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軍部中，居多數的是主張再給中國致命一擊的「擴大派」，首腦爲杉山元大將，特別獲得日本海外駐軍將、校的支持，其基本的觀點也是站在防俄的前題之下。擴大派認爲，當時蘇聯紅軍受到史達林全面的整肅之後，在相當一段的時間之內並無對日作戰的能力，而中國才剛剛開始團結建設，實力還沒有凝聚好，因此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先給中國強烈的一擊，完全控制中國的華北，然後再回過頭來，以更大的戰略空間與戰爭資源，來對付蘇聯。這派觀點最爲主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完全低估了中國反抗日本的決心，是遠遠超過她在形式上作戰之實力。在西安事變之後，中國對於日本的任何侵略，是絕對不會再做任何讓步了。而且中國一旦開始抵抗，就不會輕易停戰，因此日本要想再多佔領華北，以增加抗蘇籌碼的策略，就成爲日本陷入中國戰場而不能自拔的錯誤所在了。

西安事變之後，中國在形式上終於停止內https://www.hetubook.com.com戰，所有的軍政派系都開始團結起來，準備共同合作以對抗日本，因此國民政府不能再以安內做爲準備抗日的藉口。蔣介石很清楚了解到，他只有擺出不能退讓的抗日姿態，才能成爲全國上下所擁護的最高領袖。雖然蔣知道，在當時，抗日的基本結構，在中國內部才剛剛開始成形，要想真正能夠有實力與日本進行全面作戰，至少還要有三到五年的準備時間，但是蔣介石卻無法違逆不肯再對日本做出任何退讓的民意了。

其實在盧溝橋事變之前的半年中，中、日之間衝突的危機，早已經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地步了。在中國方面，經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綏遠百靈廟之戰，以及十二月的西安事變之後，全國所有政治勢力所達成的共識是，不能再對日方任何的侵略，進行有損國格的退讓。因爲在一九三六年年底的百靈廟之戰，華軍重創了由日軍背後支持的偽蒙古軍隊，等於間接打了幕後的主子一記耳光，使得全中國的民氣、輿論，及長時期在日本欺壓下所積蓄的怒火，又因此沸騰，認爲中國的軍力已經足以對抗日本，因此民意強烈的表示，政府不能再對日本退讓了。和-圖-書

而在日本方面，對於是否要繼續侵略中國，而造成中國的反抗，也有著極大的爭論。日本一些政壇元老，都對中國的歷史有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們主張對中國的壓力，一定要適可而止。這種意見，在日本的軍部中，以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爲首的「不擴大派」，則是居於少數。石原認爲日本真正的世仇大敵是蘇聯，而中國在西安事變之後，已真正停止了內戰，國家開始有了全面的進步，同時抗日的民族共識已經形成，日本實在不宜再刺|激中國，而引爆中日的歷史全面戰爭，最後讓蘇聯坐享現成的利益。而當前日本應該好好的利用所佔領的東北與內蒙，開發資源，建立對蘇作戰的準備。假如日本真的還不能「知足」，見好就收，一定要繼續擴大侵華，終https://m.hetubook.com.com於會引起中國全面的反抗。那麼中、日之戰將成爲一個無法脫身的戰略泥淖，會使得日本的國力耗竭，蘇聯剛好可以撿到個大便宜，而日本幾十年的防俄努力，就等於白費了。

就當時的局勢而言，日本與蘇聯才是註定非要一戰不可的世仇，雙方從日俄戰爭的歷史上衝突，到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誓不兩立，都是導至日蘇必然決戰的因素，這都是蔣介石所非常清楚的。事實上，當時日本所有的國防與戰略政策，都是把防俄當成日本國家安全規劃的重點，就連侵略中國的東北與內蒙，都是爲了爭取防俄之戰略空間與戰爭資源的構想。蘇聯更是把消滅日本的軍閥與財閥的共同體，當成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歷史任務，因此日蘇大戰的危機，一直在蘊釀之中。

而更正確的看法應是，盧溝橋事變的本身，雖然只是中日之間多次衝突的一個小火花而已，但最後卻點燃了中日全面歷史決戰的燎原大火，這其中一定有著非常複雜的背景因素存在。

在盧溝橋事變的前夕，日本軍政的領導人，面對這兩派的爭論，一直無法達成政策的共識，因此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初，的確是暫時減緩了對中國的侵略速度，直到四月，才通過對華北分離自治繼續和_圖_書施加壓力的政策，但也仍是舊調重彈而已。但是駐在朝鮮半島、中國東北以及華北的日軍將校，則是覺得假如再不對中國動手，將會失去立功與發展的機會，因此開始鼓譟不安地出現了「求戰」情緒。

而由於日本的經濟，受到全球經濟蕭條的影響，民生不安，特別是中國人民對於日貨的抵制（中國是日本產品最大的消費市場），日本政府也束手無策。因此當時日本輿論的傾向是，再增加對中國的壓力，一方面擴大對於華北資源的掠奪，一方面強迫中國政府取締民間對於日本經貿的抵制。

根據當時英國外交官對盧溝橋事變的描述，整個中日全面戰爭的歷史，其起源竟然只是在華北永定河上，一座歷史悠久的橋上發生的小事件而已。若僅以歷史事件本身而論，這種說法不完全不對，但卻忽略了在整個「微小事件」的背後，長達六年以上戰爭危機蘊釀的背景。假如不是中國對於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已經到了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地步，當時的中國朝野，絕對沒有狂熱與固執到，只爲了小小的盧溝橋衝突，就要擴大事端與日本進行一場民族之間的歷史決戰。

而蘇聯的史達林，則是非常穩健掌握住中、日、蘇之間的矛盾關係，在西安事變中，史達林對於確保蔣介石的安全，和-圖-書幾乎施盡全力；接著在一九三七年四月，莫斯科正式向南京提議，將提供國民政府五千萬美元的信用借款，以供應中國所需的軍火，這種直接把軍火交給反共的蔣介石，以增加其中央軍作戰能力的做法，也只有史達林才會做得出來。中國與蘇聯也在加緊談判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中蘇的結盟與親近，是蔣介石爲了抗日而做出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爲當時的中國，無力單獨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國際社會中，又沒有國家敢過問中日之間的戰爭危機。蔣介石認爲，既然日蘇的矛盾已經接近戰爭邊緣，那麼中國可以冒險的接受蘇聯「魔鬼」（應是當之無愧）的援助，在必要時甚至可以拉蘇聯下水。

反而是，只要日本放棄侵略中國，中、日之間並沒有一定要決戰的理由，假如中日爆發全面性的戰爭，從歷史的觀點而言，無論是誰贏誰輸，最大的獲利者必然是蘇聯。蘇聯可以用最低的代價，同時侵略中國兼制伏日本。所以蔣介石原本希望，中國能夠儘量的對日本採取克制政策，讓日本與蘇聯的衝突能夠提前爆發，這樣日蘇的第二次戰爭，絕對是世紀性大戰，到日蘇兩敗俱傷的時候，中國就可以擁有足夠的籌碼，同時向蘇聯與日本討回中國應有的公道——要知道蘇聯對中國侵略的程度，絕對不下於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