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我打開電視看到兩個人，一個是王拓，一個是詩人詹澈。詹澈在台東農會，是二〇〇二年農漁民大遊行的總幹事，我在編《雄獅美術》「鄉土文學」時認識他，向他邀稿，當時在服兵役的他每次放假就會穿個軍裝跑到雄獅的辦公室來找我，我們會一起談他寫的詩。後來他娶了女工葉香，回到台東從事基層的農工運動。在電視新聞裡，我看到王拓和詹澈同時出現，前者代表執政黨，後者是民間的聲音。看到這個畫面，我有一種好深好深的感觸，他們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可是目前他們代表的其www.hetubook.com.com實是兩種對立的角色。

安那其主義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梁山泊，你自己知道內心裡那個反叛者的角色，永遠不被收買，永遠不被收編。

我不在意政黨政治，我在意的是在家庭、在學校、在社會、在政治中，那個克魯泡特金自稱的「反叛者」角色，還在不在？

有人認為宋江接受招安，成為政府的正規軍，也有人認為他繼續在梁山上替天行道；這兩種結局使得一百零八條好漢的角色定位有了分際。

王拓是當時的受壓迫者、失敗者，原本懷抱一個苦悶的夢想和_圖_書，為漁民的悲苦發聲，使人相信文學應該要涉足生命的領域，但是今日的文學，如果還有文學，它的觸手應該伸向何方？

反叛者不會是政黨裡、家庭裡、學校裡、社會裡那個「聽話的人」，而是一個讓你恨得牙癢癢的人，他扮演的是平衡的角色和力量。有的社會認為反叛者是急欲除之而後快；有的社會則是把反叛者視為「你」和「我」互動所形成的推力，我想，後者是比前者可愛多了。

我不在意政黨政治，就我所相信的安那其信仰而言，安那其永遠不會存在於權力之中，永遠是在一個邊緣、弱和-圖-書勢的對抗角色。就像施明德，在那個年代曾經一度被喻為「廖添丁」一樣的人物。廖添丁也沒有做過什麼事，不過是劫富濟貧，可是民間會覺得這個人真的可愛，因為他用了一種頑皮的方法去對抗統治者這座巨大的機器。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美麗島事件？我當時從墾丁到高雄，正好遇到這個事件，捲入事件的人有很多是認識的朋友，包括小說家王拓。王拓的父親和哥哥都是漁民，相繼喪生海上，他在小說裡寫八斗子家族的故事，卻在那個年代被套上「鼓吹階級革命」的罪名受到撻伐。我剛從法國回https://www.hetubook.com.com來，天真爛漫，就寫了一篇序支持他，因此被大學解聘。這事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過癮——我為自己相信的東西，做了一個無怨無悔的選擇。

同時，反叛者也不應該是被當政者所讚揚，或者說「收買」、「收編」的。《水滸傳》裡一百零八條好漢都是因為各種遭遇而瞭解到自己與政權之間絕對對立的關係最後被逼上梁山。可是，在小說最後作者留下一個很有趣的謎：到底宋江有沒有接受招安？

二〇〇二年的選舉，我看到選前宣佈退選的施明德，想到在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天天急著看報就想知道他有和*圖*書沒有被抓到？他一直在逃，就像一個小孩子與一個巨大機器的對抗，他的逃亡變成我的一種期待，我好希望他不要被抓。我想如果我要寫新《史記》，我該如何定位這一號人物？他究竟是一個荒謬的過氣人物，沾帶著一個被人嘲笑的夢想，還是代表一個巨大夢想破滅後孤獨的失敗者？

巨大政治機器的角色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改變，可是誰會是下一個廖添丁？或者，大家以為像廖添丁的角色是可以不存在了嗎？

這個社會當然需要不同的角色，也必須要有「務實」的人，可是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兩個人的對比立刻反映了角色的荒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