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所有的福利活動幾乎都是慈善活動：也就是以私立的慈善團體為主。救濟院是這原則下的例外，因為它們既不提供實質的福利，也不是真正的慈善機構。

愛好譏諷的人可能會說，我們的經濟之所以會成長，追根究柢是因為幾次戰爭——二次世界大戰、韓戰及冷戰——使商人因而成功，儘管新政（New Deal）等法令試圖去壓制及消滅他們。

二、這些改變是經由嘗試錯誤得來的結果，並沒有一套有系統的哲學理論，所以一直受到商人階層的反對。也許在星期二的大選後特別是在艾森豪獲勝之後——透個新的體制終將獲得認同。

因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敵視商業界，我認為他必須為商業界對資本主義的改變懷有敵意，負起很大的責任。關於羅斯福的歷史定位是個有趣的問題，我個人認為，他對於要如何維持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是出自於本能的直覺判斷，而非理性的分析。他的內心可能原本就反對資本主義，但這是難以妄加判斷的。但不論反對與否，我要說的是，他富含想像力又迂迴的策略，最後拯救了美國資本主義。

三、我們要持續景氣繁榮得仰賴三個支持力量：（１）美國商業活動更強而有力的成長；（２）政府有責任控制生產過剩，及經濟衰退對維持高就業率所造成的威脅；（３）政府對所有人和*圖*書民應負起道德責任及提供福利的義務。或許道德面因素將比經濟因素對我們的經濟繁榮帶來更強而有力的支撐。

但這些特點現都已產生巨大的改變，且大部分的轉變是從股市大崩盤後開始，或許胡佛政府（Hoover,1929-1933）推出的公司財務改組政策（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是起始點。現在的自由放任原則有許多限制，包括勞工法規、連續租賃管制（continuing rent controls）、證交法（SEC law）重大公共事業法規（greater public utility regulations）、高稅率等。

而所謂的商業鉅子不復存在，要維持或成為富翁，甚或成為帝國建造者——如冉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沃夫森（Wolfson）——仍是有可能的，但這些人的勢力範圍僅限於他們的企業或所操縱的事業體。摩根（J.P. Mwｗｗ•ｈetuｂooｋ•ｃｏm.ｃomorgan）「雄據一方」（House on the Corner）的夢想，也曾是每個想立足於商界的華爾街公司的夢想，現已不復存在了。現在有由經理人，而非個別有人所經營的大型公司，這是管理制度主義，而非資本主義。

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從原始教條發展到成為大學課程（一九二九年之前）但不像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其論述裡所提到的那麼多——歷經一段漫漫長路，你們都記得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這著名見解。他說，每當商人試圖嘗試某個能使他們獲利的決定時，這隻看不見的手就會引導他們做出一個會造福整體社會的決定，也就是說，他們會決定生產社會所需的產品，或尋找降低生產成本的方法，替社會大眾降低售價。這個見解至今仍然正確，但絕非像支持自由放任主義的人，以過度熱中的不當方式表現出來的見解。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為企業團體向社會道歉的人——則為這個見解，提出一個相輔相成的說法。他表示：「一個政策若無法造福社會，就無法造福企業本身。」

三大要點：

現在，讓我們看看從一九九三年以降，商人在經濟地位上所佔的有限優勢。當時，商人總覺得自己受到法令的迫害與束和圖書縛，因官僚體系而苦惱，還被課以高稅率，但是他們存活下來了，而且還蓬勃發展。這種矛盾的情形代表什麼重大意義呢？

我注意到最近有兩本書名相似的書：高伯瑞（J. Kenneth Galbraith）所著的《一九二九年股市大崩盤》（The Great Crash 1929）及艾倫（E. L. Allen）所著的《大改變》（The Big Change）。前者描述股市暴跌的可怕景象，後者描述許多方面的主要進展，但所探討的主題並不互相矛盾。美國新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加速發展，無疑是拜那一場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之賜。

這一段話可以為這次演說的主題及其釋放的訊息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我的觀點是，從國家政策的角度來看，「良好的道德觀就是良好的經濟制度」，對個別企業而言，這同樣也是絕對的真理。

一、美國資本的機制———應用在經濟與道德兩個層面，已經產生一個重大的改變，足以蔚為一股革命的力量。

人民的福利，包含各種形式的社會福利，已成為聯邦及地方政府的權責範圍，人民因而必須繳稅以享受福利。最後，政府在經濟領域上，也接管了龐大的權力及責任。每一項加諸在自由放任原則的限制，都意味著政府對商業行為的進一步干涉，無論是福是禍。但是，在時局困難的時候，企業界也相對期望政府給予協助。史力屈特（S.H. Slichter）指出：「獨立自主的企業已經轉變成由政府主導的企業了。」商業人士對大部分的改變都表示強烈反對，部分是基於真實的理念考量，再者是有感於財力漸失的切身之痛，最後是考慮到權力及特權的問題。海耶克（F.A. Hayek）在其所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書裡，提出反對新資本主義的理論。他主張，政府愈有勢力，就愈會把我們帶向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就愈接近共產主義。艾倫則提出一套相對於海耶克的理論，他認為我們已經形成一套更遠離社會主義的獨特做法，這個主張頗具說服力。和圖書

我個人則持較樂觀的看法。我認為，我們已經發現政府所實施的以各種社會福利為中心的政策，包括失業保險的基本福利措施，對商人來講，比他們所付的重稅更有價值。對整個商業界而言，沒有一件事比改善貧窮同胞的生活水準及購買力更能讓業界受益的。艾和圖書倫提出這樣的主張：

美國資本主義之所以在一九二九年發展到如日中天的地步，有以下幾個特點：

二、商業鉅子位居中心地位：他們不僅累積鉅額財富，在經濟、政治，甚至社會上也擁有極大的勢力。

更進一步說，在艾森豪總統（Eisenhower）的社會和經濟政策中，我看到一個羅斯福——一個對商業界沒有敵意的羅斯福。相較於他的政黨失利於國會，艾森豪的勝利或許只代表他個人超人氣的魅力，但我對此點抱持懷疑的態度。我反倒覺得艾森豪勝選表示美國絕大多數的人民，都能接受歷經大幅變革後的美國資本主義，包括在福利及權責上的新倫理道德觀。 艾森豪的勝選，顯現出靠反商政策來贏得總統一職是沒有必要的（羅斯福似乎曾有過這種念頭）。另一方面，儘管有賴於美國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AFL-CIO）在競選活動上的大力協助，我認為民主黨在國會中的勝利，顯示這個國家大多數人支持從一九九三年開始的經濟一政治一社會變革，同時也顯示，在共和黨主政下，大多數人民缺乏安全感。

四、上述三項特點衍生的負面結果是，政府在經濟及社會福利上僅能扮演次要角色。唯一的例外是，政府在教育這個領域仍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一、自由放任原則：只要大眾不違法偷竊和壟斷，政府對商業性的謀利活動完全不予干涉，包含一些公共事業體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