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相如坐的是四匹馬拉的驛車，將到成都，蜀郡太守率領僚屬父老，出城迎接。縣令「負弩矢前驅」，這就是親自替他擔任警衛清道的工作。不但為了表示尊敬，而且也確認他是一位重要人物，如果有人站在高處，可能會行刺時，就可以先發制人，一箭將他射死。

但就是上列的三項改革，由於張湯在財經方面是外行，而且臨之以威，恃之以法，拿政治的力量來否定經濟學上的諸般因素。所以弊隨利生，效驗不如預期。一直要到元鼎二年張湯自殺，孔僅為大農令，桑弘羊做他的副手，才進入了財經改革的正途。

有此一番經過，司馬相如原以為可以安然無事。哪知又有人密告他貪污，說他出使西夷時，受了對方的賄賂。這自然是誣告。西夷願意內附，原在貪圖賞賜，哪有財物行賄？而司馬相如又唯恐西夷不內附，有求於人，只當行賄，不宜受賄。況且他正從岳家分得一大筆財產，何必又受西夷之賄？凡此皆是情理上說不通的事。

接下來分析，征服南越的途徑，從湖南、江西人廣州，水路有寬有狹，港灣分歧，不但運兵不便，而且容易中伏。陸路則小道崎嶇，軍糧的運輸先成問題。況且由江西、湖南到廣州，是人人皆知的兩條路。大軍所經，行動無法保持機密，南越可以從容防禦。一方面勞師遠征，一方面以逸待勞，勝負之判，不待智者而卜。

第二項改革是鹽鐵的國有化，出於東郭咸陽和孔僅的建議，他們是鹽鐵世家，甘願犧牲家族的事業，以整個國家的利益為前提，是很了不起的。但是，這個建議的動機是出於武帝的「不私」，因為「山海天地之藏」，也就是不屬於任何私人的一切天然資源，都應歸於少府管理，成為天子的私產。武帝放棄了這些資源的所有權，交由大農令處理，收入歸於國庫，於是東郭咸陽和孔僅，以專家的資格，提出了鹽鐵國有化的建議，於元狩四年試辦。及至桑弘羊執政，大置「鹽鐵官」於天下，積極推動其事，其效果比張湯時代，自然大不相同了。

「噢！」武帝喜出望外，「此人在哪裏？」

「沒有！我生來與世無爭。本地人有窮的，我借錢給他。有做錯了事的，我暗地裏勸他。我住什麼地方，什麼地方的人跟我好，沒有冤家，哪來的冤屈？」

「緡」字讀如民，用來串錢的絲繩叫做緡，錢多則用的緡也多，於此可知，「緡錢」就是財產稅，也可以說是所得稅，但只適用於工商界。稅率分做兩種，商人二十算一，手工業四十算一。馬車和船有個特別的規定，船長五丈以上起征，商人用的馬車倍征。五丈以上的船，自然是貨船，而「商賈不得衣絲乘車」的禁令雖已名存實亡，但仍加重其稅負，所以這個關於車船計算緡錢的特別規定，明顯地表現了政府對商人的歧視態度。

陳皇后的母教不大好，家世貴盛，六、七歲時就成了未來的皇后，從小養成嬌縱的脾氣，加以她母親一向喜歡攬權生事，目空一切，陳皇后耳濡目染，處處霸道。再有一個想法，認為武帝的得位，別有淵源，越發有恃功而驕，種種令人難堪的語言神態，使得武帝大為不滿。在他心目中的陳皇后，已不是十年前願以「金屋貯之」的阿嬌了。

自元狩四年初置鹽鐵官，到後元二年武帝崩於五柞宮，此前後三十三年之中，國庫的支出，什百倍於往昔，連年用兵。開疆拓土，巡行天下，大事興作，以及水旱災荒的救濟費用，都由於桑弘羊的財經改革而得以支應。史記「平準書」說：「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金錢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又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漢書」中也說：「首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不加賦而軍用給」。於此可以想見桑弘羊對國家的貢獻。同時亦可以看出，桑弘羊的財經改革，具有保護農業的特性。而當時的士大夫中頗有人認為桑弘羊捨農之本，逐商之末，顯然是不公平的論調。

但是，張湯至少做對了一件事，那就是培植了一些專家來從事財經的改革。這些專家都是商人，一個姓東郭名咸陽，是山東的大鹽商；一個叫孔僅，河南人，是卓王孫的同行，以冶鐵起家；另外一個就是桑弘羊，他是洛陽富商的兒子，十三歲就在武帝身邊當侍中，這個郎官，是花錢買來的。

司馬相如奉召入京，約在武帝即位之初。到了建元六年，太皇太后駕崩，國勢開始發生極大的變化。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是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年，值得大書一筆。

緡錢的徵收，採取自動申報制度，謂之為「占」，作估計解。商人自己估計一切動產、不動產的價值，列冊呈送地方政府，照冊徵稅。規定的罰則是，隱匿不報，或以多報少者，罰到邊境勞役一年，財產充公。

除成都及僰道附近以外，遠處不便親自宣慰。司馬相如便做了一篇「告巴蜀檄」，申明人臣之道，以及天子存撫天下的至意。要求地方上職司教育的「三老」，開導子弟。這篇檄文，與汪洋瑰麗的賦來比較，筆調不同，但義正詞嚴，確是經世之作。

史書稱桑弘羊為「興利之臣」，而在他被大用以前，武帝已用各種方法，來減輕衛青每年以數萬人遠擊匈奴所加諸財政方面的沉重壓力。例如「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官職爵位可以購買，徒刑可用錢來贖免或減輕。但戔戔之數，無濟於事。武帝本希望富翁、大賈，有所捐輸，結果亦大失所望，富商大賈無不隱匿財產，於是而有所謂「入羊為郎」的故事產生。

陳皇后就此被廢，武帝所賜的「策」，簡單明瞭。「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長門官在長安城內，是個獨立的離宮，規模不大，不妨說它是個冷宮。

因此，當時有許多人反對鹽鐵國營，如卜式即為其中之一。憑心而論，這個政策是正確的，但執行上所生的偏差太大，以致於使人懷疑到政策的正確性。良法美意而託付非人，則未見其利，反受其害。東漢「和帝紀」有段話說：「中興以來，匈奴來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體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采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阻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達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為了「吏多不良」，不能忠實奉行命令，寧願毀棄一個良好的政策，可以想見其內心的憤慨。

於是一個希望兒子做皇帝，一個希望女兒做皇后，王夫人和館陶長公主在共同的利益之下，攜手合作，展開了排擠太子及其生母栗姬的密謀。偏偏栗姬善妒，這個弱點被館陶長公主用各種方式來強調，加以還有竇太后的左右，景帝終於在即位後的第七年，把太子劉榮廢為臨江王，栗姬憂憤而死。

至於鐵冶，則在國有化的同時，便已成為國營事業。當時鐵的分佈區域凡卅八郡，依其產量多寡，每郡設鐵官一至二人，總計卅八郡的鐵官共四十八個。自開採、鍛冶、加工到發售，都由鐵官一手主辦。發售鐵器所得的盈餘，全部解交國庫。

這一個地區，還有許多小國，也要唐通一一去交涉。他們的看法是，漢朝要來置郡設吏，根本就是妄想，因為重巒疊嶂，無路可通。答應了他的要求，等於不費之惠，而眼前先可獲得漢家使節所贈送的大批綢布，則又何樂而不為？

「我什麼都不要。只請你把我的一點點愚見，代奏天子。」卜式發表了他的「國事意見」：「現在天子誅殺匈奴，我以為賢者宜死節，有錢的人要捐獻。這樣匈奴才可以消滅。」

找是找的一個女巫，名叫「楚服」。聽這名字，就知道她的籍貫，是如今湖南湖北一帶，這個區域原為楚國的疆土，在當時被認為是相當神秘的地方，尤以湘西為甚，巫蠱之風，自古已然。到清朝嘉慶年間，還有「河伯娶婦」之類的不人道的情事發生，而所謂「祝由科」，亦至今有人津津樂道。由此可見，在那時找個女巫來為皇后祈禱皇嗣，原是件不足為奇的事。何況武帝本人也跟他祖父一樣，素來迷信方士。然則，陳皇后求巫，何以又會賈禍呢？問題出在這個女巫的性別上面。

就這樣一直到了臨邛。臨邛的縣令自然早就不是王吉了，但他這一次重來，比第一次作王吉的上賓時，還要榮耀。而最興奮的是卓王孫，他會同地方上的紳士，列隊迎接，獻上牛酒，慰勞他的從人。自然，還要大張筵宴，來歡迎他和他的副使。

這是司馬相如的意外收穫。但是，在公事上，卻有問題。蜀中父老以司馬相如為榮，只是因為他被拜為「中郎將，建節」，等到他召集會議，說明使命，大家的反應卻很冷淡，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這一下又要地方上貢獻物力和人力了。

武帝對唐通的建議，頗為欣賞，拜他為「中郎將」，秩比二千石。這是除了丞相以外，最高的俸祿。唐通接事以後，著手籌劃夜郎之行。所帶的士兵有一千名，卻配備了一萬多的伕子，因為深入不毛，一切軍需品，還有贈送夜郎及其他小國的禮物，主要的紡織品，都要從內地帶去，並且車輛無法通行，唯有肩挑背負，自然要用到這麼多伕子了。

工商稅中有鹽鐵稅。「緡錢」、酒稅、過口稅等。過口稅極輕，不過用來供給「關吏」薪俸，而「緡錢」極重，罰得尤重可以破家。

卜式曾經說過不願做官的話，此時不便自食其言，所以面奏武帝，不願為郎。武帝最善於因材器使，便說：「我有羊在『上林』，你去養吧！」上林是御苑，在長安西面，為秦始皇所闢。到武帝時，大加擴充，周圍三百里，十二宮、卅六苑；內中有百卉異草，珍禽奇獸，如白鹿之類，但也養著家畜，以供食用，所以有羊。

此外還有貪官污吏，利用法令的空隙，職務的便利，營私舞弊，花樣極多。但嚴刑峻法，決不姑息，所以貪污雖多，民怨能平，無礙於桑弘羊的計劃的推行。

因為國庫有了這一筆大收入，不但地方的財政情況，大見好轉，武帝亦得繼續推行他的國策。元鼎五、六年間的定南粵、代東粵、定西南夷、分置張掖、敦煌郡，其來有自。這時候他已下詔「不復告緡」。而與「告緡」同時發動的財經改革，亦已見效，光是山東一地，漕米增加了六百萬石，一年之中，和-圖-書太倉和甘泉倉的糧食就都堆不下了。大漢的國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首先是浮濫的開支，增加了成本。成本增加不說，品質還不好，拿鐮刀來說，鈍得連草都割不斷，農夫花費的氣力大而收穫少，所以無不怨聲載道。尤其令人傷腦筋的是，鐵器公賣，官吏不把它當生意來做，主顧上門，愛理不理。要買就買，不買拉倒，不准挑，不准還價。

這種新通貨，份量與五銖錢相近，但製法不同，名為「赤仄」或謂之「赤側」。仄與側義通，都作邊側解釋。赤者赤銅。日本的一部古籍，寺島良安所撰的「和漢三才圖會」說：「按：赤銅者黑色帶少紫也，而赤字無據。」由此可知，赤仄之赤，是指紫銅，以紫銅為廓，此「廓」字又指邊側而言，因而所謂「赤仄錢」就是黃銅所鑄的錢加一道紫銅的邊，而且應該像幾十年前的銅圓一樣，邊緣微微高起。這樣做是為了防奸絕弊。

「那末，是不是你有什麼冤屈，想要申訴？」

因為那時的「奸民」，在「銅錢眼裏翻跟斗」的花樣很多，其中有一種，真可以說是「刮皮」，是把銅錢磨薄，拿磨下來的銅屑，作為私鑄的原料。赤仄錢用硬度較強的紫銅作外廓，使得想磨取銅屑的人，較難下手，紫銅的熔點很高，而又作成外廓，這需要高級的冶煉技術及設備，非一般私鑄者力所能及，自然而然就有杜絕偽錢的作用。

這個牢盆當然要由鹽民繳價請領。成為「官器」。由官器中所生產的鹽，即為官鹽，由公家統一收購。因此，鹽民等於是受雇於公家的鹽工，由分佈於甘七個郡的卅七個鹽官分別管理。

因此，唐通的這一次任務，可以說是圓滿達成。但是他的目的不在置郡，是在能夠利用牂柯江，而牂柯江要能為漢所用，還需要經歷一段極艱苦的過程。

東郭咸陽與孔僅，是由當時頗帶些快氣，最喜引進人才的大臣鄭當時，保薦到朝廷去的。在張湯掌權的時期，這兩個人的官位是「大農丞」，用現代的官制來比照，等於財政部次長，孔僅的地位又要高些，那就是政務次長了。

當時武帝身邊有個侍從，專門替他管理獵狗，職稱就叫「狗監」，名叫楊得意，是成都人。聽見天子的感嘆，便即回奏：「臣有個小同鄉叫司馬相如，他告訴臣說，在梁孝王門下時，作過一篇賦，就是陛下剛才所唸的『子虛賦』。」

在文帝時，賈誼就曾提出過中央保有貨幣製造權的建議，至此始告正式實現。目前在許多錢幣收藏家手中的「五銖」錢，十中有九是「三官錢」。它的成分準足，製造精美。一般的私鑄者，根本造不出那麼好的錢，因而私鑄之風，自然而然歸於消滅。這不能不說是桑弘羊對國家的一大貢獻。

這番話正投武帝所好，再一次把他的事跡義行，「佈告天下，使明知之」，而且賜爵「關內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封候是大用的先聲，不久大拜，為「御史大夫」，這是副丞相的職位。可是沒有多少時候就垮了下來。因為鹽鐵國有化及徵收船稅，在執行技術上發生了偏差，卜式建議廢止，武帝大不高興之故。

「入羊為郎」是「漢書」的作者班固挖苦卜式的話。近代表揚卜式，稱他為「愛國商人」可是看「漢書」的記載，此人是不是當得起這個榮譽的頭銜，不無疑問。他是河南洛陽附近的人，以畜牧為生，不曾讀書而好名。由畜牧發了財，把他所置的產業，都送給了他年紀很輕的弟弟，自己趕了百把頭羊進山，再去收養，養得多了再置田產。而他的這個弟弟，因為缺乏長兄的教導，錢又來得容易，信手揮霍，成了敗家子。卜式也就一次一次分產業給他。

均輸、平準制度當然也有缺點。這些缺點，不是制度本身的毛病，就像鹽鐵國有化一樣，出於執行的不善。而執行的不善又往往出於環境的限制。舉個例說，通訊的不便，就發生了時效的問題，某地某項物資過剩，報到中央，下令大量收購，文書一來一往，也許已在三個月以後，過剩的現象消失，而命令不曾撤消，於是變成病民之政。

對這個用管理羊群的方法來管理老百姓的理論，武帝頗感興趣，想來實驗一下。便叫他回河南去做緱氏縣的縣令，成績果然不錯。再調到成皋，並兼管漕運，考績第一。這一下武帝要重用他了。其時正封諸皇子為王，王夫人得寵，她的兒子劉閎，最為武帝鍾愛，封為齊王，在傳統上這是第一個大藩。卜式被派為齊王太傅，負輔導齊王的重任。但劉閎因為有病，未曾就國；太傅無所盡其職責，便轉為齊國「相」，治理齊國國政。

於是大長公主以黃金百斤為潤筆，請司馬相如寫一篇可以感動武帝的文章，那就是他流傳於後世的六篇賦中的「長門賦」。與描寫神仙的「大人賦」一樣，在技巧上仿楚辭的形式。至於寫上武帝，「嘉覽」之餘的效果，多說武帝大為感動，復見親率，以後又冷淡了下去，如昭明文選「長門賦序」所說：「相如為文以悟主上，復得親幸」。而「漢書」補注，以為「『復得親幸』者，著述之體，皆著其效驗，『說苑』、『國策』皆然，」這話說得不錯。陳皇后「復得親幸」，並無正面的證據。但未回君心的反面證據卻有兩個。第一，陳皇后果然復得親率，則必移宮。即令仍為廢後的身份，不能復居正宮，可是以未央、甘泉等宮，千門萬戶，亦必有一處比長門宮好些的宮苑來安置她。其次，如果武帝曾臨幸長門官慰問陳皇后，則正史不載，稗史亦當有記，可是翻遍詳記長安、咸陽宮闕的「三輔黃圖」，找不出此事的影子。

漢武帝的第一個皇后，是他的表姊妹，館陶長公主的女兒。館陶長公主尚堂邑侯陳午，生女小名「阿嬌」。當武帝已被封為膠東王，大約五、六歲時，館陶長公主攜女入宮，探望膠東王的生母王夫人，把她的那個早慧的內侄抱在膝上，戲謔地問他將來願意娶什麼人作妻子。指這個，他不要，指那個，他不要，最後指著她的女兒問：「阿嬌好否？」

廢止赤仄錢是在元鼎四年，那時孔僅升任大農令，桑弘羊作他的副手。第二年，由桑弘羊一手主持，下令「悉禁郡國鑄錢」，天下非「三官錢」不得用。而各郡國所鑄的錢，一概回爐銷毀，「將銅輸於三官」。

等回到長安覆命以後，唐通立即著手研究牂柯江的問題。因為他從軍事地理上著眼，已發覺這是制服南越的一條捷徑，也是南越自己都還不知道的一個致命的弱點。

「我從小牧羊，不知官怎麼做？」他說：「我不想做官。」

均輸制度就是針對上述缺點所設計的改進辦法，在各郡國設置均輸官。當然也還要建造倉庫，就地收納貢物，或政府指定收買的物資，然後根據中央的指示，轉運需要的地區。這一來即省了運費，也省了時間。就現代來看為理所必然，而在當時為突破傳統的一項新觀念。經濟問題有時本來就是觀念問題，能打破心理上的蔽障，便有全然改觀的局面出現。

領旨出宮，司馬相如托楊得意找了個有園林花木的地方，作為寄寓，杜門不出，精心構思。有時一睡一天，有時徹夜捉筆，生活起居，完全失了常態。這樣經過三個月之久，他的賦終於寫成了。

不久，南粵發生了變亂。事起於武帝派往南粵的專使，是南粵太后的舊歡，這位專使的外交辦到了她的寢宮裏，枕邊細語，一國興亡。南粵太后決定率幼王群臣內附。國相呂嘉，以太后私通漢使為恥，表示反對。太后謀誅呂嘉，而呂嘉先發制人，率兵入宮，弒太后及幼主，又包圍行館，殺了漢使。武帝聞報震怒，遣水陸兩軍十萬人，三道出師伐南粵，又發夜郎兵出未修成的南夷道，千辛萬苦才到牂柯江，順流而下。直抵番禹，滅南粵，置九郡。時為元鼎六年，唐通的企圖，經過十八年終告實現。

最瞭解桑弘羊的，無疑地是武帝，因此當武帝駕崩時，桑弘羊與霍光等同受顧命，輔助幼帝。幼帝弗陵即位，是為昭帝。當時大權在霍光手中，四海無事，輕徭薄賦，頗有治績。始元六年，下詔徵詢民間疾苦，各地所舉薦的「賢良文學」，都請求放寬經濟上的措施，也就是希望推翻桑弘羊的一切財經計劃，於是展開了一場大辯論。結果，只取消了酒稅一樣。可見得桑弘羊的理論，是不容易推翻的。

這個稱為「皮幣」的皮袋，價值四十萬錢，用來盛放青玉——「蒼壁」。規定在郡國的王侯宗室，按期到長安來朝覲天子，或者奉召參與什麼慶貿祭的集會，一定先要呈獻一方用皮幣盛放的青玉，然後才可以動身。這就是說：「皮幣薦壁」成了王侯宗室專用的入境證，而取得此入境證的規費為四十萬錢，外加青玉一方。

於是商人遭遇到了空前的厄運。其時因為連年對外作戰，國家處於一種總動員的狀態之中，不得不採取嚴刑峻法，因而酷吏輩出。其中一個河南人叫杜周，此時正當御史中丞，「告緡」就由他主辦。他派出一個部下叫楊可，巡迴天下，就地受理。由於獎金豐厚，告密者不計其數。楊可報到京師，杜周處理的原則是：寧可失人，決不失出。因而家產中人以上的商賈，大致都破家。充公的財產以億計，沒人公家的官奴婢以千萬數。商賈的田地房屋，都成了公產，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

於是武帝要他陳述意見。他說：那些西夷離蜀郡很近，交通方便，秦朝曾立為郡縣。現在真的要立郡置吏，決不會像收服南夷那樣麻煩。

於是邛峽以東，大渡河以西，北起漢山，南迄雲南邊境，這一片約三萬五千平方公里的長方形土地，從此歸入漢家的勢力範圍。西夷各部落，正式成為漢朝的屬國，司馬相如重新調整縣區，整理交通，並奏准設一個「屬國都尉」的職官，加以管理。

於是武帝就派楊得意為使者，持「節」宣召司馬相如來京。「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司馬相如把文君留在成都，單身隨著楊得意，乘了公家所供給的驛車，自金牛道北出劍閣。經漢中，到長安。

司馬相如以琴曲得妻，文君亦以琴曲挽救了她的婚姻。相傳文君為此作了一篇「白頭吟」，設酒抱琴，與夫決絕；酒入愁腸，鼓琴而歌，唱的是：

回首前塵，卓王孫想到司馬相如，當年穿了一條「犢鼻褲」，親自洗滌酒器的情形，自不勝今昔之感。再想想當年為他難為情，甚至不敢出門，而此刻是「欽差大臣」的老丈，顧盼得意之餘，不免愧悔，喟然而歎：「唉！應該早把文君嫁給他的。」於今補過之道，袛有拿文君另眼看待，因而重新分家，文君所得的財產，與她哥哥的所得，完全相同。

總之價錢貴，東西不好，而且要用的時候往往買不到，而用不著時，卻又往往強行攤派，以致老百姓痛苦萬分。

當時的論辯紀錄，在二三十年以後，由桓寬其人，整理成書，共六十篇，名為「鹽鐵論」。這部書是中國經濟學上的寶典，影響及於後世的國計民生者，至深且巨。最服膺桑弘羊，對「鹽鐵論」研究得最透徹的，應該算王安石。可惜，他知人不明，而且操之過急，以致變法失敗，然而無損乎桑弘羊的理論的價值。甚至我們可以說，民生主義中就含有他的見解的精義在內。

漢書「外戚傳」說：「陳皇后挾婦人媚道」。此當是楚服所教。「漢武內傳」等書有比較詳細的記載，說陳皇后宮中，每到深夜有神秘的祭祀，服藥祝禱。而楚服易釵而弁，與陳皇后同入帷帳，行跡異常詭秘。可想而知的，這就是教導「媚道」的時候。

司馬相如此行，在武帝來看，十分可嘉。不但巴蜀民憤平息，而且進一步又征發了許多人，在唐通指揮之下，繼續未竟的工程。至於司馬相如本人，在跟唐通深談，並經過多方考察以後，也激發了雄心壯志，願步唐通的後塵，為國家開疆拓土。

在這個作業程序之下，元狩、元鼎年間所從事的財經改革，大要有三：幣制的整理、鹽鐵國有化、均輸制度。「告絹」令則是楊可所設計，杜周所主辦，而為張湯所全力支持。這是由商人過份重視個人利害所激起的，矯枉忒過其正的惡政，正是宣帝所謂「雜王霸道以治」中的霸道部分，不足為法。

那時，司馬相如已五十開外，文君則正在盛年，但「不安於室」的不是盛年的妻子，而是暮年的丈夫。在茂陵，司馬相如看中了一個妙年女子，想娶來作妾。這在當時的道德規範來說，是件無足奇亦無可非議的事，如果有什麼人的妻子，為此提出反對，必蒙妒婦之名，但文君與司馬相如的關係不同，即使在那個時代，司馬相如的企圖也應該被視為負心。旁人的觀感如此，文君的哀傷憤懣，可想而知。

其時的「財政部長」——大農令，就是顏異。他即與張湯的政見不同，則張湯關於此方面的改革，可以想像得到，是越過了顏異，與此兩丞取得了直接的聯繫。我們還可以想像得到，張湯的改革計劃，大部分出於這兩個人的建議。只是純經濟觀點的草案，到了張湯那裏，用法的觀點作了修正，結果變成外行領導內行，以致流弊百出。

但是長安雖為首善之區，人才薈萃，等一問到西南及南方的地理，卻都瞠目不知所對。最後，請教由巴蜀來的商人，才算得到了滿意的答覆。

「司馬相如曾為先帝的郎官，因為先帝不好辭賦，所以辭官游梁。梁孝王薨逝，門客裏散，司馬相如也倦游回鄉了。」

元狩、元鼎年間的財經改革，首先要從幣制談起。文帝時代的「法幣」是四銖錢，景帝一仍其舊。但吳國亂平，又抄了鄧通的家，兩大「私人造幣廠」消滅以後，下令嚴禁私鑄，而私鑄之風不滅。武帝即位，廢四銑錢，行三銖錢，更助長了私鑄之風，因為錢輕了，私鑄更方便。

於此可知，唐通要想利用牂柯江運兵，先要能開一條路到達牂柯江。他的這第二步計劃，也得到武帝有力的支持。於是由長安重回蜀中，將得自夜郎的土地，再割出蜀郡南面的一部，合併設置新郡，稱為「犍為」郡，下轄十二縣，即今最富庶的川南一帶。

除了東郭咸陽和孔僅以外，另一個在張湯時期對當時的財政改革發生了大作用的，是桑弘羊。以「工於心計」的商人子弟而為天子近臣，桑弘羊在那時的地位，就好比白宮的經濟顧問一樣，武帝在財經問題上要作決定以前，一定會先徵詢他的意見。事實上，在東郭咸陽和孔僅擬訂草案時，他就參與了工作的。正史上記載，他們三個人常在一起討論財經問題，分析利害，細入毫芒，此是明證。大致關於元狩、元鼎之間的財經改革，其作業程序是。由武帝提出要求及原則性的指示，張湯據以制訂政策，交由「三人小組」擬成具體計劃。再由張湯作初步審核後，奏可施行。而在某種情況上面，桑弘羊與張湯處於同等的地位，以其同樣能直接影響武帝的意向。

這篇文章是假設他經營西夷，告一段落，回到成都時，有二十七個地方父老士紳去看他，提出質詢，他又如何解釋必須要通西夷的道理。這篇文章中有好些警句，說：「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常人對非常之人，非常之事，自然莫測高深，因為莫測高深，不免戒懼不安，所以他接下來說：「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接著引用「詩經」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話，大事發揮天下必須統一，教化必須普及的理論，以為他的開山架橋，擴大邊關來促進與西夷的交通，是「創道德之途，垂仁義之統」。結論中又有警句：「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指出有耕耘必有收穫，於是來質詢的父老士紳為他說服，欣然表示，不論老百姓如何艱困，一定支持朝廷的決策。這樣的文章，武帝自然欣賞，他下令把這個文件頒行巴蜀，讓大家瞭解天子的苦心。

鹽鐵國有化的政策，在付諸實施時，技術問題，大有難易之別。鹽的問題比較簡單，因為鹽的本身在產地沒有什麼價值，完全是一個發售權的問題，所以說不准私煮實不如說不准私賣，更來得切合實際。

平準制度則是均輸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大致均輸制度創設的原意，在解決運輸上的難題。而一經實施發現有調節物資，平抑物價的作用，因而又設計了平準制度，它的辦法是：運用龐大的公款，在各郡縣設官買賣物資，物多則賤，大量吸進，物稀則貴，大量拋出。這是抑制囤積居奇的最好的辦法，至今猶不失其價值。而在今後若干年，也依然用得著。

如果陳皇后有個兒子，則以嫡長子的身份，當然被立為太子。那時不但母以子貴，皇后的地位可保無虞，而且由於骨肉的連繫，亦可望重承恩寵。為了這皇嗣的問題，關係重大，大長公主遍求天下名醫，花了無數金錢，覓來許多種宜男的藥，讓陳皇后服用，結果如泥牛入海，影響全無。醫不靈則求巫，哪知這一下為陳皇后招來了一場大禍。

夜郎地方甚大，它的疆土包括現在貴州的西部，廣西的西北部，雲南的東北部，四川的南部，這一大片地方。其時的國主名叫多同，他的城堡在貴州桐梓縣以東二十里，所以唐通取道巴郡的符縣，即今川南合江縣。縣南有一道關，就叫符關，為入黔的要隘。唐通出符關，折往東北，會見了夜郎候多同，先送一份豐厚的禮物，然後展開交涉，達成了兩點協議：一是夜郎割讓其西北部未經開發的土地，成為漢朝的一郡。二是讓多同的兒子，當這新設一郡的地方官。

「有這樣的文采，為何不出仕？」

可是能買得到還算是好的。賣鐵器的官吏生病、有事，或者既不生病亦沒有事，只是懶得做生意，就可以任意把大門一關，叫人撲個空。那末，多買些擺著行不行呢？不行！因為品質不佳，擺久了會生銹。

第二個大部落稱為「筰都」。司馬相如成都附近的笮橋之笮，與此筰相通，都作竹索的解釋。那裏的夷人，用竹索作吊橋，攀緣而渡，十分不便，司馬相如替他們造了一座橋，從此「邛、筰」聯在一起了。

光是一個陳皇后，已經對付不了，更有她母親推波助瀾，以姑母兼岳母的身份，提出種種唯有皇帝才能賦予的權利要求。武帝積不能堪，惡感愈甚。

至於工商稅，花樣甚多。漢朝對財經問題的處理，最大的失策，就是對商人的觀念和態度不正確。重農固然甚當，而過分輕商到了顯失公平的程度，則難免自食惡果。因為上下關係是相對的，不尊重商人則無由責商人以急公好義。拿商業稅來說，有一種「市籍稅」，不管你改了什麼行，甚至做了官，只要是商人的子孫，家有「市籍」便得照繳不誤。而「市籍」也者，在司法的意義上等於有「前科」。所謂「七科滴」中，「賈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佔了七分之四，這些有「前科」的人，隨時有戍邊的可能。試想，有「市籍」已是一種精神上的羞辱和威脅，復收稅而加以物質上的懲罰，然則經商「財累萬金而不住公家之急」，雖說商人重利，而政府也實不能不作自我檢討。

使者回到長安，據實回奏。武帝對卜式很嘉許，想表揚他一番，跟丞相公孫弘商量。公孫弘表示反對，他認為卜式這個人行事不合人情，很可能心懷不軌，最好不要理他。武帝接納了他的建議，就把這件事擱置了下來。

在政治上的雄心壯志以外，武帝對於文學的欣賞力也很高。有一次巡幸離宮，讀到司馬相如在大梁所做的「子虛賦」，擊節讚賞。他不知道司馬相如是何許人，只以為這篇「子虛賦」是古人的作品，所以喟然而歎：「可惜！我生不與此人同時」。意思是說，如果生當同時，他一定要跟此人見一面。

當時的西南為夷人所居，種族甚多，各成部落，統稱為「西南夷」，其中以「夜郎」為最大，地當今貴州省的北部。南方三個臣屬於漢的附庸小國，則原為漢族的移民。廣東廣西稱為「南粵」，或作「南越」，其王姓趙，是河北真定人。福建稱為「閩粵」，或作「閩越」，與浙江溫州的「東甌」，這兩個王都是越王勾踐之後。武帝建元五年，閩越攻南越，南越王上書求援，武帝派王恢和韓安國，自江西及浙江分途領兵夾擊閩越。未至其地wｗw.ｈｅtｕｂooｋ.ｃom•ｃom，閩越發生內亂，殺其王請降，大軍不戰而勝。

等移民的工作告一段落，地方官奏報當地富戶捐助的名單，其中有卜式的名字。武帝還記得他，特加賞賜——這個賞賜是古往今來所從不曾有過的。

「這樣的人，如何可以投閒置散？」

張湯當御史大夫的那六七年，權傾一時，一早上朝，與武帝討論財政問題，常到天黑，天子為之忘食。丞相李蔡和嚴青翟，只是擺擺樣子。主管財政的大農令顏異，則以對皮幣問題，略表不滿，竟致因張湯的陷害而被誅——用皮幣之初，顏異向武帝陳奏、說一方蒼壁才數千錢，而「薦壁」的皮幣值四十萬，此是「本末不相稱」。話是不錯，但稍嫌迂腐，武帝就很不高興。張湯原與顏異不和，此時見天子對他印象不好，於是叫人密告他反對改革幣制的詔令；武帝命張湯查辦。所謂反對的事實是如此：有人跟顏異說，新頒幣制的詔令，頗有窒礙難行之處。顏異不作聲，但嘴唇動了一下，似乎有話不便說。張湯就替他定了一款罪名，叫做「腹非」。說他身為大農令，如詔令有窒礙，應該上奏天子，不奏天子而心裏反對，當論死！顏異就死在這欲加之罪的「腹非」上。張湯的為人，於此可見一斑。

於是各地的鐵礦，無不大規模開採。公家的資金雄厚，冶鐵的設備和技術，一般而言，亦較私人為優良，照理說，應該生產增加，成本減低，頗有可為才是。而事實上不然，所有公營企業習見的毛病，在當時已應有盡有，歸納而言，大致如下：

所謂「西夷」，至少有二十多個部落。雲南以北，「邛都」最大，那地方在今西康西昌的東南。邛都人依山而居，累石為屋，有高至十餘丈的，漢人稱它為「邛籠」，而他們自己稱為「雕」。碉堡的碉，就是由這個「雕」字演變來的。

當元朔年間，朝廷連年用兵，國庫支細之時，卜式上書武帝，願以財產的一半，捐獻軍用。那時捐獻都是有所希求的，所以武帝派一個使者去問他：「你是不是要做官？」

那末，要怎樣才能不准私賣呢？孔僅以鹽業專家的資格，提出一個簡單有效的控制產量的原則：凡有出產，皆歸公家收買。是則沒有私鹽，就沒有私鹽販子。他的控制產量的辦法是：鹽，必須由公家制定的煮鹽器具中產生，否則就是私鹽。煮鹽的器具也很簡單，最主要的是一個盆，稱為「牢盆」。牢盆之牢，至今沒有可以令人滿意的解釋。照我的想法，牢者牢固之意，邊緣特高，品質特佳，特便於用鹽鹵煮鹽而已。

武帝決定獎勵卜式，以為激勵。於是召他到京，要他為郎官，賜爵「左庶長」——這是漢朝特有的制度，專門封賜老百姓的爵位，稱為「民爵」，左庶長是第十級，又踢田十頃，同時把他的事跡，佈告天下，「咸使聞之」。這一下，卜式名成利就，身份大不相同了。

司馬相如是正使，還有三個副使，名叫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壺充國後來當過武帝的「外交部長」——大鴻臚卿。

據說這篇詩感動了司馬相如，顧念舊情，打消了納妾的念頭。此後老病侵尋，但不廢為文，一篇賦成，立即有人要了去傳抄，結果連原稿都散失了。他死後，武帝派人向文君去搜求遺稿，還留下一篇賦，是專門獻給武帝的，其時為元狩五年。

在鹽鐵問題以外，另一項為舉國所關切，而引起傳統觀念支配下的士大夫所責難的大政，即是「均輸」與「平準」。這也是桑弘羊所以能在中國經濟史上佔一崇高位置的由來；當時幣制之弊，以及鹽鐵為私人所把持，對於國家的不利，前人都已談過，獨有「均輸」與「平準」的觀念與辦法，為桑弘羊獨特的創作，在經濟制度上為一空前的貢獻，影響力至深且遠，至今不替。

光是殺了一個縣令，無濟於事。數年之間，死亡枕藉而依然無功，巴蜀數郡的老百姓，這時可忍不住了，到長安去告了他一狀。

唐通所到的夜郎國，位處巴蜀之南，稱為「南夷」，此外還有巴蜀之西的「西夷」，也就是臨邛西北、西南的所謂「椎髻之民」，如「邛」、「笮」、「冉駹」等等部落，他們與夜郎不同，夜郎由於交通隔絕，與巴蜀的漢人很少往來，而西夷與臨邛等地，一向保持著貿易關係。當司馬相如回蜀時，他們羨慕南夷，得到漢家許多賞賜，曾表示出願意歸化的意向，司馬相如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題目，所以在報告撫慰經過的時候，附帶也提到了這一件事。

於是他開始物色使者。照文帝以來的傳統，類此宣達王命的任務，多派郎官擔任。環顧侍從之臣，順理成章地選中了司馬相如，因為他是成都人，並且有個豪富的岳父，在地方上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放任的自由經濟，至此已完全不能適應國策的需要，經濟制度的徹底改革，終於在武帝突破舊觀念的果敢決定之下，見諸事實。從此，臨邛卓家，再不能享有鐵冶事業的特權，漸致衰落。武帝的經濟制度改革，出於專家的設計及執行，效果優越。這些專家，都是商人出身，其中最有名的是桑弘羊，鐵礦國有化，就是他的傑作。

張湯是以法家的觀點來處理財政問題，用強有力的行政力量，來代替經濟學上的原理。除了皮幣為對諸侯的一種變相的徵稅，對於通貨回籠，稍有幫助以外，至於高面額白金幣的發行，對原來已經存在的惡性通貨膨脹，更是火上加油。幣信不立，「民弗寶用」，不管用什麼行政上的壓力，老百姓就是不肯用。萬般無奈，祗好廢止。不久，張湯得罪自殺。史紀「平準書」及漢書「食貨志」都說：「張湯死而民不思」。清末王先謙作「漢書．補注」說這是司馬遷和班固的「曲筆」。張湯欺上罔下，怨聲載道，老百姓恨之入骨，豈僅「不思」而已？只以張湯的子孫，在兩漢頗居高位，門第貴盛，下筆不能不稍微客氣些。這一看法，十分正確。

那時上林的白鹿，繁殖得很多，國庫中又有許多銀和錫，張湯的改革幣制，便在這幾樣東西上打主意。他把「孟子」上的「事之以皮幣」的皮與幣，當作「皮製的幣」來解釋，說：「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因而倡議發行「皮幣」，用上林的白鹿皮來製造，一尺見方，邊緣用絲繡裝飾。這所謂「皮幣」，實際上是一個很漂亮的皮口袋。

茂陵是武帝所闢的一個「新社區」，住民有二十七萬人之多，長安縣也不過二十八萬人，兩相比照，不能不驚詫於此「新社區」發展的迅速。但稍作深入地研究，便知不足為怪。當時的移民政策，並不考慮人民的意願，指定移到茂陵的，都是富戶，以雄厚的經濟力量投入此新社區，一切建設，得心應手，而又不必受政治都會所必然的種種體制上的約束。所以茂陵這個新社區，是個富庶、整潔、寧靜而舒服的地方，為寓公的樂園，這就是司馬相如要卜居於此的道理。

打入冷宮的陳皇后，心猶不死。大長公主當然也要替；她設法挽回。當時武帝左右可以為陳皇后進言的，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東方朔滑稽之雄，如果是因為其他的緣故，一時得罪，只要東方朔幽默一番，武帝的震怒，可以一笑而解。但皇后失寵，則必動之以情，那就非司馬相如的那枝筆不可了。

此外還有好些解釋，大致可以推知，是一種芳香的調味品，但無法確知其到底是現代的什麼食物？川菜重麻辣，「大漢和辭典」說它屬於椒科，則可能是花椒，但花椒無調成醬的道理。醬狀物的調味品，而為廣東菜所必備的是芥末醬，可是，芥子為芥菜子，非成都所獨具。

持節的特使，對國內來說，正就是後世的所謂「欽差大臣」，威風非凡，在旅途中，交通食宿，無不優先。到了蜀郡，因為是他奉使而來的目的地，迎接的禮節，更見隆重。

鹽鐵國有化的政策，起於元狩四年，創議者是一個有名的司法官張湯。元狩四年為武帝即位後的第二十二年。當建元六年閩粵攻南越，遣韓安國、王恢相救；是為武帝一朝大規模用兵的開始，第二年也就是元光元年，命李廣屯雲中，程不識屯雁門，展開對匈奴的防禦及攻擊，這樣到了元光六年，遣衛青、公孫賀、李廣等出擊，自此年年出塞，不過十年的工夫，財政上便出現了嚴重的危機，不得不從根本上去著手改革。

於是王恢派鄱陽縣令唐通到廣州，去宣撫南越。天朝上使蒞臨，南越竭誠招待，盛宴之中，有樣難得的異味，名為「枸醬」。唐通只聽說過，「枸醬」出在成都，何以能在數千里以外的廣州發現？深為不解，因而提出疑問。

其次是製造白色金屬的硬幣。張湯知道武帝淵博好古，所以製造這種硬幣，也找了理論上的根據，說「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這三種不同顏色的金屬，就是金、銀、銅。所以用「銀錫白金」所造的幣，價值應該高於銅錢。白金幣三品，這也有個說法，用「易經」及「禮記」的話，纂成三句。「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製成圓形的龍幣，重八兩，值三千錢。方形的馬幣，重量稍減，值五百錢。橢圓形的龜幣，重量再減，值三百錢。

一到就召見，武帝問他：「這篇『子虛賦』是你做的嗎？」

武帝當然很生氣，不過唐通的計劃是經過他批准的，而且開邊是他既定的方針，所不滿的只是唐通執行的不善。為了平息民憤，取得巴蜀地方上的支持，他必須對唐通有所譴責，作為對巴蜀人民的撫慰。

那時服兵役要派赴邊疆作守衛，不願去的可以出代金，規定為三百錢，這有個名目，叫做「過更」。武帝賞賜卜式的，就是每年四百個名額的兵役代金。這也就是說，每年他可以坐收十二萬錢。卜式把這四百個名額，又轉送了當地的政府。奏報到京，武帝認為富豪紛紛隱匿財產，卜式的行為，難能可貴，是個忠厚長者，便格外看重他了。

當時國家的歲出歲入，現在無從稽考其數字，但其項目，大致是清楚的。收入方面，第一項是田賦，自古以來最標準的稅制是十分之一。高祖、惠帝時減為十五稅一。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間減半即三十稅一者，十二年，完全免除者十二年。孝景年間，始終維持三十稅一的和*圖*書標準。此四十年間，真是深仁厚澤，而終漢之世，大致尊重這個傳統，就像清朝從康熙朝規定的「永不加賦」一樣，對於農民的恩惠，是迭經變亂而仍能長期保持政權的一個主要原因。

武帝的性格與他祖、父都不同，他是個早熟的英雄。本身的雄心壯志，配合漢興以來六十多年休養生息，家給戶足，國力充沛的太平之世，自然想有一番大大的作為。所以即位之初，就下詔選拔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自臨軒策問，講求治亂之道，有名的董仲舒的「天人之策」，據說就是武帝建元元年所上。

「三官」是「少府」屬下的三個業務單位。「少府」也者，與「大農」相對而言。大農管理整個國家的財政，少府則掌天子個人的收支，以及宮廷御苑的一切雜務，性質與清朝的內務府無異，只是到了元狩、元鼎年間，少府的業務，大為增加，編制隨之擴大。它屬下有八個業務單位，主持官長稱為「令」，其中「均輸」、「鍾官」、「辨銅」三令，負責鑄造的官錢，就叫「三官錢」。

自平準制度建立，就理論上說，全國的物價都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好比現代的金融市場應在中央銀行控制之下一樣。這一來不可能再有買賤賣貴，獲致暴利的富商大賈出現。整個國家唯一的富商大賈，就是中央政府。從漢初的放任的自由經濟，至此變為嚴格的統制經濟，其演變過程是根據客觀的情勢與主觀的要求，自然而然蛻化而成，為功為過，為善為惡？迄今難下定論。但桑弘羊的均輸、平準制度在經濟理論上為一劃時代的發明，而其精義至今猶顯光輝，則為不爭的事實。

「在成都。」

桑弘羊是商人的子弟，他本人亦被視為重商主義者，但究其實際，桑弘羊並未能從根本上去提高商人的地位。元、成、哀、平，以至王莽時期，為重農而抑商的詔令屢見，商人所受的比較不公平的待遇，亦未改善。「告緡」令下，幾乎已無富商大賈。而鹽鐵國營以後，徵用業者為吏，當時全國置有鐵官者凡四十郡，蜀郡為其中之一，鐵官即駐於臨邛。這時候的卓王孫想已下世，他的子孫可能成為鐵官的屬吏。十里方圓的巨宅，當然也不會再存在。「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至今只留下文君和相如的兩處古跡，一處是相如撫琴的琴台，台下埋有巨甕，可使琴音格外清越動聽；一處是「文君井」，在縣東白鶴驛，相傳即為文君當壚之處，以井水作酒，酒味特美。陸游詩：「青鞋自笑無拘束，又向文君井上來」。邛州弔古，唯及文君，想非貨殖三世，富名遍四海的卓王孫始料所及！

南盤江源出雲南霑益，曲曲折折，流經滇、黔兩省，在廣西與北盤江匯合，稱為紅水江。到了桂平，又與鬱江匯合，稱為潯江，東流到籐縣，稱為籐江。經蒼梧人廣東省境，成為西江。成都的枸醬，就是經過如此的周折，才到廣州的。

武帝初年，吳、鄧兩大「造幣廠」雖不存在，郡國中卻有無數小造幣廠興起。在理論上銅山屬於「少府」，為皇帝私人的財產，但資源不加開發，等於貨棄於地，則郡縣為了籌措政費而加以利用，亦不算非法。不過這一來，勢必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而其結果則「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當時政府的對策，只是不斷更換「法錢」的制式，三銖錢行了不久，又換為四銖，但不稱四銖稱「半兩」。半兩錢通行了十幾年，改用五銖錢。這樣改來改去，銅的本質仍在，回爐重鑄，依然有那麼多錢，四銖錢改為五銖錢，即等於五個錢變成四個銖，通貨收縮的幅度為五分之一，實在無濟於事。武帝簡直是掉在銅錢的迷魂陣裏，一籌莫展。

「是。」司馬相如期期文艾地答道：「不過，此是描寫諸侯國境內的一切，不足以供御覽，臣請另為天子遊獵之賦。」

這篇賦仍舊叫「子虛賦」，題目雖舊，內容全新。他把所描寫的範圍擴大了。賦中假設三個人，一個叫「子虛」，一個叫「烏有先生」，一個叫「亡是公」。這是寓言，表示根本沒有這三個人。「子虛」的身份是楚國的使者，受命使齊，齊王請他去打獵。獵罷，子虛去訪烏有先生，由這一天的出獵，談到楚國的山川物產，子虛便大大地誇張了一番。烏有先生不悅，加以反駁，同時盛稱齊國的強大。

可是，唐通求功心切，軍法在手，一味蠻幹，僰道的一個縣令，被認為辦事不力，為他下令處死。那個縣令大概覺得這種日子，生不如死，倒也不喊冤枉，只是聽人說起成都的繁華富庶，相形之下，有如仙境，嚮往不已，所以臨死的時候，提出要求，說只要讓我到成都去見識一番，死就死，一無遺憾。唐通實現了他的願望，派人把他送到成都去處決。

私鑄以外，還有郡國所自鑄的錢。在文、景時代，以安靜為本，郡縣政務清閒，預算亦小，大致田賦的少量附加以及雜稅收入，便可支應歲出。武帝時征發頻繁，大事興作、兼之水旱災荒，處處需款，地方預算逐年膨脹，而田賦、丁稅為國家正用，不敢截留，於是只好在錢上打主意。哪裏有銅山，便在哪裏開採，就地鼓鑄。中國的礦產中，銅的資源開發得最徹底。試看晚出的兩部地理書，「讀史方輿紀要」和「嘉慶重修一統志」，內中「銅山」一詞，不計其數，而明清兩朝鑄錢所用的銅，皆仰給於雲南。此外比較有名的銅礦，不過四川彭縣、貴州大定等少數地區。凡黃河、長江兩流域所經各地，都只有「銅山」之名，而無銅礦之實，就是這個道理。

那時武帝最信任的一個大臣，就是前面提到過的，中國法制史上的名人張湯。張湯有司法天才，未成人時就會「治獄」。被告是一頭老鼠——老鼠偷肉，張湯的父親當是他偷嘴，他被打了一頓，心中不服氣，掘開壁洞，「人贓俱獲」，他照對付盜犯的辦法，先把老鼠吊起來打，然後起訴、判決，執行死刑，再連同「賊贓」，一起呈報。所謂「劾一也，愛書二也，論報三也。三事具而獄成」，不獨司法程序上有條不紊，而且所作的判決書，「文辭如老獄吏」，張湯的父親「大驚」，便訓練他成為一個法官。他最早在長安附近當地方官，以後得丞相田汾的提拔，當到侍御史。陳皇后與楚服的那件「巫蠱」案，就是他的承辦，因為辦得徹底，頗得武帝的賞識，遷太中大夫，與張禹共造律令。不久，升調為「廷尉」，掌管全國司法。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造反的大獄，都在他任內，追根到底，毫不放鬆。到了元狩二年拜為御史大夫，好比以司法行政部長升為行政院副院長，所管的事便多了。「告緡」令就是他的傑作，改革幣制也是他的建議。

從種種跡象來看，楚服是個男性特徵多於女性特徵的「陰陽人」。漢書「五行志」稱此為「人痾」，視作不祥之物，而居然親身示範授皇后以「婦人媚道」，這還當了得，久而久之，自然會有人去告密。

膠東王笑著道：「好」，說是「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以貯」。這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金屋藏嬌」的典故。但這一番戲謔，竟致改變了歷史，因為弄假成真，館陶長公主真個向景帝提議，中表聯姻。景帝最聽他姊姊的話，欣然同意，立阿嬌為膠東王的妃子。

不久，司馬相如辭官移住茂陵。此地本為槐里縣的茂鄉，武帝很早就看中了它的風水，把它從槐里縣劃出來，特置一邑，改名茂陵，遷了許多富戶住在那裏。地當今陝西興平以東，咸陽以西，離長安八十里。

「枸醬」之為物待考，而此物如何傳到廣州。卻是可以考證的。據當時蜀中商人向唐通所陳述，「枸醬」是先「走私」到夜郎，然後由夜郎經牂柯江到廣州；牂柯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這句話越發打動了唐通，因為江面廣闊，可行大船，就可以運輸大量的軍隊，直達廣州。這也就是說，倘或能取得夜郎的合作，讓漢朝在這個侯國之內，建立一個「軍事基地」，則由蜀中發兵到夜郎，沿牂柯江以順流而下，兵臨廣州城，對南越實施奇襲，必可一戰成功。

南越的人告訴他，「枸醬」是從廣州西北的牂柯江運來的。牂柯江何以能通四川，中間經過哪些地方？這些問題，不但後通無法瞭解，就是南越的人，同樣也是不得而知。

於是在元光五年，也就是唐通開南夷道的那時候，武帝下令徹查，楚服「梟首於市」，株連而死的有三百多人。罪名是「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

可能仍舊是吃了他口吃的虧，對此事竟無法辯白，也可能他因為立功萬里而橫遭打擊，心灰意懶，不作辯白。總之，在這件案子上，他得到免職的處分。

司馬相如充分瞭解武帝的意旨，仍舊是支持唐通的，只是唐通的以軍法從事，未免魯莽，這決不可作為天子的意思。所以一到蜀中，首先為武帝解釋，鞏固了領導中心，才有強力推行國策的可能。地方父老對中央還是服從的，加以司馬相如的鄉誼，所以表示了很合作的態度。

費力少而收功大，武帝自然贊成。便也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所謂「建節」，就是擔任天子的特使。「節所以為信也」，一根八尺長的竹竿，掛一串犛牛尾巴毛，就是「節」，對外國來說，這就等於「特命全權大使」的「國書」。

「那末，」武帝又問，「此人目前作何生理？」

到元狩二年，霍去病打了個大勝仗，匈奴中的一個「王國」，在甘肅的「渾邪王」，率四萬人投降。漢朝就其地置河西兩郡，把關東的貧民移置到那裏去開墾，可是官庫官倉，錢米甚少，不夠分配。卜式聽到這個消息，又捐了「二十萬錢」，約相當於二十斤黃金，也就等於兩家的「中人之產」。

犍為郡的十二縣中，有一縣名僰道，就是現在川南的宜賓縣。唐通在這裏組織了一個「軍事工程處」，由此往南開路，大舉征發漢中、巴、蜀、廣漢四郡的民工。這一帶在當時是未經開發的處女地，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都要從那已開發的四郡運來，輾轉千里，徒步運輸。而運輸的人又要自備糧食，走到吃完，雙手空空，所以深入荒山處於最前列的民工，經常在挨餓之中。這個運輸上的死結，人山愈深，問題愈產重。加以事先未經測量，地形亦不明瞭，工程方面，隨時發生技術上的嚴重障礙。此外還有天然的災害，第一是瘴氣，第二是雨季的豪雨，第三是毒蛇猛獸。在缺乏醫藥設https://m.hetubook.com.com備及醫護人員照料的情況下，餓死病死的，不計其數。這還不算，夜郎及其他西南夷又有反意，發兵相攻，越發成了雪上加霜之勢。

未成丁的也要納稅，稱為「口錢」，這是皇帝個人的收入。照定制，七歲起至十四歲，每口二十錢，為「算錢」的六分之一。武帝為了彌補軍費，由「少府」掌管的個人收入，劃出一部分交國庫。「口錢」的徵收也加重，起征的年齡提前到三歲，稅率加十分之一點五，變成二十三錢。由於「口錢」無分貧富，一律照納，以致貧民無法負擔而「生子輒殺」，實在是一項弊政。

這是一次大征伐，自然全國總動員。卜式一看又是慷慨陳詞的時候了，便上書發揮他早先的「國是意見」，認為「群臣宜盡死節，其弩下者宜出財以往軍。」同時表示，他願意和他的兒子，以及山東善射善行船的子弟從軍，「死之以盡臣節。」

於是在座的亡是公笑道：「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接著便鋪敘「天子之上林」的「巨麗」，歸結到「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能眾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的規諫。其中文字如金碧樓台，眩人耳目。武帝大為欣賞，復他的官職，仍舊作「郎」，為文學侍從之臣。文君當然也被接到了京城去當官太太。

自秦代開郡以來，成都還是第一次有這樣一位顯要蒞臨，而此顯要又是本地人，足為鄉邦增光，所以從進入漢中開始，蜀人就把司馬相如的衣錦還鄉，當作一件大新聞，艷羨以外，覺得與有榮焉。歡迎的熱忱，前所未見。

令人喪氣的是，武帝雖讚賞他的功勞，但朝中頗有些大臣，與巴蜀的士紳，持著同樣的觀點，認為通西南夷這件事，是無益的浪費。司馬相如怕引起爭論，在皇帝召集「廷議」時，自己因為口吃的緣故，辯不過別人，所以又做了一篇文章，作先發制人的解釋。

何謂「均輸」？均者均勻，輸者輸送。簡單地說，就是從交通上著眼來調節物資的一種方法。以前人民對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獻納，不僅僅是以貨幣繳納的賦稅，還有實物的貢獻，特別是在鹽鐵國營以後，如果生產過剩，本地無法消化，則唯有以實物輸運京師。這樣就必須耗費一筆可觀的運費。而京師收到這些物資，轉發匾乏的地區，又要加上一筆運費，真如俗語所說，「豆腐盤成肉價錢」，明明不值錢的東西，因為這一來一往兩筆運費的負擔，身價便大不相同，而時間的浪費，猶其餘事。

赤仄錢的幣值是「以一當五」，雖為「大鈔」，但與白金幣的龜幣以一當三百來比，顯然合理得多。同時又規定，繳納公家的各種賦稅或捐官等項，非赤民錢不收。這在發行之初，赤民錢少，為了繳納公庫收入，非此不可，或有升水的情形。但物以稀為貴，始終是任何交易行為中，顛撲不破的真理。等赤仄錢一多，而就其本身的價值言，一枚赤仄錢抵不上普通的五枚五銖錢時，自然就會貶值。不過，在公家是一樣的，所以應該繳五銖錢的，大可以賤價購買赤仄錢來繳，就好比以前用公債來繳公家的各種規費一樣。史書上的所謂「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即指這些情況而言。這樣，便又不得不廢止了。

這時卜式才露出本意，他說：「不獨牧羊，牧民也是如此：老百姓的生活要有規律，愛搗亂的把他剔出去，不要讓他妨害大眾。」

首先，唐通證實了他在廣州所吃到的枸醬，確實是成都的出產。構亦作「枸」，據李時珍的「本草」解釋，「枸子可以調食，故謂之醬，乃蓽茇之類。」「大漢和辭典」，說它是胡椒科的灌木，產於安南巴蜀等地。

卜式這才答應下來，以郎官的職位，干牧羊的本行。他布衣草鞋，親自下手，一年多以後，把羊養得很肥，而且多了許多小羊。武帝偶爾巡行到那裏，一看甚為高興，不免讚許一番。

「那末，」使者只好這樣問了，「你到底要幹什麼呢？」

於是，經過一番調查研究之後，他上書武帝，說他在廣州，看到南越王的起居服飾，與天子相仿。南越國土，東西萬里，名義上是漢朝的附屬，實際上等於一個獨立王國。這第一段的意思是表明，必須征服南越，否則將為漢之患。

然後談到夜郎，說有精兵十萬——這自然是誇張的說法。如果能利用夜郎的兵力，沿江直下，出其不意，是為制服南越的奇計。他的初步計劃，是要說服夜郎歸化，「設郡置吏」，先經營一個前進基地，作遠征的準備。他認為以漢朝之強，夜郎不敢不聽命；而以巴蜀之富，設郡置吏以後，夜郎可以分享巴蜀經濟上的利益，也足以打動他的心。所以，這個使命是很容易達成的。

這當然是非常霸道的手段，但平心而論，武帝亦是被迫使然。他總想富商大賈能夠顧念國家、支持他的政策，自動捐輸，這從他表揚卜式一事，可以見其本心。同時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商人進用為官吏的，亦復不少。至於那些歧視商賈的法令，有傳統的因素在內，不能怪他。總而言之，商人在此以前，有許多途徑及機會，可以免除這一次厄運，而都錯過了，終於激出這樣劫掠式的稅法，這又何嘗不是國家與社會的不幸？

雄才大略的武帝，初承大統之時，重訂國策。內則尊儒，外則開邊，要從文治、武功兩方面，立下漢家萬世不拔之基。但他的祖母竇太后，生於憂患，長於安樂，堅守文帝務本寬厚，與民休息的大政方針，認為她的孫子不安分，無事生事，大為不滿，加以御史大夫趙綰，「罔識忌諱」，建議武帝不必奏事太皇太后，這是公然反對婦人干政，竇太后大怒，將趙綰及主張尊儒的郎中令王臧下獄，逼令自殺。武帝很孝順他的祖母，看見老太后大發脾氣，只好把他的那番雄心壯志暫且收一收，一意培植人才，徐圖復舉。

到了建元六年五月，竇太后一死，武帝無所顧忌。一面令郡國舉「孝廉」進用賢能，董仲舒、公孫弘等人復出；一面命驍騎將軍李廣屯雲中，車騎將軍程不識屯雁門，準備對付匈奴。同時，經營西南以及南方的沿海地區。於是，司馬相如得到了一個為國家開疆拓土的機會。

其次是丁口稅，按人收稅，所以在漢朝稱為「算錢」，凡年滿十五到五十六歲為止，出錢一百二十，稱為「一算」。有時減，有時加，幅度不超出三分之一。而此「算錢」的算法，又常被用作推行某一項政策的手段。譬如為了增加生育，規定老處女「五算」，以為懲罰。為了增加生產，對只為私人服役的奴婢「倍算」——奴婢的「算錢」當然由主人出。此外商人亦被視為不事生產者，所以也是「倍算」。

司馬相如晚年住在長安以西的茂陵。在此以前，他被拜為「孝文圍令」。文帝葬霸陵，在今西安東面卅里，地臨霸水，原稱霸上，文帝挑選此處作為他將來的埋骨之地，改名為霸陵。景帝時稱文帝的陵寢為「孝文園」，置「令」管理。武帝派司馬相如去當這個官，是因為這個守令，沒有多少民政要管，借此地讓他養病。

閒住了一年多，武帝又想起了他，復召為郎——那是他第三次做這個官，但看破仕途，官興已大不如前。同時也因為生了消渴疾——糖尿病，不耐勞苦，常請病假。好在文君有錢，生活優裕，不妨在家飲酒作文，享他的清福。偶而武帝巡幸離宮別苑，也召他侍從。一次在陝西盩厔縣東南的長楊宮，因為武帝喜歡親自獵射熊與野豬之類的野獸，容易發生意外，特地作賦諫勸。他的幾篇有名的賦，幾乎都為武帝而作，其中有一篇例外，那就是「長門賦」。

再有一個比較大的部落「冉駹」，就是當初卓王孫的祖父，由漢中到劍閣，說有大芋頭，不愁餓死的那個地方，在江山之下，即今四川茂縣地。冉駹的種族特別複雜，據漢書記載，漢山上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這樣一個由三種種族，二十二個政治單位所組成的部落，居然也為「口吃」的司馬相如所說服，亦非易事。

為了詔諭難迴，再經過卓王孫的斡旋，司馬相如總算取得了地方上的支持。他的使命是以慰撫為原則，辦的是「送禮外交」。西夷本來就貪圖漢家的賞賜，自然樂於內附，所以司馬相如此行，相當順利。但深入蠻荒，無論如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在鄉閒居。」

緡錢是元狩四年冬天，為了籌措移民甘肅的費用而創立的新稅。富商大賈紛紛隱匿財產，徵收的成績不甚理想，於是到了五年以後，也就是元鼎三年的十一月，武帝下令，獎勵密告逃稅，名為「告緡」。密告者可得百分之五十的獎金。

先說幣制。自皮幣即廢，白金幣又「民弗寶用」，依然只有回過頭來，從銅錢上想辦法。桑弘羊的第一步計劃是，發行一種新通貨與舊通貨並行，而賦新通貨以獨特的地位，藉以擺脫舊通貨的牽累。

那末牂河江在哪裏呢？這個名字說起來很陌生，但如說盤江，則在西南住過的人，無不知道。牂柯江就是盤江。讀史方輿紀要說：「盤江在貴州境者，為北盤江，出四川烏撒府西北五十里。」烏撒府是明朝的名稱，清朝改名威寧州，屬大定府，並改隸貴州。盤江發源威寧，流經雲南宣威，北流入黔，稱為北盤江，經水城縣折向東南，再經冊享縣到廣西凌雲縣雅亭墟，與南盤江相匯合以後，名稱又不同了。

廢太子劉榮是老大，景帝再立太子，越次以第九子，七歲的膠東王正儲位。九年後即位，是為武帝，立太子妃陳阿嬌為皇后。這時的館陶「長公主」，也就應該稱為「大長公主」了。

漢武帝始建年號，六年一改元。因獲白麟而稱為「元狩」。接著又於汾水得寶鼎，因而以「元鼎」為年號。元狩、元鼎年間，為中國國力空前強大的時期，但經濟的發展，與文治武功並不相稱，除了開邊殖民以外，營造宮室，整治黃河，把文、景二帝的蓄積，用之如泥沙。於是不僅國庫的收支，出現了嚴重的不平衡，整個社會的經濟情況，也落入令人可憂的境地，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僅在關東地區，貧民便有七十二萬人之多，而此猶是地方官的奏報，實際人數當還不止此。

難得他肯為自己獻賦，武帝自然欣慰。便叫人供給他「筆札」——「札」是極薄的小木片，在蔡倫沒有發明紙以前，札是最高級的文具。而一篇賦，鋪張詞藻，耗費的筆札不少，非一般人的能力所能負擔，所以武帝特加賞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