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最近幾年才知道陳教授年輕時也寫舊詩。讀他退休後的近作，見他懷念培正中學關存英老師、或是當年替他補習的鄭水心老師，在這些念舊的有情文字中，發覺他都記得他們寫過的舊詩。我到最近才看到他自己的「冷香室十八首」諸作，想不到這位早年就饒有詩才的舊詩作者，後來卻成為新詩的熱心解人。他從不會終日回想而對今日種種酸澀之語，亦不會挾舊而輕新，倒真是比他同代或後來的人都更超脫融通了。陳教授衷心喜愛文學，實在是從談文說藝中得到樂趣的真人。

從一位批評家的作品裡往往可以看見他的性情和人品。我們說他開放包容，他又其實有一份固執。說他可親，他又不是老好人，他也會不平則鳴，也會生氣的。他很慷慨，願意花時間去欣賞閱讀新作品。他又有一份驕傲，評論作品之前絕不會跟作者細談。他寫評論就像人家種花或買菜一樣自然：「假期裡寫了篇東西，給你看看！」原來他放假幾天，又寫了一篇新作！他對於閱讀和賞析作品，的確有一種由衷的愛好。

我當時接觸到的陳炳良教授，以及閱讀到他的學術著作，的確有這種開放包容的感覺。陳教授自少好文學，台大一年，得到王叔岷，吳相湘老師的指導，在香港大學，受業於饒宗頤、劉百閔、羅香林、唐君毅諸位著名學者，對傳統學術如考證、校讎、目錄之道浸淫日深，赴美後隨李田意、傅漢思等教授和*圖*書鑽研中西比較文學，再涉獵新批評、神話、心理分析等理論方法，探索古今文學的奧義。陳教授出入於傳統和現代之間，卻能既非守舊、亦不趨新，調理取用，互相發明。陳教授身體力行，多年來致力融匯西方文學批評，賞析中文文學作品，作出了不同尋常的成績。

我收的研究生，第一位討論香港小說、第二位寫女性主義小說、第三位寫詩與畫，每次在文學院開會討論，都有人強烈反對，不承認這是可以研究的範圍。這樣的風氣維持了好多年。我在港大十二年，前半期面對的是這種保守而不願承認新學科、新研究方法的態度；後來舊人逐漸退休離去，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分家，九〇年代以來逐漸也在改變，後來甚至轉變到了另一個極端。到了只是追隨時尚、強調新方法而沒有紮實的底子，也會走上矯枉過正的地步。其實守舊和趨新，只是一個錢幣的兩面而已。中文系本來就不強調現代的研究，陳炳良、張曼儀、鍾玲諸位離開後，留下更大的真空；若果沒有紮實的史料研究、又不理解西方理論的來龍去脈，徒然在發表和開會上作量的飛躍。研究和教學的成效未免令人擔憂。我們同在轉型期的香港從事研究教學，眼見種種行政干預、資源不均的限制，彼此自當相濡以沫；對於不必要的虛耗與愚昧，造成不必要的錯解與質的退化，徒然使人痛心。近十來廿年在香港經歷https://m.hetubook.com.com過學風變化的同事，恐怕都會特別感受到種種極端的偏見與浮躁，也就更欣賞真正抱持包容態度是多麼難得了。

一般人以為中文系都是酸秀才，搞的是派系的排擠與鬥爭，一心只會挑剔別人的用字讀音，把文字用於唱酬和刻薄；陳教授從舊一輩走過來，可說開了新的風氣，把文字用於更廣闊的批評和賞析，探索民族神話的源頭，認識今人心頭的曲折，開拓視野，潛移默化，對受教的一代人提供了辨識人事的基礎。

但我這樣說是把問題說簡單了。在八〇年代中的港大，比較文學還不是一門真正被接受的學科。本來是可以溝通中、英文文學語文的學問，卻反而受到兩方面的懷疑和排斥。記得當時我在系裡開一門比較文學的課，也在中英文系合辦的翻譯課程教一門課。後來我才發覺，中文系選翻譯課的同學，原來都不准選我開的比較文學課〈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理由是「沒有用！」

陳教授有詩經、楚辭、紅樓夢的專論，亦講授古典文學的課。但他在七七年回到港大任教以後，同時負責開講現代文學課程，結果寫出了有關魯迅、張愛玲的專著，以及不少有關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評論來。陳教授七〇年代在港大開張愛玲的課，可說是開風氣之先。尤其在港大當時整體輕視現代的風氣底下，陳教授做魯迅的翻案文章，用比較大膽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講張愛玲等www.hetubook.com.com現代作家，當然令人側目，走得太遠了，也會惹起爭論。我的專業是從現代文學和理論開始，卻愈來愈對古典文學感興趣，也對牽強地套用西方理論深感懷疑，可是我對陳教授整體的方向倒是十分佩服的。

陳教授兼理系務多年，照顧了中文系成長的大方向，確立了它的特色，後來才因健康關係辭去系主任職務。陳教授孤身一人在港，起居飲食也許沒有得到好好的照顧，但他以強韌樂天的態度，以寫文授課度己度人，在有限的範圍內也盡量為自己找一點生活情趣。陳教授的長處是融匯古今，對創作和評論同樣尊重。退休前授課未嘗放鬆：教的「神話與文學」不僅大受三年級歡迎，二年級同學也要慕名選修，結果徇眾要求加開。

他批評文學作品從沒有功利的理由，也從不勢利追隨潮流，有時反而故意挑難讀的作品來細讀。他不和稀泥、也不理原作者怎樣想，其中自有作為一個真正批評家的自信。

我最先認識陳炳良教授，大概是在回港寫論文的一九八三年，真正比較熟悉，卻要到八五年到香港大學教書以後。我在英文及比較文學系，陳教授在中文系，但因為大家對比較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共同興趣，也就比較談得來了。

陳老師對學問和做人，都有一種細膩，他的高足往往也感染了這一點。陳教授對他的學生很關心，他的細緻令他除了學業也留心他們的事業和家庭。陳教授好些學生奉和圖書行舊例，過年過節團聚，我有幸參與，也真感到了其中的溫暖。陳教授榮休，相信有更好的環境繼續從事他的研究了。在學生來說，學問的增進和深研是對老師最好的回贈。後輩圍坐歡宴老師說要把新的論文輯成新書，以示對老師榮休的祝賀，這確是一種好風尚。我也再一次叨陪末席，聊書數語，謹致敬意。

陳教授當時是中文系的教授，自然比我們這些新人少遇到刁難。對整體的風氣，他也是無能為力，但私下對在中文系教創作和台灣文學的鍾玲，以及在英文系教現代詩和中國現代主義的我，則時有支持鼓勵。當時有台灣教授訪港，在中文系問起香港文學，得到的答覆是「香港沒有什麼文學！」一九八五年春天我幫港大亞洲研究中心籌辦第一次的「香港文學」學術研討會，在四周輕視香港文學的風氣下得到陳教授和他的高足參加和支持，實在感謝。當時邀約的會議論文未能出版，後來得陳教授收入所編的《香港文學探賞》一書中。對於率先承認討論香港文學的論文，並接納我們的意見包容不同的論點和視野，確是難能可貴的做法。陳教授在這之後還為香港文學界寫了不少評論。

陳教授的包容寬厚，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我有一位反叛學生，年終考試時竟然逐點htｔｐs://m.ｈｅtubｏｏk•ｃoｍ.coｍ駁斥老師的理論，幸好他遇到的是陳教授，告訴我時也只是縐縐眉頭，既沒有給這學生減分、也沒有拿他怎麼樣！

首先是他的批評相當細緻深入，會回到原文細讀，不會人云亦云。即使是用新批評的文本細讀方法，也會說明限制。寧願寫短文只提出一點新見，也不願長篇大論扯雜成文毫無自己觀點。他的見解，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有時也不同意），絕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其次是他有人情世故的練達了解，用理論分析小說的人生也不致乖離人情。就我所見，他教的理論和批評方法，對於學生來說，尤其在當時的風氣之下，的確是有好的影響。得他真傳的好學生，除了對理論感興趣，亦從不忽略史料與人情。

陳教授九〇年轉往嶺南，在相對年輕的（香港時期而言）嶺南大學中文系確立了現代文學研究的重點。還在司徒拔道時期，他主持中心的時候，開始連續辦了幾屆現代中文文學研討會，給了年輕學者發表論文機會，又能有選擇性地邀請海外及台港大陸學者參與，整體照顧到論文集的紮實水準。他很專業，寫得很快，準時交稿。陳教授在編輯方面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追稿實事求是，絕不容情，我八〇年代好幾篇較長的論文，如談抒情小說、現代主義文學與電影，都是在陳教授鐵腕政策底下催逼出來的。去年他還好意提醒我：應該好好把散落各處討論文學及電影的論文編輯成書。這種對後輩的關懷，實在令人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