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時，我並沒有為這個問題煩心，但星期六晚在潛望鏡裡，我卻在想著一切端視地球的潮流而定，而擺便包含了這個秘密。

我到巴西去是出於對安柔的愛，而我留在那兒則是出於我對巴西這個國家的愛。我從不了解安柔——與印第安人和蘇丹黑人通婚之荷蘭移民的一個後裔，以她那張牙買加的臉和她的巴黎文——何以會有一個西班牙名字。說起來，我一直都沒弄明白過巴西名字。這些名字蔑視所有語原論的字典，而且只存在於巴西。

我學了一些韻律，放鬆身體與心靈的各種方式。那晚在潛望鏡裡回想這些方法，我移動肢體以擺脫愈來愈嚴重的麻痺。你瞧？我告訴自己。要逃脫未知的力量，要向自己證明你並不相信，你就接受它的咒語吧。就像一個堅決的無神論者在夜裡看到了魔鬼，你想：他一定不存在，因此這必定是幻覺，說不定是消化不良的後果。可是魔鬼卻肯定https://m.hetubook.com.com他是存在的，並相信他那本末倒置的神學。那麼，怎樣可以嚇走他呢？你伸出雙臂比出個十字，他便消失在地獄之火的煙霧中。

也是從那天起，我就相信類似點的感覺：亦即每樣事物可能神秘地與其他每樣事物相關。

聽他們談論這些宗派，使我相信在這裡，至少意識的吸引漩渦，是轉向相反的方向。他們敍述國內來回移民的概況；失去特權的北方移向工業化的南方，在煙霧瀰漫的大都會區成為次無產階級，最後在絕望中回到北方，卻又在下一次的巡迴重複他們往南方去的奔逃。只是，有許多人在這些來回移動之間在大都市裡擱淺了，於是他們便被過多的土著教堂吸收了；他們崇拜鬼神，召喚非洲的神祇……安柔的同志們對於這點便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認為這是歸根，是與白人世界對抗的方式；有些人則認為這些宗派是統治階級之所以握有極大之革命潛力的麻醉劑；還有些人則堅持這些宗派是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都可以融合的熔爐——至於目的何在，他們並不清楚。安柔已下定了決心：宗教一直都是人的麻醉劑，和圖書而假部落宗派甚至更糟。可是當我攬住她的腰跳森巴舞，加入在隆隆鼓聲中扭曲如蛇的人群時，我意識到她緊緊攀附著這個世界，以她的腹肌，她的心，她的頭她的鼻息……然後，她率先嘲謔地分析了人們對嘉年華會儀式宗教性的——週復一週，月復一月——奉獻之狂歡特色。她會以革命性的輕蔑說，與部落巫術完全一樣，如同足球儀式，失去特權的人擴張其戰鬥力和叛逆感，以咒語和魔法自各種神祇那裡贏得對方中衛的死，完全不知道政權的存在，而這政權只想使他們永遠處於一種狂歡銷魂的非現實狀態中。

不久我便失去了任何矛盾感，正如我漸漸放棄了嘗試在這片雜交混種的土地上辨識不同的種族。我不再嘗試確立進步之所在、革命，也不再想要看清資本主義的陰謀。一旦我獲知極左派的希望居然被一個在年輕時同情納粹，而今無畏地高舉叛逆之火，使梵諦岡教廷和華爾街的梭魚都惶惶不安，且歡快地煽動無產階級之無神主義的主教所保存時，我怎能再繼續著歐洲人那般單純的想法呢？

我的遭遇就如一個研究同類相食行為多年的迂腐的人類學家。為了向自以和*圖*書為是的白人挑戰，他向大家保證說其實人肉滋味鮮美。然後有一天一個懷疑者決定親自印證，遂進行實驗——吃這個人類學家。當這個人類學家被大卸八塊而吞食時，由於他永不會知道誰才是對的，因此他希望至少他的肉很鮮美，那麼這個儀式和他的死才不算白費。那一晚，我必須相信「計畫」是真的，因為如果那不是真的，那我過去兩年來便只是一場邪惡夢境的全能創造者而已。事實總比夢好：如果某事是真實的，那便是真的，而誰也不能怪你了。

在米蘭，安柔的冷靜是她最迷人的特色之一。可是在巴西，在她祖母的化學作用下，她變得逃避，一個隱藏著理性的空想家。她懷著古老的熱情，卻謹慎地不敢表露；只是使她推拒這份熱情的引誘的禁慾主義，卻並不能令人信服。

後來，我回到歐洲之後，便把這哲學思想轉為機械的——因此才會陷入我現在所躺臥的陷阱裡。可是那時候我卻活在一種看不出任何差異的昏茫中。就像一個種族m.hetubook.com.com歧視者，我相信一個強壯的人可以視他人的信仰為一個做無害之白日夢的機會，且僅此而已。

安柔對此信念是堅信不移的。「實驗本身並不重要。」她說：「這是個理想的原則，只有在理想的狀況下才能證實。這意味著永不可能證實。可是這仍是真的。」

安柔告訴我，在他們南半球，當水槽裡的水流乾之際，水流的漩渦方向為反時鐘，而在我們這裡漩渦卻是順時鐘。或者是正好相反吧：我從沒有費心去查過真相。不只是因為在我們這半球沒有人曾仔細去看漩渦水流的方向，也因為，在巴西實驗過好幾次以後，我意識到那是很難辨明的。水的吸力太快，所以難以研讀，而且其方向可能部份也看排水口的力量和角度，以及水槽或浴缸的形狀。再說，如果這是真的，那赤道的漩渦又如何呢？也許在赤道水是直直流下的，沒有漩渦，也或者水根本就不會流掉吧。

當我注視她與她的同志爭論時，便細細思索了她的種種矛盾。會議地點是在一些破舊的房子裡，房裡的裝飾品只有幾張海報和許多民俗藝術品，列寧的畫像和被盲和*圖*書目崇拜的美洲紅人。我到巴西時，並非該國政治最清明的時期，而在國內的經驗更使我決定要避免談論意識，尤其是在一個我並不了解其意識形態的地方。安柔的同志們談話的方式，令我甚至更不確定，但也勾起了我新的好奇。他們自然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且起初他們多少也似歐洲的馬克斯主義者那樣交談，只是主題總是不一樣。在關於階級鬥爭的辯論中，他們會突然提到「巴西人的自相殘殺」或非洲─巴西宗教的革命性角色。

一天早上，安柔和我在參加過一個關於失業者之階級結構的討論會後，開車沿著海岸行駛。我看見海灘上有謝恩的奉獻物、小蠟燭和白色花環。安柔告訴我說那是奉獻給水之女神，葉曼荷的。我們停了車，她下了車，端莊地走在沙子上，沉默佇立了幾分鐘。我問她相不相信這個。她生氣地回嘴道：我怎麼可以那麼想？然後她又說：「我祖母以前常帶我到這處海灘來。她會對女神祈禱，保佑我長大後美麗、善良、快樂。那個批評過黑貓和珊瑚角的義大利哲學家叫什麼？『那不是真的，可是我相信。』他說。嗯，我不相信，可是這是真的。」就是那天，我決定省錢到布蘭加港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