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形式與實際
第七章 音樂與雕塑:塑像與畫像

「印象主義」,只是在大畫家莫奈(Manet)的時代,才成為一般通用的名詞,而在當時,原來是含有著輕蔑的意思,就像當初的「巴洛克」、「洛可可」等名稱一樣。它非常愉快地,總結了那個由油畫之中拓展出來的,浮士德藝術途程的特殊性質。「印象主義」,是歐幾里得式世界感的反面,它竭力企圖,儘可能地遠離雕塑的語言、儘可能地接近音樂的語言。印象主義的繪畫,所給予我們的感應,是透過能接受並反射光線的事物,而產生的。看起來這些事象,似乎並不存在,至少在印象上,它們「本身」是不存在的。事象甚至不是形體,而只是空間中的「光阻」(light-resistances),而它們虛幻不實的視覺密度,是經由「掃描」而暴露於世人眼中的。這些「光阻」所接受和承載的,便是所謂的「印象」(impression),它們緘默冷靜地評估這些「印象」,好像是一組超越廣延的簡單函數一樣。藝術家內在的慧眼,洞透了事象的形體,粉碎了實質的邊界表面的魔力,而將之奉獻於「空間」這一至高無上的威權之前。而藝術家有了這種印象之後,在這印象的影響之下,他便在感性的素材中,感受到一種無窮無盡的「運動性向」(movement-quality),這是與壁畫那種雕像式的「恬靜性向」(Ataraxia)絕對相反的。因此之故,希臘絕對不可能產生「印象主義」,而如果世上有一種藝術,原則上就與「印象主義」極不相容,那便必定是古典的雕刻藝術了。
在壁畫和油畫的出口之處,代表絕對雕塑、和絕對音樂的名家巨匠,層出不窮,不勝枚舉。柏里克利特斯之後,有非狄亞斯、派歐尼亞斯(Paeonius)、阿克曼尼斯(Alcamenes)、斯科帕斯、普拉克西泰拉斯、李四帕斯。繼巴哈與韓德爾而起的,則有:格魯克、史連米玆、海頓、莫札特、貝多芬——置在這些音樂家手中的,是現在早已被人忘卻的,一些奇妙無儔的樂器;是經由西方的追求與發明精神,所創造的整個魔術世界;是希望尋得更多更好的音調和音色,以進行、並增強音樂表達的效果:實現一種豐饒繁沃的完美規整的結構,以承載偉大、莊嚴、華麗、優美、反諷等形式,甚至於表達出歡笑和嗚咽的激|情。這些形式,如今是沒有人能瞭解了。在那些日子裏,尤其是在十八世紀的德國,無論在事實上抑或印象上,都是由一種「音樂的文化」culture of music),充盈了整個的文化生命。它的典型型態,便是霍夫曼(Hoffman)的作品:「克萊斯勒指揮」(Kapellmeister Kreisler)。如今,這種作品,早已被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羅馬的半身像,那種輝煌而引人注目的逼真性,特別被人誤以為是有著觀相的深度。但事實上,高級的作品,與此等工藝匠與鑑賞家的作品,仍是有分別的。因為在此等作品中,重要而有意義的內涵,不是「表現出來」的,而是「強置進去」的。例證之一,可見於希臘大演說家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的雕像。此像的作者,可能在生前見過這位演說家,他很強調形體表面的諸般特點,可能還過份強調了(這是他們當時所謂的「忠於自然」),可是,他所介紹的這位嚴肅的大演說家的特徵「型態」,與我們所見的,根據不同的基礎繪作的,拿不勒斯另兩位同時的大演說家艾士琴斯(AesChines)、與李薩亞斯(Lysias)的畫像,也沒有什麼不同之處。
相反於這些母性型態的,希臘人總把女神想像成:不是剛毅勇悍的亞馬遜女戰士(Amazons),像雅典娜;就是詭異動人的樣子,像阿孚露黛女神(Aphrodite)。在造成古典女性型態的基本感受中,主要的,是一種植物性的肥沃豐饒而已。不妨想一下古典藝術在這方面的傑作,例如巴特農萬神廟東邊三角牆上,所列的三具強壯有力的女性形體,再將她們與母親的最高貴的意象——拉斐爾的「聖母像」比較一下,便知端的。在「聖母像」中,所有的形體都已消失,聖母她自己即是所有的距離和空間。另外,與北歐齊格飛神話中的,母性代表克麗姆息德(Kriemhild)相比之下,「依里亞得」史詩中的海倫,不過是一個娼妓而已;而安提崗娜(Antigone)與克莉泰曼斯特拉(Clytaemnetra),卻又像是亞馬遜女族般的強悍。當古典晚期的雕刻藝術,達到了把神的圖像,加以世俗化的地步時,它曾在斯尼地阿孚露黛女神身上,創造了古典的女性形式的理想型態——只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物體」,只是「自然」的一個片斷,既不是一種「個性」,也不是一個「自我」。到了最後,大雕刻家普拉克西泰拉斯(Praxiteles)乾脆大膽地把女神展現為完全的裸體。這一改革遭致了嚴酷的批評,因為它被當作是,古典的世界感受沒落的表記。它很適合作為色情的象徵,而與早期希臘宗教的尊嚴,恰恰形成尖銳的對立。
在華格納和莫奈之間,頗有深刻的關係存在。這不是尋常人可以看出來的,可是波德萊爾以其頹靡文人,那種永不出錯的敏銳天才,立刻便看了出來。因為在印象派畫家而言,藝術的極致與巔峰,即是以色彩的掃描與斑紋,召遣出一個空間世界來;而這也正是華格納連用三條線諧,所獲致的成就。整個的靈魂世界,都擁入於這些三線譜中:星光閃爍的午夜的色彩、迅掠而去的雲朵的色彩、秋天的色彩、恐懼和憂愁的破曉色彩,以及,突然瞥視到陽光照耀的遠處、世界的恐懼、懸浮的命運、絕整的尖銳的力量、毫無希望的希望——所有這些印象,在華格納之前,沒有一個作曲家,敢夢想去捕攝於作品中,可是華格納,卻以極少的主題音調和旋律,把它們描繪得完整而清晰。在此處,西方音樂和古典雕塑之間的對立,達到了「最大極限」(Maximum)。每一項事象,都湮沒在無邊無垠的空間之中,沒有一條直線的旋律,能在曖昧模糊的音群之中掙脫出來,整個的音群,在奇異的洶湧澎湃之下,向一個想像的空間挑職。主題旋律,從黑暗恐怖的深淵之中,迸昇而出,經由一閃無情而明亮的陽光照耀,頃刻間泛濫於大地。於是,突然地,它非常接近到我們,使我們感到害怕而退縮。它狂笑頻頻、它甘言娓娓、它橫施威脅,不久之後,它消失於輕柔的絃音之中,再後無盡遙遠處復起,黯弱低微地修飾了旋律,然後在一縷簡單的風琴琴聲中,再傾瀉出一份新鮮而豐饒的精神色彩。
從文藝復興的壁畫,轉形而成威尼斯的油畫,是精神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我們必須從欣賞其間,那些精微而細緻的徵象,進而認識到這改變的歷程。從馬沙邱(Masaccio)畫在布蘭卡斯教堂中的「彼得與奉金」(Peter and the Tribute Money),其間經過法蘭西斯卡傳授給費德瑞戈(Federigo)與貝迪斯塔(Battista)的,那種圖像中的高翮遠翔的背景,直到佩魯基諾(Perugino)的「基督指示了路徑」(Christ Giving theKeys),在幾乎每一幅圖像中,壁畫方法,不斷與侵入繪畫領域的新形式抗爭著。這就是——也永遠是——「手」與「靈魂」之間的鬥爭、「眼」與「器材」之間的鬥爭、由藝術家所希望的形式,與由時間所決定的形式之間的鬥爭,也即是:雕塑與音樂之間的鬥爭。

畫像的多面意義

今天我們所從事的藝術——無論其為華格納之後的音樂,抑或莫奈、塞尚、李波爾、曼扎爾之後的繪畫——只是一片萎弱無能,虛偽造作。有一件事情是很明顯的:如今,即使關閉了每一間藝術的學院,也絲毫不致影響到藝術的發展。從西元前二〇〇年的亞歷山大城,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的一幅嘴臉,我們可以看到自己所想知道的一切。即是,世界都會為了要設法忘卻自己的藝術已經死亡,乃努力設置出的一片藝術的喧囂。在亞歷山大城,與我們的世界都會一樣,可以看到一片對「藝術進展」、對「個人特性」、對「新風格」、對「始料不及的可能潛力」(ensuspected possibility )的幻象的追求。理論上的空談大言;虛驕自憐時髦流行的偽藝術家;拿著雞毛當令箭,就像是漫把名片作啞鈴的舉重家一樣可笑;以「文化人」自居的詩人、「表達主義」(Expressionism)那種恬不知恥的鬧劇,都被低級藝術一體包攬,組成所謂「藝術史的樣態」,其實,在思想上、感受上、形式上,都無非是些工藝而已。亞歷山大城中,也有所謂「問題劇作家」(problem-dramatists)、「亭子間藝術家」(box-office artists)——觀者卻以為他們尚高明於索福克利斯;也有所謂「畫家」,發明了新的「畫風趨勢」,成功地欺騙了他們的觀眾。最後的結果,則只是不斷重複一堆固定的死形式而已,這是我們如今在印度、中國、及阿拉伯─波斯的藝術中,都可以看到的。繪畫與建築、詩篇與古瓶、家庭的裝設、戲劇與音樂的作曲——這一切,都成了一種「模式」,定了型。在幾個世紀內,更不必說在幾十年內,我們不再能從藝術的裝飾語言中,記載下任何的事物了。所以,它無疑,是已處在所有文化的最後的一幕中了。
哥德式時代,也曾深刻而嚴肅地感覺到這一點。其時所繪畫出的體態,由帷幔懸遮著,不是為了哥德式畫風本身的緣故,而是要從帷幔的裝飾之中,發展出一種形式語言,以與活潑潑的複句歌曲風格的繪畫中,頭與手所表露的語言相應和。因為這樣一來,便也可以與對位法中的聲音,以及巴洛克的管絃樂中,從基調到高音的音樂風格,發|生|關|系產生共鳴。例如藍布朗的作品中,其人物的服飾與頭部的精神,永遠都有著低音的旋律,在那裏交互流動著。

希臘風的畫像

拉斐爾的「聖母像」,是文藝復興的集大成作品。在此畫中,拉斐爾用輪廓,涵攝了作品的整個內容。這是西方藝術中最後的偉大繪畫,這也使得拉斐爾成為最不易了解的文藝復興時代藝術家。因為這時繪畫的傳統,由於內在感受的緊張,已經拉緊到瀕臨崩潰點,而他全不曾與這些問題奮鬥,他甚至和_圖_書根本不曾察知到這些問題的存在。但他把藝術,帶到不再能逃避投入的邊緣,而且在他有生之年,他在此形式世界內,發揮了最高度的可能潛力。一般以為拉斐爾的作品單調乏味的人,只是不能瞭解到他的系統之中,所「進行」的甚麼而已。我們可以在一瞥之下,瞭解佩魯基諾,可是我們只能自以為瞭解拉斐爾。他的線條,其繪作特徵,在乍一看之下,非常的古典,其實卻是飄浮在空間中,非人間世的,像貝多芬的音樂一樣。在此等作品中,拉斐爾是所有藝術家中,最不明朗的一位,還遠比米蓋蘭基羅為晦澀,他的意向,要終由他作品的所有的片斷,才能顯示出來。
藝術形式的命運,存在於種族與學派之中,而不在藝術家個人,私自的思想趨向中。在一個偉大的傳統的吸引之下,即使是一位次要的藝術家,也可能獲得充分的成就,因為活生生的藝術,能使他與他的工作常保持接觸,興味盎然。如今,這些藝術家,已不再能實現他們意向中的願望,藝術傳統的薰育的直覺本能,已被貧乏的心智操作所替代,藝術的直覺本能,也告死亡。所有代表「文明」前期的藝術家,都已經歷到這一點:莫奈畫了三十幅畫之後,便已才窮智盡,他那幅「麥克斯密林王射擊圖」(Shooting of the Emperor Maximilian),雖然很明顯地,在全圖的每一項細節上,都非常的用心,可是卻絕比不上,哥耶(Goya)得來全不費工夫的「五月三日射擊圖」(Shootings of the 3rd of May)的手稿。巴哈、海頓、莫札特,以及千百位不甚知名的十八世紀音樂家,可以飛快地創作出最完整的作品,一若執行例行工作似的,可是華格納卻知道得很清楚:他只能在他藝術天賦中的最佳狀態下,集中他的能力,「悉索敝賦」,嘔心瀝血,才能達到他藝術的高峰,兩相對照,其命運之不同,固亦明甚。

印象主義

「反宗教改革」(Counter Reformation)的主調精神,是龐碩沉雄的、活潑暢快的、壯麗多采的。這些精神,早已存在於米蓋蘭基羅身中。對於他而言,形式的問題,主要是意味著一件宗教的事情;而對於他(也只對於他)而言,宗教問題就是一切,此外更無其他值得重視的事可言。而這,就足以解釋米蓋蘭基羅了:他那孤獨可畏的奮鬥歷程,無疑是我們的藝術中,最不快樂的形象;他以他的形式中,所表露的散碎、苦悶、不滿、可怕的藝術特徵,曾震撼了他那時代的人們,而其癥結所在,就是他的宗教心靈。
所有尼采對華格納的評論,也都可以應用於莫奈。他們的藝術,表面上是回歸於原始、回歸於自然,以反抗想像的繪畫與抽象的音樂;事實上,卻代表,對世界都會的野蠻主義的一種讓步,是感性瓦解的開始,獸|性的狂野與精緻的文雅相混合,便是例證。如果說這是藝術歷程中的一步,則它必然便是最後的一步。像這種人工虛飾的藝術,不會有進一層的「有機的未來」(organic future),它即是終結的表徵。
到了米蓋蘭基羅,西方雕刻藝術的歷史,便達到了終點。在他之後的雕刻,只剩下了誤解和追憶而已。其實,米蓋蘭基羅藝術上的繼承人,不是什麼雕刻家,而是那位大音樂作曲家帕勒斯特里納。
各人以其自己的形式,各人在其自己的悲劇性幻覺之中,這三位巨人,在中世紀的精神意向下,努力掙扎奔向「古典」;而他們自己,又以各種不同的途徑,粉碎了自己的夢想——,拉斐爾是用「線條」、達芬奇是用「表面」、而米蓋蘭基羅則是用「實體」。在他們身上,被誤導了的文化靈魂,正在覓路回歸於其浮士德的起點。他們的本意,是想以「比例」來取代「關係」、以正規繪畫來取代光線與空氣的效應,以歐幾里得式的形體,來取代純淨無限的空間。但是,不但他們,任何文藝復興時代的人,都不曾創造出一具歐幾里得式的靜態雕刻——因為這種雕刻只可能出現一次,出現在雅典,是屬於古典文化的靈魂的。反之,在他們所有的作品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有一種秘密的音樂存在,在他們所有的形式中,其運動的性質與精神的傾向,也都指向於遙遠和深度。他們所走的路向,不是通往古典的大雕塑家菲狄亞斯的精神,而是通向西方的大音樂家帕勒斯特里納(Palestrina)的世界,而他們通往彼處的立足點,不在於羅馬的廢墟,而在於教堂的寂靜聖樂之中。
而苦澀的結論便是:西方的形式藝術之沒落,是無可挽回的事了。十九世紀的危機,只是垂死的掙扎。像阿波羅、埃及、以及一切其他的藝術一樣,浮士德藝術也因衰老而死亡,在實現了它文化歷程中內在的可能潛力、完成了它自己的使命之後,它便一去不復回了。
阿波羅的靈魂,是歐幾里得式的,侷限在一處,把經驗上可以感知的實體,作為其自身存在的完整表達方式;而浮士德的靈魂,則漂泊於遙遠的處所,其表達的途徑,不是透過「人體」,而是經由「人格」(Personality)或「性格」(character)這隨便怎麼稱呼,意義都是一樣的。西方的音樂家格魯克(Gluck),以旋律結合著陰鬱淒苦的音調,在樂器的伴奏聲中,表達出「阿依達」(Armida)的悲劇災禍;而希臘培嘉門(Pergamene)的雕像,則利用雕像上每一寸肌肉所表達的痛苦之感,來達到同樣的效果。希臘的畫像,嘗試於其頭部的結構中,畫出一種精神的「類型」,而在中國靈隱寺所列的聖像中,則聖人的頭部,每在其目光及嘴角處,呈露出一種完整的「個人」內在生命來,不同的文化,其藝術固有此等迥然的差略。阿波羅文化的人們,以及阿波羅的藝術,所能據為己有戞戞獨絕的,只是對具體現象的尊崇頂禮、雕像上四肢的韻律性的比例、肌肉的和諧建構。這與浮士德藝術之間的差別,倒不是異教徒對基督徒的問題,而是阿提克藝術與巴洛克藝術本就判然有別。
於是在雕塑與音樂,發展到了這一階段時,這兩大文化也各自達到了它們的終點。一種具有數學式嚴格性的純粹象徵系統,已經成為可能的事實。柏里克利特斯能夠制定出他的「法則」,來規定人體的比例;與他相對應的巴哈,也推展出「複句的音樂藝術」,和「諧和的鋼琴手法」(Wohltemperiertes Klavier)。在由此而來的,阿波羅雕塑藝術、和浮士德音樂藝術中,我們便獲致了深浸著各自的文化意義的純粹「形式」,所能給予我們的最後而完美的成就。美的數學和數學的美,成為不可分離之事,而音調的無窮空間,和大理石或青銅所代表的圓融形體,也隨即成為這兩個文化對其廣延世界的闡釋。從數字的精神來看,則前者屬於「關係的數字」(number-as-relation),而後者屬於「度量的數字」(number-as-measure)。在壁畫和油畫中,在比例的定律和透視的法則中,數學的精神只是暗示出來而已,可是,「音樂」和「雕塑」這兩型最終的藝術,則本身即是數學。在這兩個藝術的巔峰上,我們可以完整地看透那整個的阿波羅藝術,與浮士德藝術。
就在這個時期,一種畫像藝術在希臘出現了,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形式的發明,這即是迄今未曾為人遺忘的「半身像」(bust)。不幸,在此,又與其他各處一樣,藝術研究錯誤地指鹿為馬,把它誤認為是畫像的「起源」(beginnings)。其實,這一「畫像」的特色,並不在其個人的特徵,而只在於其所貼的「標籤」(label),這只是孩提與初民中普通的習慣而已。但是,在其後期的樣態中,另有一項外加的因素出現——即:時代的風氣,趨向於風俗與應用的藝術,這因素同時也造成了柯林斯的圓柱建築。
就像古典文化的愛奧尼克時期一樣,作為一個文化「後期」時代,巴洛克也知道它自己的藝術,所必須選用的形式語言。藝術,已從一種哲學的宗教,變成為宗教的哲學。大家巨匠,風起雲湧,取代了眾多無名的學派。在每一文化的顛峰時期,我們都可以看到由各大藝術,所組成的藝術的「組群」(group)的壯觀景象,經由它們背後的基本象徵的統一,而構成了秩序井然、聯繫一體的單元。阿波羅的組群,包括了瓶繪、壁畫、浮雕、列柱的建築,而重心集中在「裸體雕像」。浮士德的組群,環繞著純淨無限的空間理想而形成,其重心,則置於「樂器音樂」。偉大的風格,越趨近於完成的狀態,由其確定而清晰的象徵,所展示的裝飾語言,也越趨向於決定性。約在一六七〇年,正當牛頓與萊布尼玆發明了微積分的時候,油畫已到達了其可能潛力的極限,油畫碩果僅存的幾位大師已經死去、或正要死去——凡拉斯夸茲(Velásquez)死於一六六〇年;波森,一六六五;法蘭斯霍斯(Fras Hals),一六六六;藍布朗,一六六九;魏米爾(Vermeer),一六七五;繆瑞羅(Murillo)、羅斯達爾(Ruysdael)及克勞德.羅倫,一六八二。我們只要看一下,少數幾位比較重要的繼承者的名字:瓦都(Watteau)、霍加特(Hogarth)、迪波羅(Tiepolo),便立刻可以感覺到:這一藝術的沒落、終結。而在這個時候,「圖像式音樂」的偉大形式也告死亡。舒玆(Heinrich Schütz)死於一六七二年,加里西米死於一六七四、普西爾(Purcell)則死於一六九五,——這些都是聲樂曲的最後的大師。他們環繞著「意象主題」(image-themes),把聲樂和器樂的色彩,演奏得變化無窮,而且在音樂中,畫出了美妙的風景、和偉大傳奇景觀的真實圖像。到了盧里(Lully,一六八七)去世時,蒙特維德那種英雄式的巴洛克歌劇,也停止活動了。以往的管絃樂、風琴、和絃樂三重奏中的,古老而「正統」的奏鳴曲,命運也復相同,因為它本是複句風格中,意象主題的發展。自此以後,音樂的形式,變成了「合奏曲」(concerto grosso)、「組曲」(suite)、和獨奏樂器的「三部奏鳴曲」,這些最終而成熟的形式。音樂,從依附於人的聲音(h和圖書uman voice)而發展的情況下,解脫出來、從固執於具體性的遺風中,解脫出來,而自身成為絕對獨立的藝術。音樂的主題不再是「意象」,而成為豐富繁複的「函數」,只依自己的演進歷程而存在。例如,巴哈所演練的複句風格,看起來只是一個微分和積分的持續不斷的歷程。純粹的音樂,壓服了繪畫,可以從舒玆晚年所編作的聖樂「受難曲」(Passions)——這是新的形式語言所透示的曙光——以及道爾亞貝科(Dall' Abaco)與柯瑞里的交響曲、韓德爾(Handel)的雄辯曲、巴哈的巴洛克對位樂等標示出來。這種音樂,確是代表浮士德文化的藝術。而瓦都也可以被描述為:一位畫家中的柯柏林、迪波羅則為畫家中的韓德爾。
瞭解了這一點之後,我們終於可以明白到,達芬奇在烏費滋(Uffizi)所畫的「魔幻崇拜」(Adoration of the Magic)卡通畫,其影響之深鉅了。這是文藝復興時代,最最大膽的畫,直到藍布朗時代,還不曾有人夢想到這種繪畫。達芬奇在此,超越了所有視覺的度量,超越了當時稱作「速寫」、「輪廓」、「組合」、「配列」的一切事物,他毫不畏懼地推進,去挑戰永恆的空間;在此,一切具體的事物,都像哥白尼系統中的行星一樣飄浮著;也像古老教堂的暗影中,巴哈的風琴複句歌曲的音調一樣迴盪著。在當時所能容許的技巧的限制下,像這樣的動態距離的意象,當然只能成為一件「未完成的作品」(Torso)。
在隨著文藝復興運動的終結,而勃興起來的油畫時代中,一個藝術家的深度,可以經由其所作畫像的內涵,而正確地度量出來,這一條規則,是很少有例外的。圖像中所有的形式,基本上都令人有屬於畫像的感覺,是否畫家們有意如此,是不關緊要的,因為個別的畫家,對此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最富於啟發性的事情,莫過於我們觀察:在浮士德藝術家的手中,甚至於「塑像」本身,也會轉形而成一種「畫像」。浮士德精神根本與塑像不合,一件「浮士德式」的「裸體像」,本身就是一種矛盾——所以我們常看到,在柔弱無力的裸像模型上,卻架著頗有特性的頭部;也常看到,這類雕像引人厭惡的那種艱澀、強制、而又模糊曖昧的特性。這很明顯,是努力投合古典的形式理想的結果——這不是一種由靈魂所願提供的犧牲,而只是久經教養的理智能力,使之不得不然而已,這是很勉強的事。在達芬奇之後,所有的西方繪畫中,從沒有任何一件重要或特出的作品,其意義,是導源於歐幾里得式的裸體人像而來的。此處若把魯賓斯(Rubens)看作是歐幾里得式的雕刻家,是非常欠缺了解的一種謬誤。把他所雕的那種膨脹形體中,所呈現的無限動態精神,在任何一方面,比附於古典的普拉克西泰拉斯、或是斯科帕斯(Scopas)的作品,都是膚淺之甚的。正因為他有其卓越的感性,所以他也遠異於辛諾瑞里的作品形體中,那種靜態的精神。如果世上確曾有一位藝術家,能把最大量的「生成變化過程」,注入到裸體之美中;能把具體的華麗景觀,處理成深具歷史意義;能把流幻無窮的、絕對非希臘風格的觀念,自作品內部中傳達出來,這人必定是魯賓斯。在魯賓斯的作品中,形體不再是一種「大小」,而成為一種「關係」(回憶一下阿波羅、與浮士德數學特徵上的對立,便知這不是偶然的現象)。形體所需注意的,只是自它之中,流湧出來的生命之圓滿,只是生命順著它,自青春至老衰之路,昂首闊步一往直前。然後「最後的審判」(the Last Judgment)自會將形體轉化而為火焰,這成為作品表現的主題,這主題,又在震顫的動態空間的網絡中,交互繚繞,不斷出現。像這樣綜合的風格,完全不是古典的;甚至連古典作品中,常出現的山林女神(nymphs),到了法國畫家葛羅特(Corot)手中,其形像也已消溶在色彩的斑紋之中,而反映了無窮的空間。這當然不是古典的藝術家們,描摹裸體雕像的本意了。
迄今為止,尚沒有人獨具慧眼,看出「塑像」(nude)與「畫像」(portrait)之間,實恰恰構成了一種對立的情勢。因此之故,我們對於藝術史上,這兩型特定藝術的出現,所代表的全部象徵意義,也便不曾予以適切的評估。但是,為了要掌握到西方畫像的象徵意義——特別是相對於埃及和中國的畫像而言,我們必須考慮到語言的問題:自梅羅文加王朝(Merovingian,西元四八六~七五一)時代開始的,西方語言的深刻改變,實在預示了一個新的生命感受之誕生。這一改變從古老的日耳曼語,一直展延到民間的拉丁語系。當然,它只影響那即將來臨的,西方文化諸國家所說的語言,而不及其他,(例如:挪威語與西班牙語,頗受其影響,而羅馬尼亞語,便無動於衷。)如果我們只注意到這些語言的精神,及其相互間的「影響」,則上述的深刻改變,便成了不可解釋,這解釋實應求之於人類內在的精神。是人類的精神,把語言中的「用字」(using words)提升到了一種象徵的層次。「我」這個字,拉丁文是Sum,哥德式時為im,而我們如今的德文成了ich bin,英文I am,法文je suis;「你」這個字,也從fecisti,變成了tu habes,tu as fait,du habes gitan。這種變遷是不同尋常的,這一特殊的「我」(一)之出現,是西方的人格觀念的初度萌芽,而這個人格觀念,在後來便創造了宗教上的「懺悔」(contrition)的儀式,和「個人救贖」(personal absolution)的觀念。而在藝術上,這「我」字和「你」字(Thou),便是瞭解哥德式畫像之鑰。
現代的藝術家,只是一個工匠,不是一個創造者。他把未破的調色譜,胡亂排列在一起,便成了作品。優雅的描摹、舞動的掃描,都轉而墮落為,幼稚粗拙的庸劣雕琢,墮落為畫面上的點、方塊、龐大而無機的巨塊之堆砌、混雜、與塗抹。泥水匠的刷子和泥刀,出現在畫家的畫具之中,畫布上的油漆底色,硬置入到繪作的體系之中,並帶入到畫面上應該空白的地方。這是一種危險的藝術,猥瑣、冷漠、煩擾不安,過分發展了自己的氣力,——但是,卻也是高度科學的藝術,發揮了每一分力量,以征服技術上的障礙,嚴格地遵照程序,絲毫不敢踰矩。這也是從達芬奇一直延伸到藍布朗的,那個油畫的偉大時代中,末流的「色情垂飾」(satyric pendant)之發皇;它真正適合於發展的地方,只能是波德萊爾(Baudelaire)所代表的巴黎。葛羅特筆下那種銀色的風景,帶著些灰綠和褐色的情調,猶自夢想著古代諸大師的精神,可是,到了古拔(Courbet)與莫奈,卻已征服了赤|裸的物理空間、「現實」空間。於是,由達芬奇所代表的「模仿性的發明家」,乃轉而臣服於「繪畫上的實驗主義者」(painting experimentalist)。葛羅特尚是永恆的童稚,雖屬於法國,卻不屬於巴黎,他可以在任何的地方,發現到他所要找尋的超越風景;可是到了古拔、莫奈、塞尚(Cézanne),則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描繪芳丹伯露的森林、塞茵河的河岸、或是亞耳附近那些著名的山谷。他們的繪作,是痛苦、艱澀,而又沒有靈魂的。藍布朗那雄渾有力的風景,本質上是存在於整個宇宙之,中,而莫奈的風景畫,則侷促在火車站附近一隅之地而已。
因此之故,嬰孩的畫像與家庭的畫像,乃是西方藝術之中最精采、最親切自然的成就之一。嬰孩連繫了「過去」和「未來」,在想要具有象徵意義的,任一種展現人類形象的藝術中,嬰孩的畫像總代表了現象變遷中,一段持續的時期、一種無窮的生命。但是古典的生命,完全發揮在目前的完滿之上,古典人類無視於時間的距離的存在,他的思維中所瞭解的人,只是在他週遭的、與他一樣的人,而不是未來世代中的人類,故而,從沒有一種藝術,像希臘藝術這樣,根本不知道要把嬰孩的形象,作親切而內在的展現。
在德國,則頗與此不同。貝多芬之後,音樂內在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可是音樂本身,卻轉回到繪畫了,這是德國的「浪漫運動」的樣態之一。而在繪畫之中,「印象主義」開花最久、結的果實也最溫暖。因為畫像與風景畫中,都洋溢著一種秘密意欲的音樂精神。即使在湯瑪(Thoma)與波克林(Böcklin)的身上,也還殘留著艾克杜夫恩(Eichendorff)及莫瑞克(Mörike)等人的音樂氣息
無窮無盡的生成變化,是在「母性」(Mother-hood)的觀念中獲得理解的。作為母親的女人,本身即是時間,也即是命運。所有時間和距離的象徵,也都是母性的象徵。「關心」(care),是我們對未來的基本感受,而關心即是母性的情操。
古典的塑形藝術,自從形式完全脫離了實際的、或想像的「背牆」(back-wall)之拘束,而置身於開放、自由、無羈絆的境地之後,看起來便如同介於眾個形體之中的一個獨立形體,雖不能一空依傍,畢竟也非攀喬附木可比。再順此邏輯向前推移,最後便以「裸體人像」(naked body)為其唯一的目標了。尤有甚者,它不像載於藝術史上的其他任何雕塑,它對雕像形體的「邊界表面」(bounding-surface)之處理,在解剖學的觀點看來,實在令人嘆為觀止。正如古典文化的人們,以雕塑「外在」形體的完美作品,透過其邊界表面,而把他們活生生的生命現象之精華,適切地表達得淋漓盡致。我們浮士德文化的人們,也不讓古人專美於前,按自己藝術的邏輯,也創奠了一項最最真實、唯一徹底的藝術型態,來表達了自己的生命感受,這即是「畫像」(portrait)藝術。當然,希臘人對裸體像的處理,是各文化中一個偉大的例外情形,只有在希臘,裸體像曾導致了一項高境界的藝術www.hetubook.com.com
相反的,輝煌時期的巴洛克畫像,則運用了圖像式對位法的各種技巧——褐色濡染的空氣氛圍、透視畫法、動態的掃描技巧、震顫的色調與光線等——這些,我們原已知曉,實是西方人的空間距離的結構,如今,他們將之應用到歷史距離上去。有了這些技巧為助,他們進而將形體,處理成為一種「內在地非實質的」(intrinsically non-material)事物、一種「支配空間的自我」(space-commanding ego)之高度表現的處所。這當不是古典歐幾里得式的壁畫技巧,所能解決的。如此一來,整個的繪畫,便只有一個主題、一個靈魂。我們不妨注意藍布朗作品中手與額頭的傳情作用,〔例如其蝕刻作品「六鎮長」(Burgomaster Six),或是繪於卡索地方一建築物上的畫像〕,另外,甚至在很後期的馬瑞斯(Marèes)及李波爾(Leibl)的畫像中——皆可發現到:它們所具的精神上的意味,已達到了反物化、重空幻、並具有抒情|色調的地步了。將這些作品中的手與額頭,取與雅典伯里克理斯時代的阿波羅神像、或波西頓神像的手與眉頭比較一下,便知兩者差異之大,實不可以道里計!

巴洛克的畫像

最後,我們甚至可以看出來,很多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雕像的人頭、以及更多的四世紀雕像人頭,都具有女性似的陰柔的外觀。無疑,這並不是雕刻者有意如此的,但這畢竟代表了,希臘人努力於完全排除個人特性的一種成效。
創造力衰微的徵象之一,是為了要製作圓融而完整的作品,藝術家竟非須要從「形式」和「比例」之中,解脫出來不可。這其間最明顯——雖然不是最具意義——的證驗,即是藝術上對「龐巨」(gigantic)的偏嗜。但不像在哥德式或金字塔的風格中,此處龐巨的體積,並不是內在偉大性的表徵,而只是對其自身的貧乏的一種掩飾。這種裝腔作勢、浮夸不實的巨大建築,是所有初期的「文明」所共有的現象。我們可以在培嘉門的宙斯祭壇、卻爾斯地方的太陽神像,即有名的「羅德島的太陽神像」(Colossus of Rhodes)、羅馬帝國時代的建築、埃及新王國時代的作品、以及今日美國的摩天大樓中,都看到這一「文明」的表徵。但遠較此更具暗示意義的,是這種任意浮夸、漫無節制的作風,已蹂躪、並粉碎了數世紀以來的藝術傳統。在藍布朗與巴哈的時代,藝術的雄心歸於「失敗」,尚是不可想像的事,如今卻已成為無可避免的命運。
他是西方藝術界,對雕刻藝術,所作的最後的努力。他努力把藝術家人格的整體,投入於大理石的語言之中,至再至三,勤奮不懈。但是大理石,這種歐幾里得式的材料,根本不適合他,故畢竟使他歸於失敗。在菲狄亞斯看來,大理石是一種秩序井然的材料,正在籲求自己為它雕出形式;但是對米蓋蘭基羅而言,大理石是必須加以克服的頑敵,他必須要把他的理想,從大理石這一「監獄」中釋放出來,就好像北歐神話中齊格飛釋放布魯息德(Brunhilde)一樣。每一個人都熟悉他開始雕刻時的情狀:他不是根據他所要雕塑的形式,從每一個角度,冷靜地接近那粗礪的石塊,而是以一種狂熱前進的攻擊,來擊打石塊,他的離鑿刀砍劈到石塊中,就好像砍進了「空間」中一樣。他切割石頭,一層又一層,他錐向石中,越來越深入,直到他所要的形式出現為止,而其時,雕像的各部分,也慢慢地從石塊中顯形出來了。人類面對「已經生成的事物」——死亡,所感到的「世界恐懼」(world-dread);人類想要以振動不息的形式,來壓制死亡、捕攝死亡的意志,也許,從沒有比在米蓋蘭基羅身上,表達得更公開的了。古典人類的眼睛,所吸收的是塑像的形式,可是米蓋蘭基羅,卻以精神的慧眼來曠觀事象,而打破了直接由官能感覺的前景。於是,不可避免地,最後他摧殘了雕塑藝術的地位,大理石,對於他那追求形式的意志而言,已經微不足道了。他放棄了作為一個雕刻家,轉而從事建築。在他的晚年,當他只製作一些粗礪的片斷雕刻,而且他雕刻的形像,幾乎仍是一片拙樸,這時,他的藝術天才中的音樂傾向,終於爆發了。終於,這種趨向於對位法形式的精神脈動,再也強抑不住了,他對他所曾花費了一生生命的藝術,完全不滿意,可是他仍然被那,不可熄滅的自我表達的意志所主導著,所以,他打破了文藝復興建築的法規,而創造了「羅馬的巴洛克」(Roman Baroque)。他以「力量」和「質量」間的對比,來取代了「實質」和「形式」間的關係。他把圓柱收歛成束、或把它們推向適當的距離;他以巨大的方柱,貫通了建築的隔層,並給予建築物正面,一種澎湃而衝擊的性能。於是,建築的度量,變成了旋律,靜態的精神,屈服於動態。如此,浮士德的音樂,乃把一切其他藝術的主體,都攬入於它的精神籠罩之下。
文藝復興運動,生來即是一種挑戰。在哥德式、在巴洛克,真正偉大的藝術家,都是經由加深、並完成其藝術的語言,而實現他的藝術的。可是在文藝復興,他唯一必須做的,只是去摧毀它而已。

器樂的勝利,和古典文化與此平行的事件

阿波羅與浮士德的「人性」(Humanity)理想之間的對立,現在可以很扼要地敘述出來了:代表前者的是塑像,後者的則是畫像。彼此之間的對立,恰如形體與空間、頃刻與歷史、前景與背景、歐幾里得數字與函數分析數字、比例與關係等的對立一樣。雕像深植於地面,而音樂則侵入、並瀰漫了無窮的空間。西方的畫像,正是音樂風格的,其靈魂是由音樂性的色調所織成。阿波羅的形式語言,只顯示了已經生成的事物(become),浮士德的形式語言,則主要在表露生成變化的過程(becoming)。
在十七世紀的暗褐色畫風之旁,另有一種藝術,也是熱情激昂的浮士德藝術——「蝕刻」(etching)。在此,藍布朗又是所有時代中最偉大的巨擘。這蝕刻與繪畫一樣,含有某些基督新教的成分,這使它與南歐天主教畫家,那種藍綠色的氛圍,以及哥布林的繡氈藝術,在範疇上頗有些不甚相同的地方。而李波爾可算是最後一位以褐色為主的藝術家,他也是最後的一位偉大的蝕刻家,他的刻板,具有藍布朗風格的無窮意念,包含、並展現了無限的秘密。最後,到了馬瑞斯(Marèes)作品中,更充滿了偉大的巴洛克風格的強力意欲,但是,雖然加里寇特(Gèricault)與道米爾(Daumier)等人,尚勉強可以用正面形式,來捕攝這種意欲,馬瑞斯卻已無能為力,他已不能把這種意欲,帶入到畫家真實的世界中去,因為他已缺乏一個傳統,所應給賦他的強韌力量。
最後的浮士德藝術,於華格納的著名歌劇「屈萊斯坦」(Tristan)中,宣告死亡。「屈萊斯坦」是瞭解西方音樂的主要樞石,西方繪畫便不曾創造出,如此輝煌的作品,來作為終結。
前面已說過:廣延的經驗,其源頭是來自活生生的導向、時間、與命運。現在再看深度的經驗:在構形圓滿的裸體人像,所顯示的純然完美的「存有」之中,深度經驗是被切除了的;相反的,一幅畫像的「外觀」,便可把深度經驗,導入到那超感覺的無窮空間。所以,古典藝術是一種切近而具體的藝術,是一種不具時間性的藝術。古典雕像是當前的「自然」之一切片,除此之外,便一無所有了,連古典的詩歌,也只是以韻文表現的雕塑品而已。因此,我們基本上便感覺到,希臘人是無保留的傾向於「自然」。我們也將永不會完全動搖一個觀念,即:哥德式風格與希臘風格比較起來是屬於「不自然的」(unnatural)。其實,哥德式風格當然「不自然」,因為它遠超乎自然之外,只是我們每常不必要地,避免承認那我們所發現的希臘風格的缺憾,而要把希臘視作神聖而不可侵犯。
在西方的宗教藝術中,母性的展現,是所有作品中最最高貴的成就。在哥德式時代初誕生時,拜占庭的神祇西奧土蔻(Theotokos),已轉變為女神黛洛蘿莎(Dolorosa),也即是「天神之母」。在日耳曼神話中,她又以女神弗瑞茄(Frigga)與弗露荷樂(Frau Holle)的面目出現。與此相同的母性感受,也出現在美妙的吟遊詩人所擬的幻境中,例如「太陽女即」(Lady Sun)、「世界女郎」(Lady World)、「愛情女郎」(LadyLove)等。早期哥德式人類的整個景象之中,皆瀰漫著一些母性的、關心的、容忍的情操。而日耳曼的天主教,一旦在其自己的整個意識之中,達到成熟,而且在一次進展中,設定了自己的儀式、創造了哥德式風格之後,便把「受苦的聖母」(suffering Mother),置於其世界圖像的中心位置,而不再以「受苦的救世主」(suffering Redeemer)為主。約在一二五〇年,在理姆斯大教堂的偉大的「雕像史詩」中,位於正門中心的主要位置,已定為聖母的位置。而在巴黎及亞曼斯的教堂中,這位置應是屬於耶穌基督的。也約在此時,位於亞瑞蘇的塔斯肯學派(Tuscan school)、以及神學家西雅那(Siena),開始把母愛的觀念注入到拜占庭的神學之中。在此之後,拉斐爾的「聖母像」(Sistine Madonna)造成了巴洛克時代,最純潔的人之型態,甜美親愛的母親——奧菲莉亞(Ophelia),格瑞卿(Gretchen)——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的光輝結局中,在與早期哥德式的聖母瑪利亞的觀念的溶合中,母性的秘密,自然顯露出來了。
西方的形式語言,其實更為豐富——其畫像固然屬於自然,更且屬於歷史。自一二六〇年起,由荷蘭雕刻家們,雕在聖丹尼斯的皇家墓園的任一塊紀念碑,以及由何爾賓、或提善、或藍布朗、或哥耶(Goya)所畫的任一幅畫像,皆可說是一種充滿個人人格特色的「自傳」(autobiography),至於「自畫像」,更是可視為一種歷史的「懺悔」(confession)。個人的懺悔,並不一定是直認某一行動,而是在心靈深處的「最後審判」之前,展呈該一行動的內在歷史。整個的北歐詩歌,都是一片坦白而不隱諱的懺悔。藍布朗的畫像和貝多芬的音樂,也是如此,他們只是把拉斐爾、加德林、海頓所告誡於牧師的懺悔,置入於他們的作品所表現的語言之中而已。由是以觀,西方人,主要是生活在生命的「意識」(conciousness)之中,他的眼光經常矚視於過去和未來。反之,希臘人的生命,則集中在目前的一點,是反歷史而重肉體的。沒有一個希臘人,能夠作真正的自我批判。表現在藝術上,則希臘的裸體雕像是完全反歷史的人體「拷貝」(copy),而西方的自畫像卻恰如同維特(Werther)或塔索(Tasso)的自傳一樣,深具歷史的意味。對古典人類而言,維特與塔索的生命情操,兩者皆同是完全陌生而疏離的事物。而從沒有任何事物,像希臘藝術一樣,如此缺乏個人的色彩,希臘大雕塑家所雕的「擲鐵餅者」(Discobolus),便只純粹表現了作品外在的形式,它與內在的機體,絕沒有絲毫的關係,更談不上所謂「靈魂」了。任何人只要取此一時代的最佳作品,持與古埃及的雕像——例如「錫卡村落」(VillageSheikh)、或「菲歐普斯王」(King Phiops)——比較一下;或者是與西方雕刻家唐納太羅的作品「大衛」(David)加以對比,便立刻可以知道:希臘雕像的形體,實在完全是由其實質的邊界來表現的。希臘人非常小心地,避免在作品的頭部,表現任何個人的、精神的事物,絕不使其成為作品中,可感知到的現象。我們一旦瞭解了希臘雕像的此一特性,則即使是這一偉大時代中,最佳作品的頭部,也早晚會使我們感到乏味。以我們西方的世界感受,所發展出來的透視畫法看來,這些雕像的頭部,顯得愚拙而遲鈍,缺乏作者自傳的因素,沒有任何的命運感。希臘直到李西帕斯時代,仍未出現任何具有個人性格的雕像頭部,都只是些千人一面的面具而已。再從圖像的整體看來,希臘人以令人驚訝的技巧,抹煞了頭部的重要性,避免了任何給人以:頭部是形體的主要部位的印象。所以,希臘雕像的頭部是如此的小,在態勢上是如此的不關緊要,其塑形是如此的不夠完美。它們永遠只是構成整個形體的一部分,只像手臂和腿部一樣,永不能成為那個,我們所特重的「我」(I)的容器和象徵。www.hetubook.com•com
在古典的世界,與此對應的改變,是發生在西元前四六〇年左右,當時最後一位偉大的壁畫家——波里諾特斯(Polygnotus),將其所承繼的偉大風格,拱手讓給了柏里克利特斯所代表的,圓融的雕刻作品。在此以前,即使直到波里諾特斯同時代的雕刻家米羅、以及奧林匹亞三角牆建築的諸名家時,純粹平面藝術的形式語言,仍主導著雕像藝術。因為:當時繪畫形式的發展,其理想固然越來越傾向於,以內部交疊的畫線,來表現彩色的「剪影」(silhouette);而雕刻家也認為,他所展現給觀者的正面「輪廓」,才是文化「精神」(Ethos)、文化類型的真正象徵,是他所要展現的形像。而廟殿中三角牆的建築範疇,也構成了一幅「圖像」(picture),從適當的距離看來,它所給人的印象,和那些它同時的紅色的「瓶繪」恰恰相同。到了柏里克利特斯時代,紀念碑式的「牆畫」(wall-painting),乃讓位予那種以蛋黃或蜜蠟來繪製的「板畫」(board-picture)——這明顯的指示出:那個偉大的風格,已經去向他方了。阿波羅多拉士(Apollodorus)的描影畫,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其野心都不是在於,我們所稱的明暗對比法、和空氣氛圍法之類,而實在是雕刻家的那種「修飾圓融」(modelling in the round)。至於宙克薩斯(Zeuxis),亞理斯多德已明白地指稱,他的作品缺乏「文化精神」。故而,這種較新的古典繪畫,以其敏黠的技巧和誘人的魅力,實構成和我們十八世紀的作品相等的產物。兩者並皆缺乏內在的偉大性,也並皆努力以美術技巧的力量,來強自表達,那個單獨而最終的藝術的語言,而這藝術在兩者,都只是代表了高級意味的「裝飾」而已。至於柏里克利特斯與菲狄亞斯,則是與巴哈及韓德爾並列的人物;西方的音樂大家,將嚴格的音樂形式,自繪畫的實踐方法中,解脫出來,而希臘的雕刻大師,也終於將雕刻從其與浮雕相繫不分的狀態下,解放了出來。
達芬奇發明了血液的循環現象,但這並不是文藝復興的精神,帶動他獲臻的成就——正相反,他整個的思想歷程,恰恰使他自外於他那個時代的概念。米藍蘭基羅和拉斐爾,都不可能作此發現,因為他們那種畫家的「解剖學」,只能認識到各部分的形式和位置,而不能瞭解到函數或功能(function)。而達芬奇則像魯賓斯一樣,研究形體內的「生命」;不是如辛諾瑞里那樣,只研究形體的本身。巴洛克時代,無疑,確是一個大發明的時代。
而也在十八世紀,建築終於宣告死亡了。它被洛可可的音樂所浸沒、所窒息,終至死亡。現在常有一些絲毫不具憐憫之情的批評,強加在這種最後的西方建築,奇妙而脆弱的發展風格上,而不能理解到:這種建築風格的起源,即是在「複句歌曲」的精神之中。而它的不重比例、不顧形式,它的幻景縹緲、變異無常、閃耀不定,它對表面和視覺秩序的摧毀推倒,實際上,正是音調與旋律,征服了線條與牆壁;純粹的空間,戰勝了具體的實物;生成變化的本身,壓服了已經生成的事物。它們已不再是建築物,因為這些修道院、城堡、與教堂,有著流動幻變的正面和門廊,有著「虛華浮夸」的庭院,壯觀豪華的樓閣、苑廊、沙龍與會議室,看起來倒像是「奏鳴曲」、「小步曲」,以石頭表現的「抒情短歌」,以灰泥塑造的「室內音樂」,以象牙、大理石、和精美木材構成的「音樂組合」,以螺旋飾柱、渦形裝飾配成的「短歌小調」、和以飛簷與遮簷,表達烘托出來的音韻節奏了。德萊斯登的「茨偉格爾宮殿」,是全世界所有建築中,最最完整的一首音樂作品,它的裝飾部門,就好像是古式小提琴,流瀉出來的音調,就好像小型管絃樂中的,複句遁走曲的「快板」(allegro fugitivo)。
達芬奇所表達的語言,不是屬於他那個時代的。只有他一人,既沒有野心成為雕刻家,也沒有野心去做建築家。文藝復興時代有一個幻覺,即以為透過「解剖學」(anatomy),便可以獲致希臘人的感受、和希臘人對外部結構的崇拜之情。但是,當達芬奇研習解剖學時,卻不是去學米蓋蘭基羅那種「前景解剖學」(foreground-anatomy)、那種人體表面的「地形學」(topography)——這是米氏為了從事雕塑而研習的東西。達芬奇是為了研究內在的秘密,而研習人體內部的「生理學」(physiology)。米蓋蘭基羅,嘗試以活生生的「形體」所表達出的語言,來承載人類生存的全部意義;而達芬奇的研究,卻恰恰相反。他那令人驚羨的「曖昧畫風」(stumato),即是以無窮的空間,來排拒具體的邊界的第一個表徵,因此之故,這也是「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的先聲。達芬奇的畫,不是從確定的輪廓開始,而是從精神的空間出發;而當他結束時(這是說,當他真正畫完了這一幅畫,而不是留著未畫完的圖像),色彩的精華,好像只是籠罩在圖畫真正的結構上面的,一股「氣息」而已,看來真是虛無縹緲,不可名狀。拉斐爾的繪畫,落實在平面上,他把他那秩序井然的畫叢,一起驅入了平面,而以一種比例勻稱的背景,來結束全畫。可是達芬奇卻只注重「空間」,廣漠而永恆的「空間」,他的畫中形象,就飄浮在這空間之中。前者是把個別而切近的事物之總和,置入到一個框架中去;後者卻是從無窮的空間中,切出一塊切片來。這兩人繪畫精神之背道而馳,有如是者。
「與此相應的」,阿波羅的藝術,也在培嘉門的雕塑中,到達其終點。培嘉門是西方貝魯特的「拓影」(counterpart)。著名的培嘉門神壇本身,當然是晚出的作品,而或許也不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作品,因為我們必須要明白,西元前三三〇至二二〇年間,一世紀的發展歷程,如今已湮沒難尋了。然而,所有尼采對華格納及貝魯特樂風的指摘,見於「戒指與派西孚」(The Ring and Parsifal)一文中的——頹靡不振、虛驕誇張、以及諸如此類的病態,也都可以適用於培嘉門的雕像上。這種雕像的傑構之一,我們可以從培嘉門大神壇殘留的「巨人大戰圖」(Gigantcmaohia)腰線中,略見端倪。我們可以看出,同樣誇張的表現,同樣運用了從邃古矇昧的神話中得來的主題,同樣毫不收歛的展現了強力的衝撞滅裂(雖然其缺乏內在的力量,是不可掩飾的事),卻也同樣充分具有自我意識的力量感,和高聳超越的龐巨感。著名的「法尼斯神牛」(Farnese Bull),以及更古的力厄肯(Laocoön)雕像組群的模型,無疑即屬於此一藝術

達芬奇、拉斐爾與米蓋蘭基羅——文藝復興的勝利者

「印象主義」是世界感受的一種深入的表達,因此很明顯地,它必定洞透到,我們這「後期的」文化之整個觀相中去。於是,我們有「印象主義式的」數學,坦率而有意地超越了一切視覺上的限制。這就是牛頓和萊布尼茲之後所發展出來的「解析學」(Analysis),它包含了「數體」、「集合」,以及「多維幾何」等幻想似的意象。我們也有「印象主義式」的物理學,它不再著重質點的具體系統,而不過是研究一些,可變的係數之間的固定「關係」而已。我們也有「印象主義式的」的倫理學、悲劇、邏輯;甚至還有「印象主義式的」基督教,那就是「虔信教派」(Pietism)
現在所剩下的,是處理西方藝術,在完成狀態下的主要特性。在此,「必然」(Necessity)的冷酷不移的過程,是很明顯的。我們已經瞭解到藝術乃是「基本現象」,我們m.hetubook.com.com不再期望因果的運作,能統一藝術發展的層次,相反的,我們已設立一種藝術的命運觀念,而且承認藝術,是文化的有機體,有機體必有誕生、成熟、衰老、及永久死亡的特性。
從流行而狹隘的觀點看來,「印象主義」是否為十九世紀的產物?是否因為有了印象主義,西方的繪畫多活了兩個世紀?它是否迄今仍然存在?但是,我們必定不可被這一新的「插曲」的特性所矇騙,這畢竟只是一個「插曲」而已。十九世紀,已越過了文化的境界,而進入了「文明」,「印象主義」,雖然不斷喚醒了一個偉大文化的繪畫上的某些幻覺,還選擇了「開放空氣」(plein-air)這一詞眼,來指稱它特殊的性徵,可是這畢竟只是迴光返照而已。在這插曲中,西方世界都會中的唯物主義,吹入了灰燼之中,而重新點燃了這一微弱搖曳、奇異可笑的信仰之火——這種一閃即逝的信仰,畢竟只雜持了兩代,到了莫奈的時代,一切又再重歸於終結。
如果一個人的環境,對於他個人的意義,就正如外在宇宙相對於內在宇宙一樣,是一組龐大的象徵之集合;則人的本身,只要他仍屬於現實的結構之中,仍屬於現象界,他必然要被容納在一般的象徵結構之中。但是,在人給予與他相同的人們的印象中,什麼真能具有象徵的力量?什麼真能密集而睿智地表達出人類的本質、及其存在的意義?這答案,就是藝術。
一位西方藝術家,無論其為畫家或音樂家,他的藝術都在於:利用少量的掃描、點頓、或音調,創造出一個涵有無窮內蘊的意象;或一個浮士德文化的人,眼睛或耳朵所能感受的內在宇宙。也即是:雖然客觀事象,強使「真實」變成了「現象」,可是藝術家,可以在客觀事象的飛掠幻滅、虛無縹緲的暗示下,利用藝術迷人的魅力,再還原出一個「真實」的無窮空間來。這種藝術,大膽推移了固定不變的事象,確是史無前例的。從提善的晚期作品,直到葛羅特和曼扎爾(Menzel),具體的事象,在畫中震顫和流幻,就像在掃描的技法、破碎的色彩、殘缺的光線,所構成的神秘壓力下的,一灘溶液一般。「印象主義」追求的目標,和巴洛克的音樂是一致的。巴洛克音樂不注重旋律,而注重「主題」(thematic)的表現,它以和聲的魅力、樂器的音色、節奏和速度等每一種手段,來增強「主題」的效應。結果,從提善時代的模仿作品起,直到華格納的「題意結構」(leitmotiv-fabric)止,它創造出音調的圖案,並捕攝了一個全新的感受、和經驗的世界。當德國音樂達其高潮時,它也曾貫穿進入抒情詩的領域之中。它多少可說是,連續重複了哥白尼和哥倫布的成就。從沒有另一個文化,相對於其所用的方法而言,能具有一種如此動態印象的裝飾語言。每一色彩的點頓或掃描、每一低微喑啞、若有若無的音調,都能放散出某些驚人的魅力,而在人們的想像之中,連續不斷地,投入生生不息的「空間創化能量」(space-creating energy)的新因素。
在但丁之後,義大利僅有的真正的偉人——達芬奇、拉斐爾、與米蓋蘭基羅的情形,也是如此。哥德式的諸名家,在他們所從事的藝術上,都只是沉默的工作者,可是卻獲致了該一傳統及該一領域之中,最最高明的成就;而一六〇〇年左右的威尼斯和荷蘭畫家,也都是些純粹的藝術工作者。可是,在這兩大風格之間,居然出現了這三個人,不但是「雕刻家」或「畫家」,而且還是思想家,而作為思想家,必然不祗是忙於尋求藝術表達的有效方式,而且還要忙於研究千百種其他的事項,永不休止、永不滿足,努力去追尋他們生存的真正本質和目標,這豈不是一件怪事?這豈不是意味著——他們「根本就不屬於」文藝復興的氛圍?
同時,古典的形式理想——那個表現在雕像上的,自給自足的「存有」單位,也完全不同於西方畫家所表達的。從喬歐朱奈到勃屈爾(Boucher),西方畫家們,所畫的那些徒具美貌的形體,只是藉以練習其畫筆的敏黠,只是肉體的「靜物」(still-life)、風俗的作品(genre-work),只表達一種愉悅歡欣的官能感覺〔例如「皮斗篷中的魯賓斯夫人」(Rubens's Wife in a Fur Cloak)一畫便是〕。這與具有高度倫理意義的古典塑像,恰恰相反,幾乎沒有什麼象徵的力量可言。文藝復興時代,佛羅倫斯畫派曾發生一插曲:即嘗試以塑像,來作為人性的象徵,以取代哥德式風格的畫像。這樣一來,非驢非馬的,自然文藝復興的整個藝術,便會缺乏觀相的特徵。雖然如此,羅斯里諾(Rossellino)、唐納太羅、美依亞諾(Benédetto de Maiano)、達費索爾(Mino da Fiesole)等人,全部的繪畫作品,畢竟在精神上極接近於梵依克(Van Eyck)、曼林(Memling)、與早期的萊茵諸名家,甚至於很難分別得清楚。由此看來,在建築上,由於新的作品枉精神方面,很少阿波羅文化的成份,還可能創造出反哥德式的建築,但在畫像上,——卻絕對不能。畫像應是特別專屬於浮士德文化的一個象徵。而我們無論把唐納太羅的半身像「烏贊諾」(Uzzano),如何地高估——這半身像可能是該一時代及該一畫派最重要的成就——可是,我們定會承認,將它置於威尼斯畫家們的畫像之旁,它還是會黯然失色的。
達芬奇是超乎這一境界的,他那「魔幻崇拜」的素描,已經等於是「音樂」了。但在這件作品中,以及在他的「聖傑倫」(St. Jerome)中,他並沒有超出褐色的底繪、沒有超出「藍布朗式的」階段、也沒有超出未來世紀中,所用的空氣氛圍的褐色,這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深具意義的環境影響使然。對達芬奇而言,意向的整個實現、清晰表達,是要在這一狀態下獲致的,任何更進一步的色彩領域,便會摧毀他已經創造出的靈魂。因為他的色彩領域,仍是處在壁畫風格的形上限制之下。新的色彩領域,要留待威尼斯的畫家來開拓,因為他們,是在佛羅倫斯傳統之外的,所以能達到他在此處所追求的目標,塑造出一個色彩的世界,來補足空間,而不是捕攝事象。
希臘雕刻家所刻出的,是生命階級的各種「型態」,ηθos這個字,我們誤譯為「特性」,其實它是指公眾的行為與態度的「種類」或「模式」;由於著重的是「型態」,於是我們所見的是「典型的」大指揮官、「典型的」悲劇詩人、「典型的」熱情行動者、「典型的」深思哲學家——而沒有一點個人的特徵。這也即是真正瞭解著名的希臘風畫像(Hellenistic portaite)之鑰。否則,一般人毫無理由的,總是以為希臘風的畫像作品,是一種深刻的精神生命之表達。其實,只有在西元前第四世紀,阿羅必克地方的德米特瑞斯(Demetrius),才開始在人的外在建構中,強調了個人的特徵;而也只有李西帕斯的兄弟李西斯查特斯(Lysistratus),曾複製了一個代表題材表面的石膏鑄模,且也並沒有作多少的修飾。任何人都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這種所謂的「畫像」,與藍布朗的畫像比起來,味道上何其不肖似!在這種畫像之中,靈魂是失落了的。
達芬奇完全是一個發明家。「發明」一詞,即是他整個本性的綜合描述。他也是第一個,用心去研究航空飛行的人。飛行,使自己脫離地球的羈絆,使自己消失在廣漠的宇宙之中——這豈不正是最高層次的浮士德野心?這豈不正是我們西方夢想之具體實現?難道沒有人注意到:在西方繪畫之中的基督教傳奇,豈不正是這一主題的輝煌的轉形?所有的畫中人物,上昇於天穹,下降至地獄,神的形象飄浮在雲彩之上,天使與聖哲那種獲得聖寵的超然遠舉,堅持強調從地球的天空中,解脫出來的意願,所有這一切,都是靈魂飛越的表徵,都是浮士德藝術所特有的精神,完全不同於拜占庭的藝術。
我曾把格朗瓦德、克勞德.羅倫、以及喬歐朱奈那種高貴的綠色,特指為「天主教」的空間色彩;把藍布朗那種超越的褐色,特指為基督新教世界感受的色彩;與此相反的,「開放空氣」與其新的色彩基準,則代表了「非宗教」(irreligion)的精神。從貝多芬的氛圍、與康德那種星光燦爛的廣延世界出發,「印象主義」又回落到地殼的表面之上。它的空間是認知的,不是經驗的,是觀視的,不是冥思的,它所包容的,是情緒,而不是命運。盧梭那悲劇性的正確預言:「回到自然」,充盈在這一垂死的藝術之中,——老衰的靈魂,一天天回向於自然中去了。

培嘉門與貝魯特:藝術之終結

文藝復興時代的人們,對畫像的觀念,並未成熟到藍布朗的境界。藍布朗觀念中的畫像,是指:從動態的掃描、光線、和色調之中,建立起來的一部「靈魂的歷史」。當時只有達芬奇足夠偉大,能經歷到此一命運的限制。其他的人。只致力於繪作畫像的頭部,但達芬奇卻有其無限廣闊的目的,他是第一個使畫像中的「手」(hand),也能表達意思的人,而且能夠表達出觀相上的傑構。他的靈魂,是著落在遙遠的未來,雖然他的肉體部分,他的眼和手,仍服從於這一時代的精神。無疑,他是文藝復興三傑中最自由的一位,比杜勒要深刻,比提善要大膽,他比他那時代中,任何個人都易於了解,因為他本質上是一位「未完成的」藝術家。米蓋蘭基羅這位過時的雕刻家。也是如此。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到了歌德的時代,這位「最後的晚餐」(The Last Supper)的作者,所不能達到的目標,卻已不但達成、而且超過了。米蓋蘭基羅努力把生命,再一次迫入到一個死的形式世界中,達芬奇則已感覺到了,未來的新的形式世界,而歇德則預言:不會再另有新的形式世界出現。在這三人的第一位和最後一位之間,便是浮士德文化的成熟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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