的家庭、學校、社會、國家,都能影響他、支配他、約束他,他那裏能有絕對自由?大而言之,宇宙間也沒有所謂「無法律的自由」(lawless freedom);不然的話,行星都要互撞起來了,還談什麼人生。
但是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有兩位思想界的重鎮,重行樹起自由意志的大纛,為人生道德問題求得適當的解答。一位是康德,一位是叔本華。叔本華以為意志是不受因果律支配的,他是宇宙人生的原動力,他在一切宇宙人生動作之後,推動這一切的動作。他沒有原因,他本身就是原因,人的行為完全受制於這不可測度的意志,所以人生是盲目的,也是不能自主的。他要解脫命定論的悲觀,但是他自己卻踏入另外一條悲觀的路上。康德是接受牛頓力學的宇宙觀的,然而他祇是接受和承認他在現象的世界裏的權威。(因為當時支配科學的原理,祇以牛頓力學為最高;設如康德知道二十世紀的近代物理學,他的學說是一定會有改變的。)他另外想出一個超越自然的世界來,安放道德的範疇,以為人類行為的準則。在這物質科學稱雄的世界裏,他三部深刻的「批評」,使人類在無可如何之中,得到一種道德的援助;也使康德成為一百餘年來道德哲學的大師。
我首先要說的,就是生命是創造的活動(creative activity),而意志就是生命的創造力(creativity)。沒有生命的意志,什麼生命都無存在的可言。人生一切本能的活動,都是受這種意志的支配。舉粗淺一點的例來講。一個人自己不要活,醫生難道有什麼辦法。醫生還能夠告訴你,一個病人自己求生的意志,對他醫療上是怎麼一種幫助。真正的精義是整個動的宇宙在求實現,整個動的生命也在求實現。這種求實現的要求,你叫他做柏格森(Bergson)的「生力」(〝elan vital〞)也好,你叫他做懷悌赫德的「具體實現原理」(〝principle of concrescence〞)也好,在邏輯上推到的結論,是同樣的。(柏格森的哲學以近代生物科學為出發點,懷悌赫德的哲學以近代數理科學為出發點,但是兩大學派最後的結論,雖仍有一些範圍上的不同,卻頗現出很接近的地方。)這個我稱之為生命的意志。這種不斷創造的生命,在他裏面每個個體,每個種類,都在求實現的。這就是我所了解的上帝。上帝就是不斷創造的生命。上帝與生命是合一的。上帝沒有現成做好的東西。他是不停止的生命、活動和自由。像這樣所了解的創造,並不是一件神秘;祇要我們能有意識的去選擇我們的活動,和計畫我們的生命的時候,我們自己就能經驗、就能參加。我們的奮闘,我們的痛苦,我們的雄心,我們的失望,我們比現在更好更強的迫切要求,都是我們生命的意志的波浪和伏流。祇有這種內發的生命動力,使我們發展、長成,把這動盪不定的星球,變成無止境的創造的舞臺。
第二、意志同時也是生命的機能。這層意思,可以補充前面所舉的要義。這是說意志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他瀰漫在生命裏,與生命合而為一,並不是超越生命的。所以這種主張,決不至於蹈唯心論、唯物論、或是心物二元論的覆轍。拏刀來做譬喻。生命是刀,意志便是刀鋒。沒和*圖*書有刀就沒有刀鋒,但有刀無鋒,這刀也就失了刀性。青鋼劍能削鐵如泥,正是因為他有犀利的鋒,不然他可以為鏟為鋸,但決不能成為青鋼劍。意志和生命的關係,也是如此。沒有意志的生命,是鈍的、無生力的,也就是黯淡的生命。過這種生命的人,正可稱為「行尸走肉」。
第四、意志是人格的連續性。拏一個人生理的組織來講罷,則每天細胞和血輪的新陳代謝,不知道幾千萬萬。就拏記憶力來講罷,則記憶力至多也不過保存或選擇過去經驗的印象,而不能保持人格的統一性。若專就所謂物質的因素來講,則「朝秦暮楚」,「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不但是普通的事,而且是正當的事。但是人之所以為人,總不應當是這樣,因為人是有人格的:人格是一貫的。儘管身上的細胞和血輪天天有新陳代謝,但是人格不允許「朝秦暮楚」。中國文人最喜歡把自己來比附的一個人就是王粲。一登樓就自擬為「仲宣作賦」,一投靠就自命為「王粲依劉」。其實王粲是一個最無人格,意志最薄弱的無聊文人。他以漢室公卿的世胄,先依劉表,後來勸劉表的兒子降曹;再依曹操,又玩奉觴勸進的那套肉麻把戲。他人格的墮落,或是由於他的體魄太壞,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由於他意志薄弱。中國文人好以這種人自比,真是文學思想上的一種恥辱,也是人生觀上的一種病態,聯繫人生的各種活動,使其有一貫性,而為其建立一種人格的,惟有意志的力量。懷悌赫德認為人格是一種有統一性的活動(〝unifying activity〞),把一切有關的程序,聯成為整個。所以意志是有綜合性的(synthetic)。我們必定要能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麼,能決定自己要做的是什麼,才能有一貫的人生態度。遇著困難和挫折,才能勝過而不為所屈伏。這種堅定的意志,對於要做人的人,都很重要,而對於當局的人,尤為重要。譬如中國這次長期的抗戰,因為國家物質的條件太差了,於是多少意志薄弱的人,心理在中途發生搖動;但蔣先生的意志始終屹然不動,所以能在極端的困難之下,最後為國家民族打出一條生路。我以前說過,凡是國際戰爭,當兩國在開戰以前,所計較的是利害的輕重;開戰以後,所以量的是意志的強弱。蔣先生這種堅強的意志,不但完成了他自己的人格,而且完成了中華民國的國格。試問專事投機取巧的國家,不問立場,專以勢利眼看國際局勢,看見那國一時的得意就奉承那國,今天可以侵略,明天可以反侵略,那還成何話說?所以中國這次戰爭,從後代歷史家的眼光來看,至少中華民國的國格是因此確切樹立起來了。即此一點,也足為我們的民族自豪!
你如果說人生是機械的、是被動的,那麼人的責任從何而生?既然人生原不自由,他還應該負什麼責任?機械是不自由的,所以機械本身就沒有責任。風雨儀能預告陰晴,避免危險,是航行上所不可缺少的機器;但是他一旦壞了,你能責備他,說他不負責任嗎?
這種粗俗的神定論,太簡單了;經不起推敲,也不應當能滿足有思想的人的要求。於是在西洋十七世紀自然科學開始發達以後,搖身一變為機械的,或是物質的命定論。這命定之權,從神的手裏,移到物的手裏。這種思想的轉變,是無足為怪的,因為牛頓的力學,萊伯尼茲、笛卡兒的數理,和整套古典派的物理學(classical physics)的發展,及其應用在機械方面的成功,太震炫一世了。牛頓三進向的(three dimensional)的宇宙,成了一個機械式的自然程序(physical process)。因果律支配了一切。像是如來佛的手掌,儘管孫悟空十萬八千里一個的觔斗雲也翻不出來。於是自由意志的學說,受了一個嚴重的打擊,如哲學家霍布士(Hobbes)就主張我們祇有支配行動的意志(the will to act),卻沒有支配意志的意志(the will to will)。又如偏向泛神論的哲學家斯賓諾沙(Spinoza)則主張意志不過是精神的自動(spiritual automotion),也就是順其自然,不知所以的動作(spontaneous motion)。這都是離開自由意志的表現。
綜合起來,可見我所主張的意志,並不是一個神秘。或者有抱傳統觀念的科學家要反對,以為學科學的人,用不著這種哲學觀念。但是請問追求科學到他最後的含義,能夠離得了哲學的解釋嗎?再退一步說,做實驗尚且要有工作的假定,才能得到相當的結果,難道廣大的人群,偉大的人生,不要保持一個確定的態度,就讓他如無舵之舟,在茫茫的大海裏飄蕩嗎?這太危險了!況且最有趣的是反對意志學說的人,若是當面說他意志薄弱,他又會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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