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革命者是失敗者?
因為成功的人走向現世和權力,
在現世和權力中,他無法再保有夢想。
九〇年代在台北如火如荼展開的學生運動「野百合學運」,很多人應該都還有印象,那時候大批的學生駐滿中正紀念堂和台北車站,表達他們對社會改革的熱情和願望。
所謂學運,在我的學生時代,即台灣的戒嚴時期,是想都不敢想的,這個念頭從未在腦海出現。延續保守傳統的想法,總覺得學生罷課遊行搞運動如同洪水猛獸,直到我去了巴黎求學才改觀。
很多人都知道,一九六八年巴黎發生過一次學生運動,稱為「五月革命」,當時學生領導法國工人包圍政府,把巴黎大學作為運動本部,對社會的影響非常大。
我在巴黎讀書時,不管任何一個科系,特別是人文科系,包括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美學等學科,教授在上課時都會不斷地提到「六八年,六八年」;六八年變成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六八年以前是一個保守的、傳統的法國,六八年之後則是一個革新的、前衛的、可以容納各種看法的法國。
巴黎學運的衝擊
我到巴黎是一九七二年,已經是五月浪潮發生後四年,學運仍未結束。偶爾在上課時,會突然聽到樓上「砰!」的一聲,老師立刻要所有學生疏散,然後就會看到擔架上躺著一個全身是血的人被送到醫院。
然而,我還是隱約感覺到身邊有一些事情在發生。
在戰後的戒嚴時期,台灣沒和-圖-書有機會瞭解所謂的社會運動,在戒嚴法裡即明文規定不能罷課或罷工。所以在法國對學運的所見所聞,對我自己是一個巨大的撞擊,而這個撞擊牽涉到一個問題:如果所謂的民主來自於每一個個人對於所處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個人意見,那他應不應該有權https://m.hetubook•com.com利或資格表達他的意見?
記憶深刻的是,有些年輕老師或是高年級的學長,會在學生發動罷課時,帶領同學坐在公園或是校園裡,一起探討罷課的原因,討論當前的政治制度、措施,每個人都會表達自己的看法。我必須承認,這些討論改變了我對https://www.hetubook.com.com學運的看法。
由於台灣學生來自一個較封閉的社會,到了法國,對學運會出現兩極化的反應:一種是非常恐懼學運,完全不敢參加、不敢觸碰。我記得和我一起留法的朋友,回台灣後擔任政府的高層工作,有時候我們私下談起時,會笑他在巴黎待了好幾年,得到博士學位,只www•hetubook.com.com
認得一條地鐵的路線,就是從家裡到學校,其他一概不知。他代表了當時台灣學生留學的一種心情:我把我的專業讀好,我不要去管其他不相干的事。
我是屬於另外一種。因為自己學的是人文,對於文化的本質有很大的興趣,因此對於學運,在某一種對政治運動的恐懼、置身事外的感覺之餘,會有一種好奇。和圖書
學運和暴力結合,使我們這些從台灣去的學生感到恐懼,好像是政治暴動一樣。
從小父母就常對我說:「什麼都可以碰,就是不要碰政治。」我想很多朋友都曾經被父母如此告誡過。因為台灣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年代,使個人對政治會聯想到一個不寒而慄的結局,當時我心想:「我喜歡畫畫,我喜歡文學,和政治無關,大可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