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罰」（一八六六年）的概念可能在杜斯妥也夫斯基服刑的時期即已醞釀，從他的筆記本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關懷這本著作的藝術細節（這一類的筆記本不僅是「罪與罰」才有，日後的小說每一本都有這樣的筆記，從其中我們可以看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創作方法）。就某一部份來說，這本作品是一部社會小說，其中以金錢為基本問題。跟這個主題有關的是激進派青年們的唯物論思想。「罪與罰」的主角貧窮的拉斯可尼訶夫便是這樣一個人物。拉斯可尼訶夫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在智性上反叛當時的社會，他在善與惡之間掙扎，而理性取代了生活的歷程；他想出了一套可怕的理論，認為人道的目的可以使邪惡的手段合理，而這種理論最後導致他殺人。在監獄中，他智性的傲慢消退，而認識到幸福絕不能由理性的生活計劃達成，而必須通過受苦才能換得。這本書中的次要角色如拉斯可尼訶夫的太太，馬米拉杜夫，妓|女蘇妮亞，以及斯維屈哥洛夫，都描寫得非常生動。這本書除了殺人的神秘緊張情節之外，還融入了哲學的、宗教的和社會的思想，因此為這本小說提供了一個新的向度。評論家與讀者立刻被這本小說吸引，因為它情節織細，佈局緊湊而散發著精神的光芒，照徹了罪犯與道德卑下者最深沉的黑暗角落。

俄國首都的激進份子極切的想要把杜斯妥也夫斯基認作是政治犯而加以歡迎與推崇，但他摒棄他們和他們的觀念，尤其是他們對於宗教的嘲弄。杜斯妥也夫斯基同情新帝亞歷山大二世所鼓吹的社會改革。一八六〇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集出版，次年，跟他的哥哥合辦「時代」〔Ｖｒｅｍｙａ（＂Ｔｉｍｅ＂）〕。這本雜誌公開表明立場，要把俄羅斯當時知識界的意識形態加以調合——一方面是西化派，另一方面則是崇俄派。他敦促這兩個集團要跟羣眾結合，以便挽救俄國民族。他在報紙和小說上鼓吹這個立場，而使「時代」雜誌獲得了相當的聲譽。觀念相同的老朋友和新朋友——諸如：詩人阿波龍．麥訶夫（Ａｐｏｌｌｏｎ　Ｍａｙｋｏｖ）和評論家阿波龍．葛里高也夫與尼古拉．史屈拉可夫（Ａｐｏｌｌｏｎ　Ｇｒｉｇｏｒｙｅｖ　ａｎｄ　Ｎｉｋｏｌａｙ　Ｓｔｒａｋｏｖ），多圍繞著他和「時代」雜誌，而對他未來的政治社會與藝術的觀點都有相當的影響。

費奧多．米克海洛維奇．杜斯妥也夫斯基（Ｆｙｏｄｏｒ　Ｍｉｋｈａｙｌｏｖｉｃｈ　Ｄｏｓｔｏｙｅｖｓｋｙ），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舊曆十月三十日）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是一個退休的陸軍外科醫生，嚴厲，在家庭的事務中非常專斷。多年以後，杜斯妥也夫斯基回想到他不安全的、中產階級的家庭時，曾說他自己是一個「知識的無產階級」。他的文學背景跟當時的兩個對手伊凡．屠格涅夫和里奧．托爾斯泰很不一樣，因為後兩者都出身有文化教養的貴族家庭。杜斯妥也夫斯基在莫斯科接受早期教育，十六歲進入聖彼得堡的兵工學校。只要他能從訓練和防禦工事學科中偷取時間，他就用來閱讀俄國和歐洲文學作品，尤其是情節生動的小說；這影響到他作品的結構，增加了他小說中對暴力和罪行情節的喜好與運用。關於這段成形的年代，我們所知甚少，但他似乎在晚上喜歡跟軍校的同學一齊外出，享受美食美酒、有趣的談話、音樂、情節劇（Ｍｅｌｏｄｒａｍａ）和跟女孩子為伴。同時他也是一個熱烈的做夢專家，夢想名利，自我犧牲偉大的行為和理想的友情。

畢業以後不久，杜斯妥也夫斯基就大膽的辭去了他的職務，而以全部時間寫作。他的經濟非常艱困——母親已死，而父親被佃農所殺，留下財產甚少。然而那時他已完成了短篇小說「窮人」（一八四六年）的稿本，帶著疑慮的心境，任由一個年輕朋友把稿本交給當時著名的文學批評家維薩里安．貝林斯基（Ｖｉｓｓａｒｉｏｎ　Ｂｅｌｉｎｓｋｙ）。多年以後杜斯妥也夫斯基回憶他當時經歷的狂喜——貝林斯基召見他，稱讚他藝術的本能，認為他揭露了主角隱藏hｔtps://wwｗ•hｅtｕｂook•cｏm.ｃom的天性，「真理向你顯露出來，宣佈你是一個藝術家，這是一種秉賦，請珍惜這個秉賦，你將成為偉大的作家！」

歿　一八八一年二月九日（舊曆一月二十八日）聖彼得堡

一八五四年他從監獄出來，卻發現他充軍的西伯利亞小鎭塞米帕拉丁斯基比監獄更令人厭倦。他辛苦盡責，最後升為低級軍官，結交了少數幾個朋友，一再請求他哥哥為他寄書籍與雜誌，以彌補他在閱讀方面巨大的鴻溝。這段時期唯一產生結果的事情便是一八五七年他跟一個害肺病而又有一個兒子的寡婦結婚，這項婚姻最後證明為不幸。由於經濟負擔日重，他重新寫作的願望便越來越強，同時希望在被迫沉默這麼多年以後重新奠定他在文學界的地位。然而從監獄出來以後他第一部作品卻不是監獄中計劃的部份，而是一篇喜劇性的短篇故事——「叔叔的夢」（一八五九年）。是一篇諷刺性的、娛樂性的作品，風格類似俄羅斯早期小說家果戈里，描寫西伯利亞小鎭的虛情假意的社會，背景跟塞米帕拉丁斯基這個小鎮顯然有關。不久以後又出了「家庭的朋友」（一八五九年）。這篇短篇小說比「叔叔的夢」有內容得多，主角是奧皮斯金，也是一個雙重人格的人。由於對這個主角心理的生動捕捉，這本書得以免於貧乏。然而這兩部作品都没有引起評論家的注意，不久以後杜斯妥也夫斯基就獲准返回他心愛的聖彼得堡，成為一個自由人，這時距他帶著鎖鍊離開已經十年。

「窮人」不能算是重要的作品，因為有生手作家的技術缺點，但貝林斯基的讚譽卻是預言性的。他在這部作品中看出了俄國第一部社會小說，因為這本書的主角是一個貧窮的、上了年紀的小職員，他無望的追求人的尊重，愛著一個孤女，而又不敢表達，只用一種多愁善感、像父親般的關懷委婉的表示出來。在這本書中對於窮苦而戀愛的人，那種悲劇性的無望作了非凡的洞察，表露了當時的社會對可憐的人物的殘酷影響。杜斯妥也夫斯基對於這個題材的描繪使讀者產生熱烈的反應，因為他在小說中加上了一個新的向度——那就是從主角的內在來呈現他心裡的衝突。在一封他給哥哥麥可海爾的信中，杜斯妥也夫斯基說他的方法是這樣的：「我用分析的方法，而不用綜合的方法，這就是說我投入深淵，分析每一個原子，結果見到了整體。」事實上，他已經開始了他自己那俄羅斯寫實主義小說的派別。

在「日記」中他描述了「少年」（一八七五年）的主題這是一個私生子阿卡狄，杜爾格魯基的告白，他敍述他在聖彼得堡的種種冒險故事，在這裡他想贏得他父親威喜洛夫的喜愛；這威喜洛夫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另一個雙重人格，也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心愛的觀念的發言人——譬如說俄國的獨特性與完美的世界性，歐洲知識份子站在毀滅的邊緣，因為他們抱著革命性的唯物論，以及對於基督的否定。在威喜洛夫恨愛交織的性格中，杜斯妥也夫斯基第一次把這個主題作了清楚的分辨；在他筆下的男女角色的心中所呈現的思想、情感與行為方面的分裂，杜斯妥也夫斯基通常從他自己的本性和別人的本性中的分裂加以觀察，因而才看出了他筆下的角色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分裂現象。「少年」除了主要的情節以外還有次要的情節，而這些次要的情節對於主要的情節卻是一種羈絆。杜斯妥也夫斯基對這件事深有認識，他帶著失望的態度告訴他的太太說：「在『少年』中有四部小說。」一般來說這本小說的評價不如他其他的作品。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白痴」、「附魔者」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都是以藝術為媒介，傳達生活的智慧與靈魂的熱情，使他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

「附魔者」的主要情節是由報紙的一篇新聞構成，那篇新聞說莫斯科的一個學生被他的革命同伴所殺，因為他們懷和*圖*書疑這個學生意圖出賣他們。杜斯妥也夫斯基在這部小說中借取了「一個大罪人的一生」中一些角色與情節，尤其是關於此書的中心人物斯塔夫洛金的某些方面更是如此。這本小說情節非常戲劇化，而革命黨徒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則呈現出呆笨而卑鄙的面貌。他們意圖謀殺的對象，那已經改革了的沙托夫，則反映了杜斯妥也夫斯基對於革命的反對——杜斯妥也夫斯基對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抱著希望，而這種希望又必須跟這個國家對於東正教的基督的信仰結合在一起。謎一般的斯塔夫洛金主宰了整部小說。他磁性的人格影響好玩的老自由主義份子斯提潘．威可芬斯基和他革命黨的兒子比歐特以及叛黨的極端份子沙托夫與基瑞洛夫，而且對書中幾個主要的女性角色——莉札薇塔，達莉雅和瑪利亞——也有極大的吸引力。然而這個主角由於失去了對高特的信仰，他本性的善良日漸衰退。他對小女孩的強|奸就象徵了他向邪惡的投降。這本書雖然表現著杜斯妥也夫斯基教誨的用意，然而由於他強大的藝術力量，而使人不致感到這是一篇道德說教。杜斯妥也夫斯基對於感性因素和觀念因素的匯合，極少以如此巨大的藝術技巧來加以處理。

一八六二年夏季，「時代」的收入使杜斯妥也夫斯基得以實現一個舊夢——第一次出國，這一次的國外旅行使他寫成「夏日印象冬日記」（一八六三年），在「時代」雜誌上發表。在這篇文章中，他宣佈歐洲文化的邪惡，使他更加相信俄羅斯文化崇高的使命——設若俄羅斯能夠逃避西方的荼毒。然而就在這一年政府禁止了「時代」，因為史屈拉可夫在上面寫了一篇文章，被政府當局認為違背國家的利益。在這個危險的情況下，杜斯妥也夫斯基借款再度出國，表面說去治療他的癇癲症，事實上卻是要在德國的威斯巴登的賭桌上一試命運，並且跟波林娜．蘇絲洛娃見面——蘇絲洛娃是「時代」雜誌的年輕投稿者，跟杜斯妥也夫斯基已經相當親密。但杜斯妥也夫斯基在賭桌上與愛情上都十分不順。可是他跟這一個奇怪的愛恨交纏的女人繼續交往的經驗，卻融進了他小說中「地獄女人」這種人物造型中。

杜斯妥也夫斯基接受他的懲罰，認為是他嚴重的罪惡必須付出的補贖。他在鎖鏈、臭氣與勞役的負荷中所認識的許多單純的囚犯，他認為是「傑出的人物」；但精神的苦惱不時淹没他；他最早的羊癲瘋，他也認為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而此後許多年都經常發作。監獄中唯一可以閱讀的書籍便是新約，他便常常手不離卷。這本書和緩了監獄中的苦痛，使他對於基督產生了新的信仰，認為只有基督可以把罪人提昇，使謙卑的心靈可以獲得新生。他監獄中的經驗對於他日後的寫作與思想有重要的影響。年輕時的激進主義讓位給對既定秩序的尊敬；他開始信仰普通人民的贖世使命；基督的教訓——經過痛苦而獲得拯救——以及俄羅斯東正教的精神，對他具有了更深的意義，而監獄的生活也為他提供豐富的資料，有助於日後進一步研究受侮者與受傷者。

在預支了另一本小說的稿費，花完而卻一字未寫之後，杜斯妥也夫斯基從一個新的出版公司那裡接受了一筆現款，來寫一篇短篇故事，但後來演變為一篇短篇小說，就是一八七〇年出版的「永恒的丈夫」，故事的主要情節是說一個被出賣的丈夫如何向誘惑他妻子的人尋仇。由於微妙的心理描述，這本書有相當可取之處，但在作者的創造藝術上並没有特殊的進展。這時他的思想集中到一個巨大的計劃上，那就是要寫一系列的小說，名叫「大罪人的一生」（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ａ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ｎｎｅｒ）要有五本之多，關於這套小說的筆記現在還保存下來。這套小說的主角要對於神和人犯下極大的罪惡，而在精神的歷程中最後終於得救。這套小說雖然一直没有寫出，但從它的大綱中杜斯妥也夫斯基卻借取了一些觀念、情節和角色，用在他最後三部小說中——其中第一部是「附魔者」，開始於一八六九年，完成於一八七二年。

沙皇尼m.hetubook.com.com古拉一世的高壓統治，在俄國釀成了政治與社會改革運動，杜斯妥也夫斯基被這種運動所蠱惑，參加了每星期一次在理想主義者米格海爾．彼屈雪夫斯基家中舉行的討論會，討論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觀念。另外有證據顯示出他也參加了一小撮人的秘密聚會，想要印刷非法的激進小冊子。當時的政府懼怕西歐革命潮流的感染，下令在一八四九年四月逮捕彼屈雪夫斯基一夥人。經過長期調查之後，其中三十一個——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被判槍決。在沙皇減刑的命令下達以前，對於死刑的恐怖準備，日後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中常常出現。他的刑罰改為在西伯利亞的歐姆斯克監獄中服四年勞役，再在軍隊中服役四年。

這本書使他在文學界得到了很大的聲望，被人認為是傑出的人物。然而他在文學圈子中和社交圈子中卻没有留下那麼動人的印象。杜斯妥也夫斯基個子矮，眼睛小，灰色，金髮，面帶病容，嘴唇神經質的抽動，動作拙笨，在這類的社交場合中頗為不適。他又投向寫作之中，不久就寫出了短篇小說「雙重人格」（一八四六年），這本書使讀者感到倦煩，也失去了貝林斯基的支持。然而，這篇故事雖然不如「窮人」那般寫實，對於人格的分裂卻有敏銳的察覺，從他日後小說的發展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杜斯妥也夫斯基開始寫作「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八七九至一八八〇年）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舉國聞名的作家。重要的人物都在找尋機會跟他碰面。著名的編輯與作家恩．奈可拉索夫出殯的時候，他被邀請發表悼詞；科學院選他為文學方面的副院士；一八八〇年在詩人亞歷山大．普希金的紀念會上他發表了演說，當時傑出的聽眾頗為激動，因為他預言俄羅斯在世界上的使命。然而他最喜歡的還是在聖彼得堡不遠處一個安靜的小鎮斯卡拉雅、魯薩跟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費奧多與琉布夫過著安靜的生活。在這裡，他嚴格遵守散步跟寫作的時間表，由他忠心的妻子為他做速記員。她用速記把杜斯妥也夫斯基口述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記錄下來——這是一部杜斯妥也夫斯基一生大部份時間都在為之做準備的著作。在這篇弒父的故事中，杜斯妥也夫斯基把愛恨的掙扎用深刻的心靈與精神意涵交織起來；整部小說都在堅持的追求高特。最小的弟弟阿萊奧沙，代表了基督教的理想，重視生活甚於生活的意義；德米特里愛生活卻無法掌握它的意義；伊凡對於生活意義的關懷比對生活本身更甚，他是這部小說中最吸引人的角色，也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心靈意象的表徵。伊凡的愛恨交織集中在人跟神的衝突上。他由叛逆的行為開始，而最終則對高特的世界產生背叛。伊凡心中無法擺脫那些「該死」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杜斯妥也夫斯基追求信仰的動力所在——這也就是罪與受苦的問題以及它們跟高特的存在之間的關係。伊凡對於高特的世界的擯斥在著名的「大宗教審判官」故事中做了戲劇性的呈現。而這些問題的答案卻在「曹西瑪長老」的教訓中提出——曹西瑪認為普遍的和諧不是由心智達成，而是由心靈、情感與信仰而獲得的。

返回俄羅斯之後，一筆小小的遺產使杜斯妥也夫斯基和他的哥哥得以重新創辦一份新雜誌「紀元」〔Ｅｐｏｋｈａ（＂Ｅｐｏｃｈ＂）］，這本雜誌創刊號中就出現了他傑出的「地下室手記」（一八六四年）中的第一篇。「地下室手記」雖然有一部份在諷刺|激進派的社會主義者，認為人並不受合乎理性的利益所左右，但這個無名的角色卻是一個深沉的自我分析者，他是一個跟眾人隔離而又極其敏銳的人。在他來說，真理没有絕對的，一切的善都是相對的；這個人的二元論是由意志和理性之間基本的衝突所造成的。這本書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著作中是一個轉捩點，他強調主角的自我省察，焦點集中在這個跟社會脫臼的主角的精神生活上，而這個人的生活背景卻是寫實的，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世界。在本質上，「地下室手記」是一篇哲學性的導論，預示了此後偉大的連篇小和_圖_書說的主旨，因為後來這些偉大的小說中所有的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觀念的主題都在這篇作品中出現。

杜斯妥也夫斯基打算在此後一系列的小說中用行動來說明曹西瑪的觀念；在這些小說中，阿利奧莎將是主角，然而在他完成「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以後不久，就去世於聖彼得堡，時為一八八一年二月九日（舊曆一月二十八日）。

從這種艱困的環境中卻產生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第二部傑作「白痴」（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這部小說是由俄羅斯報紙一篇刑法審判的記錄引起，像這一類的事件杜斯妥也夫斯基稱之為「不可置信的事實」，然而，他雖運用了這個題材，卻從外在世界轉往內在心靈的世界。杜斯妥也夫斯基雖然關懷俄羅斯一般人民的問題，他卻把他們提昇到具有普遍意義的階段，因為他要在「人中找人」。他在筆記本上這樣寫道：「他們說我是心理學家。這是不正確的，我只是更高意義的寫實主義者；這就是說，我把人的靈魂中一切深沉的東西描寫出來。」關於「白痴」的主要觀念，他寫給他的姪女這樣說：「是要描述一個真正美麗的人〔在德性的意義上〕……世界上真正美麗的人只有一個——基督。」但人性的弱點卻使「白痴」的主角米西肯純粹的德性受到困擾，捲入了耶潘泰和伊弗京家族的糾紛，跟路格辛糾纏在一起，還有兩個爭取他愛情的女人愛葛拉與納塔莎；這些角色沉淪於肉|欲、貪婪與罪惡中，對米西肯的道德情懷構成嚴厲的考驗。雖然他的信仰和光輝的人格把這些人都吸引到他身邊，然而他的服務、悲憫和兄弟愛的教訓卻未能向他們傳遞成功；他的經歷象徵著基督在法利賽人之間的遭遇。最後那些被他的善良所感動的罪人卻遭致不幸，而他自己也慢慢淪為白痴。

生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舊曆十月三十日）莫斯科

「死屋手記」（一八六一～一八六二年）恢復了杜斯妥也夫斯基早年的文學聲譽，由於在「時代」雜誌上發表，也增加了這個雜誌的銷路。屠格涅夫稱讚這本作品，托爾斯泰則認為它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最佳著作。這本書是以一個殺妻囚犯回憶錄的形式寫出，事實上卻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監獄生活的生動記載，為了追求客觀性，他描寫獄中的生活情況，用動人的情節表現出這些被人類所遺棄的特異份子。在失去自由以後是如何痛苦。大約在這個時期，他也在「時代」雜誌上連載他的小說「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這個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女人，她違抗家庭與習俗的壓力，而把她的愛情給予一個她願意給與的男人。這本書激怒了評論家，卻取悦了讀者，其中有幾個角色成為後來的許多更動人的角色的先驅，例如女主角納塔莎（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對愛恨交集的女性首次充分的描繪）、小耐莉（這個角色表現出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兒童的心理深刻的瞭解）和任性的惡棍瓦可夫斯基。

在今天，杜斯妥也夫斯基是十九世紀小說家中讀者最多的一個，這或許是他用戲劇的手法，把道德、宗教和政治問題融入小說中使然，而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以後的世代產生了激發作用。德國的哲學家與詩人尼采就曾經認為自己得益於他；有一位納粹以前的評論家，曾經說馬丁路德以後對德國精神文化影響最大的就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二十世紀的法國小說家安德烈．馬洛（Ａｎｄｒｅ　Ｍａｌｒａｕｘ）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對他那一代的法國文化史有巨大的影響；二十世紀的法國哲學家沙特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對於理性暴政的詛咒有助於他自己存在主義觀念的激發。據說列寧曾經就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表示道，「我沒有時間看這些廢物」，然而在俄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讀者為數極眾。而著名的俄國小說也往往都受他的影響。如果一個作家的偉大在於他能否把他的意象影響他人，並改變讀者的體驗，那麼就可以說，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那些角色對二十世紀美國小說中許多角色的創造都有重大的影響。

一八六四和一八六五年之間，在杜斯妥也夫斯基被種種不幸所翻騰——他的太太和哥哥去世，債臺高築的雜和*圖*書誌垮臺，為了避免因負債而坐牢，他從一個信疑參半的出版公司那裡預支了一本小說的稿費逃到國外；在國外他的希望還是落在賭博上（這時他對賭博已經非常熱中）。或許心理存著結婚的打算——他在聖彼得堡曾經有過幾次不成功的戀愛——他再次安排跟波林娜．蘇絲洛娃見面。可是在威斯巴登他被蘇絲洛娃所棄，在賭盤上又輸掉了他所有的錢財，落到典當衣服的地步。他向朋友借錢以償付旅館費用，返回俄羅斯。他給一個期刊編輯寫信請求預支另一本小說的稿費，說這本小說叫做「罪與罰」。錢最後終於寄到，杜斯妥也夫斯基於一八六五年十月返回俄羅斯。

在「附魔者」尚未完成之前很久，杜斯妥也夫斯基就已患病，極端需要金錢，堅持說他無法在國外完成這部小說。出版家很擔心，寄錢給他，使他得以返回聖彼得堡。這本小說的成功再加上廣大的讀者對他以前的作品重起的熱潮，使杜斯妥也夫斯基成為社交場合爭取的重要人物。一八七三年，幾個著名的朋友為他求得保守派週刊「公民」〔Ｇｒａｚｈｄａｎ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的編輯職務，一年以後他就辭職了，因為他覺得這個工作太侷限，而出版家又過於反動。在這個時期他能幹的妻子已經接掌了他著作的出版事務，使他們的經濟獲得相當的改善。一八七六年，杜斯妥也夫斯基把原先在「公民」週刊上連載的「一個作家的日記」又重新續寫，每月出版一欄。這個專欄繼續寫了一年多，另外在一八八〇年和一八八一年略加了幾篇。這個專欄大部份都用來表達了杜斯妥也夫斯基對當時的重要事件的看法，以及文學上的回憶與評論，有時候也包括一些小品文和短篇故事，其中「溫柔的心」（Ａ　Ｇｅｎｔｌｅ　Ｓｐｉｒｉｔ）和「一個荒唐者的夢」（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ａ　Ｒｉｄｉｃｕｌｏｕｓ　Ｍａｎ）是他短篇故事中最好的作品之一。此外他還用「一個作家的日記」來表達他對於社會、政治和宗教的問題廣泛的關懷與令人耳目一新的觀念。在他看來，新聞與文學是密切相關的，因為他認為藝術與現實互相交織，必須以日常生活的觀察為基礎。「日記」吸引了許多讀者，對於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生活、哲學和小說——尤其是他最後兩部小說——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罪與罰」没有寫完以前，杜斯妥也夫斯基想起了他跟一家出版公司簽定的合約，如果在一個月內不能履行合約的規定交出一本小說稿，他將會遭受嚴重的經濟損失。他便僱了一個年輕的速記員安娜．斯妮肯娜，口述一部短篇小說，按時交稿。這便是一八六六年的「賭徒」。這是一篇不很傑出的作品，但其中有些非常引人的情節，由他對賭博和跟蘇絲洛娃愛恨交加的情感所促成。第二年他跟這個速記員結婚，為了逃債，兩人同往外國，住了四年。他們常常生活在卑微貧窮的情況下，從一個鄉村搬往另一個鄉村，他年輕的妻子忍受這一切，以及他羊癲瘋的發作，經常的賭博，和他們第一個孩子的悲慘去世，而對他情感的真摯和對他天才的信心從未稍減。這第二次的結婚是真正的愛情，也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一生最為幸運的事情。

從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四九年，他陸續出版了一系列的小品、短篇故事和另一篇短篇小說。但都没有引起注意。一八四九年他計劃寫一部長篇小說「奈托薺卡．奈姿凡諾娃」（Ｎｅｔｏｃｈｋａ　Ｎｅｚｖａｎｏｖａ），以一個年輕女孩為主角——她愛戀著她任性的繼父。這篇故事把他日後作品中反覆出現的觀念、意象和設計都作了初步的呈現。這部小說本來可以挽回他的名譽，他只寫了三篇插曲出版，就被政府認為造反而遭逮捕，結束了這篇小說的寫作，也結束了他第一段文學時期。這些早期寫作的故事反應了聖彼得堡對他的文學的影響，以及他對聖彼得堡的觀察。不過除此之外，關於心理上的、精神上的自我考察也放進了他對角色的思想與情感的熾烈的分析中。這一段時期雖然短暫，卻表露了他日後創作的主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