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正反對的原因在哪裡呢？
「很大的不同！」他說著，還揮了揮手來加重不同的分量。「現在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從前是劉少奇的黑線哪！而且，三結合有革命群眾代表，是咱們自己選出來的貼心人。從前哪有群眾說話的餘地呀？給領導提個意見，不是當耳邊風，就是倒過來把你一棍子打死！好了，現在造反派選進革命委員會，我們群眾等於當家作主啦！」
「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麼辦呢？黨放在哪裡呢？公社裡的委員有黨員和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裡呢？總該有個黨嘛！」
「革命委員會好」喊得震天價響的時候，有一回，老康來送茶水，我問到他的意見。
老朱嘿嘿笑了兩聲，才說：「進不了黨，管啥用？這年頭，還就是黨員幹部說了算！」
曹荻秋所犯的錯誤和全國其他幹部一樣，政治嗅覺不靈敏。不知道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文化只是個問路石，要害是奪權。而上海的開明風氣，使它成為整個運動的突破口。
如果我住在上海，相信會同情赤衛隊，跟著擁護舊市委，成為保皇派。赤衛隊的隊員多是血統老工人，成分好，黨團員多，勞動英雄和模範人物不勝枚舉，當時號稱有八十萬大軍。他們認為陳丕顯和曹荻秋（前者兼華東局書記，後者是上海市委書記）忠於黨，忠於毛澤東，不是沒有道理的。曹荻秋能幹而且開明，黨內外紀律嚴明，上海的治績一向冠全國。文革的激進派寫作班子全出在上海，拉開文革序幕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一砲也從上海打響，表明陳曹能夠容忍。
北京的冬天，景象是很蕭索的。目之所及，處處土牆灰瓦，泥地凍得硬邦邦的像水泥般泛白，失去遮蔽的樹幹在寒風中瑟縮著，光禿又孤單。碰到晴空萬里的日子，那無邊無際的灰藍才是唯一賞心悅目的。但北風起處，枯葉隨風飄蕩，忽起忽落，剛挨近地面又被吹走，象徵冬日的綿延無盡。
原來毛澤東侈談公社，只不過是葉公好龍，其實怕得要死！怕他的黨被擠掉統治地位，怕蘇聯不承認。虎頭蛇尾不說，他還假惺惺同情上海人民受「孤立」，威脅要封鎖上海公社的消息，套他自己的大字報語法，曰：「何其毒也！」
此時，經過「清隊」的大整肅，上山下鄉和五七幹校的下放運動，造反派保住身家性命的已是上上大吉，誰還敢提「造反有理」和巴黎公社的大民主呢？一月革命的理想始被踐踏，終被剝奪淨盡。紅衛兵終於發現，奉為真理的毛氏「徹底革命論」，竟淪為「罷官革命」的騙局。無怪乎紅衛兵楊曦光在失望痛心之餘，要撰文質問：「中國向何處去？」但他的吶喊只招來鎮壓的下場，至今生死不明。
北大「新北大公社」——聶元梓
這一票後來救了朱老總。紅衛兵破四舊時，也抄過朱德的家。他已經好幾年不抓實權，過hetubook.com.com著清閒的半退休生涯，養了幾千盆蘭花自娛。雖然一再聲明這些蘭花都是自掏腰包培養的，紅衛兵扔罵他「玩物喪志」，過著「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等等。終因有這一票之恩，以後對朱德只限於文批，不曾揪鬥或遊街。
六七年秋，我發現老康不但消瘦，而且常低著頭走路，好像心事很多，看起來還有些駝背。世堯不信，說北方人長得太高，常不自覺地駝點背，是種謙虛的表現。然而六九年我們離京南下前，世堯也同意老康這兩年老了許多。他又乾又瘦，臉黑得發暗，好像烏雲堆滿天，難得有撥雲見日的時刻。背是真駝了，至於甚麼時候開始駝的，我們一直沒問過他。這個時候，「清隊」的整肅工作正緊鑼密鼓中。許多造反派，特別是當頭頭的，紛紛被圈進了學習班，變相坐牢。老康自己只挨了幾張大字報，但要以身作則揭發自己隊伍裡的同志，遂變得沉默寡言。與我們這種美國歸僑身份的客人，他一反常態，謹慎地拉遠距離，保持著點頭招呼的禮貌而已。
陳曹真正執行中央的政策，立刻放過了王洪文。這無異放虎歸山。以後有了中央文革撐腰，王洪文如虎添翼，終於糾集各派勢力，一舉奪下市委大權，反過來把陳曹打成三反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這項奪權行動標誌了文化革命的實質是權力鬥爭，在全國引起了連鎖反應，成為文革期間膾炙人口的「一月風暴」，又叫「一月革命」。這時毛林下令進行了一次核彈試爆。一時舉國歡騰，更加壯大一月革命的聲勢。
早在秋冬大串連時，北京的五大派紅衛兵組織，計有：
「我們鄉下人很迷信，」他卻不好意思地說，「取名兒都帶封建意識。」
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王大賓
「我們是否還是穩當點好，不要都改名字了。」毛澤東說：「因為這樣就發生了改變政權的問題……是不是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緊跟著有個外國承不承認的問題。……我估計蘇聯就不承認……資產階級國家可能承認。」
原來六五年時，王洪文拚命巴結坐鎮國棉十七廠的工作組，充當圍攻紅衛兵的馬前卒，只盼能提升做個主管，誰知只撈到甚麼「大字報管理委會」，還是個副主任！恨得他咬牙切齒。聶元梓的大字報一廣播，他馬上「反戈一擊」，糾結年輕工人給廠黨委和工作組貼大字報。還利用自己人保幹部的特權，批檔案材料，私設刑堂，把壓制過自己的幹部加以拷打，進行肉體折磨，兇殘的程度，連廠內造反工人也看不下去。
江青在北京受到壓力時，總回到她出身的老巢來避風頭，受曹荻秋保護（批判林彪時，公開了一九六六年初毛致江青信，內中赤|裸裸地指示她躲在上海）。上海的政治運動，包括派遣以後成為眾矢和圖書之的的工作組，都有江青參與。但這個十里洋場打過滾的人，擅長的是利用完畢後一棍子打死的手段。一九六七年，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宣佈曹是「叛徒」和「自首變節份子」，加以誣陷。以後張春橋親自搞專案組審查他，殘酷逼供，並且扣留工資，折磨到一九七六年方含冤死於獄中。
北師大「井崗山公社」——譚厚蘭
沒兩天，街上就出現了「革命委員會好」的「最高指示」。我從大字報和小字報看得出來，毛澤東硬是不批准這個在他啟示下人民用血汗爭來的新生事物「上海人民公社」。
「我看還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是不是還叫革命委員會好？」
否決的內容一傳出來，不但熱情如火如荼的上海造反派被澆了一盆冷水，其他造反組織也都愣了頭。從一月中旬公社籌備開始，到二月廿三日，被迫易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前後一個月多，偉大的巴黎公社理想就壽終正寢。但這個時候，經過八次接見紅衛兵，正是毛澤東威望達到頂峰的時候。大家相信他說的「我們不在名詞，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的誠意，紛紛調整自己的思路。很快，全國各個角落都發出「革命委員會好」的回聲。
我們到大廈不久，就同他們這伙造反派認同，彼此關係一直很融洽。老康純樸踏實的作風我們最欣賞。混熟後，有一回問到他的名字，才知叫康吉祥。
正是由於安亭事件，張春橋看中了王洪文，欣賞他的有勇無謀，而且官迷心竅，易於控制，立刻收作心腹。王洪文樂得踏上這架上通中央文革的直升飛機，自然誓死效忠。何況他和曹荻秋還有不共戴天之仇，不推翻市委也不死心。
曹荻秋知悉後，把「國棉十七廠事件」等同匈牙利事件，認為黨員犯這種錯不可原諒。調查後，共事的全打成反革命份子，其中王洪文是主謀，判死刑。正要執行時，中央作出撤消工作組的決定，拋出毛劉妥協的產物「文革十六條」。十六條規定：「警惕有人把群眾打成『反革命』……即使是真正的右派份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
我說：「革命委員會，和從前的委員會，有甚麼不同呢？」
工總司的主力是年輕工人，借重紅衛兵的宣傳力量，再加上北京的紅衛兵做後盾，最主要是有新的最高領導核心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才能拿得下固若金湯的上海市委。當兩派相爭到最後階段時，赤衛隊憤而罷工，港口、自來水、煤氣、電車都停工。這時紅衛兵出主意，拿下「為民喉舌」的輿論工具，由交大學生帶頭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先聲奪人，向赤衛隊進行招撫。素有「鐵桿保皇」之稱的赤衛隊也非好惹的，因此，圍繞著「一月革命」前後，紅衛兵串連演講，備受圍攻，甚至喪失生命的也有。他們這樣和-圖-書捨己忘我地衝鋒陷陣，依憑的是毛澤東給他們煽起的共產主義理想。
華僑大廈五樓的服務員中，數老康最能幹，平常話不多，做事卻勤快。他出身好，但因為說話耿直，不善逢迎，始終入不了黨，還常受排擠。這種背景正是造反派的角色，果然，文革一起，老康很快當上了小頭頭。除了正常工作，他寫大字報、煮漿糊、刷標語、學習、開會，忙得不亦樂乎。
老康只有初中的教育程度，自當上小頭頭後，說話越來越有水平，我常自嘆不如。「時勢造英雄」，誠然不假。那幾年，不但是造反派，連普通老百姓也鍛鍊得能說善道，張嘴就是長篇大道理。里巷小孩吵架，政治術語和毛氏語錄拋過來擲過去，都是十分等閒的事。
七三年秋，我們再度上京，路上邂逅了「及時雨」老宋。談起老康時，知道他出身好，帶頭造反後不曾犯過大錯，清隊中躲過了清算鬥爭，總算有驚無險。
好不容易，大廈的兩派同意毛澤東指示的「大聯合」，協商再三，終於成立了革委會。老康被選進革委會，所謂「做官」了。我們以為他該稍微歇口氣吧，豈知他堅持不脫產，不當官做老爺，本份的工作加倍用心幹。空閒時，別人打撲克牌散心，老康卻抓緊時間讀毛選。他查字典，做筆記，名副其實是「毛主席的好學生」。
就在上海公社易名的同一天，毛林下令解放軍支持左派，以保護「新生的紅色政權」。本來就分裂對立的派系，再介入了軍隊，從此武鬥不休。
一月革命中，紅衛兵立下了汗馬功勞。
二月上旬，北京街上貼上「熱烈歡呼上海人民公社誕生」的大紅喜報。我喜懼參半地讀著這些喜報，總覺得理想實現得太順利，美得近乎不可思議。想想看，給人民群眾「直接選舉」的權利呀！建國二十年，幾時實行過選舉呢？
我為老康慶幸，隨口問了一句：「還在革委會裡？」
六六年冬天，北京可是空前的熱鬧。滿街花花綠綠的大字報，三申五令也請不走的紅衛兵和外地人，弄得街道、商店和公園都人滿為患。每天都有新聞，惹來人們輾轉傳抄或奔走相告。譬如劉少奇的靠邊站，先由清華北大的大字報影射，再由人們耳語透露內情，不久也就是公開談論的題材。
都派人在上海設立連絡站，和上海的紅衛兵密切掛鈎。上海的紅衛兵的勢力不如北京，最大的是同濟大學的「東方紅公社」。它的頭頭陳敢峰堪稱一時的風流人物，「九大」時，與聶元梓一同當上中共候補中委，是僅有的紅衛兵代表，當然是有名無實。同濟大學後來成了上海大專紅代會的核心。
許多造反派常止於口頭革命，老康卻有始有終。他是我親眼目睹的少數不為權力腐蝕的人物之一。
「早下來啦！現在同我一樣，還當服務員。」
「上海的人民很喜歡人民公社，很喜歡這個名字，ｗwｗ.hetubｏｏｋ•ｃｏm•ｃｏm怎麼辦？……一個辦法就是不改，還叫上海人民公社，這個辦法的好處是可以保護上海人民的熱情，大家喜歡這個公社。缺點是全國只有你們一家，你們不很孤立嗎？現在不能登人民日報……」
清華「井崗山兵團」——頭頭是蒯大富
可惜這一條命似乎不得善終。毛澤東去世之前，朱德「及時瞑目」。據大陸上盛行的傳說，這是四人幫為了政治局常委的票數而施暗殺手段的結果。
「做群眾也好，」我說，「沒有風險。」
康吉祥，這名字取得真好。
他言下不勝惆悵和無奈。我並不以為然。老康雖然折騰了幾年，結果九九歸一，又回復本來的身份和地位，但在無禍便是福的今天，他平安無事的結局就夠值得額手稱慶的。
「好吉利的名字！」我們都誇獎。
毛澤東時常談到巴黎公社的大民主。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檢閱紅衛兵大會上，林彪代表毛澤東講話，為文化革命提供了理論根據，突出巴黎公社用暴力奪取政權，粉碎國家機器和大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等經驗。眼明心亮的紅衛兵和其他造反派，自然領會領袖的意旨。於是，暴力革命，鏟除特權階級，直接投票選舉，群眾當家作主等理想，都成了這次革命的目標。既然當時的政權屬於劉鄧的資產階級王國，那麼，一月革命後的新政權就必須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為此，造反派全部通過把上海市易名為「上海人民公社」。
北航「紅旗戰鬥隊」——韓愛晶
我們初到華僑大廈時，康吉祥是個不胖不瘦的高個子，三十五六歲的年紀，面色黝黑，目光清亮中含著一絲腼腆，是健康樸實的典型北方漢子。起來造反時，他堅持八小時工作，全是業餘鬧革命。當上頭頭後，任務加重了。開會、和其他單位串連掛鈎、籌謀策劃等，常逼得他白天脫產，於是他用夜班補上。六七年春夏之交，我們很少白天見到他。偶而半夜醒來找水喝，見老康不是在熱水間沖洗茶杯，就是悄無聲息地打掃著走道。碰到他白天值班，眼睛常是熬得充血，兩頰深深陷了去。有人造了反後，吃得腦滿腸肥，我們的老康卻日漸消瘦。
一月革命前，北京已經出現了赤衛隊員和上海紅革會（學生）成員，彼此用大字報控告指責，爭取中央文革和輿論支持。後來工總司也組隊上京告狀，卻被阻於上海市郊的安亭。正好京滬特別快車經過，車內有外交官和記者，造反派乘機表演臥軌，讓洋人拍照，造成了「安亭事件」。暗中支持的張春橋連忙趕來調停善後，使工總司因而名震全國，而談判代表之一的王洪文便跟著出人頭地，爬昇之快，有如傳奇小說。
某天，我們一家出門購物。回到旅館，發現世堯的皮鞋被刷得光可鑑人，整齊地擺在床前。自從到京，他穿慣了布鞋，這雙皮鞋就丟在床底下，隨它積灰去，早忘了它的存在。現在和_圖_書卻被老康挖出來，用鞋油擦得煥然一新。世堯難為情得很，連忙把它包好改藏進衣箱裡。向老康道謝時，他只淺淺一笑，說：「為人民服務嘛，這是我們的工作。」
圍繞著八屆十一中的召開，傳聞很多。有說是林彪重兵圍了北京一帶，毛澤東有恃無恐才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強迫劉少奇靠邊站。另有小道消息說，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撤銷黨中央派到各高等院校指導文化革命的工作組時，劉鄧陳（雲）和毛林周兩方面各為三票，相持不下，剩下朱德一人未投。他閉眼考慮了半天，終於開口說：「我投毛潤之一票吧。」
我們當時在北京，以為這個事件是自發的，偶然的，是群眾運動的結果。但慢慢地，大字報看多了，終於理出毛澤東一伙從中牽線和佈置的頭緒來。
一進入六七年，全國的焦點都集中到一月九日人民日報轉載上海文匯報五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加上用大黑字排印的「編者按」——這個表示是毛澤東的御筆親批。同一天還轉載了「緊急通告」一文。這兩份號稱有「劃時代意義」的文件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組司，它的對立派「上海市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簡稱赤衛隊）為首的造反派（包括北京的紅衛兵組織如清華、北航、西安軍工和上海交通大學等）聯名發表。這些造反派在元旦過後，就奪下文匯報、上海晚報和解放日報的權，發表上述文告，號召赤衛隊堅持生產，回到毛澤東的路線上來。文件經中央文革加以認可，用人民日報頭版刊出，「編者按」尤其鼓勵大家效法奪權。上海的造反派有恃無恐了，立刻推翻了上海市委，以巴黎公社的精神為指導，在二月五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
那麼，革命委員會好在哪裡呢？原來毛澤東早胸有成竹，要在新政權裡搞「三結合」，即由支左的軍人、革命幹部和群眾代表（造反派）組成。這種三駕馬車的集體領導很快就有名無實，因為軍人和幹部是黨員，佔把持地位，尤其前者槍把子在握，一切以他說了算。「九大」後，紅衛兵和造反派盡了歷史使命，兔死狗烹，群眾代表掛名都嫌多餘，乾脆一腳踢開。這時，革委會改為「老中青」年齡的三結合，清一色黨員幹部。於是政權組織遂由階層的結合變成統治集團培養接班人的結合，離巴黎公社的原則，距離何止十萬八千里！
「公社是我們革命的目標，」他很堅定而且很有自信地說。「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一次文化革命還不夠——按主席的意思，起碼要兩三次才行。我們現在的革命委員會，主席說了，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臨時權力機構。以後我們還是要推翻它的，我們要建立公社制度。」
「他在關鍵時刻，總算站到毛主席司令部一邊，」有一張大字報說，「姑且先饒他一條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