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隆慶時雖曾支借太僕銀，尚以非例為朝臣所諫諍。到張居正死後（1582）朝延始無忌憚地向太僕支借，內庫所蓄則靳不肯出。《明史．張居正傳》：

但是，作家要故意避免含有時代性的記述，雖不是不可能，却也不是一件易事，因為他不能離開他的時代，無論他是如何的狡獪，在不經意的對象，在一件平凡事情的叙述中，多少總不免帶有當時的意味。卽使所述的假託古代的題材，無意中便會露出當時的零碎生活。我們從他不經意的疏略處尋找，便能把作品和時代關聯起來。

「萬曆五年召理戎政。言……互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嚮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纔二三耳。」

據此可知嘉、隆時代的借支處只是光祿和太倉，因為那時太僕寺尚未存大宗馬價銀，無可借支，隆慶中雖曾借支數次，却不如萬曆十年以後的頻數，穆宗享國不到六年（1567—1572），朱衡以隆慶二年九月任工部尚書，劉體乾以隆慶三年二月任戶部尚書，劉氏任北尚書後才疏諫取太倉銀而不及太僕，則朱衡之諫借支太僕銀自必更在三年二月以後。由此可知在此兩三年內，卽使借支太僕，其次數决不甚多，且新例行未久，其借支數目亦不能過大，及張居正當國，勵行節儉，足國富民，在這十年中帑藏充盈，無借支之必要，且神宗懾於張氏之威稜，亦無借支之可能。由此可知《詞話》中所指必為萬曆十年以後的事。《詞話》本文旣包含萬曆十年以後的史實，則其著作的最早時期必在萬曆十年以後。

但是萬曆丁巳本幷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這刻本以前已經有過幾個蘇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在刻本以前並且已有抄本行世。因為在袁宏道的《觴政》中，他已把《金瓶梅》列為逸典，在沈德符的《野獲編》中，他已告訴我們在萬曆三十四年（丙午，1606）袁宏道已見過幾卷，麻城劉氏且藏有全本。到萬曆三十七年，袁中道從北京得到一抄本，沈德符又向他借抄一本。不久蘇州就有刻本，這刻本是《金瓶梅》的第一個本子。

「居正當國時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饒馬，乃減太僕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僕寺金亦積四百餘萬。」

在崇禎本和康熙本中孟三兒的答話便加刪節，借太僕寺馬價銀子使，完全去掉，若不見詞話本，定被刪改者瞞過，看不出有刪節的痕跡。

明代自開國以來，對佛道二教，初無歧視，後來因為政治關係，對喇嘛教僧稍予優待。天順成化間胡僧頗佔優勢，佛教徒假借餘光，其地位在道教之上，到嘉靖時，陶仲文邵元節王金等得勢，世宗天天在西苑和圖書玄修作醮，求延年永命，一般方士偶獻秘方，便承寵遇，諸宮僚翰林九卿長貳入直者，往往以青詞稱旨，不次大拜，天下靡然風從，獻靈芝白鹿白鵲丹砂無虛日。朝臣亦講符瑞報祥異，甚至征伐大政必以告玄，在皇帝修養或作法事時，非時上奏的且得殊罰，道士遍都下，其領袖貴者封侯伯，位上卿，次亦綰牙牌躋朝列，再次亦凌視士人，作威福。一面則焚佛牙燬佛骨，逐僧侶沒廟產，熔佛像，佛教在世宗朝算是銷聲匿跡倒盡了霉。

「居正死，起故官。疏陳五事，言……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錙銖取之，泥沙用之。」

《金瓶梅》中關於佛教流行的叙述極多，全書充滿因果報應的氣味。如喪事則延僧作醮追薦（第八回及六十二回）平時則許願聽經宣卷（第三十九回五十一回七十四回及一百回）布施修寺（第五十七回及八十八回）胡僧遊方（第四十九回），而歸結於地獄天堂，西門慶遺孤且入佛門清修。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實，假如作者所處的時代佛教並不流行，或遭壓迫，在他的著作中决不能無中生有揑造出這一個佛教化的社會。

袁宏道的《觴政》在萬曆三十四年以前已寫成，由此可决《金瓶梅》的著作最後時代當在萬曆三十年以前。退一步說，也决不能後於萬曆三十四年。

其用途耑充互市撫賞，〈方逢時傳〉云：

常常有原作者的疏忽，被一個同情於他的後代人所刪削遮飾。這位同情者的用意自然是匡正作者，這舉動却不為我們歡迎。《金瓶梅》即其例證。

幸而我們得到一個較早的《金瓶梅詞話》刻本，在這個本子中我們知道許多從前人所不知道的事，皆是明顯刻有時代的痕迹，因此我們不但可以斷定這部書著作時代，並且可以明白這時所以有這部書產生的背景，和為什麼這樣一部名作却包含有許多的描寫性生活部分的原因。

皇莊之設立，前在天順景泰時已見其端，正德時達於極盛期，世宗即位裁抑恩倖，以戚里佞倖得侯者著令不許繼世，中惟景王就國撥賜莊田極多。《明史．食貨志》內云：「世宗初命給事中夏言等清核皇莊田，言極言皇莊為厲於民。自是正德以來投獻侵牟之地，頗有給還民者，而宦戚輩復中撓之，戶部尚書孫交造皇莊新冊，額減於舊，帝命覈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復名皇莊，詔所司徵銀解部。」由此可知嘉靖時代無皇莊之名，止稱官地。史又言：「神宗賚予過多，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爲王莊，和圖書至四萬頃。群臣力爭，乃減其半，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厮役，廩養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至萬曆時代，始復行正德時惡政，變本加厲，民不安生。

到了居正死後，朝政大變，太僕馬價內廷日夜借支，宮監佞幸，為所欲為，耑以貨利導帝，〈孟一脈傳〉說：

據此則《詞話》中所指管皇莊一事，必屬萬曆時，因為假如把《詞話》的時代放在嘉靖時，那就不應稱為管皇莊而為管皇地了。

「萬曆六年上言。……陛下欲取光祿太倉，臺臣科臣言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為例。」

「太僕，則馬價銀歸之。隆慶中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朱衡極諫不聽。……『至神宗八年』……久之，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

《詞話》第二十八回有女番子這樣一個特別名詞。所謂番子，《明史．刑法志》有云：「東廠之屬無專官，掌刑千戶一，理刑百戶一，亦謂之貼刑，皆衛官。其隸役悉取給於衛。最輕黠儇巧者乃撥充之。役長曰檔頭，帽上銳，衣青素旋褶繫小條，白皮靴，專主伺察，其下番子數人為幹事，京師亡命誆財挾仇視幹事者為窟穴，得一陰事由之以密白於檔頭，檔頭視其事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數，金曰買起數。旣得事，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樁，番子卽突入執訊之，無有左證符牒，賄如數，徑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乾榨酒，亦曰搬罾兒，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牽有力者，有力者多金卽無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聞上，下鎮撫司獄，立死矣。」番子之刺探人陰事放刁作惡如此，所以在當時口語中就稱平常人的放刁挾詐者為番子，並以施之女性，據萬曆初年馮保以司禮監兼廠事建廠東上北門之北曰內廠，而以初建者為外廠，聲勢煊赫一時，至興王大臣獄欲族高拱。但在嘉靖時以世宗馭中官嚴，不敢恣，廠權且不及錦衣衛，番子之不敢放肆自屬必然。由此特別名詞的被廣義地應用的沿革說，《詞話》的時代亦不能在萬曆以前。

太監的得勢用事，和明代相終始。其中祇有一朝是例外，這一朝代便是嘉靖朝。從正德寵任劉瑾谷大用……八虎壞亂朝政以後，世宗即位，力懲其弊，嚴抑宦侍，不使干政作惡。嘉靖九年（1530）革鎮守內臣。十七年（1538）從武定侯郭勳請，復設在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等處各派內臣一人鎮守，到十八年四月仍以彗星示變撤回。在內廷更防微極嚴，不使和朝士交通，內官因之奉法安分，不敢恣肆。根基不厚的大璫，有的爲了輪和-圖-書值到請皇帝吃一頓飯而破家蕩產，無法訴苦。在有明一代中嘉靖朝算是宦官最倒霉失意的時期。反之在萬曆朝則從初年馮保張宏張鯨等柄用起，一貫地柄國作威，政府所有設施，須先請命於大璫，初元高拱任首相，且因不附馮保而被逐。張居正在萬曆初期的新設施，新改革，所以能貫澈實行，完全是因為在內廷有馮保和他合作。到張居正死後，宦官無所忌憚權勢更盛，派鎮守，採皇木，領皇莊，榷商稅，採礦稅。地方官吏降為宦寺的屬下，承其色笑，一拂其意，緹騎立至。內臣得參奏當地督撫，在事實上幾成地方官最高長官。在天啟以前，萬曆朝可說是明代宦官最得勢的時代。

在居正當國時，綜覈名實，令出法行，故國富民安，號稱小康，即內廷有需索，亦往往為言官諫止，如《明史．王用汲傳》云：

政府向太僕寺借銀子用，是明代中葉以後的事。《明史》卷九十二〈兵志．馬政〉：

再從時代的習尚方面去觀察，《野獲編．時尚小令》言之甚詳（引文從略）。《金瓶梅詞話》中所載小令極多，約計不下六十種。內中最流行的〈山坡羊〉，綜計書中所載在二十次以上，如〈寄生草〉、〈駐雲飛〉、〈鎖南枝〉、〈耍孩兒〉、〈醉太平〉、〈傍粧台〉、〈鬧五更〉、〈羅江怨〉，其他為〈緜搭絮〉、〈落梅風〉、〈朝天子〉、〈折桂令〉、〈梁州序〉、〈畫眉序〉、〈錦堂月〉、〈新水令〉、〈桂枝香〉、〈柳搖金〉、〈一江風〉、〈三台令〉、〈貨郎兒〉、〈水仙子〉、〈荼蘼香〉、〈集賢賓〉、〈端正好〉、〈宜春令〉、〈六娘子〉……散列書中，和沈氏所記恰合，在另一方面，沈氏所記萬曆末期最流行的〈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却又不見於《詞話》。可見《詞話》是萬曆中期以前的作品，《詞話》作者比《野獲編》的作者時代較早，所以不能有沈氏時代流行的小曲。

由此可知太僕寺之貯馬價是從成化四年（1468）起，但為數極微。到隆慶二年（1568）百年後定例賣種馬之半，藏銀始多。到萬曆元年（1573）張居正作首相盡賣種馬，藏銀始達極盛期。又據《明史．食貨志．倉庫》：

小說在從前為士君子所不道者，尤其是猥褻的作品，為世人所鄙視，因此作者姓名往往不敢署名，而致湮沒不彰，使後人迷離恍惚，不能知道這一作品的著作時代，更有若干小說家不但絕對不肯負責將姓名告人，並且還故意淆亂書中史實，極力避免含有時代性的叙述，使人不能捉摸，《金瓶梅》hｔtps://ｍ•hｅｔuｂoｏｋ•ｃｏm•com就是如此。

武宗時為佛教得勢時代，嘉靖時則完全為道教化的時代，萬曆時代佛教又開始抬頭，一直到最近，道教勢力仍在佛教之下，《金瓶梅》雖也有關於道教的記載，如第六十二回的潘道士解禳，六十五回的吳道士迎殯，六十七回的黄真人薦亡，但以全書論，仍以佛敎的因果輪迴天堂地獄的思想作骨幹。假如這書是在嘉靖時代寫成的，决不會偏重佛教到這地步。

《金瓶梅詞話》本第七回孟三兒與張四舅對話：有「婦人道……常言道世人錢財儻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着起來朝廷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支馬價銀子來使，休說買賣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裏，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金瓶梅》刻本，我們所能見到的是康熙乙亥臯鶴草堂刻《張竹坡批點第一奇書金瓶梅》，和崇禎本《新刻繡像金瓶梅》。在這兩本中沒有什麼材料可以使我們知道這書最早刊行的年代。最近北平圖書館得到了一部刊有萬曆丁巳序文的《金瓶梅詞話》，此本不但在內容方面和後來的本子有些不同，並且在東吳弄珠客的序上確為萬曆丁巳（1617）冬季作。在欣欣子序中幷具有作者筆名蘭陵笑笑生（或卽為作序的欣欣子）。這本可說是現在《金瓶梅》最早的刊本，其內容和原本相近，從他和後來的本子不相同處及被刪改處比較的結果，使我們能得上列的結論，斷定牠的最早開始寫作的時代不能在萬曆十年以前，退一步說，也不能過隆慶二年以前。

不到十年功夫，太僕積銀已空。〈何選傳〉云：「光祿太僕之帑，括取幾空。」

但還搜括不已，恣意賞賜，如〈張貞觀傳〉所記：「三王並封制下，採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中年內外俱竭，力靳內庫銀不發，且視太僕為內廷正供，廷臣請發款充軍費，反被譙責。」〈趙世卿傳〉云：「萬曆三十年任戶部尚書，國用不支，邊儲告匱，乞發內庫銀百萬及太僕五十萬以濟邊儲，忤旨切責。」神宗貪財好貨，至為御史所譏笑，如〈雒于仁傳〉所載四箴，其一即為戒貪財云：「十七年獻四箴。……傳索帑金，搜括幣帛，甚則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貨賄復入，此其病則貪財也。」再就內廷向外庫借支上推嘉隆作史的探討。《明史．鄭一鵬傳》云：「嘉靖初言……今歲用反詘，往往借支太倉。」〈劉體乾傳〉云：「隆慶初官南戶部尚書，三年改北，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諫不聽。……是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

所謂皇木，也是明和圖書代一件虐政，《詞話》第三十四回有劉百戶盜皇木的記載（引文略）。內廷興大工，派官往各處採大木，這木就叫皇木。此事在嘉萬兩朝最多，為民害最酷《明史》載：「嘉靖二十年宗廟災，遣工部侍郎潘鑑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廣四川採辦大木。二十六年復遣工部侍郎劉伯躍採於川湖貴州。湖廣一省費至三百三十九萬餘兩。又遣官覈諸處遺留大木，郡縣有司以遲誤大工，逮治褫黜非一，並河州縣尤苦之。萬曆中二殿工興，採楠杉諸木於湖廣四川貴州，費銀九百三十餘萬兩，徵諸民間，較諸嘉靖年費更倍，而採鷹平條橋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人逋賦至二十五萬。科臣劾督運官遲延侵冒，不報，虛糜乾沒，公私困焉。」按萬曆十一年慈寧宮災，二十四年乾清坤寧二宮災，《詞話》中所紀皇木，當即指此而言。

可是物極必反，到隆萬時，佛敎又互為軒輊，道士或貶或逐，西苑成為廢址，佛教徒頓成渥寵，到處造廟塑佛，皇帝且有替身出家的和尚，其煊赫比擬王公（明列帝俱有替身僧，萬曆時代替身僧的聲勢，為以前所未有，）《野獲編．釋教盛衰》條言之甚詳。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產馬改徵銀。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奏請賣種馬，穆宗可卿奏，下部議，部請養賣各半，從之。太僕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兩，及種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及張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國家有興作賞賫，往往借支太僕銀，太僕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羅應鶴請禁支借，二十四年詔太僕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况本寺寄養馬歲額二萬匹，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徵甚少，而東征調兌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崇禎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僕馬價至一千三百餘萬云。」

《詞話》中有許多關於宦官的記載。如清河一地而有皇莊薛太監，管磚廠劉太監，花子虛的家庭出於內臣，王招宣家與太監締姻。其中最可看出當時情形的是第三十一回西門慶請客一段（引文從略）。一個管造磚和一個看莊的內使，聲勢便煊赫到如此，在宴會時座次在地方軍政長官之上，這正是宦官極得勢時的情景，也正是萬曆時代的情景。

綜結上文所論，《金瓶梅》的成書時代大約是在萬曆十年到三十年，這二十年中（1582—1602）。即使退一步說，最早也不能過隆慶二年，最晚也不能後於萬曆三十四年（1568—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