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革命者是失敗者？
因為成功的人走向現世和權力，
在現世和權力中，他無法再保有夢想。
九〇年代在台北如火如荼展開的學生運動「野百合學運」，很多人應該都還有印象，那時候大批的學生駐滿中正紀念堂和台北車站，表達他們對社會改革的熱情和願望。
所謂學運，在我的學生時代，即台灣的戒嚴時期，是想都不敢想的，這個念頭從未在腦海出現。延續保守傳統的想法，總覺得學生罷課遊行搞運動如同洪水猛獸，直到我去了巴黎求學才改觀。
很多人都知道，一九六八年巴黎發生過一次學生運動，稱為「五月革命」，當時學生領導法國工人包圍政府，把巴黎大學作為運動本部，對社會的影響非常大。
我在巴黎讀書時，不管任何一個科系，特別是人文科系，包括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美學等學科，教授在上課時都會不斷地提到「六八年，六八年」；六八年變成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六八年以前是一個保守的、傳統的法國，六八年之後則是一個革新的、前衛的、可以容納各種看法的法國。
巴黎學運的衝擊
我到巴黎是一九七二年，已經是五月浪潮發生後四年，學運仍未結束。偶爾在上課時，會突然聽到樓上「砰！」的一聲，老師立刻要所有學生疏散，然後就會看到擔架上躺著一個全身是血的人被送到醫院。
然而，我還是隱約感覺到身邊有一些事情在發生。
在戰後的戒嚴時期，台灣沒ｍ•hｅtｕbｏｏk•ｃoｍ•ｃom有機會瞭解所謂的社會運動，在戒嚴法裡即明文規定不能罷課或罷工。所以在法國對學運的所見所聞，對我自己是一個巨大的撞擊，而這個撞擊牽涉到一個問題：如果所謂的民主來自於每一個個人對於所處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個人意見ｗｗｗ.hetuｂoｏk.ｃｏｍ•cｏｍ，那他應不應該有權利或資格表達他的意見？
記憶深刻的是，有些年輕老師或是高年級的學長，會在學生發動罷課時，帶領同學坐在公園或是校園裡，一起探討罷課的原因，討論當前的政治制度、措施，每個人都會表達自己的看法。我必須承認，這些討論改變了我對hetubook.com.com學運的看法。
由於台灣學生來自一個較封閉的社會，到了法國，對學運會出現兩極化的反應：一種是非常恐懼學運，完全不敢參加、不敢觸碰。我記得和我一起留法的朋友，回台灣後擔任政府的高層工作，有時候我們私下談起時，會笑他在巴黎待了好幾年，得到博士學位，只認得一條地鐵和_圖_書
的路線，就是從家裡到學校，其他一概不知。他代表了當時台灣學生留學的一種心情：我把我的專業讀好，我不要去管其他不相干的事。
我是屬於另外一種。因為自己學的是人文，對於文化的本質有很大的興趣，因此對於學運，在某一種對政治運動的恐懼、置身事外的感覺之餘，會有一種好奇。
學運和暴力和*圖*書結合，使我們這些從台灣去的學生感到恐懼，好像是政治暴動一樣。
從小父母就常對我說：「什麼都可以碰，就是不要碰政治。」我想很多朋友都曾經被父母如此告誡過。因為台灣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年代，使個人對政治會聯想到一個不寒而慄的結局，當時我心想：「我喜歡畫畫，我喜歡文學，和政治無關，大可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