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串連和學生稍有不同。到京後，他們先到對口的部門打尖，或上國務院遞上狀紙。之後先逛鋪子，行有餘力，才想到遊山玩水。紅衛兵往往是兩袖清風出門的，工人卻是揣了大把鈔票進京。前者逛百貨店多半望梅止渴，後者卻是大方的主顧。六七年夏天，北京的商店普遍發生供不應求的現象，不用票證的高價品多被外地客搶購一空。工人也愛上館子，但酒店價廉物美，更是他們留連忘返的場所。

那一陣子，我們通過老宋得到許多紅衛兵的文藝表演會入場券。每場表演都有反對經濟主義的節目，諸如對口詞或相聲。街上的宣傳畫最通行的是畫個臂上圍著「保」字袖章（表示是保皇派，非造反派）的工人，一手拎隻收音機，另一手拎著大包小包的衣料，高級糖菓等，背上掛隻大火腿，臉上笑得暴出門牙來。

這以後，西單商場關門了好久才重新營業。

把經濟主義歸罪為當權派自保的策略，並不全面，工人自身的強烈要求才是主力。他們不是阿斗，眼看「臭老九」（知識份子和學生之外號）全國免費旅行，交通為之阻塞，老大哥怎甘心落後？他們本來在廠礦內受幹部的「管卡壓」，有掛名的工會卻沒有罷工的權利，積憤不得發洩，聽到「造反有理」，所謂乾柴烈火，一點即燃。何況，工人隊伍中確實存在了很多不合理的現象，像數目龐大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這些有工人之實，而無工人之名，待遇菲薄的非正規工人，並非一時一地的權宜措施，而是長年累月，政府閉眼不解決的「老大難」問題。廠裡領導心虛已久，所以聽到他們喊造反，馬上追補工資。人民日報上說，僅上海機ｈtｔｐs://m.hｅtubｏｏk.ｃｏm•ｃoｍ械製造廠一下子就追補外包工三萬多元。

六七年秋末，北京西單商場分裂成勢均力敵的兩派。各自背後都有其他單位的派系撐腰，因此互不相讓，以致遲遲不能實現派系大聯合而成立革委會。最後雙方決定大打一場，以決雌雄。

但上海工總司的「緊急通告」卻道出了事情的嚴重性。通告提出了「反經濟主義」的十項呼籲，我們才知道由於工總司和赤衛隊打內戰，造成上海「工廠停工」，「鐵路中斷」，「公路阻塞」，碼頭工人「停止生產，影響港口工作」等等情節。通告指出，舊當權派為了自救而有意轉移鬥爭的矛頭，批准了工人的經濟要求，諸如「增加工資」，「濫發補助費」，默認群眾「強佔公房」……一言以蔽之，曰「經濟手段」。

「宋彬彬。」

我那時最大的興趣是辨認他們的帽徽和制服式樣。鞍鋼和鐵道工人總是戴著鋼盔，其他系統常是戴柳條帽的；也有的光頭，只在脖子上圍條毛巾。衣服清一色深藍，式樣也大同小異。大概是家庭背景的關係，我從小與父親（他是木匠）的同事混熟了，對工人特別有好感。難得碰到各地來的工人，使我大開眼界，因此，在公園、路旁或酒店裡，常找他們閒聊。我耽心他們外出串連，必然會影響生產。但他們說不礙事，工作都有同志頂過去。很多是來告狀的，說問題不解決，生產反而上不去。

整個文革期間，經濟主義一直陰魂不散。它不是工人的專利品，而是所有造反派的致命傷之一。譬如紅衛兵，以一窮二白的學生身份參加奪權。一旦大權在握，多數頭頭便多吃多佔，生活趨向腐化。和_圖_書一個中學女生，因為父親是高幹。當上紅衛兵不久，就上了天安門城樓。毛澤東接見時問她：「妳叫甚麼名字？」

整個六七年，全國都開展「反經濟主義妖風」的宣傳。毛澤東同時還指示：「抓革命，促生產。」這個號召成了文革期間無日或忘的口號——也僅止於口號。蓋妖風一颳，便來勢洶洶——「通告」甚至起了煽風點火的反作用。因為疆域遼闊，各地運動進度便快慢不一。有的一邊喊「打倒經濟主義」，一邊大行經濟主義；有的本來不知有此「主義」，現在便急起直追；再加上奪權造成的對立和武鬥，六七和六八兩年的工業生產，呈直線下降。

那年「十．一」，江青親自判了幾個造反組織的死刑，全國性的臨時工組織是其中之一。以前彈的都化作鱷魚眼淚了。

第八次檢閱紅衛兵時，上海工人打著「赤衛隊」的旗號和袖章，首先出現在北京街頭。當中央文革苦口婆心地呼籲學生回原校就地鬧革命，不但赤衛隊愈聚愈多，其他外地工人也紛紛上京串連。看膩了學生，如今換上制服齊整的工人老大哥，大家都有一新耳目的感覺。

毛澤東在文革中提倡「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境界誠然是高。但他對人性作了錯誤的估價和利用，使得一場「偉大的空話」像「一個雞蛋的家當」樣砸得粉碎。

武鬥之日，雙方的隊員全副武裝，頭上不是鋼盔就是柳條帽，手上是大刀、長矛、棍棒或鐵條。守方盤據了商場的進出入口，窗戶和屋頂全有人把守。攻方佔用了鄰近商店和民房的屋頂，堵住街道巷口。顧客早嚇得抱頭鼠竄，居民和行人都站得遠遠地作壁上觀。

觀眾正奇怪，但接二連三竄出和-圖-書人來把大家看傻了。有的捧個收音機，有的抱一疊搪瓷盆碗，力大如牛的獨個兒扛個縫紉機。還有人手臂上套了七八隻錶，或者胸袋插上一排自來水筆，口袋也插滿了圓珠筆和鉛筆，像個活動的賣貨郎。有的男子漢手上抱了一大堆女人的花襯衫，身上套上幾條新褲子，只好叉開大腿走路，樣子比北京填鴨更蹣跚。最高明的是騎了自行車衝出來，車把上掛著火腿、臘肉，滿載而去。

「糖衣砲彈打不倒我們！」

於是她改名叫宋要武，頓時紅得發紫。半年不到，據對立派的大字報揭露，她當上頭頭後，為自己配備了秘書；搶了舊當權派的汽車據為私有，設了司機和保鑣，儼然高幹一個。十多歲的中學生尚且如此猖狂，其他造反派就可以想像。

「誰稀罕他們這幾個臭錢，我們要的是社會主義！」

我同情是自然的，但看到江青為此大彈珠淚，反而吃驚。大字報說，中央首長，包括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等，某次接見造反派，聽到臨時工的申訴，江青同情得兩度哭泣，連話也說不下去。每當她停頓擦淚時，群眾就高呼：「打倒劉少奇！毛主席萬歲！」周陳都舉著「語錄」陪著喊口號。

守方糾集了殘兵敗將，帶頭的高呼：「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他們也衝進了商場。但一見對方丟盔卸甲，他們立刻自動解除武裝，也加入搶劫商品的行列。

工人一搞串連，停產停工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國務院逼得在二月三日下令停止紅衛兵串連，取消了工人效尤的藉口。勸說了一陣，工人大規模湧向北京的現象總算煞住，但零星光臨的始終未斷。

這個通告一發heｔuｂｏok.cｏm•ｃｏｍ表，中共中央，連同國務院和中央文革第二天就給工總司等三十二個造反團體致賀電，讚揚他們反經濟主義的戰鬥任務。北京各界立刻集會慶祝，熱烈歡呼通告和賀電的發表。人民日報，紅衛兵小報，大字報，整面整版地刊登各地誓師大會的宣言以及致毛澤東的致敬信和保證書。

公安警察聞風趕到時，商場幾乎洗卻一空。自然有人上報中央文革和周恩來。當天午夜過後，周恩來和陳伯達等幾位親臨現場視察，初步估計損失四五十萬元。臨走時，怒目圓睜的周恩來指示：商場維持現狀三天，作為「反面教育」，組織革命群眾來參觀學習。

觀眾見兩派人馬適才還殺聲震天，打得頭破血流，如今糾纏在商場內，竟鴉雀無聲，以為都全軍覆沒了。正引頸喟嘆之際，大門口忽地竄出個工人，打扮得一身簇新。只見他頭戴著大雪天用的厚皮帽，披了件樣板戲裡楊子榮式的皮毛大衣，腳上的皮靴來不及繫牢，任由鞋帶拖著地面。他懷裡抱架電唱機，三步併作兩步地往人堆裡鑽進去。

兩方先是叫囂對罵了一陣，把士氣鼓舞起來。訴諸武力前，彼此打開隨身攜帶的毛澤東語錄，挑出幾條來朗讀，作為置對方於死地的理論，兼武裝自己的頭腦。攻方先朗誦「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語錄，接著一聲「衝呀！」立刻短兵相接。

「搶啦！搶呀！」

我讀了許多學生協助傳抄和張貼的有關臨時工和合同工的「血淚控訴」，十分同情。多次和工人聊天，才了解到「新中國」的工人遠非鐵板一塊，工種級別待遇不同，而編制內（正規工人）外（臨時工）的差別尤其懸殊。正規工人是天之驕子，享受免費醫療，和-圖-書分配眷屬宿舍，生病照拿薪水，老來還領退休金。臨時工和計件工呢，工資菲薄不說，工作毫無保障，上述福利免談，此外還受介紹單位（如街道組織）的抽佣剝削——這哪有社會主義原則？有個臨時工打個比喻說，他們的地位還比不上舊社會的童養媳或者小老婆呢！因此，造反的號角一聲響，他們立刻組織了戰鬥隊，打著「控訴、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旗號，到中央來告狀。

「要武嘛，」毛澤東說。

江青雖然是演戲出身的，我相信她當時確是真情流露。同情之心，人皆有之。但臨時工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普遍存在的事實，這些中央首長卻像蒙在鼓裡，不能不令我懷疑他們知道多少民情？掌管國庫的周恩來應該心底有數的，但他站在一旁悶聲不響，讓江青表演婦人之仁，把罪過諉到劉少奇頭上。他本來可以向造反派解釋一下，諸如國家底子薄，無力給工人平等待遇，今後應當努力改善云云。但周恩來的圓滑也就在此，他給人永不犯錯，而且永遠在「糾正」他人過錯的印象。

混戰了一場，攻方到底衝殺進商場。勝利的呼聲甫落，他們忽然忘掉戰鬥的目標和身上的傷痕，目光全被花花綠綠的商品所吸引。很快地，大家都扔了棍棒，徒手衝向櫃臺。

第二天早上，街上賣「號外」。看了小報後，我守著小孩，世堯一個人去參觀。回來看他直搖頭嘆氣。誠如小報上所說，商場內滿目瘡痍，櫃臺砸壞了，貨架十格九空，滿地都是紙張和碎玻璃。造反派身上脫下來的衣服鞋襪和鋼盔刀棍隨地撂著，連表明派別的紅袖章也棄之如敝屣。

眼明心快的先喊了出來，拔腳就奔。其他人跟著蜂擁而上。一霎時，衝入和殺出的擠成一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