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裡的「我」，面對比她大兩歲的丈夫，戴著老花眼鏡，每天都在讀報紙。她很想跟他說說話，可是她所有講出來的話都會被丈夫當作是無聊。她住在三樓的公寓，四樓有兩戶，一戶是單身的劉老師，一個愛小孩出名的老先生；一戶則是單親媽媽張玉霞，帶著一個叫「娃娃」的孩子。
這樣的倫理是小說中第一人稱「我」所無法理解的，但在八〇年代的年輕女性中逐漸成形，而在今日的台灣更是見怪不怪，我們在報紙上會讀到名人說：「我沒有結婚，但我想要個孩子。」這樣的新倫理已經慢慢被接受了。
「我」和丈夫之間的夫妻倫理，也不是那麼親密，不會講什麼心事，也不會出現外國電影裡的擁抱、親吻等動作——我想我們一輩子也沒看過父母親做這件事，我們就生出來了。我的意思是說，那個時代生小孩和「愛」是兩回事。我相信，我爸爸一輩子也沒對我媽媽說過「我愛你」，甚至在老年後，彼此交談的語言愈來愈少。回想起來，我父母在老年階段一天交談的話，大概不到十句。
很有趣的是，這三個名詞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卻是三種倫理。所以你到底是在性|交、做|愛，還是敦倫？你自己判斷。這是倫理孤獨裡的一課，你要自己去尋找，在一個倫理空間裡，要完成什麼樣的生命行為？是慾念、是快樂、是一種動物本能，還是遵守規範？你如果能去細分、去思辨這三種層次的差別，你就能在倫理這張巨大的、包覆的網中，確定自己和*圖*書的定位。
傳統的社區倫理有兩種層面，很多人看到照顧的一面，會說：「你那個時代的人情好溫暖。」可是就我而言，社區所有的事情都被監視著，發生任何一件事情就會引起漫天流言耳語。那個時候，電視、廣播沒有那麼流行，也沒有八卦媒體，但因為社區結構的緊密，消息傳播得比什麼都快。
就像醫生對我說的，她的心理的問題大過身體的問題，她的一生都在為家庭奉獻，變成了慣性，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她一下子也停不下來，因為從來沒有人鼓勵她去發展自我的興趣。所以我在小說裡用「我」，來檢視自己年輕時候，對母親心理狀態的疏忽，我假設「我」就是那個年代的母親，賣掉公家的宿舍，因為孩子都離家了，不需要那麼大的空間，和父親一起住在一棟小公寓中。
小時候我讀到《胡適日記》上說，「今日與老妻敦倫一次。」我不懂敦倫是什麼，就跑去問母親，母親回答我：「小孩子問這個做什麼？」直到長大後，我才瞭解原來敦偷指的就是性|交、做|愛。「敦」是做、完成的意思，敦倫意指「完成倫理」，也就是這個行為是為了完成倫理上的目的——生一個孩子，所以不可以叫作「做|愛」，做|愛是為了享樂；更不能叫作「性|交」，那是動物性的、野蠻的。
我記得小時候，居住在大龍峒的廟後面，社區裡的人常常是不關門的。我放學回家時，媽媽不在家，隔壁的張媽媽就會跑來說：「你媽媽身體不和_圖_書舒服，去醫院拿藥，你先到我家來吃飯。」那個社區倫理是非常緊密的，緊密到你會覺得自己隨時在照顧與監視中——照顧與監視是兩種不同的意義；張媽媽在我母親不在時，找我去她家吃飯，這是照顧；有一次我逃學去看歌仔戲，突然後面「啪」的一巴掌打來，那也是張媽媽，她說：「你逃學，我要去告訴你媽媽。」這是監視。
張玉霞是職業婦女，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小說裡的「我」，生活只有丈夫和小孩，當她唯一的孩子詩承到美國唸書後，突然中斷了與孩子的關係，白天丈夫去上班時，她一個人住在公寓裡，很寂寞，就開始用聽覺去判斷在公寓裡發生的所有的事情。她從腳步的快慢輕重，或是開鎖的聲音，聽得出上樓的人是誰。例如張玉霞「開鎖的聲音比較快，一圈一圈急速地轉著，然後（左口右匡）噹一聲鐵門重撞之後，陷入很大的寂靜中。」如果是張玉霞的兒子娃娃，一個八歲的小男孩，回來時就會像貓一樣輕巧，他開門鎖的聲音也很小，好像他不願意讓別人知道他回來或者出去了。
小說裡的「我」分析著公寓裡別人的心理問題，自己卻是處在最大的寂寞之中。如果你有住在公寓裡的經驗，你會發現公寓是很奇怪的聽覺世界，樓上在做什麼，你可以從聲音去做判斷，可是一開了門，彼此在樓梯間遇到，可能只有一句「早！」不太交談，因為公寓裡的倫理是疏遠的。
小說用第一人稱「我」，寫一個四十六、七歲和圖書左右，更年期後期的女性，她的身體狀況及面臨的問題。當時有點想到我的母親，她在四十五歲之後有許多奇怪的現象，當時我約莫二十出頭，沒有聽過什麼更年期，也沒有興趣去瞭解，只是覺得怎麼媽媽的身體常常不好，一下這邊痛，一下那邊不舒服。那時候幾個兄弟姊妹都大了，離家就業求學，最小的弟弟也讀大學住在宿舍，常常一接到媽媽的電話，就趕回家帶她去看病，持續了一年多。有一天醫生偷偷跟我說：「你要注意，你的母親可能是更年期，她並沒有什麼病，只是會一直說著身體的不舒服。」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更年期」這個名詞，也去翻了一些書，瞭解到除了生理的自然現象外，一個帶了六個孩子的專職母親，在孩子長大離家後，面對屋子裡的空洞和寂寞，她可能一下無法調適，所以會藉著生病讓孩子返家照顧她。
到了八〇年代，台北市開始出現公寓型的新社區，愈來愈多人搬進公寓裡，然後你會發現，公寓門窗上都加裝了鐵窗，而相鄰公寓間的人不相往來。當家庭中的男人、女人都出去工作時，小孩就變成了「鑰匙兒童」——在那個年代出現的新名詞，兒童脖子上掛著一串鑰匙，自己去上學，放學後自己回家，吃飯也是自己一個人。
我常舉三個名詞來說明這件事：性|交、做|愛、敦倫。我們很少用到「性|交」這個詞，覺得它很難聽，可是它是個很科學的名稱，是一種很客觀的行為紀錄。「做|愛」這個名詞比較被現代人接受和圖書
，好像它不只是一種科學上的行為，還有一種情感、心靈上的交流，不過在我父母那一代，他們連「做|愛」這兩個字都不太敢用，他們會說「敦倫」。
小說裡的「我」正經歷更年期，丈夫也不太理她，所以她試圖想找一個朋友，要和張玉霞來往。她碰到娃娃，問他姓什麼，他說姓張。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張玉霞時，就叫她張太太，沒想到張玉霞回答她：「叫我張玉霞，我現在是單親，娃娃跟我姓。」
「我」受到很大的打擊，因為在她那一代的倫理，沒有單親，也沒有孩子跟媽媽姓這種事情，她不知道怎麼回答了，當場愣在那裡。而小說裡的張玉霞，是台灣一個小鎮裡的郵局女職員，她認識了一個在小鎮當兵的男孩子，兩個人認識交往，發生了關係，等到男孩子退伍離開小鎮時，她懷孕了，可是卻發現連這個男孩子的地址都沒有。她找到他的部隊裡去，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說：「這兩年的兵役夠無聊，要在這小鎮上談一次戀愛，兩年後走了，各不相干。」張玉霞在這樣的狀況下，生下了娃娃，在唯一一次的戀愛經驗裡，充滿了怨恨。可是她還是獨立撫養娃娃長大，並讓娃娃跟她的姓。
我想，這是一個蠻普遍的現象。一張床是一個倫理的空間，規定必須住在一起。可是在這張床上要做什麼？要經營什麼樣的關係？卻沒有倫理來規範。也就是有倫理的空間，但沒有實質內容。
這段期間，整個社會在面臨一種轉變，不僅是經濟體制、社區關係和_圖_書，還有家庭型態也改變了，我在〈因為孤獨的緣故〉這篇小說中，試圖書寫在整個社會倫理的轉換階段，人對自我定位的重新調整。
這讓「我」感到很挫折，他們一天對話不到十句，十句裡可能都是「無聊！」、「多管閒事！」可是這是她最親的人，倫理規定他們晚上要睡在一張床上，他們卻沒有任何關係，包括肉體、包括心靈，都沒有。
談到倫理孤獨，我想以自己的小說〈因為孤獨的緣故〉作為例子。當我在寫作這篇小說時，身邊有些故事在發生。八〇年代後期，綁架兒童的案件層出不窮，每天翻開報紙都可以看到很聳動的標題，而發生這些事件的背景，就是原有的社區倫理結構改換了。
但對「我」而言，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所以當天晚上睡覺時，她迫不及待地對先生說，「樓上四樓A的張太太丈夫不姓張唉！——」等她說完，她的先生「冷靜地從他老花眼鏡的上方無表情地凝視著」，然後說了一句：「管那麼多事！」仍然沒有表情地繼續看報紙。
改變的不只是社區結構，我在大學教書時，從學生的自傳中發現，單親的比例愈來愈高，從三分之一漸漸提高到了二分之一。這在我的成長過程裡，是幾乎不會發生的事情，不管夫妻之間感情再不睦，家庭暴力如何嚴重，夫妻兩人就是不會離婚，因為在道德倫理規範下，離婚是一件很可恥的事。但在八〇年代後，即使女性對於離婚的接受度也提高了——不只是女性，但女性是較男性更難接受婚姻的離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