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患者之中，就有這種例子，不久前在電視上看到波斯灣戰爭場面時，突然意外地閃現中日戰爭時傷心的回憶。那是五十年左右以前的事了。那時候用步槍刺刀刺殺中國人。那場面在腦子裡復甦過來，從此以後就睡不著覺了。五十年以上一直潛藏在意識深處的情景，突然醒過來。他被惡夢纏得無法安眠。

到目前為止在我這裡總共診療了五十個人左右。現在還來看的有二十幾個。在來看的期間內有完全治好的，但畢竟也有「因為不太合適」而中途不再來的。因此我想不再出現的人並不能斷言全部都已經好轉，康復了。雖然康復者的統計還沒有算出正確數字，但我想大概占一半左右吧。

ＰＴＳＤ的障礙開始出現是在事件發生後的一星期左右。第一位到我這裡來的患者說「星期一我想去公司上班，但腳步卻不動，怎麼也無法去。」那是三月二十七日的事。有關中毒本身倒是屬於比較輕傷的人。

以投訴的症狀來說，最多的是記憶閃現（flashback）。當天發生的事情清清楚楚地在腦子裡再現。那時候的感覺以原樣不變的形式再現出來。是這麼一回事。那並不是普通一般的回憶方式。簡直就像實物沉重地推向自己心中似的感覺。這和所謂的白日夢不同。倒不如應該稱為「記憶的侵入」更貼切。

聖路加醫院則自從阪神大震災以來，我們精神科醫師、護士、臨床心理士對ＰＴＳＤ設有一個組織，到目前為止運作得相當好。因此對我這邊來說，這次事件從一開始就很積極地採取接受診療的態勢。如果沒有這樣的情況，也許還是不容易做到吧。

沙林的被害者也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同樣的事噢。就算拚命想要壓到意識底下去，但不知道什麼時候，在無法預料的時候，也許還會砰地突然冒出表面來。

這位患者是已經煩惱又煩惱到不得不辭職的地步，才到這裡來的。雖然公司讓他休息一段時間，恢復得還算順利，心想差不多該回去上班的時候了噢。

在我所知的範圍內倒還沒有。目前出問題的倒是職業場所。因為幾乎所有的公司都不了解這種病。比較糟糕的地方甚至連勞動災害的手續都沒辦。到目前為止就有兩個這種例子。故意怠慢勞災手續。以各種藉口故意延遲。因而使本人變得待不下去，只好自己提出辭呈。辦勞災手續，對公司並沒有損失。然而卻故意這樣為難人。實際上就有這樣過份的公司。

中野醫師在聖路加國際醫院擔任精神科主任時，正好遇上和-圖-書地下鐵沙林事件。當時在築地的聖路加醫院擁進六四〇名被害者，因此醫師也人手不足，這本來是屬於他專門領域之外的工作，但他還是去幫忙做那緊急治療。那是事情的開始，現在則接受超過五十人的地下鐵沙林事件有關ＰＴＳＤ（心性外傷後精神障礙）的患者。

最主要的重點還是害怕。會不會有事件發生時的事重新閃現的情況？另外會不會失眠或做惡夢？有沒有集中力降低、或記憶力降低的情形？有沒有變得焦躁、容易發怒的傾向？除了頭痛、頭昏眼花、疲倦等之外，其實還會有各種形式的症狀出現。因此總之如果有任何不尋常的煩惱困惑出現時，不管是什麼樣的事情都沒關係，希望不要客氣，儘管來跟我商量。

此外因為是以非常強的力量去壓抑記憶的，因此能量往那個方向使用耗盡了，也有這方面的可能。因此能量沒有轉到正常機能，或朝向普通的行動。所以整體水準都下降了，這種情形就是ＰＴＳＤ的一種特徵。

在我服務過的聖路加醫院，內部有從其他部門把患者轉到精神科的通路。但其他區域性綜合醫院也許沒有成立這樣的通路。可能相互間的管道並沒有妥善運作。我有這樣的印象。因為大醫院裡內科、外科和精神科，彼此之間也有各自分離作業的情況。

也有人哭哭啼啼地辭掉公司的工作。是一位女性，為了頭痛之類的煩惱而無法做好工作。可是周圍的人卻完全不了解。說是「中毒症狀已經治好了，所以應該沒事了吧」，不讓她減少工作量。每天都加班、加班到深夜十二點左右，抱怨太辛苦也沒有誰肯幫忙，沒有人肯理會。這樣一來已經不得不辭掉工作了。

在那事件後他辭掉聖路加醫院，在東京九段開了「九段中野診所」。我於一九九六年二月和十月，分兩次請教了他有關專門性的寶貴意見。他表示「我希望多一個人也好，但願能到這裡來找我商量」，現在他幾乎是一個人承接許多患者的狀況，工作似乎相當忙碌。

例如有人說不出「害怕」。那往往是因為「害怕得無法從嘴裡說出害怕」。如果害怕的事情能說出害怕的話，可以說是已經相當鎮定下來的證據。也就是說他們還處於混亂得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的狀態。但卻不能勉強把那拉出來。必須把混亂當混亂照樣來接受才行。那是必須自然到達的，不應該由這邊強行拉出來。等到稍微鎮定之後，恐怖的感情會終於一點一和*圖*書點地流露出來。

然而到了現代，共同體系統實質上已經消失，唯有那穢民意識還潛在地殘留著，我想也許是那個產生了類似心理上的隔離。也就是說感覺上像「不摸不碰」。被以不聞不問來對待。這對被害者來說是非常難過的。

來看診者的症狀，畢竟多半屬於比較重的。總是要特地出門走來這裡呀。

所以當震災發生後，我相信大概有很多震災受難者在全國避難，我想成立和震災有關的ＰＴＳＤ受診單位，而曾經到厚生省去申請。但並不順利。厚生省還沒有開始組成照顧ＰＴＳＤ患者的態勢。

是的。沒有改變。

事件發生後已經一年半過去了，雖然如此依然還有相當多人無法完全脫離當初的「混亂階段」。那要釋出外面是逐漸的，一點一點的。可能是事件發生以來，忍耐又忍耐，終於到了現在已經忍無可忍，才敲門出來似的感覺吧。最後一個來找我的新患者居然是在今年的八月底才來的。

我想很多部分是由ＰＴＳＤ來的。但視力降低等眼睛的症狀則不能以ＰＴＳＤ來說明。這就不能斷言說只有精神性的東西。雖然關於眼睛痛很多情況是ＰＴＳＤ的症狀。

例如麻原被逮捕那天，有一位患者以為地下鐵又發生沙林事件，而陷入恐慌狀態跑來找我。一旦發生這種有關的大事時，那段時期就會出現很多回憶閃現的例子噢。確實電車裡看見有人戴口罩，是直接的導火線。那完全是錯覺、幻覺狀態。但實際上那個人的腦子裡，清清楚楚發生這種事情。腦子裡深信發生了。那時候我好幾次好幾次好幾次反覆說明「不，沒有發生這種事件。」

畢竟要不是眼睛看得見，誰都能明白的受傷之類的，多半得不到周圍人的理解。明明有病，人家多半也以為你是「賴皮、撒嬌」，或「不夠努力」。

很多人說集中力和力氣降低相當多。另外也有人說連思考力也降低了。記憶下降可能也是這些一連串機能降低之一。我想是從ＰＴＳＤ來的，想把非常難過的記憶往心裡深處壓抑，因此會往縮小自己活動範圍的方向走。於是自動地記憶力的活動範圍也變狹小了。

自己明明抱著很深的心理傷痛，卻不承認地過下去，有時候可能會變得非常危險。例如其中也許有人過度專注投www.hetubook.com.com入工作，或增加酒量，以這些來蒙混度日。

在那個人一直說「好可怕好可怕」之間，逐漸好轉。不久就不再來了。說起來，會說「好可怕好可怕」的人，反而容易治好。在我聽他們說話、和他們共同感受痛苦，照顧他們之間，他們似乎就會逐漸一點一點地輕鬆下來。對於可怕的事能夠感覺和說出可怕。表示已經稍微能夠整理出頭緒了。還有很多人混亂得連這個都辦不到，或處於莫名其妙的狀況中還出不來。

因此我的治療法大多的情況，正如前面已經說過的那樣，是仔細地聽對方說話。對那恐怖或痛苦之類的感情只是照樣接受下來——我想這才是正道。此外也一併使用藥物療法，往往也很有效。

這次事件的情形，是在莫名其妙之下，某一天忽然被拉進死亡深淵去。對在場目睹事件的人來說，那應該是一種深不見底的恐怖體驗。何況所謂沙林毒氣的恐怖，是過去從來沒有化為語言過的東西。因為這是完全未曾有過的事件。所以被害者在真正的意義上，我想還無法把當時的恐怖感確實地化為語言。結果正因無法好好將它語言化，所以只能代替地把它身體化。腦子裡尚未完成把感受到的事情轉換成語言，或意識的回路，沒辦法只好勉強壓制下來。但是不管多麼努力刻意壓抑，身體卻自然產生反應。這就是所謂的「身體化」。

總之要接受照顧療養——這是很重要的，我有這種強烈的感觸。當然復原的程度因人而異。有人是逐漸慢慢復原，也有人因為某種轉機而戲劇性地復原。有各種情形。

在看沙林被害者的精神科醫師，除了我之外好像不太多。這真的很不可思議。我每次有機會就會問問其他醫師。我想如果有其他醫師在做的話，我們可以組成聯絡網。

是的，我想擁有ＰＴＳＤ症狀經驗的地下鐵沙林事件被害者，人數應該會占全體的三、四成左右。因為全部被害者的人數高達五千人以上，所以拿總數來說應該是非常多的。在聖路加醫院我們對八十個人左右做過問卷調查，是事件後三個月和六個月時做的調查，兩者的情況，曾經有「記憶閃現」經驗的人數都超過三成。三個月之間那數字完全沒有減少，從個別來看甚至也有惡化的例子。也有人令我吃驚「這樣子居然還能過普通生活」的地步。

嗯，是的。本來就是屬於這種性質。其中有些不管他也會自然康復，有些和-圖-書則不能。這要看心理性外傷在那個人的心中到底殘留、固著得多強烈的程度而定。

如果想要獨自一個人處理的話，往往反而會惡化，這有必要藉別人的幫助。對象並不一定要是專門的醫師。但必須是能理解的人。這是必要條件。就算把煩惱抖出來，如果被人家很直接地頂回「那是因為你太脆弱」的話，受的傷反而會加深。事實上有很多人是被人家這樣殘酷地說的。昨天第一次來這裡看我的人，也是一直被周圍的人說你太脆弱太脆弱，而變得非常落寞消沉。這種狀態如果繼續的話，只會逐漸加深對別人的不信任感而已。真正的情形沒有被了解——這是沙林事件被害者的特徵。大家真的都很孤獨。

除此以外，社會上或許有眼睛看不見的歧視之類的。對沙林事件被害者心理上的歧視。所以可以看到受害者中，有人盡量隱瞞自己曾經被害的例子。感覺就像原子炸彈被害者一直想隱瞞那事實一樣。

他風貌穩重，談吐溫文，但想要盡量多救為ＰＴＳＤ所苦的患者，他極熱切地想讓世間更廣泛、正確地認知有這種障礙存在。這種認真的態度深深地傳達給我。當然，患者的信賴必然很深厚。

不過倒也有一個好消息，這次勞動省已經認可ＰＴＳＤ也適用於勞災。關於這個我也提出意見書請願過。終於正式被認可了。

以症狀來說，會有失眠、惡夢、恐怖感之類的。所謂恐怖，是指害怕搭地下鐵、害怕走進地下道——例如這些症狀。鎮定不下來，心慌慌的，沒有集中力。此外還有整體性的迴避，不管什麼平凡事都容易憂慮。為了忍受自己的痛苦而耗盡精力，變成已經沒有身心餘裕去轉向其他行為。於是自動地切斷其他活動。而且同時倦怠感和疲累，也可能是由於腦子裡還有當時中毒症狀的flashback所引起的。

我希望為後遺症而苦惱的人，能輕鬆地來敲我們的門。總之希望能來看一看。如果結果說「你沒問題，不用擔心」那就好了。所以如果有不安的話隨時都歡迎來看。請不要以為「這麼輕微可以去嗎？」無論是什麼形式，如果有什麼病痛，就該找專門醫師商量一次看看才好。

事件發生以來雖然已經經過一年半了，但到現在每逢有什麼事，我自己都會重新發現這件事的重大。而痛切地感到「啊，自己竟然還不完全知道這種事。」想到「原來如此，這個人居然經歷過這樣恐怖的體驗哪。」

說到治療方法，以我的情況並沒有採取特別手段。只是聽取他們的話，感受他們的心情，一一提和_圖_書供建議。

是啊。還有相反的，在某種意義上被電視人為操作映象化了。「所謂事件就是這麼一回事」，一般已經普遍形成安逸的固定觀念了。非常表面化的。例如在地下鐵入口人們一個個倒下去的情形。但那只不過是非常表層的一點點而已。真正淒慘的部分卻是電視上所沒有反映出來的。

是啊。因為不是身體上的情形，這種認識很不容易普及。而且很多上班族把自己的症狀隱藏起來，裝作沒什麼事似地工作著。像這樣越隱藏，症狀多半會越惡化。但正如剛才說過的那樣，如果在公司裡有類似刁難的情況時，就會變得待不下去而終於辭職。這樣一來被害者等於受到雙重傷害。因為事件受傷，再因公司的態度而受傷，就有人因此而消沉的例子。對這些人要如何伸出援手雖然是個難問題，不過我認為像犯罪被害者給付金一樣的制度不妨更廣範地活用。

雖然只是我的推測，這或許和日本社會對類似「汙穢」概念的歧視也有關係。日本從古時候開始，凡是接觸過死亡或災難之類的人，就會被認為沾上了汙穢，而沾上汙穢的人則會被周圍的人隔離起來，有這種傳統對嗎？不過從前那是有必要的。不光是所謂的偏見，雖然隔離，但他們對那些被隔離的人還是好好地在共同體內照顧著。不讓他們工作，而在某種意義上給與保護。並且在做消災儀式中，讓「沾上汙穢的人」慢慢痊癒。因此你不覺得古時候的「汙穢概念」，非常有效地發揮機能嗎？

身體上沙林被害的程度深淺，和這種ＰＴＳＤ基本上沒有關係。總之這是精神上所受到傷害程度的問題。比方說即使是輕傷者，但其中有人在現場拚命地照顧倒下的重傷者噢。看著對方一面口吐泡沫，一面非常痛苦地在自己眼前逐漸死去。那狀況簡直就像戰場一樣悲慘。在這些人裡面有相當多出現ＰＴＳＤ症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