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墨子，就是儒和俠的引路人。孔子為儒指引的出路，是讀書做官，而且最好是在讀書和做官之間遊刃有餘，謂之「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墨子為俠指引的出路，是平時自食其力，急時行俠仗義。比方說，一方有難，便前往支援。歷史證明，孔子的路是陽關道，也是獨木橋。為甚麼是陽關道？因為能夠榮華富貴步步高升。為甚麼是獨木橋？因為除此之外別無選擇。但陽關道也好，獨木橋也好，總歸能走。墨子的路，卻是走不通的。自食其力沒法出人頭地，行俠仗義則不為官方所容。因此，最終儒家勝利，墨家失敗。失敗者留在過去，勝利者面向未來。孔子就是未來的代表，墨子就是過去的代表。

不過墨家的這些記錄，倒也有趣，從中也可以看出儒墨兩家爭論的焦點，以及他們爭論的方法。比方說，據《墨子．耕柱》，儒家的巫馬子曾經與墨子辯論。巫馬子是誰？有人說就是孔子的學生巫馬施（字子旗），也有人說是巫馬施的後人，這個也搞不清楚，且不去管他。《耕柱》說：巫馬子對墨子講，先生做那些「義事」（子之為義也），人見了不相助，鬼見了不保祐（人不見而助，鬼不見而富），先生還做個沒完，有病吧（有狂疾）？墨子反問：假設先生手下有兩個助理。一個看見先生才做事，看不見就不做。另一個呢？看見先生也做事，看不見也做。請問，先生器重哪一個？巫馬子說，當然是器重無論我看不看得見，都做事的那一個。墨子說，這就是了，先生也器重有病的（是子亦貴有狂疾者）。

墨子的立場則是平民的，甚至是勞動人民的。他更多地是站在勞動人民一邊，想勞動人民之所想，急勞動人民之所急，為勞動人民奔走呼號，爭取權利。為此，墨子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大主張。這十大主張，包括四個方面。首先是倫理思想，這就是兼愛。這是墨子思想的總綱，後面要著重講。二是政治思想，這就是尚賢、尚同、非攻。三是經濟思想，這就是節用、節葬、非樂。四是宗教思想，這就是天志、明鬼、非命（請參看李小龍《墨子譯注．前言》）。這些主張，都與他的立場有關。

僅此三例，我們就不難看出，墨家與儒家可真是勢不兩立。況且，墨子並非只和儒家之徒辯論，他還指名道姓地攻擊孔子。在《非儒》篇（看看篇名就知道他們的立場），墨子講了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時的一件事。孔子周遊列國，困於陳、蔡之間，這事是有的，我們前面也說過（見本書第一章第三節）。但墨子講的故事，就聞所未聞了。墨子說，當時孔丘等人，餓得只能吃野菜。後來子路蒸了一隻小豬給他，他不問肉的來路就吃了。子路又剝下別人的衣服去換酒，他也不問酒的來源就喝了。等到魯哀公迎他回國，席子擺得不對他不坐（席不端弗坐），肉類割得不正他不吃（割不正弗食）。子路問他為甚麼與「窮於陳、蔡之間www.hetubook.com.com」時判若兩人。孔丘說：來，我告訴你！那時你我是為了求生（苟生），此刻你我是為了求義（苟義）。於是《非儒》說：肚子餓，就不惜妄取；吃飽了，就裝模作樣。天底下，還有比這更奸詐虛偽的嗎（汙邪詐偽，孰大於此）？

首先是時代不同。墨子名翟，字不詳，尊稱墨子。他的生平也不清楚，據清末經學家孫詒讓《墨子間詁》考證，大約生於公元前四六八年，卒於公元前三七六年。也就是說，墨子比孔子小八十多歲。孔子去世後，墨子才出生。我們知道，《春秋》經文的最後一句，就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事在魯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四七九年。戰國時代，則開始於公元前四〇三年，也就是墨子六十五歲那年。孔子去世，春秋時代就結束了。墨子在世，戰國時代也開始了。所以張蔭麟先生說，孔子給春秋時代以光彩的結束，墨子給戰國時代以光彩的開端（《中國史綱》，下引均見此書，不再註明）。

問題是墨子為甚麼會有這樣一個立場？也許與出身有關。前面說過，墨子的生平是不清楚的。《史記》沒有為墨子立傳，只是在孟子和荀子的合傳後面附了一筆，說他是「宋之大夫」。但他是不是宋國人，卻不能肯定，也有說是魯國人或楚國人的，甚至還有說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的。有學者認為，所謂「墨翟」，其實就是「黑狄」，也就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錢穆先生則認為墨子之所以叫墨翟，是因為受了墨刑。這些我們都搞不清楚，但也不難看出一些信息，那就是墨子的出身，大約比較卑賤或另類。事實上，根據《墨子．貴義》的記載，他很可能曾經是「賤人」，或被看作「賤人」；而據《墨子．魯問》，他很可能曾經從事手工業，還是一個能工巧匠。

比方說，墨子反對儒家主張的禮，也反對儒家主張的樂。反對禮，好理解。因為禮講尊卑，不講平等，這就與墨子的理念相悖。那麼，為甚麼要反對樂呢？原來，中國古代的「樂」，是一個含糊的概念。它有時候單指音樂藝術，有時候泛指一切娛樂。更多的時候，則是指一種包括文學、音樂、舞蹈、美術在內的綜合藝術，即「樂舞」。這種「樂舞」的演出，需要很多人投入，協調運作。其中規模大的，相當於現在的大型綜藝晚會。對於這樣一種「樂」，墨子是反對的。為甚麼呢？因為對勞動人民沒好處。在《非樂》篇，墨子說，勞動人民的憂患有三條，那就是「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這是勞動人民最大的憂患（民之巨患也），可是「樂」卻一點忙也幫不上。墨子問：撞擊洪鐘，敲打鳴鼓，彈奏琴瑟，吹奏竽笙，手舞足蹈，載歌載舞，就能讓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嗎？不能。就能實現天下大治，保證天下太平嗎？也不能。不但不能，還會添亂。因為這種大型綜藝晚會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https://www.hetubook.com.com力，而且耽誤生產。男人去做這件事，耽誤種田。女人去做這件事，耽誤織布。官員去做這件事，耽誤治國。這樣禍國殃民的東西，要它做甚？現在，勞動人民飯都吃不飽，衣都穿不暖，整天幹活一點休息時間都沒有，你們統治階級卻在那裏窮奢極欲歌舞昇平，像話嗎？所以，墨子得出結論：「為樂非也」！

看來，墨子總是能從儒家學說中找到漏洞，然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儒家的磚頭砸儒家的腳。仍據《墨子．耕柱》，有一次，子夏的學生和墨子辯論。子夏，就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卜商，也是儒家的「文化傳人」，前面說過。子夏的學生問墨子：君子之間也有爭鬥嗎？墨子說，沒有（君子無鬥）。子夏的學生說，豬狗之間尚且爭鬥，士人之間怎麼會沒有爭鬥？墨子說：好可悲啊！某些人，說起話來，總是言必稱商湯王、周文王；做起事來，卻和豬啊狗啊相比。好可悲啊！

還可以再舉例。據《墨子．公孟》，有一次，公孟子和墨子辯論。公孟子，就是公明子儀，曾子的學生。古代孟和明相通，所以公孟子就是公明子。公明子儀對墨子說，一個君子，應該像鐘一樣。鐘，你敲它，它就響；不敲，就不響。君子也是。你問，他就說；不問，就不說。墨子說，是啊是啊！現在沒人敲，你這口「鐘」怎麼響了？意思也很清楚：我並沒有問你，你怎麼說話了？意思很清楚：你們儒家，豈不是出爾反爾、自相矛盾嗎？

這就要弄清楚墨子與孔子有甚麼不同。

顯然，孔子和墨子，或儒家和墨家，是一個階層，兩個代表。

春秋與戰國有甚麼相同，有甚麼不同？相同的是天下無道，沒有正義和公平；不同的是，戰國時代社會更動盪，政治更黑暗，戰爭更頻繁，人民更痛苦。換句話說，春秋時期，是客客氣氣、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壞；戰國時期，就改成肆無忌憚，明火執仗，殺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頭了。這一點，我們以後還會說到（請參看本書第六章第四節）。因此，生活在春秋戰國之交的墨子，感受要比孔子更強烈，態度也就更憤激。孔子雖然也對現實不滿，但他更多的還是委婉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希望統治者有所改良。墨子的批判性和戰鬥性則更強，他幾乎毫不掩飾地表明自己的態度。看看《墨子》一書的某些篇名就知道：非攻、非樂、非命、非儒。這等於是舉著牌子，旗幟鮮明地宣佈：我反對！

實際上《非儒》一文中不實之處甚多，有的簡直就是信口開河。比如說孔子身為魯國大司寇，不幫助國君，卻幫助季氏（舍公家而奉季孫）；說魯國的竊權者陽貨、晉國的叛亂者佛肸是孔子的學生等等，就明擺著不是事實。然而《非儒》篇不但言之鑿鑿，還一口咬定是孔子帶壞了他們，道是「徒屬弟子，皆效孔丘」，還說「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說白了，這是愣往孔子頭上扣屎盆子，繞著和圖書彎地罵孔子「心術不正」，近乎人身攻擊。這就讓後世許多人不以為然。文中的「孔丘」二字，也被清代學者畢沅換成了「孔某」。因此，我們會看到《墨子》的不同版本。引文中寫「孔丘」，寫「孔某」，也都對，不是硬傷。

不過儒家和墨家又有相同之處，那就是都有理想和追求，也都有原則和底線。孔子明確提出，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論語．雍也》）。墨家的俠，則只參加防禦，不參加進攻；只支持反侵略戰爭，不支持侵略戰爭。這就是底線。儒家希望通過實施禮儀來影響政治，維護和復興禮樂文化和禮樂制度。墨家則希望對武士和俠客的職業道德，進行理性的解釋和規範。這就是追求。也就是說，儒家的儒也好，墨家的俠也好，都有主義，有操守，也都超越了自己的職業和出身。

儒也好，俠也好，都是「自由職業者」。儒的工作，主要是幫別人操辦禮儀和傳授詩書。俠的工作，則主要是幫別人排憂解難和看家護院。這是他們的飯碗，卻又是靠不住的泥巴飯碗，隨時都可能砸了。所以，儒和俠，都需要自己的代表，也都需要領袖和導師。因為他們要有出路，要有安全感和歸宿感。要知道，儒和俠都是有本事的。如果散落在民間，就會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主張專政和集權的韓非，就把他們視為國家和社會的禍害，說是「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必須予以鏟除。許多儒和俠自己也不爭氣。下等的儒，為了混口飯吃，死皮賴臉。聽說有人辦喪事，就不請自到。下等的俠，為了糊口謀生，不講原則。只要有人肯花錢，就前去殺人。顯然，這是不行的。統治者不答應，他們自己也不滿意。也就是說，儒和俠，都需要引導，都需要整合，也都需要提升。

看來，墨子和孔子一樣，小時候也是苦孩子，都是「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不同的是，孔子後來看不起那些體力勞動，認為從事農工商的都是小人，只有讀書做官才是君子。他自己嚮往的，也是古代貴族那種高雅而有情趣的生活。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衣冠楚楚，一天換好幾套衣服，上課的時候有音樂伴奏，開了春就出去踏青郊遊，等等。墨子則不然。他成名後，對工藝製造和工程技術仍有興趣，而且手藝精湛，多有發明。他的生活作風和思想感情，也比較接近勞動人民，粗茶淡飯，布衣草鞋，過苦日子。所以，孔子和墨子同樣博學，卻多有不同。孔子精通的是六藝，墨子精通的是工藝；孔子對音樂有很深的造詣，墨子對物理有很深的研究；孔子同時是藝術家，墨子同時是工程師。難怪范文瀾先生說，孔子和墨子，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孔子代表士人，墨子代表庶民。孔子是士人成功的代表，墨子是庶民失敗的代表（《中國通史》）。

墨子和墨家的批判，十分猛烈犀利。李零先生說墨子是「成心抬槓，處處跟孔子擰著來」和_圖_書（《人往低處走》），很對，而且還可以加一句：得理不饒人。《墨子》一書記錄的兩家辯論，每次都是儒家落了下風。這也並不奇怪。就算有一次墨家輸了，他們也不會記錄在案。這就不像《論語》。《論語》這本書，還是比較忠於歷史、忠於事實的。他人的譏諷，學生的不滿，孔子的狼狽，都如實照錄，栩栩如生，歷歷在目。《墨子》則不同，只有勝，沒有敗。《墨子》之後，各家各派的著作，也都大體上只有「過五關斬六將」，沒有「走麥城」。這大約因為孔子的門徒，還有一點「君子風度」和「史家風範」。即便用了「春秋筆法」，總歸不會篡改事實。再說那時儒家還沒有對手，勝不勝敗不敗的，也無所謂。墨子的時代，爭鳴已經開始。各家各派，都唇槍舌劍，互不相讓，也都要爭取儘可能多的支持，就不能稍有示弱了。所以，對於這些記錄，我們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全當作歷史看，就會有問題。

墨子的這個說法，究竟對不對？也對也不對。沒錯，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統治階級居然「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求聲色之娛，確實應該批判！但如果人民「聊生」呢？能不能搞？墨子可沒說。還有，文學藝術並非只有大型綜藝晚會（樂舞）一種，其他形式的「樂」能不能要？好像也不能。因為墨子並沒有說「某樂可也」、「某樂非也」，而是一言以蔽之曰「為樂非也」。這就是一篙子打翻一船的人了。更何況，勞動人民也有藝術和審美的需求，怎麼能簡單地說「為樂非也」？看來還是孟子的說法更合理：可以也應該有文學藝術和娛樂活動，但必須「與民同樂」（詳本章第六節）。

墨子，是第一個公開批判孔子和儒家的人。墨家，也是孔子和儒家的第一個公開的反對派。為甚麼說是第一個呢？因為道家的莊子和法家的韓非，都在墨子之後，年代不能確定的只有老子。但無論老子其人生在何時，《老子》一書卻肯定沒有指名道姓批判孔子，也沒有與儒家發生正面衝突。所以，公開批判孔子和儒家，墨子和墨家是第一個。

墨子與孔子的第二點不同，是立場不同。孔子的立場是貴族的，甚至是統治階級的。他多半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想統治階級之所想，急統治階級之所急，替他們謀劃長治久安的方略，設計天下太平的藍圖。據《論語．顏淵》，公元前五一七年，三十五歲的孔子曾經到齊國找工作。齊景公向他問政，孔子回答了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說，這話說得好呀！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的是糧食，我能吃到嘴裏嗎？看來，孔子對君主有沒有飯吃是很關心的，雖然他也關心人民有沒有飯吃。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第一環節是儒墨之爭。

茲事體大！這事如果屬實，則孔子虛偽；不實，則墨子造謠。可惜此事的真實與否，現在是無法查證了，只能猜測。我的看法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孔和-圖-書子和墨子的門徒、追隨者那麼多，其中有沒有人虛偽，有沒有人造謠？可能有。但孔子本人並不虛偽，墨子本人應該也不會造謠。那麼，這故事從哪裏來的？也有兩種可能，一是誤聽訛傳，二是別人所講。學術界原本就有一種觀點，認為《非儒》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比如胡適先生就認為此篇可疑）。包括前面提的《耕柱》、《公孟》諸篇，都可能是墨子後學所為。苟如此，墨子當然可以不負責任。

分化的同時也有分工，比如分成文士和武士。文士主要參與政治，武士主要參與軍事。文士的上層可以做智囊，下層就只能做文秘，甚至做食客。武士的上層可以做將領，下層就只能做保鏢，甚至做刺客。也有一些人，寧肯保持獨立自由的身分，成為「遊士」；或者並不固定依附於某個高級貴族，有合適的事情就做，沒有就閒著，來去自由。這些人，文的叫儒，武的叫俠。孔子就是儒的代表，墨子就是俠的代表。

實際上，儒家和墨家，代表著當時最有理想最有抱負也最有道德的一群人，即儒和俠當中的優秀分子。因此，他們勢必要為無道的天下開出救治的藥方。而且，正是由於藥方的不同，儒墨兩家便開始了春秋戰國的第一場大辯論。

不過我認為，即便《非儒》、《耕柱》、《公孟》諸篇是墨子後學所為，代表的也是墨家觀點。何況按照學術界的主流意見，《非儒》篇「足以代表墨子思想」（孫叔平《中國哲學家論點彙編．先秦編》）。這就說明，墨家對孔子和儒家的攻擊，已經到了處心積慮甚至不擇手段的地步。於是我們就要問：墨子和墨家為甚麼要不遺餘力地批判儒家？

這就是孔子與墨子的第三點不同：代表不同。不過，我不認為他們一個代表士人，一個代表庶民，而認為他們都是士人，但代表不同的士。甚麼是「士」？簡單地說，秦漢以前的士，是貴族的最低一級；秦漢以後的士，是平民的最高一級。周代貴族四級：天子、諸侯、大夫、士。秦漢平民也是四級：士、農、工、商。春秋戰國時期的士，上有貴族，下有平民，自己夾在當中，上下浮動。為甚麼會上下浮動呢？因為這個時候的士，既沒有固定工作，也沒有不動產。當然，這兩樣東西，他們原本也是有的。西周封建之初，士有可以吃租稅的田地，叫「食田」。也有世襲的職位，叫「世職」。但是後來沒有了。失去了世職和食田的士，就成為無業遊民，與庶人沒甚麼兩樣。他們既然沒有穩定的工作（世職）和不動產（食田），又不能當真像庶人一樣種田做工，那就只能作為「毛」依附於一張「皮」。也就是說，他們要生存，只能依附於諸侯和大夫。混得好的，可以成為上士，升為大夫。混得差的，就只能當下士，打零工。混得再差一些，則可能下降為庶民。也就是說，士這個階層，也分為上層和下層。上層接近大夫，有貴族氣；下層接近庶人，有平民味。孔子就是上層的代表，墨子就是下層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