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因為貿易的關係，他們手中得存有鉅額的銀貨，一面利用農民要求銀貨納稅的需要，一面又和政府勾結，售物政府，收回大宗的銀貨。如此循環剝削，商人卽成為社會的中堅分子，和政府及地方官吏成為農民的三重壓迫者。

農民所受政府最大的壓迫是幣制的強迫。在開國時政府即發行鉅量不兌現紙鈔，強迫使用。結果價格低落，馴至一貫不值一文，政府却仍以法令強民使用，並規定鈔為唯一的法定貨幣，中葉改折用銀，在不產銀的地方，農民無從得銀，卽將農產品載往遠處售賣，其中又增一層剝削，即由幣制而新興的商人是也。

西門慶這一階級的生活，在當時情况，可從《博平縣誌．人道民風》內看出，「……至正德嘉靖，古風漸渺，而猶存什一於千百焉。……鄉祉村保中無酒肆，亦無遊民。……畏刑罰，怯官府，竊鐵攘鷄之訟，不見於公庭。……由嘉靖中葉以抵於今，流風愈趨愈下，慣習驕吝，互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其流在於市井販鬻厮隸走卒，亦多纓帽綢鞋，紗裙細袴，酒廬茶肆，異調新聲，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嬌聲充隘於鄉曲，別號下延於乞丐。……逐末遊食，相率成風。」嘉靖中葉前後截然分為兩個時代。崇禎七年刻《鄆城縣誌．風俗》內云：「鄆地……稱易治。邇來競尚奢靡，齊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宮，飲食器用及婚喪游宴，盡改舊意。貧者亦槌牛擊鮮，合饗羣祀，與富者鬪奢華，至倒囊不計焉。若賦役施濟，則毫厘動心，里中無老少，輒習浮薄，見敦厚儉樸者窘且笑之。逐末營利，填衢溢巷，貨雜水陸，淫巧恣異，而輕俠少年復聚黨招呼，動以百數，椎擊健訟，武斷雄行。胥隸之徒亦華侈相高，日用服食，儗於市宦。」所描寫的商業發展情形和社會重心之轉移及其生活，不啻是《金瓶梅》一書之縮影也。

我們於第五十八九回可以見西門慶和稅關官吏勾結的情形。和_圖_書在第七十八回中可以見到他和地方官吏勾結，把持內廷進奉的情形。在第四十五回中可以見到當時商人進納內廷錢糧的內幕。西門慶不但勾結官吏，並且一般小商人還借他作護符，賺內廷的錢。在另一方面，另一階級的人，却不能不賣兒鬻女去解决生活的困難。在第三十七回中，一個巡捕的軍因倒死了馬，少樁頭銀子，怕守備那裏打，將親生的十三歲孩子，只要四兩銀子，賣了人家做奴婢。

《金瓶梅》是一部寫實小說，是一部社會小說，所寫的是萬曆中年的社會情形，牠抓住社會的一角，儘量暴露小資產階級的醜惡，書中所描寫的雖不過是西門慶的個人，由一破落戶而鄉紳而官吏，却已告訴我們以整個社會的情形。這社會的中堅分子以西門慶為代表，像他那樣的性格機詐手段，才能在這社會中佔住一個中堅地位，在書中沒有告訴我們當時的經濟狀况，但在市民生活的描寫中，却已知道那時的農村經濟的衰頹。

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一個社會，才會產生《金瓶梅》這樣的一個作品。

明代經濟制度是一個畸形的組織，農民是傳統地佔了全社會的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他們的負擔却和職業的分配成正比例。明代官吏俸餉之薄，為歷史所僅見。《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疋，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方面布按每月俸祿不到一錢銀子，胥吏則不過十四五文錢。連維持最低的生活都不夠，教他們除掉剝削農民以外更有何法。

西門慶所處的就是這時代，與官史結合而營商，在生活方面，表現出兩個絕對懸殊的階級，由個人主義出發而流於享樂主義的上層階級，上自皇帝，下至市儈，莫不縱奢極慾，荒淫無度，比時皇帝也殖私產，金銀全充內庫，更肆搜括。太倉太僕寺所藏本供國用，到和_圖_書這時也拼命借支，講秘法，肆昏淫，上行下效，明穆宗之享樂主義和神宗之雅片生活，正足以象徵個時代，社會上的有閑階級，更承風導流，夜以繼日，妓|女小唱優伶賭博酗酒等等，成爲日常生活，笙歌軟舞，窮極奢華，在此集團的背面農民，因受了過分的剝削，使他們無以生存，一遭意外，除餓死外，只有賣兒鬻女，暫時偷活耳。

吳君此文，徵引賅博，議論明達，誠鉅製也。及見斯篇，遂為擱筆，爰取冠之卷首，而以鄙意附其後，引文盡刪，言亦簡略，相形之下，不免譾陋耳。

余著《瓶外卮言》時，曾撰有〈金瓶梅著者及其年代之質疑〉一稿，意此書斷非王鳳洲手筆也，因初讀《張竹坡評本》，見其序言，傳為鳳洲門人之作，或云，卽鳳洲手。又言，信乎為鳳洲作無疑也，心竊疑之，後閱《消夏閒記》、缺名筆記，皆以為鳳洲所著，而夙稱博雅之李越縵，於其《孟學齋日記》中，因閱秘辛，亦謂明人若湯玉茗譜《牡丹亭》，王弇州撰《金瓶梅》，相提並論，又若確乎出於鳳洲之手焉。前人謂著書之旨，為申恨復仇，切齒介溪，牽及荊川，因〈清明上河圖〉致禍，其父慘死西市，《桃花聖解盦日記》引武進楊學士與明史館提調吳子瑞書，（載孟鄰堂文鈔）辨王民望唐荊川事，言之甚詳，荊川指畫中一人閉口喝「六」，証為贋物，實東坡指李公麟畫故事而附會之，民望之死，非由荊川，王下獄時，備兵在南，引萬季野說，民望與鄢懋卿同年相契，力懇其劾己以求罷，鄢謂上於邊事嚴，喜怒不可測，止勿劾，民望乃自屬草，付門人方輅上疏劾之，帝果大怒，下獄論死。王氏父子結釁於嚴氏則固有之，楊氏言，則以荊川劾疏，實陰為王解，鄢力沮王之求劾，似其死全出世宗意也。《受禮廬日記》載王氏兄弟於荊川爲不共之仇，其卒於泰州舟中，乃王氏兄弟所鴆，亦謂為野史無稽。在《孟學齋日記》中引趙味辛亦有《生齋文集》，唐順之手書詩卷跋，謂東坡論李伯時〈賢己圖〉事附會〈清和_圖_書明上河圖〉，且唐以嘉靖三十九年春死，是冬王始死西市，可知〈清明上河圖〉固與王氏無涉也。若謂鳳洲為復仇之作，尤為不類。卽以蔡京父子影射嚴嵩父子，書中對於蔡京，僅言其納賄枉法而已。况蔡攸之得親幸，其婦為上行酒，出入禁省等事，並未引用，不獨未能盡分宜之奸，亦未能數世蕃之惡，鳳洲以治史著名，書中年代錯迕，與史實多不合，宋明兩代官制國故，多所混淆，為路為省，且不能別，清河又何能屬諸東平府，沿《水滸》陽穀屬東平之誤而不知改，此皆其謬誤也，謂出鳳洲手可乎，從來作稗史小說者，斷不肯將著者姓名作書中奸淫昏亂之人，《水滸傳》出於施耐庵羅貫中，全書止一施恩耳，《紅樓夢》出於曹雪芹高蘭墅，全書無姓曹高者，《鏡花緣》為李松石作，書中無李姓之人，《金瓶梅》襲自《水滸》，有一王婆足矣，何以又衍出王潮，更有王屠之妹，及孌童王經，招宣府林太太為王景崇之塚孫婦，與西門慶私通，其子王寀，又為西門慶之義子，猥賤如此，徒辱沒王姓，使我為鳳洲，旣屬虛搆之作，何姓不可用，奚忍以醜惡之輩，自玷宗姓？此鳳洲斷不為也，鳳洲旣以《鳴鳳記》傳奇行於世，直斥嚴氏之奸，又何必藏頭露尾而作此書耶，又有謂著者乃北人，全書中運用北方俗語方能入妙，必非南人所及，迨見詞話本，著者署名爲蘭陵笑笑生，王太倉人，益與蘭陵無涉。蘭陵卽今之嶧縣，江南僑置有南蘭陵，即今之武進，此亦確証，又書中所引之曲詞甚多，泰半見於《雍熙樂府》，惜《樂府》未註何人所作，第三十五回〈殘紅水上飄〉一曲，實為李日華之〈四時閨怨〉，李日華生於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王鳳洲死於萬曆十八年庚寅（1590），時李年纔二十五歲，鳳洲名宿，何能引用其曲，恐李日華尚未必名於時也，（除非詞話本經過後人增加）。至太僕寺借馬價銀，為萬曆中葉以後事，鳳洲何由預知，《金瓶梅》非鳳洲作，固無疑矣，其傳說之因，一由於沈德符之和-圖-書《野獲編》，謂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或因作此稗史著者不肯以姓名告人，沈竟不知，或著者尚存於世，沈不肯為之道破，一由於張竹坡評本，一因此書猥褻，特以苦孝說遮掩時人耳目，託之於名人，一因清初定鼎，懼罹文網，將痕跡泯除，託為指斥勝朝，試觀書中宇文虛中一疏，兩本不同，顯然可見也。然則此書究為何人所著，實一疑問。今之所謂古本，言是李卓吾著，余亟取李氏《焚書》閱之。卓吾自號百泉居士，喜與婦女說道，喜批評《水滸》，收集小說，略有似處。李生於嘉靖六年丁亥，死於萬曆三十年壬寅。生時嘗在麻城，與劉氏往還甚密，袁中郎亦其友也，更有〈解粽〉詩，《金瓶梅》亦有解粽之語，解粽之名，他書未嘗見也，但蘭陵又何說乎，豈李以逮問自裁，故為之諱，易溫陵為蘭陵耶，（〈竹坡本〉三十二回於王八汗邪四字，書眉注有盞夌于竹巾語。刻本模糊不清，解釋不易。疑卽溫陵中□市語。）除此別無確証。謂李作亦不足據，《野獲編》載：「中郎又云，尚有《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輦下，從邱工部六區志充得庽目焉，謹首卷耳。……其帝則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搆亦暗庽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今日之醒世奇書（《續金瓶梅》一名《隔簾花影》），傳即《玉嬌李》，著者紫陽道人，公認為諸邑丁耀亢野鶴。丁生於萬曆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在《金瓶梅》刊成以後，當然非是，或《玉嬌李》另出一人手，丁為之加入感應篇等以冠其首，猶竹坡作苦孝說，均有所改作耳。沈云《玉嬌李》亦出此名士手，殊令人疑，此名士究竟為誰，沈固不知，抑為之隱，辛丑庶常諸公，鳳洲又與何仇耶，茲有質疑之處，全書用山東方言，認為北人所作，實不盡然，旣叙述山東事，當然用當地土語，京師為四方雜處之地，仕官於京者多能作北方語，山東密邇京師，又水陸必經之路，南人擅北方語者所在hetubook.com.com多有。《金瓶》之俗語，亦南人所能通曉。（《紅樓》撰著時實在揚州北人亦能作南方俗語）為南人所作抑為北人，此可疑者一，今《詞話本》所謂蘭陵，恐未必即是嶧縣，安知不為南蘭陵，更安知不是郡望，笑笑生旣不明言姓名，又何必冠其籍貫，余見有荀姓繆姓者，俱用蘭陵，而俱非蘭陵人也，詢其故，則云荀卿為楚之蘭陵令，蘭陵郡為繆之郡望也，此可疑者二，第十二回厭勝一事，云今歲流年甲辰，若以書中推算，西門慶生於丙寅，死於重和元年，得年三十三歲，皆與曆書合，武松發配，旣明言政和三年，是年實為癸巳，何得同為一年事，此處又書作甲辰，（書中初言月娘金蓮生於庚辰，則此年當為甲辰，但與西門慶生年干支不合。及至龜卜時，月娘玉樓瓶兒之干支均與曆合，因月娘又改作戊辰矣）。再考第二回王婆云，那娘子丁亥生屬豬，交新年九十三歲，則本年應為己未（《水滸》作戊寅生，今年八十三歲。本屬戲言，《金瓶梅》何必全改？竹坡本改作癸亥生，至癸巳應為九十一歲，亦不應作九十三也）。若改作乙亥，今年九十歲，則正符甲辰。余疑作書之年，卽為甲辰，實即萬曆三十二年也。此可疑者三，附誌於此，以俟博雅君子考證之，他年再版時，容加修改。

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一個社會，平民的忍耐終有不能抑止的一天，不到幾十年卽爆發了，張獻忠李自成等大暴動，正是這個時代的反應。

京官同樣的祿薄無以為生，也只好憑藉權勢去剝削外官，宦官又來剝削京官，皇帝除了用刑法尋錯處籍沒大臣宦官的財產以外，又可以想更多方法，去勒索商民和官吏，官吏又從而苛求僚屬，下僚則仍取之於農民。層層剝削，全出於農民之身。農民須納夏稅秋粮，須出徭役，在富庶之地，所納的稅糧，往往和實在收穫量相抵，有時還須倒賠，除此外還須受苛捐雜稅的剝削，如運糧改折加耗等等的額外需求。農民惟有投靠在政治勢力的大地主之下為家奴佃戶，甘受壓迫，否則因得不到底蔭，只有逃亡變成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