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謙虛總是對的，我雖然嘟嚕著，還是重新改寫了一頁。

「自我批評要採取高姿態，」他說。「這件事，按照國內的政治標準，肯定要提到階級鬥爭的綱上看待，算是充當美帝國主義的走狗。」

第二年去南京，果然又隨同全校教工填寫了一份類似自傳、洋洋四大頁的表格。

「記住，要從八歲寫起。寫甚麼都來個三思而後行，寫下去後這輩子就甭想再改了。留個底稿，以後到單位還可能再寫。」

雖然不服氣，但敢把自己的過去從嚴清算總是好的。榜上列名的戰犯李宗仁尚且受歡迎，我不幹甚麼虧心事，念完書就跑來奉獻自己，怕甚麼？於是，我又添加了一大段自瀆的文字。

「翻譯新聞稿算走狗，那些在美國大學裡教書、在美國政府和機關中任職的，不都成了天字第一號的漢奸啦？」

認識的幾個朋友，包括紅衛兵和造反派，也都給了千篇一律的勸告。自傳在中國已經寫出一套公式來了，人人都知道要從八歲寫起；字句千錘百煉，務求留有自衛的餘地：留底稿，作為今生今世填寫此類表格的範本；檔案跟人走，謹防被抓住漏洞和把柄……。

住下來沒幾天，石同志送來表格，要我們填學歷、經歷和工作志趣、地點選擇等。

「幸虧在臺灣，我才有個人奮鬥的機會，要在大陸，只好眼巴巴等著黨的恩賜吧？」

「在社會主義中國，」世堯向我指出，「這樣苦讀出身www.hetubook.com.com就是標榜『個人奮鬥』，需要嚴格自我批評一番才是。」

我們欣然照辦。白天出去跑跑很愉快，晚上卻無事，世堯便想到寫自傳。

我們剛在華僑大廈住下來，幹部局的人就表示，文革正進入高潮，全國各單位都以運動為主，行政和人事一律讓路，分配工作要稍微耽擱點時間，請我們安心等候。

我的出身比較單純，父親一方是三代木匠，顛沛流離；母親一方是兩代佃農，她自己是孤兒變養女；這些都頗合乎「憶苦思甜」的素材要求。我家兄弟姊妹六人，兄姐都是棄學做工來幫助養家，由我開始才以工讀和獎學金完成大學教育。

世堯可是嘔心瀝血地熬夜苦幹，整整寫了一萬多字，用稿紙抄寫得工工整整。上交前，我們彼此交換看。我讀完他的自傳，發現他豈止無遮無隱，簡直透明到成為一段真空管。

「大概甚麼時候開始『改』呢？」我問她。

以後的生活經驗證明，世堯的「嚴以責己」並非庸人自擾。我後來同南京的一位好朋友提到這一段經歷，她說：「走狗算是輕的了，暗地裡不當你有美帝的間諜嫌疑才怪呢！」

與此同時，學校鬥爭了一個學生，罪名之一是偷聽敵臺「美國之音」的廣播。我們一直等著安定下來後，購買一架國產收音機，這下只好打消了計劃，免得引起誤會。

我們很快就把表格填完。工作地點這一欄填和_圖_書了「祖國需要，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夫婦可以分開」。後面這一句，恐怕是回歸者所填表格中僅有的例子。年輕時，只有熱情，沒有理智，幸好幹部局沒有照辦，否則真慘。

第二次寫自傳，我們的心情已大不相同。

說完又補上一朵母親特有的驕傲和滿足的笑容。兩年多，這是僅見的一次。

老宋聽到我們奉命寫自傳，連忙傳授經驗。

「我們都是響應政府的號召，只有兩個孩子。」

「十月是北京最好的日子，天高氣爽，你們好好地休息休息吧。」

我聽到「走狗」，先笑出來。

隨著運動的進展，中級幹部換了幾個人，不問而知，多半是「靠邊站」了。這些人從來不提自己的職別，碰到我們問，也是顧左右而言他，弄得神秘兮兮的。基層幹部更迭不像頂頭上司這麼頻繁，但兩年四個月中，也只有姓石的屹立不倒。

無奈，只好把有權讀自傳的人當成假想的審判官，夫婦倆戰戰兢兢地又寫起自傳來。經歷則一，但兩年前用過的字句到底記不周全。為怕矛盾；寧左勿右，這回狠狠把自己的過去清算鞭撻一番。資產階級世界觀，個人奮鬥，中了反動派和帝國主義教育的毒，充當美帝走狗……都是想當然的罪名，我一一承擔下來。

「我們應該把自己的身世、經歷、想法都寫出來，像新生嬰兒般無遮無隱，使國家對我們一目了然。」

有一回，因我大腹便和*圖*書便，談起了孩子。我大膽問她幾個小孩。

兩年來，類似文字獄的事件看得太多，也聽得太多了。聽到要書寫甚麼，我先有不寒而慄的感覺。這時，海外的通信已紛紛切斷，只剩下郭子加一家。他們因為計劃回歸，有些事須要連繫，因此勉強維持著書信往來。但我寫信卻越寫越短，文字煞費推敲，唯恐一不小心而惹上甚麼「裡通外國」的嫌疑。

說到這裡，她意外地面露微笑，欣慰有加地添了一句：

「最快也在過年後，」她說。「你們有空上街看看大字報吧。可以了解運動的進展。我們自己天天寫大字報，也天天看別人的大字報，這樣才不會落後於形勢。」

沒有人能回答。

「我的孩子全上學了，他們很獨立，自己能夠照料自己，很少要父母操心的。」

平常，她不苟言笑，對回歸的幾家人客氣中帶著容忍。不管男與女，一律稱呼我們「先生」，不稱同志，更談不上直呼老段或小陳，表敬裡疏，把界限劃分得很清楚。

這是頭一回寫自傳，自發自動，寫完就上交，不曾留底稿，自己充滿了「一吐為快」的輕鬆和喜悅。

隔了半個月，石同志才來收表格。據她說，運動已向縱深發展，正掀起大揭發和批判，工作要等到「鬥批改」中「改」的階段才有著落。

石同志身材修長，長得明眸皓齒，膚白似雪，操一口清脆的京片子。她常穿皮鞋，衣著打扮頗有「資」味，（文革那幾年和-圖-書，穿得破爛腌臢才算有無產階級氣概），談吐謹慎，輕易不涉及自己的生活。她的年紀，出身和學歷對我們一直是個謎。但她也是個知識份子，這是顯而易見的。

我在美國念研究院時，夏天去「美國之音」打工，替休假的職員譯新聞稿。這一段如實寫出，世堯又嫌我沒有在「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氣魄。

六八年秋，「清隊」開始，幹部局突然通知我們幾家回歸的，小孩除外，大人個個寫自傳，限期來收取。我們還必須重寫。

經常查戶口，倒也不稀奇。但有一回半夜突擊抽查，學校的三戶「假洋鬼子」（兩戶「美國佬」，另一戶「英國佬」是臺大校友郭治中）都遭查。郭氏夫婦和五、六戶教工合住一棟洋房，查他們房間時，公安人員一個箭步搶先去扭開收音機；檢查一下他倆睡前聽的甚麼廣播電臺。我聽到郭氏的遭遇後，發誓不買收音機。在大陸共七年零兩個月，我們家一直沒有收音機。

但教員家家都有收音機，它成了枯燥生活中的重要調劑品，孩子幾次吵著要聽收音機。林彪事件後，我以為極左思潮該告個段落了，有些心動，開始打聽起收音機的牌價來。這時又碰到一樁查戶口的事。

幹部局（其他如中僑委、科委……都是如此）的人每次同我們接洽，經常是兩個基層幹部出場：一個主講，另一個點頭應聲，唯唯諾諾，似乎其出席只不過是聊資證明而已。偶而也出現一位中級幹部，和圖書或交代政策，或逢年過節表示慰問。他一出現，則只聽他侃侃而談，基層幹部一下子噤若寒蟬，成了點頭稱是的活木乃伊。這得感謝中共強化了中國固有的封建官僚習氣，職位的高低，不用介紹，任何人都能辨別出來。

事隔兩年，局勢已大為改觀，素有「臭老九」之稱的知識份子，此時已經臭到史無前例，近乎「人渣」的地步，中共自己培養的知識份子尚且要加以「再教育」才能使用，遑論其他？幹部局的人臉越拉越長，望著我們這些甩不掉的包袱，也難怪他們沒有好聲氣。石同志名副其實的一張石頭面孔——我猜想，一半出於蔑視我們，一半怕也是顧影自憐吧？

「到底一輩子要寫幾回自傳？」我問朋友。

這是姓石的一位女同志說的，口氣間好像我們匆匆趕回來，為的要在北京休息一陣，趕上秋高氣爽，更是幸運。在上海時就發現服務員把午睡和晚上睡覺稱為「休息」，乍聽還以為石同志要我們關門睡大覺哩。

我想著也有理，反正沒事，就寫吧。我壓根沒啥經歷，五千字不到，就覺得把自己寫得內外透明像個水晶玻璃球了。

世堯採取批判從嚴的態度，把自己加碼批判了一通。他父親是國民黨的一個小軍官，奉派參加看管張學良。本來我們以為這是上一代人的政治活動，與我們無關。如今回歸了，無關變有關，而且攸關我們的政治生命。世堯花了幾千字來表示「堅決、徹底」與家庭劃清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