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記憶中,物品到底是多於人的:一只陀螺在空蕩蕩的廢墟街道舞動著,小湯匙上的燕麥片,俄羅斯品牌的鐵碗中灰色黏稠的救濟食品。有關人的記憶,只有局部,頭髮、臉頰、手指上的疤痕;母親的食指上有那麼一個,是小時候切除息肉結痂的疤,每每走在她身邊,我的手剛好可以握住這塊硬硬突起的部位。
她跟她的父親一樣,認為自己不配享受,卻又靦腆地笑著求孩子們讓自己舔一口糖。
是這樣開始的,我母親突然對某件事情感興趣:她想要念書;因為當時還是孩子的她,在念書的時候感受到些許的自我。這情況好比人們說的:「回歸自我。」第一次擁有願望,並且被說出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最後變成固著的想法。我母親說她向外祖父「乞求」,希望能去念書。但這是不可能的——幾個手勢就足以打發她;他示意拒絕,別妄想這種事了。
於是她被區別,並且也學會區別,對人對物,雖然在這方面幾乎沒什麼可學的。就「人」這方面,丈夫無話可說,孩子無話可說,所以不算數;就「物」這方面,反正幾乎只有最小單位的東西可用,於是她必須節儉吝嗇以持家,星期天穿的鞋子平常不許穿,出門穿的服裝,回家要馬上掛起來,購物袋不是用來玩的!溫熱的麵包明天才能吃。(還有一隻堅信禮時收到的手錶,之後馬上就被收走了。)
下雨——出太陽,外面——裡面,女人的心情很受天氣影響,因為「外面」向來幾乎只能是院落,「裡面」則毫無例外是自己的房子,而無自己的房間。
即便光天化日也變得陰森恐怖,我們每日曾經所面對的外部世界,如今從童年的夢魘中化為汗水滲流出來,成為一個既熟悉,又難以捉摸的鬼。
沒有恐懼,除了在黑暗中,在雷雨中那生物本能的恐懼;只有冷與熱的交替,潮溼與乾燥,愜意與不快的交替。
我的外祖父於是節約度日,直到一九二〇年代通貨膨脹,他存下來的錢又化為烏有。然後他又開始節約度日,方法不只是把餘錢堆疊在一起,而是他也壓抑自己的欲望,並且將這幽靈般的無欲無求也加諸於他的孩子身上,相信他們也做得到;他的妻子,身為女人,打從出生起就什麼事情都不敢想。
這樣的節奏如此真切存在,進而成為儀式。「集體利益先於個體利益,集體意志先於個人意志。」如此一來,就可以處處為家,而不必思鄉了。照片背面有許多地址,第一次買了筆記本(或是別人送的?)。突然間,許多人都成了某人的熟人,發生的事情則多到可以遺忘一些。她總想對某些事情感到驕傲;因為現在大家所做的事情不知怎地竟是重要的,於是她真的變得驕傲,並不為什麼,就只是那麼驕傲,作為一種態度與表達,屬於那終於臨到的生活感受;她不願再放棄這種模糊的驕傲。
這一帶的氣候變化很大——冬天寒冷、夏天燠熱,不過,日落時分或躲進林蔭的時候,身體就會冷得發顫。這裡雨水豐沛;才九月初,窗外就時常有連日潮溼的霧氣,窗戶顯得再小不過,但就算是今天的房子,窗戶也不會比較大;水滴掛在曬衣繩,蟾蜍在某個人影前躍過路面。蚊蟲與甚至白天也出現的夜蛾,在木屋每塊木柴中的蠹蟲與海蛆——你只能習慣,因為沒有其他可能。甚少心滿意足,卻也怡然自得,而多數心滿意足時,卻又有些不幸。
不忙著求生的人,就是忙著求死。
「所以四月十日這天,你的選票必須是這樣——在『贊成』這個字底下比較大的圈圈裡,使勁地給它打叉。」
凱爾騰州(Kärtner)《人民日報》週日版的「綜合消息」欄目,刊載著如下的事情——「週五深夜,A城(G區)一名五十一歲的家庭主婦服用過量的安眠藥自殺。」
出於無助,她故作姿態,卻又自我厭倦。她敏感、易受傷害,卻以謹小慎微、費心過頭的自尊來掩飾,在這樣的自尊底下,便是最微小的傷害,也會馬上令她驚慌失措,一張無助的臉往外望。要貶低她是很容易的。
無論如何,對於既成事實,一如懷孕、戰爭、國家、民間風俗與死亡,老百姓都有一套流傳下來的尊重。我母親十五、六歲就這麼離家,然後在一幢湖邊旅館學習烹飪,外祖父隨她的意,因為她早已離開了;何況烹飪也沒什麼好學的。
為了捍衛西方世界的經濟原則,不久前一家報紙的經濟版提到——財產是物化的自由。當時對我的外祖父而言,經過歷代貧苦、無權無勢之後,成為家族中第一位有產者(至少是不動產),這句話或許真有幾分道理。擁有某物的意識是如此自由,讓人在世世代代失去自我意志之後,突然形成了某種意志——想要更加自由。而對外祖父來說,這樣僅意味著擴張自己的財產。以他當時的生活處境來說,這當然不無道理。
在這種時候,最糟糕的莫過於他人的參與,即便是一道目光,甚或一句話。你只能馬上望向他處,或直截了當地堵住他的嘴;因為你需要那感覺——你正經歷的事,它m.hetubook.com.com令人費解也無法言傳。唯有如此,我們才會感到那份驚駭是真實且意味深長的。一旦談起這件事情,人們馬上又會覺得無趣,一切突然又變成虛空。然而,我偶爾會沒來由地向人們說起我母親的自殺,若他們妄加評論些什麼,我就會生氣起來,接著,我希望他們最好能轉移注意力,用什麼其他的東西嘲笑我也好。
星期天的事——燉牛肉佐山葵醬,牌局,謙卑的女人們蹲坐在旁,全家人與第一臺收音機的合照。
那位倖存的兒子,成了木匠師傅,畢竟雇用了二十名工人,是不再需要節約度日了,他開始投資;這也意味著——他可以喝酒賭博,這甚至屬於他該做的事。迥異於他那終生無語、對一切斷念的父親,他至少藉此找到了一種語言,就算只有在擔任村鎮代表的時候才能使用——他代表一個小黨派,渾然忘我地以偉大的過去描繪偉大的將來。
就好比詹姆士.龐德在他最新的一部電影,人們問他,那位被他從樓梯欄杆上丟下去的對手是否死了,他回答:「但願是這樣!」這時我不由得輕鬆地笑了。我一點也不在意人們開死亡的玩笑,甚至這樣讓我覺得舒服。
起初,他的財產少之又少,幾乎要用掉全部的精力工作,才能勉強保住。於是這些有抱負的小資本家就只有一個辦法——儲蓄。
城市生活是這樣的——短洋裝(廉價便裙)、高跟鞋、大|波浪與耳飾,無憂無慮、熱愛生活。甚至出國一趟!在黑森林當飯店女服務生,許多人追求她,卻沒人獲得她青睞!出門、跳舞、聊天、打趣——對於性的恐懼就這麼被掩飾;「反正沒有我喜歡的人。」工作、娛樂;內心抑鬱、內心舒暢,希特勒在收音機裡的聲音很好聽。
但她帶了孩子過去,於是兩人便提不起勁地履行著婚姻的義務。
——鮑伯.狄倫
戰爭結束後不久,我母親想起了丈夫,雖然無人盼著她,她還是再度驅車前往柏林。那男人也忘了自己曾經跟人打賭要把她追到手,而跟一名女友同居在一起;當時發生了戰爭嘛。
幾個星期以來,我比平常更容易被激怒,在混亂、寒冷與靜默之中幾乎無法與人交談,每當地上出現一點小毛球或麵包屑,我就彎下腰撿起來。有時我訝異於我所握住的東西並沒有早早從我的手裡落下;想及這場自殺的時候,我會突然變得無感。儘管如此,我仍渴望著那樣的時刻,因為如此一來,麻木感消失,我的頭腦一片清明。那份驚駭讓我又好多了——終於我不再百無聊賴,身體不再抵抗,沒有費力的疏遠,沒有令人傷痛的時光流逝。
群眾集會活動包括火把遊行與慶祝會;建築物紛紛添上新的國家形象標誌,換上嶄新門面向你招呼;森林與山峰也妝點著自己;歷史事件在鄉下人面前,就像自然奇觀那般上演。
她變得中性,將自己轉讓給日常的瑣事當中。
這段工作外出的時間,幫助了我的母親擺脫拘束並且走向獨立。她獲得了一種態度,並且拋卻了最後一絲與人接觸的恐懼——像她的小帽子滑向一邊,拍照時當她自得其樂對著攝影機笑的那一刻,一個小夥子把她的頭按住,讓兩人的頭靠在一起。(然而看著照片真的能將這種事「說出來」嗎?每一回的講述,即便講的是真實發生過的,難道就沒有或多或少的虛構?如果大家僅止於報告,那麼虛構就少一點;如果試著更詳盡地講述,虛構就會多一些?人們愈是虛構,故事也許會對別人來說更加有趣,因為大家聽故事的時候,都比聽真實報導還要更入迷?——是不是也因此才需要讀詩歌呢?「在河岸邊窒息。」湯瑪斯.本哈德(Thomas Bernhard)是這麼說的。)
「他對我非常體貼,不像其他男人讓我害怕。」
時光隨著教堂慶典、祕訪舞池後的耳光、嫉妒兄弟,以及合唱團演唱的愉悅而流逝。世界上其他發生的事,依舊不清不楚;沒有報紙會被閱讀,除了主教管區的週日報,而裡面也只有連載小說而已。
在這樣的貧苦之中,我的母親那鄉下人豐腴的臉頰不再,反倒成了一名相當高貴的婦人。她抬頭挺胸,落落大方。這時的她,什麼都能穿,穿什麼都好看。她不需要把狐皮圍在肩上。每當丈夫酒醒之後,他就會抱住她,說他愛她,這時她會冷酷地對他投以同情的微笑。再也沒有什麼可以使她受到傷害了。
她並不寂寞,頂多感到自己像半個人,卻沒有人可以填補她。「我們兩人真是互補。」她和圖書說起從前和銀行職員在一起的時光;那才是永恆愛情在她心中理想的模樣。
當然這所有的理由都是信手拈來,且可以被其他同樣信手拈來的理由替換。有那樣的短暫時刻,我失語到了極點,並且渴望書寫這些時刻——那種渴望,與我一直以來的書寫的動機並無二致。
沒機會了,一切都是天意——小小的調情,一聲輕笑,一下子目瞪口呆,然後第一次顯出陌生且鎮定的表情,並且以此開始持家,孩子們輪番出生,廚房的事情忙完之後跟大家再多待一會兒,打從一開始說話就沒有人聽,自己越來越充耳不聞,自言自語,然後雙腿開始不良於行,靜脈曲張,只剩睡覺時的一聲夢囈,腹部罹癌,死亡讓天意完滿。那一帶的女孩時常玩一種遊戲,當中有幾站的名稱也是這樣的——疲憊/虛弱/生病/重病/死亡。
什麼也負擔不起的人鄉愁是這樣的——回到湖邊旅館,「現在我已經在管帳了。」接受表揚如下:「某某小姐才華出眾、敦品好學。她勤奮、胸襟開闊、笑口常開……我們由衷感到遺憾,她自願離開本旅館。」她划船、通宵跳舞,毫不疲倦。
在他不知情的狀況下,她用長針拿掉了一個小孩。
沒有和另一種生活方式比較的可能——因而也無所求了?
我母親過世至今已經快七個星期了。在葬禮上我曾有強烈的欲望想書寫她,我希望這份渴望在還沒退回麻木無語之前就展開工作。那份麻木的無語,是我得知她自殺消息時的反應。是的,展開工作——因為,想書寫我母親的這份渴望,有時會突如其來,有時卻又飄忽不定,因此必須得很努力工作,才不至於讓我太隨心所欲,比如用打字機在紙上不斷敲著同一個字母。然而這種單調的反覆動作對我並沒有幫助,它只會使我更加消極與麻木。當然我也可以離開——在路上、旅途中,即便沒頭沒腦地瞌睡與閒蕩,也不至於讓自己無法忍受。
在柏林潘科區一個轉租的大房間,丈夫,當電車司機時,酗酒,當電車售票員時,酗酒,當麵包師傅時,酗酒。妻子總是帶著這段期間出生的第二個孩子不斷地去雇主那裡,央求著再給他一次機會。這種故事再平常不過。
我的母親是五個孩子當中的倒數第二個。在學校裡,她天賦異稟,老師們給她優異的成績,尤其讚美她工整的字跡,接著,學校的時光也就這麼過去。學習只是一種兒戲,履行了義務教育、長大成人之後,就沒有必要學習了。女人要待在家裡,習慣將來持家的事。
自我開始書寫以來,這些狀態似乎漸漸遠離、逝去了,或許正是因為我試著盡可能準確地描寫這些狀態。透過描寫,我開始去回憶它們,如同回憶我生命裡已經結束的一個階段,費力的回想與表達使我壓力重重,乃至過去幾週那些短暫的白日夢已經變得陌生。我時不時也會有這樣的「狀態」——日復一日的想法,那些多年來或數十年來重覆無數次機械式的原初想法,它們突然遠離,意識開始疼痛,它的內裡突然變得如此空洞。
她忘了丈夫,將孩子用力摟住,緊到孩子哭著逃開,她蜷縮在屋裡,在她的哥哥們死後,屋裡的人們,目光都變得遲鈍,時常掠過彼此。再也沒人來了嗎?就這樣了嗎?大量的死亡,兒童疾病,拉上的窗簾。無憂無慮的日子裡和老友們往返書信,在廚房和田裡幫忙,然後一再地從田裡跑出來,把孩子挪到樹蔭下;接著,緊急狀況的鳴笛響起,鄉下也是一樣,全民四處逃竄,奔往充當防空洞的岩洞,村裡的第一個彈坑後來成了遊戲場與垃圾場。
從監獄裡釋放出來、又故技重施的小偷們,他們給自己搪塞理由,說那些可疑物品都是在百貨公司買來的,由於這些百貨公司都是猶太人開的,如今早已不復存在。
於是有了初戀——和一名德國黨員同志,他在平民時期當儲蓄銀行職員,如今擔任國防軍的軍需官,著實有那麼點威風——很快地,他也讓她懷孕了。他已婚,她愛他,很愛,凡事都聽他的。帶他見父母,跟他去附近郊遊,在寂寞的軍旅生活中陪伴他。
面對所有事情,我母親總是目瞪口呆地站在一旁。她並未因此變得易受驚嚇,當大家的驚恐感染她時,她頂多大笑一聲,同時為自己身體的獨立不羈感到羞恥。「妳不會不好意思嗎?」或是「妳真該感到羞恥!」這是始終被大家用來勸誡小女生,特別是正要長大的女孩子的一種思想準則。在這信奉天主教的鄉下地方談論女人的私生活,簡直是冒失且放肆;唯有斜眼怒視,直到那女人的羞恥感不再只是因為一開始好玩而裝出來的,更是要嚇退內心最基本的感受,甚至是歡愉的「臉紅」,也應該感到羞恥,因為歡愉這種東西見不得人;悲傷的時候,面孔不是蒼白,而是發紅,流出的不是眼淚,是汗水。
她就這樣一事無成,也不會再有所成,這點人們連預測都不需要。儘管那時的她根本不到三十歲,就已經會說「想當年」了。直到現在,她不曾「認同」過什麼事,如今生活景況卻變得如此困苦,使她不得不展現生命中的第一次理智。她選擇了理智,就算不甚明瞭。
由於前面幾代都是身無長物的奴僕,他們的洗禮證明處處闕漏,他們在陌生的屋裡出生、死去,幾乎沒有遺留下任何可給後世m.hetubook.com.com之物,因為就連唯一的財產——節日禮服,也隨他們一同進了墳墓。外祖父是第一個在生長環境中感到真正有家的感覺的人,他不用因為每天的勞動成果而看人臉色過活。
夜幕匆匆降臨。現在剛過七點,月份是十月。
有一段時間,他住在父母家,後來又被送回她那裡去。童年回憶是:他有時會帶新鮮麵包回家,黑麵包油油亮亮,給周圍陰暗的房間帶來了朝氣,還有母親的讚美。
他做決定,她順直接受。有一回,他送她一樣東西——香水。他還借她一台收音機,放在她房裡,之後又帶走了。「那時」他也讀書,他們一起讀一本名叫《壁爐旁》的書。有一回,他們去高山牧場上郊遊,兩人在下坡時跑了一會兒,這時我母親發出屁聲,被我父親警告;接著兩人繼續走,他自己也不小心放了屁,於是咳了幾聲。後來她跟我說起這件事的時候,整個人幸災樂禍地笑彎了腰,同時又良心不安,因為她唯一的愛情就這樣被醜化了。愛上某人,尤其是曾經愛上這樣一個人,這件事情令她覺得好笑。他比她矮,年紀大她很多,幾乎禿頭,走在他身邊,她都穿平底鞋,並且不斷調整步伐好配合他,她挽著他顯得抗拒的手臂,卻一而再地滑開,他們是差別懸殊且可笑的一對——儘管如此,她還是在二十年後渴望著能在某人身上重新感受到這樣的東西,一如她曾經盼望那位銀行小子能給她例行公事的小小體貼。可是已經沒有另一個人了——生命的處境把她培養成一個在愛情上從一而終的人,無法更換也不能替代。
如今這些都過去了,我已不再處於這樣的狀態。每當我書寫,必然會寫到過去,寫到一些歷練過的事,至少,在書寫的時候是這樣的。我從事文學,這份工作所顯現於外的實體存在,向來就是一個回憶與表達的機器。我之所以寫下我母親的故事,一來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比隨便一個陌生的採訪者更了解她,以及她死亡的緣由,那些採訪者也許能夠利用宗教、個體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夢境解析表,毫不費力地解出這樁有趣的自殺案件;再者則是因為我自身的興趣,當我有些事情可做的時候,我就會復甦起來,最後則是因為我跟隨便一個前來採訪的局外人一樣,都把這場自我了斷當成是一件案例,即便我是以另一種方式。
於是就這麼挨餓著。每個表明自己想法的小小的嘗試,不過只是發牢騷罷了。人們感到自由,卻無能表達出來。其他人雖然都是孩子,但正是孩子們懲罰性的目光,格外使人心情抑鬱。
無論如何,她現在可以申請婚姻生活貸款了。她帶著孩子驅車前往柏林,到丈夫的父母那裡。他們被容許待下。但第一批炸彈就這麼落下,柏林遭到轟炸,她返回家鄉,這是一則再平凡無奇的故事,她又開始笑了,有時笑得尖叫起來,讓大家嚇一大跳。
在鄰里之中,她受到喜愛與讚歎,她有一種奧地利式的合群且喜歡歌唱的天性,一個正直的人,沒有大城市的人那種矯揉造作與賣弄風騷,她沒有什麼可讓人議論的。跟俄羅斯人她也處得不錯,因為她可以用斯洛維尼亞語跟他們溝通,這時她會說很多話,只要是她知道的共通詞,她通通都說,這讓她感到自由。
參加葬禮的時候,我在我母親的錢包裡找到一張郵局寄件憑證,編號四三二號。週五晚間,她在回家吞藥之前還還寄了一封掛號信到法蘭克福給我,裡面有一份遺囑副本。(為何要用快捷呢?)星期一我在同一家郵局打電話,那是她過世兩天半之後,我看見一卷貼有掛號標籤的黃色捲筒橫放在郵務人員面前——這段時間已經寄出了九封掛號信,此刻接下來的號碼是四四二號,這幅景象與我腦海中的數字竟如此相像,以至於我乍看之下覺得混亂,一時間以為一切都不是真的。想告訴別人這些事情的欲望,確實讓我笑顏逐開。那天是如此晴朗,雪色一片,我們吃著肝丸湯;「事情是這樣開始的……」——如果有人這樣開頭,一切就會像是杜撰的,我並不想脅迫聽眾與讀者親身體會,我只想給他們朗讀一段非常奇妙的故事。
「我們都相當興奮。」母親說。這是他們第一次有了群體經歷。就連工作日的百無聊賴都變得像節慶那般地饒富生氣,「直到通宵達旦」。使大家迄今無法參透並且感到陌生的東西,如今顯出了一個盛大的關聯——以節慶的方式讓一切相互連結,就連詭異的機械性勞動也變得充滿意義。
母親在近分娩之前,嫁給了一位德國國防軍的士官,他愛慕她許久,也不在乎她跟另一個人有了孩子。「非她莫娶!」他第一眼看到她就這麼想,並且跟兄弟們打賭自己會贏得她的芳心,確切來說就是她會接受他。然而她討厭他,不過大家都勸她要意識到自己的責任(給孩子一個父親)——她第一次被嚇怕了,臉上的笑容稍稍褪去。但話說回來,有人這樣非她不可,也使她感到佩服。
我的母親天性傲慢,照片上的她不是雙手扠腰,就是把手臂放在弟弟的肩上。她總是大笑,彷彿除了笑,她什麼也不會。
人們在自己的意識中,看見自己所做的動作同時被其他無數的人重複著,於是這些動
https://m.hetubook.com.com作形成一種運動的節奏——生活也藉此得到一種既被保護且又自由的形式。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德國人雙手贊成!「下午四點十五分,元首乘車凱旋而來,穿越克拉根福的街道,在巴登維勒進行曲的伴奏下抵達。人們歡聲雷動。韋爾特湖(Wörthersee)已然融雪,夏日避暑與療養勝地那數千面納粹十字旗,映照在無冰的湖面上。老帝國與我們家鄉的飛機要合力跟雲朵一較高下。」
她已經在構想一些事,甚至可能的話,她想試著依這些構想去生活,然後就是「理智一點!」——那是理性的反射動作——「不跟你說了!」
然而,當時也沒有其他選擇了——洗碗工、飯店女服務生、二廚、主廚。「總是要吃飯的啊。」照片上是一張紅通通的臉、雙頰發亮,她的手挽著靦腆又嚴肅的女伴,拉著她們往前走;充滿自信的歡快:「再也不會有什麼事發生在我身上!」她熱愛交際、熱情洋溢,並且毫不掩飾。
高中畢業會考之後,我首次見到我的生父——在約定的時間之前,他偶然在街上與我迎面而來,曬傷的鼻梁上有張揉碎的紙片貼著,他的腳穿著涼鞋,狗繩牽著蘇格蘭牧羊犬。他與舊情人在她家鄉的一間小咖啡館見面。母親情緒激動,父親不知所措;我遠遠地站在音樂點播機旁,按下了貓王的《偽裝的惡魔》。丈夫聽聞所有風聲,卻只派最小的兒子到咖啡館當作暗示,孩子買了一客冰淇淋,接著站在母親與陌生人身旁,時不時用同樣的句子問她究竟幾時才要回家。我父親一邊將太陽眼鏡夾在另一副眼鏡上,一邊跟牧羊犬說話,他表示「差不多」該買單了。我母親從口袋裡拿出小錢包的時候,他直說:「不,不,我請妳。」我和父親後來在度假時一起寫了張明信片給她。所到之處,無論我們留宿在哪,他逢人便說我是他兒子,因為他無論如何不想讓人以為我們是同性戀(第一百七十五條規定)。生活令他失望,他越來越孤獨。「自從我認清人類的面目之後,我就開始熱愛動物。」他這麼說,表情當然不全是認真的。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我的母親出生在五十多年前的一個地方,那裡也是她死去之地。當時,那一帶有用的東西都屬於教堂或貴族地主。當中有一部分租給人民,當時的民眾主要由工匠與農民組成。大家普遍都非常貧困,因此擁有少許土地的情形還是非常少見。一八四八年之前的狀況依舊延續著,只有農奴制度正式廢除了。我的外祖父依然健在,他今年八十六歲,是個木匠,此外,他也與妻子一起種了幾畝田、幾片草地,每年繳交地租。他是斯洛維尼亞血統的私生子,當時貧農的子女大多是非婚生的,往往早就性成熟,卻沒有錢可以結婚,也沒有空間作為新房。他的母親少說是富裕農民之家的女兒,他的父親以長工身分與這家人同住,對他的父親而言,自己不再是「製造者」,而是奴僕。無論如何,他的母親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獲得一筆購置小小田產的錢。
我母親在城裡時,以為找到了多少適合她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她當時是感到舒適的——如今她卻發現,只要排除第二種可能,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也代表著唯一可行的生活。每當她談起自己,並且從敘述性的語句中越界,人們便會對她使眼色,要她閉嘴。熱愛生活,如工作中的一個舞步、哼唱一首流行歌,這全是異想天開,由於無人唱和,最後往往自討沒趣、孤獨收場。其他人過著自己的生活,同時自以為榜樣,他們吃得盡可能少,他們互不表態,他們去告解,以此提醒待在家中的人別忘了自己的罪孽。
報紙當中夾著投票單以及絲綢或紙做的旗子。足球隊在比賽結束後依照規定喊「必勝!」作為道別語。所有車輛的車牌從「A」(奧地利)變成了「D」(德國)。廣播在清晨六點十五播放國家命令、六點三十五元首語錄、六點四十廣播操,晚間八點理查.華格納音樂會,直到夜深,播放的節目都是柯尼斯堡帝國廣播電臺的娛樂節目與舞曲。和圖書
他們時常出門,而且是漂亮的一對。他酒醉的時候,就會變得放肆,而她只有嚴厲相待。然後他會打她,因為輪不到她來說話,賺錢養家的人明明是他。
蒙上布料的圓形喇叭中,伴隨強而有力的音樂,宣告一連串的捷報。那台國民收音機,神祕地在聖像角兀自發光。戰爭「增加了一切情況的不確定性」(克勞塞維茲語),並且讓從前每天理所當然的事變成令人興奮的偶然,從而強化了人們的自信。戰爭對我母親而言,不像之於我那般,是幼小時候能夠決定未來,感覺世界的恐懼幽靈;起初它只是一種傳奇世界的經歷,此前人們頂多在廣告小冊中見過。戰爭使人有了新的感受,對於距離,對於從前的和平時期,特別是對於某些其他人——他們平時只是遊魂般地扮演著同志、舞伴與同事的角色,卻也是第一次與他們有了家庭的感覺:「親愛的哥哥……我正在地圖上找你現在可能身處的地方……你的妹妹筆……」
但是她從來沒興趣冒險。對此,她通常會過早地感到心理負擔;不斷地叨念,從而變成羞恥。她只能想像一場冒險,像是有人想從她身上「得到什麼」,這會嚇退她,終究她不想從任何人身上得到什麼。後來她喜歡相處的那些男人,都是彬彬有禮的,她在他們身上感受到溫柔體貼,有這樣的好感便已足夠。只要有人可以說話,,她就會感到放鬆,幾近幸福。她不再允許有人接近她,因為她必須謹慎,並且在這當中感到自我的完滿——不過,這只有在夢中才能體會了。
他與他的大哥在二戰期間很快地喪命了。這段期間,外祖父持續節約度日,省下來的錢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失業潮中又再度化為烏有。他節約度日,這意味著:他不菸不酒;幾乎不賭。他允許自己參加的唯一賭局,就是星期天的牌局;然而,就算是賭贏的錢,他也都存了起來,最多只是丟給孩子們其中一小枚硬幣。他在賭桌上如此理性,往往成為贏家。戰後他又開始節約度日,直到今天身為領國家退休金的人,依然沒有停止過。
身為女性,在這樣的環境下出生,打從一開始就是致命的事。你也可以安心地說:無論如何不用擔心未來。在教堂市集中卜算的女人們,她們只給男孩看手相、研讀未來;反正對女人而言,未來不過只是個玩笑。
他持續地節約度日,直到子女結婚需要辦嫁妝,或是作為就業基金。在此之前,他當然從來沒想過要將存下來的錢先用於子女的教育,尤其是他的女兒們。他的兒子們則被窮光蛋的百年噩夢侵襲,他們處處寄人籬下、受人欺凌,以至於其中一位在不經意(而非事先計畫)的情況下獲得免費就讀高中的機會時,才念了幾天,就因為人生地不熟而無法忍受,夜裡步行四十公里,從省城回家去。當他站在家門前——那天是星期六,這天通常是灑掃庭除的日子,他二話不說,打掃起庭院;在晨曦之中,他持掃帚發出的掃地聲,便表明了一切。據說,他後來當木匠的時候相當幹練,並對此感到滿足。
驚恐的時刻總是非常短暫,更多是不真實的感受,在這些瞬間之後,一切又都閉鎖起來;此時若你身邊有人,就會靈機一動,開始去關心他,彷彿剛剛的沉默對他失禮似的。
她始終對政治不感興趣,對她來說,真實在眼前上演的,全是另一種樣子——化妝舞會、烏發影片公司的每週新聞概覽(觀看現實的盛大活動——連兩週觀看有聲片!),及世俗的教堂紀念日。因為「政治」不是感官所能及的,它是抽象的。它不是化妝舞會,不是圓圈舞,不是穿著民族服裝的傳統樂隊;無論如何它不是眼睛可見的。觸目所及,皆是華麗,然而「政治」,那是什麼?一個沒有具體概念的詞,打從在學校課本裡出現就已經使人感到抽象;所有與政治相關的,都被與現實毫無關係的流行語所淹沒,甚至於政治所展現出的形象,也一概與人無關:壓迫是鎖鏈及鞋跟,自由是山峰,經濟體系是冒著煙且令人安心的工廠煙囪,或者下班後抽的菸斗,而社會體系好比一個下降的階梯——「皇帝、國王、貴族/市民、農民、亞麻織工/木匠、乞丐、掘墓人」——不過順帶一提,這種戲碼通常只有在農民、木匠,或亞麻織工,這種子女成群的大家庭中才能完整搬演。
——派翠西亞.海史密斯,《一隻狗的贖金》
「我想,反正他會戰死。」她說,「可是後來還是會突然擔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