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要問的，或者說歷史可以接受的自我中心出發點，其實是：「什麼力量影響了我們？什麼因素塑造了今天的我們？」這些力量、這些因素，絕大多數可能不在我們社會、文化内部，更不在我們社會、文化的控制範圍。

你問我：文革三十週年干我們什麼事？尤其像我這樣一個孜孜矻矻尋找台灣歷史多元複雜面貌的人，怎麼也跟著人家走「大中國」的回頭路呢？你還很不耐煩地反對所有這種歷史事件幾週年幾週年的炒作，「歷史如果眞有鑑照教訓意義，隨時都應該討論、研究，哪裡還等三十年後才去挖出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東說m.hetubook.com.com西說呢？」你說。

其實文革留下來的課題，應該繼續讓我們驚慌不安，因爲到現在我們都還沒找著眞正可以解決的安心答案。像是層級組織官僚化的問題。中共本來致力於用黨來破除國家的官僚化積習，後來卻發現國家的官僚問題還沒有解決，黨本身又已經脫離草莽精神，變成一塊徹底官僚化的鐵板了。任何人都穿不透的大鐵板，大家只能在鐵板前渺小地膜拜。再要拿什麼力量來打破黨的官僚制度？而且新的力量自己不會再變成新官僚？難道官僚僵化的組織，是人類的宿命嗎？

台灣大和*圖*書部分的人不認識文革、不記得文革，那是因爲敵對的意識，使我們整體染上了一分幸災樂禍的心態。當你幸災樂禍時，絕對不會認爲自己和那個在災中在禍中的人，有什麼關聯。

三十年前、三十年後。我同意像文革這種事件，其實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是一闋淡入—加強—淡出的樂章，而且緜延長久。不過這並不表示我們不能選擇某個定點回首回顧。三十年常常帶有特別的意義，一方面因爲三十年剛好夠讓一個人從十幾歲的靑澀，看盡起伏變幻，走到疲憊沉澱、滿懷省思情懷的中年後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歐洲從十九世紀中葉和_圖_書，幾乎就是每三十年出現一次革命的波濤。一八四八年市民革命、一八七〇年代巴黎公社、世紀之交的頹廢反叛、三〇年代左翼大戰到六〇年代的青年搖滾。三十年代表由激進到保守再重回激進的輪迴？

又例如年輕人內在龐大的叛逆、反抗力量，到底應該怎樣看待？叛逆、反抗比較接近人性，還是充滿拘束規條的「人文」教養？如何不至於壓抑了人之所以爲人的天生本性，而同時也不至於導致混亂、毀壞？更明白說些，官僚還是想要打倒官僚的紅衛兵力量，才是真正的「人」？

對於輪迴論，我是不信的，至少不信它可以適用於台灣。和*圖*書不過我倒是相信像文革這樣龐大、錯亂的事件，三十年也許是個基本的距離，可以讓我們冷靜重訪，更可以在種種的口號瘖瘂後讓出的縫隙裡，對人對事對時代，生出一些比較公平的同情。

李歐塔（Lyotard）有一本論文集，就叫做《非人》（L'Inhuman），我曾經引用其中若干概念來解析毛澤東。事實上，我相信引導李歐塔去重新思考「人」與「非人」問題的，一定和六〇年代歐洲受文革的動盪波及，擺脫不了關係。歐洲人哪裡知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鬥爭關係，可是那種給年輕人全權去改造文化的波濤，震撼了他和*圖*書們，和他們自己六〇年代中的青年次文化合流，掀起巨浪。

文革當然干我們的事。它眞的不是我們過去記憶的一部分，但是卻應該在未來我們的自我了解與世界觀裡，佔有一席之地。我們看歷史，太習慣先問：「這是不是我們自己的？」是自己的，才有研究、追索的價值。這是不折不扣的自我中心遺毒，頂多只是把過去的中國中心論轉換爲台灣中心論而已。

這些變動經過種種變形，轉手美國的流行文化，在七〇年代襲撲台灣。雖然再也辨認不出其中的「文革成分」了，可是那種「解放中帶著破壞威脅」的味道，畢竟還是騷動了多少台灣青年禁抑、閉塞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