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森具有令人不可置信的知識，這淵博的知識跟他的鑑賞力結合，使他能夠對往日的許多人與事滋下新的光輝。當然，他的有些比喻是難以令人接受的。例如他將西塞羅比做僱傭文人，將龐培比做伍長，將伽圖比做吉訶德先生，以馬卡斯・法芳尼阿斯為他的桑科・潘扎。有時候，不論是出於幽默，或出於匆促，他做的判斷都跟事實相去甚遠，例如把蘇拉認做是克倫威爾一類的人，是喬治・華盛頓的效仿者，是吉訶德先生的複製品——而所有這些比喻都出現在短短五十行之中。然而反過來說，其他出乎意料的比喻又多麼具有直覺的光輝啊！

卡米葉・朱利安與史托爾・佩斯各在巴黎與羅馬跟我提到他們在柏林受教於蒙森時的軼事。由於他們是外國人，所以蒙森對他們興趣較大，偶爾會要他們到他家裏聊天。但約定的時間總是在黎明之際，甚至清晨五點。艾杜瓦・赫利歐（Edouard Herriot）嘗對安德列・畢利（Andrè Billy）說：・「我一晚睡兩個小時，其他的時間我看書，而看的每個字我都記得。」蒙森也可以這樣講。哈納克（Harnack）會說：「蒙森不眠的夜照亮了我們的白畫。」他那無匹的頭腦真的值得這樣的禮敬。

到了晚年，如果有人問蒙森，他有沒有把古羅馬以及關於古羅馬的論著統統讀過，他會寶實在在的做肯定同答。一個史學家所需的一切經隸他都已搜編，他也比世界上任何人更有良好的環境足以議他織出不碎的布匹、在這樣的博學之後，若不做綜合，似乎是不合常理的。

他以奥古斯督・勃克（Augustus Boeckh）為典範；後者，把希臘銘文依照出處分類。這一不僅得到奧托・雅恩的贊同，而且也得到波吉西伯露（Count Borghesi）的支持。波吉西伯爵在這個領域中的經驗是獨一無二的，常以私人書信對歐洲各處的學著提供忠告。一八四直年春天，蒙森公開表示了他對波吉西伯的敬謝，並宣稱他是他唯一的老師，乃上聖瑪利諾山伯爵的高山居所求教。他以年輕人的目空一切，決定把學者們的猶豫一概拋卻。在當時當地他就核查起所有已知的羅馬銘文來，而分類法則是唯一能滿足他正確的衡量標準的方式：一個地區一個地區的，一個地點一個地點的。只有在這樣的地理誌性的目錄完成以後，一切才各就各位，時間與資料才隨之抽出。

下而我們要評介的，主要是最後這一部份。但奇怪的是在他年輕時代並沒有跡象顯示他會成為德國的民主鬥士和羅馬史冢，他那時的唯一異乎常人之處是無邊的文化教養，對知識的普遍渴切與近乎超人的工作能力。

如果天才僅是無盡的耐心與特殊的心智秉賦之組合，則還有誰更值得我們紀念呢？他的著作是如此之多，如此之重，以致整整一座本奈狄克修道院的院士都可能產生不出這樣的成果，而其內容又是如此紮實，以致一個世紀過去，有許多部份仍能屹立不搖。其實，他的秉賦是如此多面，以致我們或許永不能真正刺探到他真正的本性。

跟他共同學語文的人都在這位博學的法律系學生面前俯首稱臣，因為他們真是難望其ｗｗw•hｅｔubook•cｏｍ.coｍ項背。他們根本無法明白，在聽課、遊戲和歡飲之餘，他如何能累積這麼多知識。最後他們終於發現了他的秘密：他幾乎根本不需睡眠，他夜間所學多於白天的兩倍。蒙森永遠是最後上床又最先起床的人——終生如此。我只偶然見過他一次，是在一九〇一或一九〇二年，在巴黎的黎希留街，大約是在午夜零點到一點之間。他跟他一個女兒挽臂回魯瓦旅社。他來巴黎，總是住在此處，因為只需越過一個小廣場，不用爬樓梯，也不用浪費一分鐘，他就可以在法蘭西國立圖書館孳孳不倦的工作了。

我必須承認，一八五三年開始問世的「羅馬史」便沒有這般的地位。這部書幾乎可說是以年輕人的奔跑步伐書寫的，那時他還不滿三十六歲。其中的缺點，不論是否可以避免，都是顯然的。第一，蒙森很少提及他的出處，結果是讀者不得不按受他的說法。

研讀，成了狄奧多的第二天性。讀書第一，時時讀書，從奧斯洛到基爾，從萊比錫到柏林，讀書都是他最主要的熱情。這種暴君式的需求是以辛勤的努力與長夜不眠為代價而得到滿足的；在辛勤的努力中，他感到快樂與驕傲，而他强健的體格使他長夜不眠，毫無倦容。在基爾，他又極輕易的在語文上加了兩根新弦——瑞典文與義大利文。我們可以正確的說，在這個時期，西方世界不論古代還是現在的文化，凡值得消化吸收的，他都已消化吸收了。

即使蒙森的名字只留在「拉丁銘文」上也足以讓他不朽了。然而，這項工作優管是那樣顧大，卻無法滿足他那無限的精力。事實上，那似乎只激起了他的胃口，隨著這個工作的進展，他又看到了新的研究領域。他那源源不絕的出品確實使他同代的人吃驚了。

只要有學者研究古羅馬，就少不了「拉丁銘文集」。只要法學家想探討他們法學的根源，就少不了「羅馬公法」。只要有人不僅把歷史當科學，而且當藝術作品來讀，就會被蒙森的「羅馬史」迷住。

同年，一八四三，他又寫了一篇「論羅馬社團與法人」（De collegiis et sodaliciis Romanorum）。他寫這篇文章並非出於義務，而係出於他的學術良心。公元前一三三年，戴安娜與安亭納斯的崇拜者在蘭紐維安於石碑上刻下了葬儀社團的行規，此碑於一八一六年發現，在學術界產生了許多問題；蒙森在「論羅馬社團與法人」的附錄中對此碑文詳加審論。這篇論文在基爾大學他的教授們堅決的支持下，使他獲得了他所申請的國王獎學金。

當少年狄奧多離家前往阿爾冬納就讀克里斯坦學院時，他從家中帶出的知識行囊已經比目前我們許多大學畢業生充實得多。他從父親那裏學會了希臘文，使他可以輕易翻譯；學會了拉丁文，使他可以說寫流利；又學會了法文與英文；此外，由於他故居所在地的緣故，他還會德文與丹麥文。但他在家中所學的功課不是抽象與枯燥的。雖然節奏日益加快。但學習的氣氛是真誠的人文主義。詹斯・蒙森牧師對詩有特別的喜愛；當然最主要的是德文詩，但其他語文的也均無例外。他把這種愛好和圖書傳給他的兒子，使他不懂必須把賀瑞斯的頌歌為德文，而且也要翻學拜倫的詩，莎士比亞的戲劇，維克多・雨果的民歌，甚至弗羅利安的寓言。

在他本國人看來，蒙森不但是為德國建立了羅馬史方面霸權的偉人，而且也是古怪而熱情的政治家。一八七三至一八八二年，他是德意志帝國的國會議員，由於猛烈的激進主義失去他在萊比錫大學的教席（一八七四年復聘），由於激烈攻擊俾斯麥而下獄六個月，而又傾全力支持這個迫害他的人，使他完成以普魯士的力量統一德國的壯圖。在全世界的學者看來，他是古代史無可置疑的大師，是羅馬史的化身。

然而，不到三十年之後，他在哈爾競選，主要的政見則是將席萊斯維克與浩爾斯埋割讓於普魯士。這個改變還跟另一種併行。這個未來的極端民主派，這個不可知論有時顯得過於逼人的人，卻出自基督的家庭。他的父親是伽丁和奥斯洛新教的助理牧師——或副牧師。他本人小時候最早的作文就是祈禱文與虔敬的思想集；二十年後，他則要他的未婚妻雷瑪小姐將這批稿子燒毀。

這時的狄奥多・蒙森尚未看出自己是古羅馬史的未來史學家。但他已在夢想成為它的銘文家了；一八四三年，當他前往義大利的時候，實際是為前往大馬士革舖路。

他之所以失去宗教信仰並轉變為民主派，可能是由於基爾大學中阿爾伯提納兄弟會的白熱環境使然。然而即使在基爾，他也尚未回答歷史的召喚。在對自己的終身使命無知的狀態下。他註册入學的不是當時教授歷史課程的哲學系，而是法律系，而他獲得的博士學位也是法學博士。正向巴斯脫未曾過醫生卻造成了醫藥革命，蒙森則從未在任何地方教過羅馬史，卻改變了世人對羅馬史的知識。他成年以後，在萊比錫與柏林，均忠於法律的研究；還或許是由於就業比較容易。

但如果我們以為「羅馬史」只是引起了我們的好奇，那就低估了它。事實上，該書所引起的好奇完全獲得了滿是；再者，我們還被追隨著哲學家蒙森一同思考。聽聽他的話：「由戰爭所得者，將由戰爭而失；但用梨頭征服者，則為永存。」我們也會像他寫下下面一段沉思時跟他一同沉思，一同焦慮：他首先讀嘆了古地中海各民族所建立的「輝煌文明」，繼而說，「他們的創造力用盡了，」於是，新的各族便「衝擊者這文明的岸邊，像海水衝擊者海岸」，教使該文明的中心從地中海移向大西洋，直至將有一日被新來者所取代。他那銳不可當的頭腦不止一次的穿透了最複雜的謎團。他的「羅馬史」在某些方面可能是落伍了，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卸如此進步，以致沒有一個學者少得了它。

蒙森為自己保留阿普利亞、阿爾卑斯山南高盧和東方諸省。所有的銘文，不論出處為何，凡在朱利阿斯・凱撤以前的，他也都參予工作。唯有在這種條件下，他才向編年排列的要求做了讓步。在他負貴與簽名下，銘文集於一八六三年出版了。後來就成為「拉丁銘文集」的第一冊。其後各册隨之而來，引起所有有關者的 讚譽。只有最後一冊，第十六冊，是在蒙森去世後出版的。其他十五册——有九册是對開大本的ｈeｔｕｂｏoｋ•ｃｏm•ｃom—則在他的監督之下陸續出版。各册銘文總計超過二十萬件，從英格蘭至撤哈拉，從太西洋至幼發拉底河。如蒙森所預料的，隨著對古羅馬世界的全面探側，導至補編的出版，有時像正編一樣厚重。

柏林學院隨著蒙森的脚步，終於決定自己負起收集拉丁銘文的光榮責任，並將指導之責托予發起者。現在，蒙森周圍環繞著最優秀的收集家了，而這些收集家則依蒙森的方式按地區分類，在收集工作上又互相輔助。蒙森以天鵝絨的手套內强有力的手來控制他的工作組。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一日的，德皇威廉二世致蒙森寡妻的悼文中，對他的技巧有恰當的贊譽。鑑於皇家政府不止一次嚐到這隻獅子爪的厲害，更可見德皇贊譽的熱烈。

在「文集」中，關於法律的佔有首要地位。此外，他還出版了一部無疵的「民法集」（CorpusJuris Civilis，一八六六～一八七〇）。

如此，蒙森得以親自前往拿不勒斯和羅馬，在該地研究美術館中所保留的原件；這些原件的範函與重要性是他獨具慧眼的。從最開始，雖然那時他年僅二十六歲，他就蘊藏了一個全然不同的計劃，那計劑之大本來會把他嚇退的，事實上卻只策勵了他。在基爾大學年輕的講師奧托・雅恩的影響下，蒙森確定對羅馬法的真正知識必須以立法者所頒發的銘文為根據，他的目標不僅是收集所有的羅馬法律銘文，而且是所有的拉丁文銘文——可以在原稿中整理出者，亞爾卑斯以北的古代作品，義大利收集品中所含藏者，以及在遙遠的地方他仍可去尋找發掘者。

在展行了對大學的責任之後，也或許由於愛國心的飄使，蒙森說服工作委員會籌編「日耳曼歷史巨構」（the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所包括的著作早自羅馬帝國被入侵的蠻族屈服的時期。這一批著作可以將凱撒以降的帝國與日耳曼神聖帝國連接起來，進一步使日耳曼有權自認為羅馬的正繼承者。蒙森將大部份工作分予他所擇定的學者，他自己則擔負很重的部份。

一八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狄奧多・蒙森生在當時屬於丹麥的席萊斯維克的一個村莊伽丁。他的童年與青少年在浩爾斯坦的小鎮奧斯洛度過，此地在那個時期也是丹麥的領土。他的學業即是在浩爾斯坦完成：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八年，在阿冬納的克里斯丹學院就讀；一八三八至一八四三年在丹麥的基爾大學。在他從未踏上過日耳曼的泥土一步之前，便獲得丹麥王克里斯丁八世的獎學金前往義大利留學。一八三六年，蒙森對丹麥王室是如此忠心，以致老王腓德烈六世生病的消息從哥本哈根傳出之後，他深為擔憂。

第三，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自蒙森的「羅馬史」前三册出版以後，考古的發掘工作大幅度的進行，已經有太多的新資料出土，以致使蒙森的後綴者不得不邁過他們的前驅。

對於反對，他是不予任何留意的，他也不求官方幫助——等到他的工作露出曙光時，幫助會不請自來——但他卻贏得了萊比錫的一個出版者魏甘的合作。魏甘於一八五二年印行了兩册拿不勒斯發現的拉丁銘文集。後來他www.hetubook.com.com們合出著名的「拉丁銘文集」（Corpus Inscriptiomm Lati-narwn,1867-1959）的第十冊。這件事像閃電一樣揭示了該用何種方式。戰鬥勝利了，或如毛利茲－浩普特所說——ex tencbris lux fact est ——光從黑暗中出。

然而，「羅馬史」雖有這麼多缺點，卻仍受熱烈的歡迎。

蒙森最大的幸運無疑是他成長環境。他沒有經歷過三餐不繼的困境。但他卻知道什麼是窮貧，以及随貧窮而來的工作之必要性，自律，以及此中包含的尊嚴。他少年時在海邊小嶺上所發成的幾項單純而有益健康的消遣——游泳，划船，玩雪橇——更錘煉了他先天强健的體魄。他在基督教的義務感中長大，即使在他失去宗致信仰以後，福音書中所標舉的剛陽美德他也從未稍失，如勇敢、厭惡虛偽、不留情的坦白、慷慨。

在我看來，「羅馬公法」的長處似乎是無盡的。蒙森於一八七六年啓筆，跟他的「羅馬刑法」（Römisches Strafrecht）同時完成。這是他成熟時期的著作，在其中他採討了所有的法典。現在，或許有許多人已把它束諸高閣了，但那是因為其中的精華已經被他的後人所吸取。凡對古羅馬建制有興趣的人，不論直接或間接都受益於此書。

第二，這都著作是未完成的。第一册起於義大利的源起，這當然是唯一正確的啓筆之處，但第三册則止於西元前四十六年，該年凱撒戰勝元老院在非洲的軍隊，伽圖自殺。第四册本該寫帝國的榮枯，但蒙森可能從未寫過一行。至於第五册，則係第三冊出版以後的三十二年才出版（一八八五年），而其本身根本不能說是歷史，因為只是對帝國各省的描述。顯然作者是首尾一貫的。在他的計劃中，前三册仍不是羅馬史，而是義大利逐步走向羅馬軌道的歷史，同樣，第五册，不將帝國史侷限於已拉丁，而將其範圍擴至全帝國各地的活動，這都是正確的。然而構想雖然正確，這部著作卻缺少真正的傑作的內在一致性；儘管這大廈不乏恢宏，卻具有未完成的和不安全的建築的一切缺點。

他有一種事實感，使他擺脫了陳舊的道路，走向尚未發現的真相。再者，不論他研究什麼題目，他的學術良心都使他非得從根本著手不可，因此他的知識領域便越來越深，越來越廣。從最開始，他的研究就衝破了學院習常的狹窄限制。他的第一棒便是大師手筆，一八四三年，為了他的論文，基爾大學的教授們要他把關於古代抄寫員和門房的法規做一整理。蒙森不願當時流行的看法，直驅該法的心臟，立即對這個當時仍在爭議的題目投下新的光輝。他們評審員面對他提出的證據，只得接受他的結論。他這篇「論抄寫員與門房法規」（Ad legem de scribis etviatoribus animadversiones）雖然既短又用詞粗礪，卻以最優成績使蒙森獲得博士學位。

然而命運的風卻隨著它自己的意思吹，而有利於他自然喜好的環境則不久就把這位法學者變為世界知名的史學家。

現在盤據著蒙森的觀念實則已在空中飄蕩了許多年。和_圖_書例如法蘭西學院的院士們就會有這種想法，但他們既沒有訂出實際可行的計劃，也沒有爭取這龐大的計劃所需的基金。在德國，學者們的想法自又不同。有些喜歡以文獻主題為基礎得出一個合乎選輯的體系；有些則喜歡以編年史的方式呈現。蒙森小心的不要糾纏在裏面。

自瑞典學院頒給狄奥多・蒙森諾貝爾文學獎以後已經許多年了。在頒獎以後僅一年，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一日，蒙森八十六歲生日之前的第二十九天。他因中風而倒下。那時候他正爬上他家圖書室的梯子，要找一本他想參考的書。

蒙森向來注意古代經濟的榮枯以及對當時立法的影響；這使他投入錢幣學的研究中，並於一八六〇年出版了「羅馬鑄幣史」（Die Geschichte de Rimischen Miinzwesens）。

他渴望了解往日，渴望使它們重生，他使它們在詩的光芒與燦爛的觀念之下重現。蒙森本可能對自己懷抱著詩人的幻想，而放棄史學。他所耕耘的範圍是如此之廣，以致遲早會越出他所選擇的任何特定領域。他的博學——以事實為養料，由沉思而提升，被歐洲最美的文學所照耀——無可避免的會導致新的發現，以及强有力的綜合；這些，未久就使他馳名。

蒙森的觸角是敏銳的，羅馬的一切沒有他陌生的，碰到問題他總是迎刃而解。他的學生們蒐集出版了八册的「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包括雜文約兩百篇，而沒有一篇是不重要的。

小時候，他喜歡在院子裏捉蜻蜓，只為了是重還它們自由。成年以後，對於他認為的懦夫，他的言詞却是苛烈的，對於那些膽敢跟他爭辦的，和他認為出於愚蠢或出於不誠實而陷於錯誤的人，他也絕不留情。但他的知識訓練卻是得自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是他終生最好的老師，使他的知識在廣度、深度與早熟上都甚為驚人。

因之蒙森留下了兩部大書，封了他的博學與原創力之印。其一是「羅馬公法」（Römisches Staatsrecht），凡是研究、教授羅馬政府組織的地方，都可以由該書取得教益，其二是「羅馬史」）Römische Geschichte），這套書贏得了世界性的讚譽，幾乎可稱為暢銷書。

當蒙森研究保存在拿不勒斯美術館中的銅板銘文時，他遇到一塊不是用拉了文的，而是用奧斯坎文的。為了避免閱讀和翻譯方面的錯誤，他覺得非得將拉丁語文和古代義大利所用的其他語文比較不可。結果是「義大利南方方言」（Die unteritalische Dialekte）的出版，這是一九五〇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