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就算亞里斯多德的追隨者到今天還是對思想實驗摸不著頭腦，說不定這才代表我們更應回顧數千年來的思想實驗，重新閱讀這些發生在「心智實驗室」的重大發現與爭論。

不過，在為新出版的《人工生命》撰寫的引言中，德奈特也指出哲學家總是利用思想實驗進行「偷渡」（這是他毫不留情的說法），而且思想實驗「根本無法得出有效的結論」。他說：「在若干複雜情境中看起來『言之成理』或『顯而易見』的結論，經常都是因為提出該情境的哲學家帶有偏見，或是想像力不足，而不是真正邏輯上的深刻見地。」儘管如此，思想實驗也不是毫無希望。瑟爾也許不理會他的說法，但是至少對德奈特而言，「電腦」卻能讓這項思想實驗值得一做。德奈特在電腦上模擬這些假設，認為整個過程因此產生了效果。誠如他所指出：「哲學家看到這項機會之後，將會迫不及待要跳入這個領域，任意採取他們喜歡的抽象程度，利用電腦強大的模擬能力掩飾他們概念上的不足。」

在這方面，且以伽利略的船隻論證（實驗１９）為例。伽利略在其中提出許多裝飾性細節，諸如在魚缸內任意游動的魚，還有到處亂飛的蝴蝶。這項實驗絕對是前述定義指責的對象，卻同時也是現代物理學的基礎，而且從此使得教條式主張再也站不住腳。在伽利略的時代，神學家就是採取教條式論證，迫使所有哲學家與科學家接受地球中心體系。那些神學家仰賴的不只是神聖經典的指示，還有「科學」當中顯然確切無誤的概念；不過，在伽利略眼中，思想實驗帶來的結論卻比任何測量或預測的結論還確切有效（至於無可挑戰的神聖經典，他則是敬而遠之）。

有些人認為，最早對思想實驗從事哲學檢驗的人是丹麥科學家奧斯特（Ｈａ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ｅｒｓｔｅｄ，１７７７─１８５１）（不過，由前文可知，這種看法實在是大錯特錯）。奧斯特認為，思想實驗的用途不在於提供預測或代替實際量測，而是增進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對他來說，思想實驗的首要價值在於設想某種「自然定律」，然後再要求實驗家將這項定律應用在一個令人困惑的不同環境下。在這段期間，德國哲學家費希特（他的志向是要為意識找出超越性的解釋）與謝林（他現在被譽為「後形上學思考」之父）都優遊於「思辨哲學」中，據說奧斯特也曾試圖在盲目的科學實驗和虛妄的形上學思辨之間找尋「中道」（也許就和康德一樣）。

⒈思想實驗提出假設性或違反事實的事物狀態。

托勒密的記錄實在讓人對思想實驗沒什麼信心，可是他的實驗其實都不是道地的思想實驗。柏拉圖與赫拉克利特斯都認為，想要理解自然界的現象，經驗絕對不是可靠的依據。柏拉圖的對話錄中就滿是思想實驗，多得像垃圾一樣（我一時之間想不到較好的形容詞）。在道德本質的探討上，除了古阿斯的戒指，還有那位向你索討刀子的「瘋狂友人」。此外，柏拉圖也做過（名氣較沒有那麼響亮的「繁殖實驗」，並且藉此提倡優生學對社會的益處。另外，囚徒洞穴這個被後人爭論不休的隱喻，則似乎有助於我們了解知識的本質。至於較少人注意到卻仍然深具影響力的一點，則是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社會發展過程，其實就是一則精心設計的思想實驗；前提假設是人們絕對不會滿足於自然界生產的糧食，結果，食肉的慾望導致土地與資源的爭奪。

這有點不太公平。近來名聲最響亮的一項倫理學思想實驗是由威廉斯（Ｂｅｒｎａｒ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提出，其中描述一個名叫吉姆的人來到某個南美國家的市鎮廣場上，結果發現有二十名當地人被五花大綁，身前站著當地民兵的頭目。這名頭目說出的話讓吉姆大吃一驚，他說他剛剛壓制了這些人的反叛行動，而且即將全部槍斃他們；不過，如果吉姆這位貴客願意動手射殺其中一人，其他人就能安然獲釋。

例如卡夫卡的短篇小說《變形記》（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１９１５），描述一個人一天早上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大蟲的故事；只要你相信輪迴轉世，這種情形就絕對有可能發生。此外，這篇小說也提及「心智轉移」，也就是近來在哲學界爭論不休的議題。儘管如此，荒謬的故事還是有可能讓我們更加了解自己的直覺與假設——不論是方法論還是倫理學方面的假設——而且比那些受到現實羈絆的故事還有效。

休謨和笛卡兒一樣，認為「可以想像」等同於可能存在。因此，無法想像的事物必然不可能存在：

古希臘人尤其喜歡用這種技巧探究世界，但這可不是說他們不懂傳統的實驗方式。恩培多克和*圖*書勒（Ｅｍｐｅｄｏｃｌｅｓ，４９５─４３５　ＢＣＥ）不僅極為明智地將世界區分為「愛」與「鬥爭」這兩大力量，也創立了史上最早的醫學學派，所留下的一份斷簡殘編就記錄了一項非常實用的循環系統研究。不過，喜歡在寫作中使用晦澀難解的形容詞句、並曾以「我們的腳不可能兩度踩進同一條河」而聞名的赫拉克利特斯（Ｈｅｒａｃｌｉｔｕｓ，ｃ．５００　ＢＣＥ）則認為，既然「一切都是不斷的變動」，要找出真正重要的事物，唯有依賴心智的力量才能達成，因為只有心智才能思索「不存在的事物」，而感官則永遠受限於只能檢驗存在的事物。托勒密（Ｐｔｏｌｅｍｙ，８７─１５０　ＣＥ）是後世數學家與幾何學家的啟蒙人物，對於地理學家和宇宙學家也影響深遠。他曾在《天文學大成》（Ａｌｍａｇｅｓｔ）第一卷提出他對宇宙的看法，其中若干論點乃是介於「思想實驗」與實體實驗之間。托勒密尤其認為，既然所有物體都往宇宙中心掉落，地球必然位於宇宙中心，否則物體掉落的方向就不會朝向地心。聽他說話的人當然可以自行進行「實體」實驗，驗證這項說法的真偽，但是只要想想自己對現實世界的基本假設，即可確知自己同意托勒密的看法。唯一阻礙他們獲得正確知識的問題是，他們的首要假設不僅龐大，而且正確性堪疑。從這一點，我們即可注意到思想實驗這項技巧的危險性；但是話說回來，這種危險性其實是來自於「不加思索」的思想實驗。托勒密的理論之所以不正確，原因不是缺乏驗證，而是基本假設就已經錯誤。

目前有關思想實驗效力的爭論，主要就是環繞在這個議題上：一方認為思想實驗能夠提供新知識，另一方則認為思想實驗只能用新的方式呈現出既有的知識。像詹姆斯．布朗（Ｊａｍｅｓ　Ｂｒｏｗｎ）這樣的哲學家就認為，思想實驗提供的是人類對自然現象的「先驗」知識，例如數學家與物理學家苦思不已的數學實體或「自然律」，而且不一定存在理型世界裡。另一方面，像諾頓（Ｊｏｈｎ　Ｎｏｒｔｏｎ）這樣的哲學家則堅決認為，我們從思想實驗中獲得的知識絕對不是新知識，不是「新發現」；只是知識原本隱沒在不完美的邏輯心智中，思想實驗則挖掘出這原有的知識。

無論如何，近來其他女性主義者也已經開始使用思想實驗——而且還有一些是知名學者。波克（Ｓｉｓｓｅｌａ　Ｂｏｋ）著有《秘密：論欺瞞與坦誠的道德》一書，她在其中提出一項關於四個想像社會的思想實驗，以便檢驗心理治療與情報工作這類活動中的隱密與保密議題。在實驗２２當中，我們會看到湯普遜（Ｊｕｄｉｔｈ　Ｊａｒｖｉｓ　Ｔｏｍｐｓｏｎ）想像一位「喪失意識的小提琴家」，用以檢驗墮胎的道德議題；在當代的思想實驗中，這是最成功、成果最豐碩的一項實驗。舉例來說，為了參與這場辯論，渥倫（Ｍａｒｙ　Ａｎｎｅ　Ｗａｒｒｅｎ）就把倒楣路人甲身上的管子拔掉，轉而尋求志願者；魏德邁（Ｒｏｇｅｒ　Ｗｅｒｔｈｅｉｍｅｒ）則另外想像一種情境，指出子宮如果是透明的，我們會有什麼想法？

現代物理學有一大部分是奠基在思想實驗上，而不是實際的測量。愛因斯坦並未親身搭過急速下落的電梯，薛丁格也從來不曾把貓和放射性物質一起擺在箱子裡，這些實驗只需在腦中想像就已足夠。要實際從事這些實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思想實驗的重點就是不需要實際驗證：所有必要的資訊都早就藏在我們意識裡的幽微之處了。實際上，伽利略、牛頓、達爾文和愛因斯坦都不只用思想實驗進行探索，還解決了許多複雜議題與科學爭論。他們想像出各種情境，迫使別人跟隨他們的敘事邏輯，並且終於認同他們的結論。這些實驗都是典型的思想實驗，確實發生在「心智實驗室」。

瑟爾原本提出「中文房間」實驗時（當時的實驗標題為「心靈、大腦與程式」）曾在說明中指出：「檢驗心智理論的一個方法就是問問自己：如果我的心智運作方式符合這項理論描述的方式，結果會怎麼樣？」他希望藉由這項實驗向大眾指出，任何人工智慧理論只要聲稱電腦具備像人類一樣的思考技巧，就是「一和-圖-書派胡言」，至少也是「不合事理」。不過，其他分析哲學家雖然大致認同這項觀點，卻不接受思想實驗提供的證據。德奈特（Ｄａｎｉｅｌ　Ｄｅｎｎｅｔｔ）就是其中一位，他認為中文房間這項實驗根本不算論證，因此就不可能「真確」。所謂不真確，就是說即便這項思想實驗中的一切假設都可以接受，在邏輯上還是不會有人接受它的結論。當然，這種說法也可以從另一個方向解讀：就算你覺得瑟爾的結論荒誕不經，在邏輯上也沒有理由懷疑他的假設與推論方法。

不過，思想實驗成果最豐碩的時代卻是在文藝復興時期，包括伽利略、笛卡兒、牛頓及萊布尼茲等人都有所貢獻。這些思想家的興趣都在「自然哲學」上，都認為最佳的實驗就應該突顯出我們直覺上認為存在的自然律，讓人對其本質一目瞭然。笛卡兒尤其熱愛這種實驗方式，因此在《沉思錄》（１６４１）中提出了最原始的「桶中大腦」情境，還有一個居民全是機器人的「可能世界」，以及另一個由「惡魔」掌控的世界（他也藉此提出了一個一般性的哲學問題，質疑我們有沒有可能根本是生活在幻夢中），最後則在他著名的第二沉思裡提出自我的內省。他就是在這裡發現自己根本無法想像沒有思考的狀況，由此推斷出只有思考才是唯一確定的事物。

要不然，昆登（Ａｎｔｈｏｎｙ　Ｑｕｉｎｔｏｎ）想像邱吉爾的腦袋擺在六歲小女孩的身體內（藉此主張性格特質不需特定外表特徵的搭配），這項實驗雖然稍嫌軟弱無力，卻也值得一提。當然，瑟爾（Ｊｏｈｎ　Ｓｅａｒｌｅ）的中文房間也不容忽視，這項思想實驗在目前的大眾媒體與學校課堂上都能經常聽到。我自己也在實驗１８的第二部分大膽提出一個「加油添醋」的版本。

這樣的定義儘管聽起來冠冕堂皇，但是思想實驗屬於「假設性」這種話其實說了等於沒說，加上「違反事實」一詞也只是玩玩文字遊戲而已。不論我們提出的情境是否符合事實，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雖然有些思想實驗違反事實，但是大多數思想實驗為了證明真實的某些面向，其中的元素就算不一定合理，至少也都一定具備可能性。如此一來，思想實驗的過失大概就只剩「無關的細節」這一項。

舉例而言，亞里斯多德指出，一枝矛只要被拋擲離手，就會往前飛去，不會因為發現自己離開了掌握就傻頭傻腦地掉到地上。他認為這種現象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空氣湧入矛的後方，對矛的尾部形成「推擠」之力。中世紀的哲學家為了駁斥這項理論，設想出一支手把呈尖形的矛（也就是說，這枝矛的首尾兩端都是尖的。他們顯然認為，空氣推擠尖頭尾端的力量不至於影響矛的運動）。在稱為「挑戰」的辯論技巧中，中世紀人士特別重視這種思想實驗，採用各種「想當然耳」的實驗來解決爭論。在一種稱為「必須」（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ｓ）的既定辯論程序中，參與辯論的各方「必須」對各項陳述表示贊同、反對或質疑，直到其中一方的立場出現「矛盾」為止。像雙頭尖矛這樣的思想實驗，雖然能夠輕易使用實物驗證，但他們卻認為不需這麼做。

⒉思想實驗中包含許多與整體結論無關的細節。

這項實驗也許不是特別有趣，卻是個極佳的例子。笛卡兒認為，較小的物體若是撞上較大的物體，便會以同樣的速度反彈回去；若是較大的物體撞上較小的物體，兩者則會一起往同一方向運動（運動總量保持不變）。不過，萊布尼茲要我們想像兩顆球不斷碰撞，其中第一顆球原本較小，但是每次碰撞都會撞掉大球表面上幾乎難以察覺的一小塊碎片，直到最後，大球反而變成小球；這時，根據笛卡兒的說法，這兩顆球的運動就會大幅改變。不過，光是一顆球的質量出現些微改變，就使得原本一球反彈的現象變成兩顆球一同滾動，這種說法未免謬。因此，萊布尼茲藉此證明了笛卡兒的說法並不正確。

就某方面而言，這種現象只是常識，但是對霍勒維茨來說，這種現象卻顯示一般人對思想實驗的反應，尤其是判斷道德兩難問題的態度，都會受到措辭——或是所謂的「提問方式」——的影響。我們思考別人的思想實驗，尤其是設計自己的思想實驗，至少都必須注意到這一點。本書末尾的「如何進行思想實驗」也會再次談到這個問題。

笛卡兒認為，只要是想像得到的事物，在某種程度上就有可能存在。不過，儘管這種說法似乎賦予想像力極大的力量，但他同時也認為，凡人永遠都無法擺脫邏輯的束縛，根本無法想像一個二加二不等於四的世界（不過，他又以虔誠的態度補充指出，上帝超脫和*圖*書於這些規範之外）。如果思想實驗家膽敢假設不合邏輯的現象，即是甘冒大險，就算能夠全身而退，最後獲得的結果也必然一無所用。然而，究竟什麼叫做「不合邏輯」呢？笛卡兒在另一場實驗中指出，如果把一個房間裡的所有物質完全移除，四壁就會緊貼在一起，由此可知真空不可能存在。由此可見，「想像不可能的事物」也許不完全是那麼愚蠢的行為。

實際上，諾頓還曾為思想實驗寫下兩條冠冕堂皇的定義：

哲學家也和這些女性主義者一樣，不論個人對思想實驗抱有什麼樣的疑慮，即便是最具分析傾向的哲學家，也無法完全不用思想實驗。傑出的德國邏輯學家弗雷格就排除了一切疑慮，想像出一個具備「另類邏輯」的「理性部族」，結論則認為這樣的部族再也不能算是合乎「理性」（弗雷格和他的同胞康德一樣，都認為必須證明所有人皆受邏輯規範約束，不論來自哪個部族）。

不過，在某些哲學家眼中，不確定性與缺乏恆久性的知識永遠都是不好的東西。許多自以為是的道德科學家——例如有些功利主義者將幸福原則格言化之後，再轉為簡單的遵循規範——就擔心思想實驗家舉出「一連串怪異案例」，可能會扭曲判斷能力。雖然這類人士自認探究的是道德上的直覺，但實際上卻是用簡化的想法取代複雜的事物，而且以為這麼做沒有差別。評論家麥金泰（Ａｌｉｓｄａｉｒ　Ｍｃｌｎｔｙｒｅ）也反對倫理思想實驗，認為這種實驗脫離了原本的起源時代和辯論背景，因此具有「無歷史」的特性。另外有些人則警告，思想實驗就像舞台劇，要求我們擔任演員，因而把我們困在不斷反覆的情境中，什麼也證明不了。馬克思主義者則瞧不起這種「軟性逃避主義」，堅持哲學家應該專注在實際議題上。

這部小說出版的時間，正是英國婦女致力於爭取選舉權、而歐陸與美國的婦女也積極爭取女性平權的時代。吉爾曼利用這個故事傳達她在若干議題上的觀點，包括兩性的角色與行為、母親的地位，個體性、性|欲等等。不過，較近代的女性主義者也對吉爾曼的觀點抱有疑慮：她的立論方式採取一種「約束性的男性思考方式」，應當透過訓練將這種思考方式轉變成較全面性也較合作性的思維。或者，如同吉利根（Ｃａｒｏｌ　Ｇｉｌｌｉｇａｎ）所說的，吉爾曼的立論方式讓「抽象原則凌駕於情境解決方式之上」。

至於其他較晚近提出的思想實驗，則有史卓生（Ｐｅｔｅｒ　Ｓｔｒａｗｓｏｎ）想像的「聲音世界」，其中決定「地點」的方式頗為複雜，必須依賴「主要音響」逐漸改變的音高（這一點在「如何進行思想實驗」中還會進一步討論）；還有郝立斯（Ｍａｒｔｉｎ　Ｈｏｌｌｉｓ）的古怪村莊（這個村莊另有一個古怪之處，就是與先前弗雷格想像的村莊頗為相似），其中有幾名人類學家忙著翻譯村民的語言，因為他們擔心那些「原住民」使用的邏輯跟他們不同。此外，還有厄里斯（Ｂｒｉａｎ　Ｅｌｌｉｓ）的假設：如果宇宙只有一個稱為「ｅ」的東西——也許他是打算以此代表自己（例如「厄里斯的本質」，其中「厄里斯」與「本質」的開頭字母都是「ｅ」）——別無他物，這個東西是否還具有「量」的性質呢？比如說，「厄里斯的本質」有多大？這個問題的重點在於，宇宙間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用來比較大小；沒有尺，沒有樹，什麼也沒有。

就連亞里斯多德這位向來以觀察為重的科學家，也嘗試過一兩次思想實驗。以《形上學》（第七卷第三章）為例，他就曾經拿柏拉圖和蘇格拉底來做實驗。他問道，如果把這兩人身上各種「無關緊要」的特質都摒除殆盡，只留下他們的「本質」，留下來的本質會有幾項？一項，還是兩項？

不過，反對思想實驗最力的人士卻是一種傳統的「分析」哲學家，他們擔心思想實驗會鼓勵讀者從「直覺反應」中推取結論，因而忽略可靠的理性推論（奇怪的是，另一名哲學家羅逖〔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ｒｔｙ〕卻認為，思想實驗屬於「循環」論證，因為我們原本的信念會左右實驗中發生的現象。他可能是擔心思想實驗侵犯分析的領域，因為分析的目標就是先做出一項假設，稍微檢驗一番，然後再以原本的假設做出結論，顯然已經忘記這就是一開始的假設。只要是研究邏輯學的學究都會告訴你，「分析」絕對得不出新資訊）。

還有些人則反對依賴直覺，主張回歸一項長久以來備受關注的議題，也就是「可想像性」與「可能性」兩者之間的關係，過去許多探討上帝是否存在的著作經常在這兩者之間爭論不休。不過，這個議題也適用於ｗｗw•ｈｅｔubｏｏｋ.com•cｏｍ思想實驗中許多更切身的問題上，例如這個醫學方面的問題：如果一個人的身體部位被一段段移除，這個人會在哪個階段喪失性命？這樣的實驗看起來完全可以想像，但說不定只是一種可想像性的幻象；探究的對象只是假設，不但不智，也毫無效益可言。馬赫（Ｅｒｎｓｔ　Ｍａｃｈ）雖然也使用思想實驗，但是他對牛頓著名的「水桶」實驗（實驗１４）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大概就是這個意思。牛頓的水桶實驗雖然再普通也不過，就是一只水桶吊在繩子上而已，但是牛頓卻偷偷排除掉整個宇宙。馬赫曾經冷冷地指出：「在思想中進行實驗，雖然可以改動不重要的條件，以便突出個別案例中的新特色，但也不能就此事先假設，宇宙對實驗中討論的現象毫無影響。」

當然，這根本是痴人說夢；不論是電腦，還是攝影機或影印機，哲學家最好都避之大吉。我在這裡提起這一點，只是要證明，即便是最死硬派的「分析」哲學家，其實也相信假設與檢驗的價值——而這種思考方式嚴格說來即是歸納思考，也就是最違背邏輯的思考型態。有些讀者也許會記得，羅素筆下那隻慘遭不幸的雞，就是利用這種思考方式推測農夫的行為，以為農夫來到雞舍就是又帶來一把美味的飼料。結果，豈知那天農夫正盤算著晚餐要加菜……

有些人認為，這一切未免都太過理想化。他們擔憂的是，思想實驗雖然有些優點，包括能邊想邊修正，也能摒除多餘的細節與影響因素，但是也可能因此失去準確性。誠如維根斯坦所言：「只有在正常情況下，我們使用語詞才有明確的規範可供遵循；我們確切知道在不同情況下該說些什麼。不過，情況愈是超乎常理，語詞的使用原則也就愈加模糊。」他接著指出，如果你用「不符實際狀況」的方式想像事物，「就再也不可能運用確切的概念」。當然，從他自己大量使用思想實驗的做法看來，這段話未免顯得有些格格不入。舉例來說，他有一項思想實驗提到一個人的大腦被醫生切除；另一項實驗則要求我們想像一個世界，其中所有人看起來都一模一樣（參照實驗９）。此外，還有許多突顯語言各面向的思想實驗（至少算得上是「準」思想實驗），包括火車頭操縱裝置的比較、一場車禍的地圖，還有他最精心設計的「甲蟲」實驗（參見實驗２３）。不過，維根斯坦（或者是哲學迷所謂的「後期維根斯坦」）確實認為，理解語言的最佳方式就是透過一系列圖像，而他的思想實驗正是這種思考方法唯一合理的表現。

這項實驗的目的，就是質疑那種「以抽象理性為尊」（這裡指的就是功利主義）和「不理會情境」的思考方式。在思考這項實驗的過程中，我們不禁開始懷疑，這個問題真的能藉由計算「最大幸福」迅即做出決定嗎？真的能為了拯救其他十九人的性命就毫不遲疑地殺掉一個人嗎？我們還必須考慮另外一點：雖然我們很希望能幫上忙，但是真的能犧牲掉第一個人而不覺內疚嗎？

愛因斯坦就是一位過往的大師，他利用這種方法想像和光束以相同速度前進的狀況。如果你在一道大浪打向岸邊的同時沿著長堤奔跑，在你眼中，這道浪看來就像是一團不動的海水。同理，如果有一名太空人以光速前進，在他眼裡，光波是否也靜止不動呢（參見實驗２１）？在另一項思想實驗中，一名物理學家遭人下藥迷昏，醒來後發現自己身在一個不斷往上拉升的箱子裡，同時還有一束光線射入箱內。這個後來廣稱為「電梯」的實驗，是要證明等加速度與重力場效應相等，方法是顯示光線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會呈現彎曲狀態。原本這麼簡單的沉思後來卻發展出狹義相對論，誠如愛因斯坦後來所寫的：「從一開始我就直覺認定，這樣的觀察者和相對於地球而言靜止不動的觀察者，兩人眼中看到的各種運動一定都依循相同的法則；不然，第一名觀察者怎麼會知道——或者說能夠判斷——自己正在進行快速的等速運動？」

在科學史上，思想實驗絕對應當視為一項獨立的科學方法。實際上，伽利略並沒有從比薩斜塔上拋下兩顆球——這只是一項思想實驗（不論現在有些人怎麼說，這一點請參見實驗７）。同理，萊布尼茲駁斥笛卡兒的碰撞定律，也不需要實際滾動若干顆大小不一的撞球；光是運用思想實驗，顯然就足以解決這項爭議。

另一方面，如果思想實驗的措辭確實會扭曲結果，也沒有人規定就不能改變用語。而且，羅勃茲（Ｆｒａｎｃｉｓ　Ｒｏｂｅｒｔｓ）也曾經為思想實驗提出一項辯護理由，雖然不是特別有力，但是至少態度頗為堅決。他在《社會行為理論期刊》發表的文章中指出，思想實驗至少能讓我們在ｍ.hｅtｕｂｏｏｋ•cｏｍ•coｍ探究過程中不必「破壞環境」。除此之外，丹希（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Ｄａｎｃｙ）也在〈想像案例在倫理學中扮演的角色〉一文中指出，雖然思想實驗具有某種真實世界中不存在的「不確定性」，卻也不比真實案例遜色；尤其只要細節詳實，就更是如此。

表面上看來，思想實驗是一種理解外在世界的有效方法，只不過採用的手段僅是「椅上哲學」而已。此外，不論名稱是不是思想實驗，這種方法不僅在理論哲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對於過去數百年的實踐科學也有重大的影響。

今天看來，許多當代哲學家的主要興趣顯然都在揭穿思想實驗的真相。因此，在《倫理學》期刊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霍勒維茨（Ｔａｍａｒａ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就花費不少筆墨指稱昆恩（Ｗａｒｒｅｎ　Ｑｕｉｎｎ）不能用思想實驗論斷倫理價值。昆恩的實驗大多和「救援兩難」有關，其中最惡名昭彰的一項實驗，就是一輛想像中的地底電車，上頭載著各式各樣的人，開往各種不同的災難。在昆恩提出的實驗中，等待救援（或遭到輾斃）的人數都不變，但是情況條件和描述的言詞卻都有所不同。霍勒維茨指出，如果將不幸事件描述成其他事物的附帶後果，一般人的態度就會較為寬容；但是，如果將這些後果描述得較為詳盡，一般人就比較會抱持譴責的態度。

不過，柏拉圖敘述蘇格拉底引導奴隸男孩曼諾得出畢氏定理這則故事，才是以思想實驗獲致新知識的最佳範例。許多古典思想家都非常重視這種數學的「純粹」知識，甚至認為這種知識比實際觀察真實現象所得的知識還重要。於是，藉由思考發現「真相」這種概念，有時就因此稱為「柏拉圖主義」。思想實驗家與柏拉圖可謂志同道合。

無論如何，相對於數學多采多姿的發展史，「不正常」這項指控也未免顯得有些格格不入；畢竟，數學中出現了許多實際上不可能存在的物件，包括沒有維度的點、正圓形、負數、無理數等等，但是我們卻都習以為常，因為從古到今數學都是思想實驗傳統的主要來源。羅素與弗雷格（Ｇｏｔｔｌｏｂ　Ｆｒｅｇｅ）等人為了解決所謂的集合論悖論（維根斯坦也涉入這項爭論甚深）而提出的思想實驗，的確在哲學與數學當中都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在本書結尾的「如何進行思想實驗」中，我們將數學（只限於最基本的數學）視為一種後設思想實驗，用於顯示思想實驗如何從舊有資料與既定主張之中開發出「新」資訊。

托勒密還有另外一項實驗，用以證明地球不但位於宇宙中心，而且完全靜止不動，就像岩石般穩固。為了證明這一點，托勒密要求我們思考以下這個問題：如果某些早期哲學家說得沒錯，地球確實處於不斷轉動的狀態，有些奇怪的現象必然會因此產生。尤其是地球若每二十四小時轉動一圈，則垂直上拋的物體必然不會落回原處，而會偏向一旁，這一點光用直覺即可判斷。

實際上，數學與物理學遵循不同的規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應該區隔開來。物理學以經驗為依據，奠基於實際測量，數學則是奠基於事先假定的「公理」。因此，今天的物理學家甚至包括哲學家在內——經常把數學知識視為不恆久的知識，而且具有瑕疵。愛因斯坦就曾經寫過：「指涉現實世界的數學命題不確定，確定的數學命題不指涉現實世界。」

吉爾曼（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Ｐｅｋｉｎｓ　Ｇｉｌｍａｎ）就是抱持這種觀感。她的烏托邦小說《她鄉》（Ｈｅｒｌａｎｄ；剛好和《變形記》同一年出版）描寫，三名男性探險家在世上一個偏遠的角落，無意間發現一個完全由女性組成的社會。在許多世代以前，這個社會逐漸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類斷了往來，而且其中的男人也逐漸凋零。後來這個社會便發展成完全女性化的型態，以撫育兒童為重，並與周遭環境和平共存。

不過，亞里斯多德在思想實驗發展史上的重要性，不在於他運用這項技巧的成果，而是他對物質世界持有極多荒謬錯誤的信念。猶如羅素所說的，儘管亞里斯多德大名鼎鼎，卻充滿各種荒唐的見解。舉例而言，亞里斯多德認為女性的血液比男性的顏色還黑，還認為豬是唯一可能得痲疹的動物；要治療失眠的大象，必須將鹽、橄欖油和溫水塗抹在大象肩膀上；此外，女性的牙齒比男性還少。不過，他在重力、時間和空間等方面還是有些影響深遠的觀念，以致後來的哲學家與科學家必須花費極大力氣，才能證明這些觀念的錯誤。而且，其中最具說服力的駁斥論點，經常是透過思想實驗得出的概念，反倒不是透過經驗所得的證據（當然，在牙齒數目這個問題上並不是如此，這一點畢竟還是可由觀察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