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解體，全國權力集中統一；此時其權彌重彌專，其需要自己警覺反省者乃彌切。這是一點。再則，此時皇帝一個人高高在上，陷於力孤勢危之境（參看前章），為求他的安全，亦是為大局求安全，此一需要彌見真切。這是更要緊之一點。可以說，其成為必要即在此。同時，因為封建之世，大大小小之君主甚多，此時通統化為官吏。所以過去偏於警覺國君一人者，現在就發展到監察多數官吏（不過說話仍對皇帝一人說話）。這又是一新的必要，基於這些，此一制度乃以確立。歷代制度之因革損益，此不細數。大抵上則對皇帝諫阻封駁，補闕拾遺；下則監察內外，糾彈百僚，以至風聞言事。此外遇有災異大難，更下詔求言，下詔罪己，策免三公，等等。凡此種種，怕是任何中古政治所未見，不能不說是中國的特色。然而你明白其由來，亦就不詫異了。

此所云「權力一元化」，是指中國從來沒有，亦永不發生「箝制與均衡」的三權分立的事。這是什麼原故？我們且尋看西洋是怎樣發生的，便不難勘對出來。這在西洋以英國肇始，原非出自一種理想規劃，而是事實慢慢演成的。三權之中，當然以立法行政之分離對立為首要。此二者，當初皆包於王權之中，何曾另外有什麼立法機關？明確地分離，肇始於近代，而淵源於中古。中古之htｔps://ｍ•ｈeｔｕｂｏｏｋ.ｃoｍ.ｃoｍ巴力門，其構成原是以貴族僧侶為主，再加市民代表等。後此兩權分立，實由原初國內不同階層之兩面對抵而來。從不同之階層勢力言之，則此時計有（一）國王，（二）貴族僧侶，（三）都市第三階級；而其間以第三種勢力之關係最大。削除封建，是他們與王權合作之功；轉回頭來，限制王權，又是他們與貴族聯合之力。始而國王代表行政權，而貴族市民組成之議會則握有立法權。其後國王無復實權，退出了此對抗形勢。相對抗者，便為第二第三兩大勢力。他們此時固非分掌行政立法兩機關，卻是各結政黨，憑藉此兩機關，時時運用，以相競爭。再往後，到最近幾十年，上院無復實權，貴族們又退出了此對抗形勢。則有後起的勞工階級及其政黨，起來參加，仍為兩大勢力之抗衡。是歷史昭示：沒有分離對峙之社會形勢，則分權制度不會憑空發生，沒有以此形勢為背景之政黨互競，則分權制度不能得其運用。但中國的社會形勢如何呢？照上面所說，中國封建以貴族階級內部分化而解體；士人假借王權，擴充王權，其自身固不能構成一種勢力；抑且使整個社會從此走向職業分途，日就散漫。在全國中，尋不見任何一種對抗勢力，則權力統於一尊，夫何待言。

以上是說封建解體和*圖*書後，中國政治之大趨向，及其所向之鵠的。除了有時倒退之外，從未變更此趨向。正為理想始終未達到，而又非無其可能，所以人們總抱著希望在努力。——努力實現其制度所應有者，或修繕其制度，乃至重新調整之，卻未嘗捨此而他謀。那麼，是否後勝於前，可以見出其一步進一步呢？此亦未能。除細節上有些講求外，根本不見進步。儘管不見進步，而二千年間經過多次之改朝換代，竟亦沒有新思想或不同的運動發生。那麼，是否中國人太笨呢？亦不是。此其故，約言之有三層：第一，任何政治制度莫不基於其社會內部形勢外面環境而言，其中，內部形勢尤為主要基礎。中國自封建解體後，社會形勢散漫，一直未改。而沒有新形勢，則人們新的設想新的運動不會發生。在散漫形勢下，權力之一元化是不會變的。權力一元化不變，其救治之道只有這多，沒有新鮮的。第二，中國制度似乎始終是禮而不是法。其重點放在每個人自己身上，成了一個人的道德問題，它不是藉著兩個以上的力量，互相制裁，互相推動，以求得一平均效果，而恆視乎其人之好不好。好呢，便可有大效果；不好，便有惡果。因此，就引人們的眼光都注到人身上；而不論是向某個人或向一般的人要求其道德，都始終是有希望而又沒有把握的事。那麼，就常常在和*圖*書打圈子了。二千餘年我們卻多是在此等處努力。第三，中國歷史已入於循環中，為重複之表演，可看下章。

以我推想，這其間亦許多少有點事實確曾存在於古；然要必經過儒家一番渲染無疑。儒家崇尚理性，自然要加以鼓吹倡導，以求確立此一制度。但單是有歷史根據和有人倡導，還不夠；須待封建解體，而後事實上確有其必要與可能，此一制度，乃得確立。試分別言之。——

西洋在以新代舊之間，其階級確已得解放了一步。其社會構造、國家形式已經改變（可稱革命），從人類歷史進程上說，確已得進了一步。中國雖則未嘗不向著解放走，彷彿若將以職業代階級，以理性相安代武力統治者。但始終牽延於這種彷彿之中，近而封建之解放不徹底，遠而階級之徹底消除不可期。此二千餘年間政治之特殊，須得在此一說：第一、把政治作為倫理間之事，講情誼而不爭權利，用禮教以代法律；是曰政治之倫理化。這是把階級國家融攝在倫理社會中之結果。第二、對內對外皆求消極相安，而最忌多事，幾於為政治之取消；是曰政治之無為化。此蓋為階級缺乏，武力萎弱之所必至。第三、權力一元化，而特置一自警反省之機構於其政治機構中；政治構造國家形式卻從此永絕進步之機。前兩點，在前既有敘說，不更贅；第三點尚有待闡明於後。—m.hetubook.com.com—

孫中山先生倡五權憲法，其監察考試兩權，自謂從中國政治制度得來。論者亦都承認二者為中國所特有。然更須知此兩制度原是相因而至，且有其相成之妙。特殊之中國政治，正要他們合起來才構成。按後世考試制度本於隋唐，上溯則為兩漢選舉。更上，則戰國之「薦引」、「上書」、「養士」，又實為其先導。更追上去，還有其根苗於古。總之，是從民間吸收新分子參加政治，統治被統治之間得以流通的那種事情，不必拘言考試，而其制度之建立，則須斷自封建解體以後。在前，不過階級壁壘不嚴，及其制度既立，便是階級壁壘之撤除。這又是任何中古政治所未見。然而正就是此一制度寖寖建立的時候，亦就是前一制度種種必要（君權重且專、皇帝一人孤危、官吏增多）寖寖顯露的時候。讀者試加回想，不是嗎？再則，前一制度自然是在引起當權者自己警覺反省，但最能促其警覺反省的，乃是與他不同的意見，是他圈外的意見，更要緊是被統治一面的意見。前一制度之真正意義，與其看做糾正個人過失，不如看做謀上下意思之流通。然而說話之人的流通，又是意思流通之本。假如人不流通，所謂「有言責者」僅限於一小圈，則意思之流通便幾乎不可能。所以言路實因仕途之闢而得其基礎。後一制度不但為前一制度開出其必要，抑且供給和-圖-書以其可能。所謂相因而至，相成之妙，指此。設若兩種制度各得發揮，而又藉著廷議廷推，互得配合運用，各達於其可能之理想地步；則一切在位者既皆以合法程序來自民間，一切政府措施又悉能反映乎民意。那高高在上端拱南面之皇帝，要不過象徵全國政治之統一而已，雖權力一元化又何害？所謂特殊之中國政治，要他們合起來構成，指此。

權力一元化者，誠然可以為所欲為。但其一舉一動，影響太大，他自己或者旁人，都不能那樣毫無顧慮，隨他去為所欲為。然則將如之何呢？那只有提高自己警覺而隨時反省了。因此，中國皇帝大權雖不可分割，亦不受限制；而自古似乎便注意到如何加強其警覺反省之一事。梁任公先生文中，有關於此之一段話說：

（上略）及其立而為君，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設為種種限制機關，使之不得自恣。蓋遵吾先聖之教，則天下之最不能自由者，莫君主若也。猶懼其未足，復利用古代迷信之心理，謂一切災異悉應在人主之一身，而告之以恐懼修省。及其殂落，則稱天而謚，動以名譽，名曰幽厲，百世莫改。蓋遵吾先聖之教，則天下之最不得自由者，莫君主若也。（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冊《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一文，中華書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