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據說是四個造反派之一，表現特別積極熱情，很快就參加了造反組織，戴上了紅袖章。我一到北京，多少人就告訴我：「洋人也起來造反啦！」其中李敦白名聲最響。

這次荔枝也運到東北賣，使東北人大開眼界。那年冬天，東北來的幹部在我都旅館開會，給我說起一段學吃荔枝的趣事。原來東北有很多人不曾見過荔枝，但也知道這是詩人李白讚美不已的水菓，雖然貴（在北京，記得是賣六毛八分一斤，幾和豬肉等價；東北物價比北京貴些），都買來嚐新鮮。從未吃過，自然不知怎麼吃，就用水洗了，連殼送進嘴裡嚼。等吃了苦頭後，才悟出剝皮的道理。

蘇聯並非唯一交惡的國家。早在六六年底，印尼就發動一次大排華。第二年初，驅逐了一名中共的副武官；三月裡又成心把中國的國名改為「支那人民共和國」。中共忙於文革，先採取克制態度，只發表了幾次抗議。抗議只招致排華的強化，四月中終於宣佈印尼駐京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接著發動強大的示威遊行。

不僅是旅館的服務員，還有旅館附近的鄰居朋友，都向我訴說三年困難時期，如何被蘇修逼債。中國人自己餓得面黃肌瘦，卻要從嘴裡掏出農產品去還債。蘇修卻百般挑剔，蘋果用斗量，過大過小都不合格，一律扔掉；一車皮貨品只發現一樣不合規格，便整車不算數，倒進海中，據說氣得周恩來眼淚都滾出來。

我最佩服的是他預言毛澤東要被修正：「物極必反，馬克思出在德國，德國就有考茨基、伯恩斯坦把他修了；列寧出在蘇聯，又出了個赫魯雪夫；毛主席在我們國家，也會有人修他，不信二十年以後看！」

「李敦白是特務，被看管起來了！」

六七年一月十日，幾個首長接見紅衛兵代表。江青曾公開保陳毅：「比如陳毅同志，說錯話，寫過一些詩，說話說過頭也有。我甚至可以同他當面爭執。但他不是兩面派，他甚麼都說，這是好的。」

景（左霖右鳥）說著，噴了一口煙。煙霧裊裊上升，襯著她一副站得高看得遠的神色。

由於毛澤京的批示和洋造反派的熱烈要求，外交部長陳毅終於在六七年一月中召見了一批外國專家，向他們傳達了外交部的決議。在自願的原則下，陳毅強調，外國朋友可以參加文化大革命，參加勞動，專家的子女可以參加紅衛兵等等。

中共儘管把自己人分成許多等級類別，如黑五類、紅五類，但哪一類都逃不掉勞動改造思想這一關，唯獨對外國人嚴守「內外有別」的政策。哪怕對方是共產黨員這種「階級兄弟」，也待之以上賓之禮，生活照顧遠超過蘇式的修正主義，而是地道的資本主義作風。這四個美國人指責的清規戒律包括：不參加體力勞動；不用改造思想；不能接近工農；不參加階級鬥爭；不參加生產鬥爭。外國人只許可有：高工資，高級生活環境，外加各種特殊享受。

他的副總理又轉過來去保他們手下的副部長，其中譚震林和陳毅最是不避嫌疑。譚震林負責農林口，對八屆十一中的決議根本不服氣，絕不承認自己執行了甚麼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線。農林口管轄很廣，畜牧、漁業都在內，確實也是亂不得，因此哪個部下有個風吹草動，他立刻去保。他還公開支持保字號組織，極力促成幹部「三結合」以組織革委會，用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奪權來抗拒中央文革的奪權方式。他對造反派沒有好感，曾經不客氣地說：「群眾，群眾，沒有領導頂屁用！」

他不但貶低毛澤東，也貶低紅衛兵：「現在是中央允許學生發神經病。」

我的激動有些自私的成份，世堯和我回國有一半是受了史諾的影響，他的書本本必讀。印象中，史諾是「人民中國的忠實朋友」，從延安時代起，他就進出毛澤東的書房，為中共宣傳不遺餘力，說他是「開國功臣」之一也不為過。

極左派把私鬥陳毅比成「揭開了外事口階級鬥爭的蓋子」。蓋子是開了，可惜瓶子裡出來的卻是興風作浪的妖怪。

聯動是紅衛兵中的極右派，主要成員是高幹——尤其是被打倒的高幹——子弟，如朱德的孫子，陳毅、賀龍、薄一波、李井泉……等的兒子，「血統論」者譚力夫也是一名幹將。他們原以「想當然」的接班人自居，與有保字號之稱的首都「紅二司」掛鈎，屬於「北京西城糾察隊」，以打砸搶聞名。有一回，我乘公共汽車去西郊，路上見一群少年乘自行車呼嘯而過，目無交通秩序，原來就是聯動份子。他們常組織單車隊，慣在三更半夜作旋風出擊，簡直神出鬼沒。

中共果真招回各國的留學生，讓他們參加運動，接受鍛鍊。首批回國的是留歐學生，共六十九人。他們在六七年一月廿五日乘火車經過莫斯科時，列隊到紅場憑弔列寧墓；史大林墓早被挖走，但他們仍然獻了一個花圈給他。這些學生明知蘇聯派了兩三百名軍警圍在四周，虎視眈眈地盯牢著他們，還打開毛澤東語錄朗誦一番，高唱國際歌，喊「馬恩列史毛」萬歲外，再加上「打倒現代修正主義！」蘇聯軍警立刻蜂擁而上，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打傷了三十多名，重傷四名，一名肋骨斷了幾根，命在垂危，這就是一連串遊行示威的肇首「紅場事件」。

厲聲下逐客令的是個穿藍布大氅的彪形大漢。他徜徉在路邊，我原以為是個過路的，沒想到還是個看門的。身為中國人，血液裡流著阿Ｑ的因子，我竟不敢問他憑甚麼對我下命令，就乖乖拔腳而走，心裡懷著一份私越禁區的犯罪感。偏又不甘當鼠輩，我一邊走一邊還回頭狠狠盯一眼，這才注意到玻璃門上四個燙金大字「友誼商店」。

中國人百年來受盡外侮，難免下意識裡有排外心理。經過這篇文章一煽動，排外情緒如山洪爆發；又像平空降下一把尚方寶劍，使排外合法化。它對於如火如荼的紅衛兵運動，更是火上添油。因此，四月以後，外交上由克制變為攻擊，急轉直下，勢如破竹。中央文革小組的手越伸越長，利用極左派如「五一六兵團」向周恩來和外交部奪權。三個月不到，除了「小阿巴」（其時對阿爾巴尼亞之戲稱），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成了仇敵。遊行示威已是家常便飯，群眾有時是先加入隊伍的尾巴，跟著喊叫了一陣，才弄清遊行的目的。

六月五日的「紅旗」雜誌發表了戚本禹慶祝「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廿五周年的文章。他除了談文藝，乘機扯上當前的局勢，賦「排外」以新意。這一來，「五一六」之流更加耀武揚威，完全是「新義和團」的姿態。我們旁觀者為外交局勢的緊張和紊亂，愁得坐立不安，造反派卻叫嚷「越亂越好」，「是亂了敵人」，可以「陣營分明」。

本來，戴高樂帶頭承認中共，ｗwｗ.ｈｅtｕbｏｏk•ｃｏm.coｍ又簽航空協定，法國政府在中國人心目中最是友好不過。這下打了學生，北京街頭立刻刷出「打倒法國反動派」的標語。

春耕開始時，報上陸續發表了專家到蘆溝橋公社勞動的消息。以後，寒春、洪若詩、李敦白等相繼發表文章，談自己如何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啟發，勞動如何聯繫世界觀的改造。有個外國專家組成的「毛澤東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特別活躍，五月中曾經在北京外語學院批判劉少奇的「修養」，贏得掌聲如雷。

二月初，陳毅接見西安來的紅衛兵時，揚言有可能與蘇聯斷交。人們估計，斷交之後必是宣戰，氣氛一時十分緊張。紅衛兵激昂慷慨，很多甚至要求參軍。我從不曾見過一個俄國佬，但只要想像一下自己人低聲下氣給他們灑香水的情景，胸口早像燒沸的水鍋，怒氣蒸騰了。

收回香港與否雖然有歧見，但對香港左派與港英當局的衝突，中國人則一致支持，誓為後盾。外交部每發出強烈抗議，民間都繼之以示威遊行。

陳毅保他的部下更是不遺餘力。他公開和外事口的造反派唱反調，說龔澎（喬冠華元配，清隊時終被江青這一派整死）不是「三反份子」。造反派上午鬥爭副部長劉新權，他晚上就請劉吃晚飯，表示慰問。他當面訓紅衛兵：「你們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

「史諾？」

江青這篇講話流傳很廣，她斬釘截鐵地褒貶了許多高幹（如呂正操、彭真和林楓是「桃園三結義」，壞；陶鑄、王觀瀾、王震都不好，不如陳毅和譚震林；劉志堅壞得很）。因為她的身份特殊，大家都認定是代毛澤東傳聖旨，給幹部定性。

六六年秋，我們去巴黎的「中國使館」申請回去定居。蒙黃鎮邀請，參加了「十一」的慶祝酒會，見到了所有中共派到法國的留學生。他們清一色學法語，年紀都在二十至三十之間。可能年紀相近，我們彼此談得頗投機。其中有幾位特別嚮往紅衛兵運動，心早飛回北京了，甚至打了報告，要求提早回國，唯恐錯過了造反的機會。每個與我交談過的學生都給我一個身在法國心在祖國的印象，當時使我感動不已。

正感到失望，身後傳來吆喝：「走開，走開！不要停留在這裡！」

就這些破爛貨，蘇聯還派了許多「專家」來指導和維護，多數是草包，偏趾高氣昂瞎指揮。可恨的是許多幹部缺乏自信，唯專家是命，當大恩人招待，噓寒問暖。長春的夏天偶而熱幾天，專家上班時汽車直駛廠房內，工人夾道迎接，另有年輕女工用花露水向走下汽車的大鼻子身上噴灑，使專家的一天有個清涼芬芳的開始。這個女技術員親眼見一個專家拎了個破舊箱子來長春。兩年任滿回國時，不但身上煥然一新，還有十二隻皮箱裝得脹鼓鼓地用火車託運回去。另外，像蘇聯孩子打中國孩子，家長忍氣吞聲地吃「友誼第一」的啞巴虧。諸如此類的窩囊事，舉不勝舉。

這種殊榮使姚登山身價百倍，他立刻被捧上了天。「時勢造英雄」，多少單位和組織請他去作報告。他也以為自己「功在黨國」，有請必到，越說越得意，把自己打扮成天字第一號的英雄人物。外事口的造反派搶著吸收他加入組織，奉為領袖人物。我不記得他是否參加了「五一六」，但與後者關係密切是不爭的事實。

這個又長又熱的夏天裡，唯一的補償是北京街上賣了幾回的荔枝，成筐成簍地出售。這是因為香港左派暴動，罷工罷市，廣東的荔枝銷不出去改向北運的結果。北京夏天都有個把回荔枝賣，點綴而已，從不像這回這麼豐盛。

北京住有不少的外國人。除外交使團及其家屬外，還有各國親中共組織和團體的派駐人員，支援中共建設的專家，以及走投無路而來投靠的，這些人泛稱「友好人士」。文革前後，最常見諸報端的有日本的西園寺公一，美國的安娜．路易．史特朗和羅伯特。外交人員對文革的狂熱和極左都搖頭嘆氣，表面維持緘默而已，但友好人士多是「歌德派」，從西園氏的「北京十二年」和史特朗的「北京通訊」都可以看到一面倒的讚揚。

第二天我們跑去代辦處參觀，只見門前、牆上、馬路上，到處貼了大字報和大標語。遊行的隊伍像潮流般，一批過了又一批，人人跟著領隊的揮舞拳頭呼喊口號。敵愾同仇的情緒當然有，但不可否認的，表演和節日的氣氛也頗濃厚。

這個兵團原是一支默默無聞的紅衛兵組織，但它的極左思想一旦被王力、關鋒、戚本禹賞識後，身價自是不同。它在外事口發展得特別快，成為王關戚插|進外交部的尖刀。它的名聲也因這倒周而令人側目，以後在南京繼續搞「砲打」，以許世友為靶子。

「戰略部署」也正是周恩來用來對付紅衛兵責問的擋箭牌。

這次遊行之後，立刻發生了香港警察打新華社記者的事件，雙方衝突越演越烈。以後，英國代辦處成了長期遊行示威的對象，連洋朋友也來聲援。隨著盛暑的來臨，人們的情緒逐漸沸騰，到八月中旬，終於一發而不可收拾。

針對這種特殊待遇，四個美國人要求：中國政府把他們當階級兄弟看待，而不是視為無產階級專家；參加勞動；接受思想改造；連繫工農；參加三大鬥爭（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子女接受普通中國孩子的教育；與中國人同樣的生活水平；取消各種特權。

「我一共就是這麼幾個副總理可以辦事，」他曾經向紅衛兵訴苦，「要我一個個去保，哪有功夫呀？」

文章特別歌頌青少年在那場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尤其不憚其煩地描述北方一支年輕婦女組織「紅燈照」，著紅衣，提紅燈，拿紅槍；強調「紅燈照，義和團，親兄妹，鬥的歡，一個心，殺洋官。」政治敏感度強烈的中國人一讀就想到臂纏紅袖章的紅衛兵，彼紅者，此紅也，竟是一脈相承。義和團殺人放火加上邪術妖法，還是革命的群眾運動，那麼有組織有領導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當然更加革命，他們的所作所為，除了歌頌，誰敢批評？

周恩來剛鬆了口氣，「五一六」卻發動了突襲，出其不意地綁架了陳毅，不但遊街，還開大會鬥爭他。會上，陳毅被迫「坐飛機」，作低頭認罪狀，而且拍成照片。這照片很快就流傳到海外，據說是李敦白的傑作，成為他特務罪證之一。這次綁架，陳毅的辦公桌被非法搜查，部份國家機密資料以「黑材料」的藉口公然搶走，完全目無法紀。

八月的北京一天比一天熱，與港英當局的衝突和氣溫一樣，也節節上升。造反派疲於遊行示威，火氣很大，喊出了「絞殺」英國代辦的口號，渴望採取甚麼速戰速決的行動。

對港九的工人罷工，中國無條件地支和_圖_書持，北京、上海、廣州不斷地舉行示威遊行。和外蒙古也發生衝突，五月底三名華僑教師被驅逐，中國使館人員和記者被毆打，於是遊行示威又加上「打倒蒙修」一條。與外蒙有磨擦，勢必影響內蒙的文革運動，蒙古族人或避造反，或避武鬥，經常越界跑進外蒙，引起了邊界糾紛。「參考消息」這時連篇累牘地刊載蒙古受蘇聯剝削利用的細節，指責他們狼狽為奸，與中國人民為敵。八月裡，為了報復蒙古的敵對行動，紅衛兵燒了蒙古大使的座車，還闖進使館示威，使兩國幾乎斷交。

陳毅壓根就不贊成搞文革，反對大字報上街，認為不但洩露國家機密，而且給共產黨抹黑。他公開同情劉鄧、朱德和賀龍，同情所有被批判的老幹部。

陳毅偏不在乎：「我講這些話，可能觸犯一些人，我要慘遭犧牲，我願意，我不怕。」

在外交緊張關頭，毛澤東也覺得不能叫外交部長太丟臉，更使局勢惡化。因此，陳毅作檢查時，允許周恩來作陪，江青、陳伯達和康生代表中央文革出席保駕。周恩來事先談妥條件，不能讓陳毅九十度彎腰，不「坐噴氣機」，不許喊「打倒」，更不許照相。這些清規戒律造反派已是百般不耐，誰知陳毅的檢查竟是泛泛其詞，據大字報說，比他在外語學院的還差勁，使他們怒不可遏。

「打倒大軍閥朱德，幹了幾十年（革命），這不是給我們臉上抹黑？一揪就查祖宗三代，人家會說你們共產黨怎麼連八十多歲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賀龍，這是我根本不同意的。賀龍是政治局委員、元帥，現在砸爛狗頭，這能說服人嗎？你們共產黨究竟是甚麼人？人家罵共產黨是過河拆橋！」

景（左霖右鳥）口氣毫不含糊地告訴我。

這大鬧懷仁堂事件是老幹部對奪權的抵觸和掙扎的集中表現，被造反派稱為「二月逆流」。

我們剛到上海的第二天，幹部局的人帶我們出去參觀。汽車首先駛向外灘，導遊幹部特地向我們指出：

這些人原先都是江青的寵兒，喊她江阿姨。自從老子被批鬥，才組成聯動，公開保老子，而且遷怒於周恩來，打出「轟炸江青，打倒周恩來和陳伯達」的旗號，尤其和江青勢不兩立。反江青就意味著反對毛澤東，何況他們還故意喊「紅彤彤萬歲」來代替通行的「毛澤東萬歲」，因此被左派紅衛兵視為異己份子。

和印度的衝突在六月中惡化，起因於紅衛兵逮到了一名印度間諜，宣稱人證俱全。印度駐華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在北京郊區照相，據說目標是軍事重地，被當場揪住，以從事間諜活動論罪。外交部除了發表「最強烈」抗議外，人民日報捉住這個機會大作文章，公開警告外國使節不得渾水摸魚搞間謀活動，否則要受中國法律的制裁。

他說時充滿了自傲，我聽得很受用，抬頭挺胸地跟著洋洋得意。不久我們來到北京，我竟撞到一個中國人和狗不能去的地方。

上海「一月風暴」以來，各地都在醞釀奪權。康生、江青和陳伯達控制的文革小組急著在北京樹立樣板，對舊的黨委和行政組織，一概縱容造反派去打倒。國務院各個部門於是「倒」聲震天。面對一片倒的危機，周總理憑著超人的忍耐和個人的威望，親自出來保他的部下過關。

這個事件轟動了北京，外交部立刻發表「最最強烈的抗議」。它也激怒了法國的留學生，他們商量好去蘇聯駐法使館門口示威抗議。黃鎮過份謹慎，事先把學生的行動通知了巴黎警署。第二天，四十九個學生一出現在蘇聯使館外，就被事先埋伏的幾十名高頭大馬的法國警察攔阻去路。一言不合，又調來兩百名警察，團團圍住，棍棒飛舞，打傷的不說，還捉了一批關進囚車，鳴笛而去。

這些過份的舉動，雖然有「禮尚往來」的藉口，究竟是違背外交準則，但「中央文革」一概諉稱是群眾運動，裝聾作啞。紅衛兵對圍攻和作弄「老修」都美其名為「毛澤東思想偉大勝利」。蘇聯的任何反毛及反華的舉動，一經報導，莫不氣炸了中國人，有機會報復一下「老大哥」，也覺得揚眉吐氣。那一陣子，大家舊賬重提，大吐了一番受「大鼻子」欺壓的苦水。

「現在外面火燒我陳毅，」他警告造反派，「但是不要燒死了，中央還要用我。」

記得是剛過了陽曆年，我一個人在東華門一帶閒逛，經過一家整修和維護比較勤的舖面。說它鋪面也不恰當，它門面是大，但不像左右相鄰的店舖那樣有展覽櫥窗；一對鑲著玻璃配著紅銅把手的門總是關著，不見有甚麼人出入。我早打這裡經過幾回了，全沒注意到它。這天，我不知怎地好奇起來，竟駐足在玻璃門外，貼上臉向內張望，裡面卻是一段空白走道，接著又是一道門，仍是看不出甚麼名堂。

六月廿一日，姚文元率領紅衛兵代表團訪問地拉那，計劃要輸出革命。可惜阿爾巴尼亞雖然整天喊「和北京心連心」，中國援助是多多益善，文化革命則敬謝不敏。姚文元碰了一鼻子灰回來。

九月一日，江青親自宣佈「五一六」為反革命組織。它的成員在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受到清算。許世友出於報復和打擊林彪，在江蘇大揪「五一六」，歷時兩年餘，株連上萬人。在文革中，反對周恩來的都沒有好下場，「五一六」是第一個例子。

持這種論調的不止她一個，是當時極左思潮泛濫的一種反映。謹防特務的警惕性非常普遍，而且對中外人士都一視同仁——在這一點上，倒是真正做到了華洋平等。

這個時期，「毛主席的紅色外交戰士」姚登山大出風頭。中共驅逐了印尼代辦後，印尼出於報復，也驅逐了臨時由三等秘書提升為代辦的姚登山。他五月一日到京時，中共安排了一個盛大的歡迎場面：七千多人到機場迎接，所有不倒的高幹如周恩來、陳伯達、李富春、江青、康生……（除了毛澤東和林彪）全部出場，再加上知名的外國人士以及紅衛兵組織，真是洋洋大觀。用這種迎接國家元首的最高禮遇加在一個臨時代辦身上，主要是作給印尼和其他國家看；特別是蘇聯。北京曾流傳一則消息，說柯錫金公開廣播，支持所有反對毛澤東獨裁專制的反叛份子。毛澤東本人也透露，流亡在莫斯科的王明其時正寫文章攻擊文革。中共借歡迎姚登山的機會向全世界表明，舉國上下支持文革，尤其是支持文革中推行的極左外交政策。

人們說起五十年代巴結討好老大哥的情景，更加有氣。長春汽車廠的一位女技術員有次來北京開會，就住在我們隔壁，整整向我念了一週的「仇蘇經」。據說蘇聯援助「兄弟國家」的機器設備都是國內老得掉牙的破爛貨，長汽廠的機器龐大笨重，像章www.hetubook.com.com魚腳爪般的履帶佈滿一地，工人走路常絆腳出事故。文革前，有人去日本參觀回來，才知道這些設備落後三十年都不止。

「我沒有別的本事，我不學毛著，但有經驗。」

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這篇文章於四月一日由人民日報轉載。它在當時的對外關係上，無異是顆重磅炸彈。因為文章是毛澤東親自審核潤飾的，因此，六七年的外交紊亂，他應該負很大的責任。

許多造反派也有警惕性，小字報通常不賣給外國人。發現外人出現在「供內部閱覽」的大字報前，大家會加以注目；再不識相就不客氣地把他擠走。魯冠南事件便是紅衛兵提高警惕的成績之一。

我剛到北京不久，就聽到「陳老總」戴黑眼鏡的故事。據說中央原先在賀龍和陳毅之間物色外交部長。賀龍長得一表人材，本來是外交部長的最佳人選，但他一則不如陳毅有文采，二則脾氣耿直暴躁，一言不和就拍桌跳腳，在國際外交上怕有失體統。然而陳毅生氣時，也是橫眉怒目，結果周恩來想出個補救之道，叫他戴上墨鏡好歹有個保護色。這種傳聞不足信，但它很能說明陳賀的性格，周恩來對陳毅的呵護以及人民對陳毅的愛戴。

魯冠南當然驅逐出境。印度採取報復行動，打砸中共駐印使館和人員，甚至中斷使館與中國的電報連繫。兩國間「最最強烈抗議」互相拋來擲去，舌戰和武打雙管齊下。中共方面對印度絕不示弱，除了發起萬人大遊行外，還在六月十七日送第一顆氫彈上天，以配合外交上的攻勢。

她丈夫在外事口工作，因此，這方面的消息我們都喜歡求證於她，當她權威看待。

雖然房子不曾燒光，也未惹出人命，但這種舉動幼稚得過火，使中國政府和人民都羞愧不已。第二天，毛澤東下令外交部軍管，姚登山靠邊站——他一共只當了三天外交部長。十月中，他被逮捕，以後長久沒有消息。直到七一年，北京才召開萬人公審大會，把他提出來批鬥，判了十年徒刑。

回歸的幾家在這個問題上也分成兩派。我是主張香港問題和臺灣問題要一道解決，目前時機未到。三樓的服務員當然是清一色左派，有一回問我的意見。聽到我說臺灣問題解決前，香港只宜維持現狀，他們臉色都變了，好像我是戚本禹所指的「投降主義派」及「洋奴買辦」之流。

他的真正麻煩是外事口的工作組在外語學院（受雙重領導，也歸外交部管）打擊了幾個學生，所謂執行了資反路線。外語學院的一派紅衛兵溯本追源，揪住陳毅不放，另一派則批中帶保。揪陳的一派要求陳毅去外語學院作檢查。

其中高工資一項，與中國人相差懸殊，而且經常調整（只提高，不下降）。譬如，六四年又提高百分之三十，不少文教工作人員高到每月九百元。有些外國專家覺得過份，拒絕收受，中國幹部卻以為是「虛情假意」，三番兩次把工資硬塞到人家手中。

有過這段拘捕案底，聯動成員的家長都受到壓力。兒子反毛、反中央文革，老子會好到哪裡去？陳毅就是吃的這個虧。小報中揭發，他曾給兒子打氣：「不要怕，沒甚麼了不起，最多不住中南海（指丟官）拉倒。」

這篇文章有一章專論「怎樣看待義和團的革命群眾運動？」毛澤東假戚某之手，為六十七年前的義和團事件翻案，把憑血氣之勇，加上無知和迷信的義和團美化為反帝、反壓迫的愛國革命戰爭；把批評義和團是「烏合之眾」或「無知愚民」的都指為反動。

這份大字報立刻轉抄中央文革和毛澤東過目。毛澤東親自批示：「我同意，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同中國人民完全一樣，不許兩樣。凡自願的，一律同樣做。」

這麼多高幹子弟反江青，使她大為頭痛，只好恩威並施。據紅衛兵說，六七年初，她曾下令拘押劉少奇之子劉允若、賀龍之子賀鵬飛和陳毅之子陳小虎，但很快釋放，表示警告之意。四月中，江青忽然大批逮捕，共有一百三十九名成擒。她親自說教了一番，最後還是釋放了他們，目的是突出自己的寬大為懷。

中國方面自然「以牙還牙」。紅衛兵不但在蘇聯大使館，連東歐國家的使館牆上都刷上了抗議標語。社會主義陣營中只剩下「小」朋友阿爾巴尼亞，作為口頭語「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證明。自從林彪當上副主席，他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幾乎人手一冊，一切行動都流行「軍事化」。造反也講究「近戰」和「夜戰」，紅衛兵甚至晚上也去蘇聯使館示威，攪得附近人家不得安眠。

「我也反對毛主席，但他上臺還重用我，反對過他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擁護他的不一定是革命。」

我為之一愕。

其時紅衛兵以毛澤東為護身符，威風凜凜，許多高幹對這些年輕人只有低聲下氣的份兒，獨有陳老總全不把他們放在眼裡。

在六六年，陳毅還是個可親可愛的人物。大字報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外交路線，雖然波及外交部長，只要求他站出來揭發檢舉，尚無打倒的意思。伙同劉少奇訪問印尼是他的「罪狀」之一，但整個訪問不是他的決定，無法叫他負全責。造反派刊出他在雅加達一個觀禮臺上公然打瞌睡的照片，認為「有傷國體」，但大家看了都發笑。誰不曾打過瞌睡？

這句話差些把紅衛兵氣死！

四月中大揪陳毅，部份原因與他兒子參加「聯動」有關。

比起和英國的衝突，蘇聯種種又大為遜色。打春天開始，報上出現了香港「抗暴英雄」的報導。顯然，香港的左派感染了紅衛兵的造反精神，大張旗鼓地宣傳毛澤東思想，因而遭到港英當局的殘酷鎮壓。一直到夏天，北京的人都在議論何時把香港收回。

繼紅場事件的示威遊行後，蘇聯的態度變本加厲，指使暴徒闖進莫斯科的中國使館，毆打使館人員。留德學生的火車經莫斯科時，車站早有俄國佬備了雞蛋和爛蘋果等候，外加雪球和辱罵一道向學生拋擲過去。以後又沒收中國開出的國際列車上的「毛選」。

但反法的情緒只是一時的，中共相當克制，並未升級。反蘇就不同了，舊仇添新恨，像滾雪球般與日俱增。蘇聯尤其重兵壓境，幾次在邊界挑釁，紅衛兵早有提出斷交的建議，但毛澤東就是有及時忍耐的本事，到底沒有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五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老宋等幾個服務員自動加班，蹲在走廊上寫標語，趕著糊寫紅綠三角旗，準備第二天去作反英大遊行。一問之下，才知外交部剛向英國代辦霍普森遞交了「最緊急、最強烈抗議」，聲援受港英迫害的港九工人。

凡是左派——絕大多數人都自封為左派——都主張立即收回香港。

有過這次遭遇，我對造反的美國人不禁由衷敬佩。wｗw.ｈｅtuboｏｋ.ｃoｍ.ｃｏｍ紅衛兵揚言要砸爛友誼商店，我也舉雙手贊成。然而友誼商店非但不許砸，還越開越大。東華門這一家嫌小了，以後在使館區興建了一棟美侖美奐的大樓，幾個拿洋護照的中國朋友都光顧過，但貨真價實的中國人還是關在門外。至於狗能不能入內，我尚未來得及調查。

一張大字報就使中國人眾口鑠金，其實正道出一般人不平的心理。四九年以來，號稱獨立自主的新中國，支援弱小民族反帝反殖的事業，六十年代又加上反修的口號，自封為社會主義陣營裡的正統，儼然是第三世界的領袖。人們以為從前洋人在中國作威作福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今天該一律平等，中外人民平起平坐才是。然而中國政府對洋人卻優禮有加，自動把他們抬成特權階級，食衣住行都高人一等。就像朝鮮戰爭後自動留下的美國戰俘，他們在北京享有成套的住房，外帶冰箱，工資比普通大學教員高一倍——這不是戰俘，而是高幹的待遇。除了高工資和高級住宅外，每個大城市還設有「友誼商店」，專供外僑和華僑購物用。中國人再好客成性，不平等就是不平等，但政府高壓，只敢怒卻不敢言。現在洋人自動造反，要求平等待遇，大家當然拍手歡迎，好像重溫了民國初年列強廢除不平等條約時的輕鬆喜悅。

就在他當部長的三天裡，據外事口的人說，洩露了很多國家最高機密。對外廣播大權被「紅色專家」李敦白搶去。據說他乘機作了不利中共的廣播，還在廣播中遞送情報，因此很快被逮捕法辦。

「你不是上了『五一六』的當吧？懷疑一切，打倒一切！」

蘇聯「消息報」記者的房子座落在王府井大街上，每回經過，我總要狠狠盯它幾眼。春天到夏天，它門口牆上貼滿了大字報和標語，還有中國人發洩憤怒和輕蔑的「國粹」——痰沫。那日夜駐守在門口的解放軍一臉木然，被派上這種差使，想必只有自認倒楣。

西藏流亡組織風聞文革的紛亂，以為有機可乘，跑到馬德里中國使館前面遊行，當然引起中國的不快。印度政府也想乘火打劫，竟在喜馬拉雅山的邊界上做了手腳，越界私設了七座高逾一米的石頭堆。四月十一日，報上發表了上述的報導和強烈抗議，民間立刻譁然，「打倒印度反動派」便甚囂塵上。對於蘇聯，大家還有「棋逢敵手」的敬意，但印度在六十年代初的邊界戰爭中，被中共軍隊打得落花流水，還拍成紀錄電影在全國放映。她敢再來挑釁，中國人不但嗤之以鼻，還準備隨時飽以老拳。

「那是外白渡橋，從前洋人過橋不交錢的。這是黃浦公園，以前只給洋人享受，門口掛塊牌子，寫著『中國人和狗不得入內』。解放後我們重新擴建，把它變成人民大眾休閒的樂園。」

秋天裡，世堯偶然在街上撞見留法的一個學生。他也是挨打的一個，大罵被黃鎮「出賣」了。夏天裡，外交部招回駐外各國大使，據他說，黃鎮是被索討最急的一位，一下飛機就被他們架到外交部去鬥爭，以後罰他在部裡「勞動改造」。

「你的警惕性不夠高。」

葉劍英和毛林在此以前沒有甚麼恩怨。毛澤東選林彪為繼承人的理由（林彪功在黨國，高舉毛澤東思想，年輕，身上多傷，但腦筋健全等等），還是通過他向紅衛兵傳達的。他沒有立山頭或捲入派別，因此毛林一直保他，二月逆流後倒平安無事。

紅衛兵和造反派有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撐腰，猛沖猛打，不是猖狂，而是瘋狂了。幾個副總理和老帥忍無可忍，二月裡的某天，在懷仁堂大發牢騷。

以姚登山為首的造反派，在私鬥陳毅後不久，乘勝發動攻勢，全面佔領了外交部。八月二十日，街上貼出歡呼奪權勝利的標語。中央文革小組沒有表態，那就是默認，至少也是觀望。姚登山自封外交部長，上臺第一件事就是電召所有駐外大使回國挨批鬥。為了抗議港英鎮壓左派，外交部向英國政府提出「限期答覆」的要求。期限過後，答覆未來，姚登山決定給英國人一點顏色看看。他在二十二日下午策劃了一次以「五一六」兵團為主力的大規模遊行。當天夜裡，極左份子縱火燒了英國代辦處。

剛開始，不但周恩來——他自始至終保陳毅——連江青也保陳毅。

李敦白被捧成「殺出來」的造反派，外語學院的小報還登過他的照片，臂纏紅袖章，神氣活現。他還公開演講，出盡了風頭。但八月中火燒英國代辦處後，此君忽然銷聲匿跡。

「五一六」在外事口聲勢逐漸浩大，它和以左派自封的首都「紅三司」（蒯大富和聶元梓這一派）掛鉤，背後有王力、關鋒、戚本禹支持。王關戚都是乘直升飛機爬到「軍中文革小組」，再躍上「中央文革小組」的年輕理論家，不學無術，最大本事是揮舞「打倒一切」的大棍。這種投機份子和江青正好臭味相投。許多公開場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關戚都站成一線或連坐成一排，明顯地自成一個「左派集團」。由於三人的軍人身份，加上橫跨兩個文革小組，許多人相信「五一六」也受到林彪的支持和利用，是林江的別動隊。

與緬甸的邦交也出現裂痕。援緬的技術員劉逸被殺害，北京發表抗議之外，還開了盛大的追悼會。駐京的緬共副主席在會上發表講話，罵自己的政府是「反動派」。在北京，這只不過增加一個「打倒」的對象，真正倒楣的是處在夾縫中的緬甸華僑。

周恩來的地位一再受到挑戰，處境相當困難。張春橋、姚文元一鼻孔出氣，他們把持了文革小組，利用極左派向他施加壓力，搞變相的圍攻，逼得他像魯迅說的要「蟹行」，橫著走以防冷箭。那時，中共對外關係已到四面楚歌之勢，周恩來為顧全大局，只好妥協，向造反派作出讓步。八月中，街上貼出了大字報，陳毅在人大會堂作了檢查。

但「倒周」在當時絕不是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他需要周恩來在他掀起的大亂中替他維持不亂的局面，因此，這標語在廿四小時之內就被蓋掉，而且未再出現過。周恩來自己則視若無睹，接見群眾組織無數次，從無一句怨言。

少數頭腦清醒的人，認識到香港的戰略經濟價值，主張等一等。他們說：「不要打亂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那一陣子，每個人都關心國家大事，以天下為己任，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真正應驗在廣大人民身上。不管對或錯，反正暢所欲言。但六八年「清隊」一來，血腥鎮壓接踵而至，人們方噤若寒蟬，四大自由頃刻化為過眼雲煙。

特務？我瞪著她瞧，有些將信將疑的。

機場歡迎還不算，毛澤東和江青又破格接見了姚登山。外事和_圖_書口印刷的小報上登了接見的照片，看得大家要淌口水。姚登山一手挾持毛澤東，一手扶著江青，笑口大開，那左擁右抱的得意狀，比毛澤東神氣多多。這是我僅見的一張照片，其中神一般崇高的毛澤東竟成了配角。

一年前此時，「造反派」三字擲地有聲。如今人們把它和「胡作非為」等同起來，敬意大減。「造反有理」的結果是武鬥不休，人民的生命財產都受到威脅和破壞。一小撮思權若渴的造反派忙得焦頭爛額，芸芸眾生卻無所事事。大家都開始盼望文革趕快結束。據說毛澤東計劃兩年完成文革，大家扳著指頭算，兩年不快到了嗎？可惜動亂偏方興未艾，正像毛自己說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自春天開始，倒陳之聲如雷灌耳。周恩來說破了嘴，還傳了聖旨說對他要「一批二保」，造反派都當耳邊風。夏天裡，以姚登山為首的造反派幾次要綁架他，但周恩來防範很嚴，派了大批警衛人員，寸步不離地守著他。這在北京已是公開的秘密，外事口的造反派以敢和周恩來在暗地裡「鬥法」而洋洋得意。

陳毅抱怨：「（造反派）把我的司長的職都撤了，我都不知道！我還當甚麼外交部長？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六七年在記憶中，充滿了示威遊行。打響頭一砲的是一月底的反蘇大遊行，北京和上海同時發動，都有幾十萬人上街。在北京，目標是蘇聯大使館，也兼及法國大使館。文革是為了反修防修。與蘇聯衝突是遲早的事，但波及法國，則是意外。

自從拋出陳毅的檢查後，相對地安靜了一陣；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反蘇、奪權等大事上。不料一到四月，忽地又颳起批陳的熱風，而且一陣猛似一陣。大字報公然指責他是劉鄧司令部的人（理由之一，他從前是新四軍的軍長，劉少奇當政委，兩人合作無間），又說他是「二月逆流」的幹將。

陳毅在文革中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有人要打倒，有人要保衛。倒陳或保陳的人都承認一點：陳老總坦率直言，胸無城府。連毛澤東都說他是「陽謀」，不是陰謀。

譚震林就慘了，成為反抗革命潮流的標幟。以後誰反對毛林為首的司令部，誰就被標以「×老譚」，一時老譚滿天飛，像武老譚（陳再道）、許老譚（許世友）等。

像他這樣實話實說，才真是「一句頂一萬句」（林彪吹捧毛的話）。

據說當時譚震林怨聲最大，而葉劍英怒氣最大，當眾拍桌子把手拍腫了。

「很多友好人士其實都是特務，」景（左霖右鳥）繼續給我開導：「譬如史諾，就是ＣＩＡ派來的特務。」

有了江青為他定調子，陳毅一月底就去外語學院向師生作公開檢查，承認執行了劉鄧路線，原因是「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不高」。就像他事後向人抱怨：「一次檢查不老實，二次檢查不深刻，三次檢查耍花招，四次檢查有陰謀，五次檢查矇混過關，沒有觸及靈魂，檢查死了也過不了關！」他的檢查也是一派喊好，另一派叫歹，爭論個不休。

在周恩來的反擊下，中央文革被迫宣佈外交部的奪權無效。從此，周恩來親掌外交大權。對外關係經歷了一場暴風雨後，開始走向和解的平穩道路。

二月逆流不但是陳毅的反革命「現行罪狀」，第二年三月，他仍表示不服氣——這次「頑抗」使他升級為「反二月逆流妖風」的主將。

自從姚登山跨上外交舞臺，極左派如虎添翼。外交部受到影響，對外態度越來越強硬——其實是僵硬，四面樹敵，還自鳴得意。姚登山不但到外地參觀和演講，還接見外賓，儼然是外交部的發言人之一。他動輒引用毛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時，外事口對外交使團採取近乎敵視的態度，以「革命」取代國際外交準則。譬如，有一次外交部還通知各國外交人員，對於他們中的「反動派」不再負責人身安全，但甚麼樣算「反動派」？人人一頭霧水。

「有原子彈上天的新中國，不能再容忍家門口有塊殖民地！」

印度間諜案其實是報復印度反華的口實，間諜活動並無多大內容。那一陣子，外交部的機密洩露多矣，在郊區拍個照算甚麼？最成功的諜報人員是日本人，他們和中國人一樣面孔，穿上人民裝，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混在人群裡根本無法識別。據日本歸來的朋友說，大字報多得日本人抄都抄不贏，乾脆用袖珍照相機（譬如裝在手錶或打火機裡）整版地拍攝。

六六年夏秋，「造反有理」的口號震天價響，難免觸及了一些友好人士的靈魂。九月初，終有四個美國人起來造外事口的反，在友誼賓館貼出了外國人的第一張大字報。他們要求參加文革，不客氣地批評了中國政府對外國人設下的「清規戒律」。

「像史諾這種打著友好招牌的作家正是道地的文化特務。但是我們也不怕，我們知道他是特務，他的行動我們瞭若指掌，甚麼也跑不掉。他利用我們出名，我們也利用他作宣傳，彼此心裡有數。」

有一天，景（左霖右鳥）來玩。她自去年年底結婚，就遷住到西郊，進城購物時，常到華僑大廈來聊天。話題不外乎文化大革命，這天正好談到「五一六兵團」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事，我提起了李敦白在外事口，他和「五一六」一度是響叮噹的名字。

二月中，蘇聯派專機來撤回使館人員。使館派去接機的大巴士路上被群眾攔阻，長達十四小時，車內的婦女和小孩備受折磨，被迫當街小便。第一批撤回的俄國人上機前吃盡苦頭，紅衛兵在機場入口搭起語錄牌長城，搭得低低的，逼得俄國人低頭彎腰，幾乎是爬行著過去。那一陣子，俄國人無事都不敢上街，單獨出行被圍困在街上的屢有所聞。

二月逆流的名單內沒有周恩來，但他顯然是老幹部的核心和支柱。有他在，奪權絕非易事。以江青和林彪為首的極左派勢力認識到這一點，便掀起一股倒周的暗流。「五一六兵團」便充當了馬前卒。以極左份子劉令凱為首的一伙，先提出「打倒陳毅」的口號。奮戰了一個春天，陳毅始終打不倒，他們狗急跳牆，終於在王關戚和江青的默許下，在天安門廣場刷出「砲打周總理」的大標語。

他不但大聲疾呼劉少奇不曾反對毛澤東，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罪狀一百條是捏造等等，還跳出來承認自己才是反對毛澤東的。

無巧不成書，就在我自認晦氣的當兒，一輛轎車駛來停在商店門口。我索性站在安全距離外看個究竟。只見一對洋男女施施然下車來，留下中國司機和一條洋狗在車上（也許是土狗——我從不養狗，不會辨認——但認定了是洋狗自己似乎就少難受些）。剛才吆喝過我的大漢連忙搶上一步，為洋人推開了那扇標著「友誼」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