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最大的敵人大概就是結論吧！任何一種結論，來得太快的時候，就會變成思維的敵人。

有一個老師，他服務於台灣南部的專科學校，他告訴我一件千真萬確的事情，在學生的月考考卷上，出現了一道選擇題，題目是：台灣的民族英雄是：（一）邱逢甲；（二）邱逢乙；（三）邱逢丙；（四）邱逢丁。

在儒家文化強烈的影響下，那個哲學系朋友說的話也許會成真，台灣不會有哲學家，因為我們其實不太善於思辨，也很少有機會思辨。

我在好多場合裡，遇到這樣的狀況。大家對於一個和_圖_書問題發表意見時，我不贊成A也不贊成B，可是當我對贊成A結論的人說：「你是不是可以說一下，你得到這個結論的思考過程？」對方已經產生敵意，他說：「那你就是贊成B嘍。」

每次選舉的時候，你注意一下，不管各黨各派出來的人，發表到最後都是說好不好？對不對？底下的群眾只有一個選擇：好或者不好，對或者不對。解嚴後可以使人民思考問題的機會，完全喪失了。

這麼做不一定會得到好的回應，有些學生反而會覺得累，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一個問題會得hｔtps://wｗｗ.hetｕbooｋ•ｃｏｍ.coｍ到一個答案。老師直接給答案，是更方便、更簡單的做法。

當我站在台上授課或是演講時，有麥克風、有桌子、有舞台，我的語言就已經具有「暴力性」。所以我會經常檢查自己講話的意識形態，並思考要如何讓講出來的話，不會變成「耶和華的指令」，而讓底下的學生或是聽眾，可以與我一起思辨問題。

思維是什麼？我們都有一個大腦，經由大腦去思考很多事物，去推論、推理，最後下判斷，就是思維。

我在〈語言孤獨〉一章提過，儒家思想影響和圖書我們甚鉅，而儒家的主張，如孔子的哲學，常常是一種結論式的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個結論，是可以奉為教條的格言，聽了之後不必做太多的思考，照著做就可以了。希臘哲學則恰好相反，把推理的過程、思辨的過程，視為哲學中很重要的一環。我們讀柏拉圖的《對話錄》，在〈饗宴篇〉裡面就針對一個主題：Eros（譯為「愛」或「愛樂斯」，即所謂「柏拉圖式的愛」），以不同的角度進行討論——發言的有醫生、有戲劇家、有詩人，各自提出對Eros的解釋。是否會有結論？柏拉和-圖-書圖反而不太關心。

如果你習慣閱讀儒家哲學的話，讀希臘哲學會有一些不耐煩，因為你會覺得，怎麼讀了好幾頁還沒有結論出現？

教育的思維模式怎麼會變得如此簡單？在這麼簡單的思維模式中，學生即使選對了邱逢甲，意義又何在？

在解嚴之後，我發現台灣有好多機會可以產生思辨。當一個社會裡面，出現很多不同且極端的意見和看法時，就是思辨產生的時機。例如蘭嶼設立核能廢料儲存場，兩種結論性的答案：對或者不對，是兩個極端，中間才是思辨的空間。又例如統獨的問題，是台灣最值得思辨的和_圖_書一個問題，可是直到現在，很少看到兩個人好好坐下來，說他為什麼贊成統一，或為什麼贊成獨立。我們很少與人進行思辨，只是急著發表結論，當對方的結論和自己不一樣時，就是舉拳頭決定了。

因為缺乏溝通的耐心，思辨的過程完全被簡化了。

台灣在解嚴前，沒有機會發展思辨，人民不被允許思考，不管說統說獨都要送進監牢，現在可以說了，卻沒有人注意別人怎麼說？怎麼把自己思考的過程，充分地與他人溝通，讓別人知道為什麼會得到這個結論？結果是，你不接受我的結論就變成我的敵人，演變成對立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