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熱情地謝過他的款待回到街上，我對胡莉亞姨媽說，彼得羅．卡瑪喬對我們顯得格外熱絡，把他的祕密都透露給我們，我非常感動。胡莉亞姨媽也很高興，她從來沒有想過知識分子會是那麼逗趣的人。
數日後，我得知了彼得羅．卡瑪喬住在何處。胡莉亞姨媽在我編完最後一份新聞稿的時候來找我，她想看梅特羅電影院放映的片子，主角是一對赫赫有名的浪漫派演員：葛麗亞．嘉遜和華特．皮金。半夜時分，我們穿過聖馬丁廣場去搭公車，這時我看到彼得羅．卡瑪喬從中央電臺走出來。我把他指給胡莉亞姨媽看，她就要我幫她介紹。我們向彼得羅．卡瑪喬走過去。一聽說胡莉亞姨媽是他的同胞，他顯得非常熱絡。
我難過極了，停下來告訴她，她所聽到的並非她跟我講的那件事情的真實寫照，而是一個故事、一個故事！所有增加或刪掉的東西都是為了獲得某種效果。「也就是喜劇效果。」我特別強調喜劇二字，但願她能聽懂；而且，即使出於憐憫，她露出笑容也好呀。
「你笑了。我們也覺得好笑。」小赫納羅邊說邊啃著指甲。「可是今天來了個律師，我們再也笑不出來了。如果大使館向政府抗議，他們可能要撤掉我們的廣播劇，罰款，關閉電臺。請你去求求情，嚇嚇他，還是怎樣都行，只要他別寫阿根廷人的事。」
我看到他興致很好，便大膽地問起了關於他工作的情況。我對他說，我欽佩他的頑強精神，儘管他的日程表安排得像苦役犯一般，可是看來從不疲倦。
「我要打擾一下。是他們告訴我二位在這裡的。我本來要走了，因為我討厭被人撂在一邊不理不睬。」哈威爾說著，拉過一張椅子坐下，並且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他向胡莉亞姨媽笑了笑：「很高興認識您，我叫哈威爾，是這位大作家最好的朋友。老兄，你把她藏得也太隱密了。」
我們手拉著手，沿著市中心夜深人靜的街道向公車站走去。我對胡莉亞姨媽說，我要找個星期天到中央電臺去，看看這位劇作家扮成他筆下人物的模樣。
「介乎兩者之間。」我對他說，故意惹他生氣。
什麼時候這個鄙視凡人的人也有所顧忌了？胡莉亞姨媽和我一樣迫不及待。「您別賣關子，讓我們懸在這裡。」她向彼得羅．卡瑪喬懇求。「這個祕密是什麼？卡瑪喬先生？」
我們吃飯時，他很健談，而且顯得很客氣。他配合地談著如何製作布丁（這是胡莉亞姨媽問他的）以及用什麼肥皂洗白色的衣服最經濟之類的話題。他沒把食物吃光，在推開盤子時指著剩下的食物自我打趣道：「我的朋友們，對於藝術家來說，吃飯是一種惡習。」
「上來坐坐吧！」他提議道。「儘管我的晚餐簡單，我們還是可以一起享用。」
「啊，我懂了，你想保住這個齷齪的祕密。哼哼，去死吧，你這渾蛋，我把我和南西的事全部告訴了你，你卻對我保密到家。」
「兩位朋友，變化為樂趣之母。」他再度強調，眼裡閃著興奮的神采，露出賊頭賊腦的表情。
他讓胡莉亞姨媽坐在椅子上，讓我坐在床上，鄭重其事地說：「請坐。寒舍雖簡陋，但我的心意是真摯的。」
「不幸的是，在這兒我不能把它付諸實踐。」他憂傷地說。「只有星期天我一個人獨處時才行。其他的日子，看熱鬧的人太多，他們不能理解這件事。」
也就是說，寫故事時，重點不在於持之以恆，而在於形成對比，完全轉換成不同的一組環境、地點、情節、人物即能讓人覺得更為新鮮。另外，檸檬馬鞭草薄荷茶有其妙用，可讓思路順暢，讓想像力豐富。每過一段時間就離開打字機到錄音室去，從寫作轉換到導演和演出，這同樣是休息，是一種調劑，一種過渡。然而，除了這一切，最關鍵的是，在多年的工作歷程中，他有個重大的發現，這個重大的發現在無知和麻木不仁的人看來也許很幼稚。但是，只要能為他帶來靈感，那又何妨？
「她算是你的姨媽，對吧？」他拍拍我的背。「很好，真讓我刮目相看。一個富有的、離了婚的老情婦。好極了！」
「玻利維亞還更嚴重呢，竟然威脅要斷絕外交關係。」他打斷我說。「一家小報甚至繪聲繪影地說他們在邊界集結了軍隊。」
「赫納羅父子請求您盡量不要在廣播劇裡再講阿根廷人的壞話。」我終於鼓起勇氣直接對他說，還想到了一個我認為能說動他的理由。「最好是根本不去講他們heｔｕbｏｏｋ•cｏｍ•coｍ。仔細想想，難道他們值得你浪費筆墨嗎？」
返回電臺的路上，他以惡作劇般的頑皮語氣告訴我，他在拉巴斯之所以掀起國際衝突，是由一個關於高楚人的殘忍習俗的劇本引起的。回到泛美電臺之後，我告訴小赫納羅，要他別指望我做個成功的調停人。
我們看到他猶豫不決，沉默不語，漫畫人物般的臉上一片愁雲。
他望著我們，一言不發，像是一個為自己吸引了信眾的全副注意力而暗自得意的巫師。然後，他像神職人員般慢條斯理地站起來（他坐在窗臺上的煤氣爐旁），走近手提箱，打開，像個從高頂禮帽裡取出鴿子或者旗子的魔術師般從裡面拿出一件件出人意料的珍藏品：一頂英國法官的假髮、各種長度的假鬍鬚、消防隊員的頭盔、軍人的徽章、胖女人或老頭或傻孩子的假面具、交通警察的指揮棒、老水手的帽子和菸斗、醫生的白袍、假鼻子、假耳朵、棉花做的鬍子……不知是為了讓我們看得更清楚，還是為了滿足他自己的表現欲，他像個電動機器人似的親身展示那些道具，一件件戴上又脫下，放好這件又取出那件，動作是如此敏捷，說明這已是他長期的習慣，他經常這樣操作練習。就這樣，我和胡莉亞姨媽迷惑不解地望著他。彼得羅．卡瑪喬在我們面前變裝成醫生、海員、法官、老婦、乞丐、教徒、主教……他變裝時也興致勃勃地講解道：「為了跟我創作的人物交融在一起，為什麼我不能打扮成他們的樣子呢？在我描寫他們的時候，誰能禁止我有他們的鼻子、頭髮、大衣？」他邊說邊把紅衣主教的帽子換成一隻菸斗，菸斗換成雞毛撣子，雞毛撣子換成一根拐杖。「我用幾件破道具和破衣為自己的想像力充電，關別人甚麼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什麼叫寫實主義？世人如此津津樂道的寫實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除了透過物品具體地和現實結合在一起外，還有什麼更好的方式從事寫實主義的藝術？這樣不就使得工作日更容易度過、更愉快、更動人嗎？」
「我自有辦法讓生活過得有趣。」他坦率地對我說。
在利馬市中心咖啡館的這些約會並不放肆，無非是羅曼蒂克的長談、拉拉小手、眉來眼去而已；倘若環境允許，則貼著腿坐，只在誰也看不到的時候我們才接吻——這種情況是很少的，因為在那個時間，咖啡館裡總是擠滿一般上班族。我們談著談著，自然談到了被家裡某個人發現的危險、談到了避免的方法，巨細靡遺地互相訴說自上次見面（也就是前幾個鐘頭或前一天的見面）之後所做的一切。但是，我們從不計畫未來。「未來」這件事在我們的交談中被心照不宣地抹掉了，無疑這是由於我和她都確信我們的關係是沒有任何前景的。雖說如此，我覺得這種遊戲似的愛情卻在利馬市中心煙霧繚繞的咖啡館裡、在這些純潔的相會中，逐漸變得嚴肅起來。正是在那裡，我們愈愛愈深。
「好了，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這樣。」我笑了出來。「若要說彼得羅．卡瑪喬是個知識分子，那可得給『知識分子』四字加上引號。你沒看到他的房間裡連一本書也沒有嗎？他告訴我他不讀書，為的是不讓自己的風格受到影響。」
「如果我懷孕了，我發誓會去墮胎。」我向哈威爾保證道。
我們和他一塊兒走著，幾乎是不知不覺地走向基爾卡路。路上，彼得羅．卡瑪喬和胡莉亞姨媽談到了他們的祖國，冷落我在一旁。他們倆沒完沒了地講著波多西的礦山、塔基尼亞牌啤酒、一種叫作「拉瓜」的玉米粥、跟鮮乾酪一起吃的小烤魚、科恰彭巴的氣候、聖克魯斯的美景，以及玻利維亞其他值得驕傲之處。談到他故土的奇蹟，這位文人像是非常高興。走到一幢有陽臺和百葉窗的房子門口時，他停住了，但是並不向我們告別。
問題的癥結是阿根廷大使寄給中央電臺的一封信，措詞惡毒，抗議廣播劇（外交官稱它們為一段段的煽情故事）的字裡行間充斥著對薩米恩托和聖馬丁的祖國的誹謗、敵視，一派胡言亂語。大使列舉了幾個例子，他說這些例子並非特意蒐集來的，而是使館人員在這類廣播節目中偶然聽到的。某齣劇中說布宜諾斯艾利斯人眾所周知的品行端正只不過是一種神話，因為幾乎人人都搞同性戀（特別是被動的同性戀）。某齣劇中顯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家庭（以多人同住的特色聞名）讓無用的成www.hetubook.com.com員（老人和病號）活活餓死以減輕負擔，簡直已經成為一種習俗。某齣劇則是說阿根廷的肉牛專供出口之用，因為他們覺得品質好的是馬肉。還有一齣劇是說時下流行、群眾普遍參與的足球活動損害了全國的基因，尤其是頭頂球的動作，使得混濁的拉普拉他河岸產生了愈來愈多痴呆症、肢端肥大症以及侏儒症等諸如此類的病患；還說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家庭（「那裡居住著世界各國的人」，大使的信指出），就在吃飯和睡覺的同一個地方，朝一個簡陋的桶子裡大小便，也是司空見慣……
儘管我和胡莉亞姨媽的戀情一帆風順，事情還是逐漸變得複雜起來，因為保守祕密是不容易的。我們約定好，為了不讓家人起疑，我大大減少了到路裘舅舅家去拜訪的次數，只是每星期四還繼續準時去吃飯。晚上為了去看電影，我們耍各種花招。胡莉亞姨媽先走，她告訴奧爾嘉舅媽說是要去跟姊妹淘吃飯，然而卻是到某個約好的地點去等我。不過，這樣做也有其不便，胡莉亞姨媽必須在外面等很久，直到我下班為止，而且她常常要餓肚子。有時候，我乘計程車去找她，人不下車；她留心看著，一見汽車停下就飛快跑來。不過，這是個冒險的計策：一旦給人撞見，他們馬上就知道我和胡莉亞姨媽之間有點什麼。無論如何，這個埋伏在汽車裡的神祕邀請人終將引起他人的好奇、懷疑、猜測……
「我用幾個銅板買通了門房。」當我問起那本無用的書時，他對我解釋。「不然我怎麼幫我筆下的貴族人物取對名字？一般人物的名字，平常耳朵聽聽就行了，小老百姓從大街上就可找到。」
自從聽到哈威爾這樣叫之後，她也稱呼我小巴爾加斯了。
可是，自然而然地，他的語氣一開始是氣憤，而後就變得悲傷，人的無知及愚蠢曲解了一切。如果給人看見他在中央電臺喬裝起來寫作，肯定對他說三道四，說他有變裝癖，他的辦公室將變成吸引三姑六婆的一塊磁鐵。最後，他把假面具和其他物品放好，蓋上手提箱又回到窗戶那兒去。此刻，他神情憂傷，嘟嘟囔囔地說著，在玻利維亞，他一向在工作時扮成他筆下的人物，「幾件破道具和破衣服」向來不是什麼問題。相反地，在這兒，只有星期日才能按照他的習慣寫作。
「你這個不會說故事的人、不夠義氣的朋友！最精采的部分都被你藏起來了。」哈威爾恢復了談吐自如的神氣，指著我們拉著的手說：「說吧，你們兩個，全部從實招來。」
「我是大名鼎鼎的玻利維亞女人？」胡莉亞姨媽問。「為什麼大名鼎鼎？」
「我說的老，是指她比你大；我說她富有並非批評，而是祝賀，我是主張跟富婆結婚的。」哈威爾笑了。「這麼說，她不是你的老情婦？那她是什麼人？是你的小女友？」
「她不是我的姨媽，只是我舅舅的妻子的妹妹。」我翻看著《新聞報》上一則關於朝鮮戰爭的消息，邊對他解釋他已經知道的事情。「她不是我的情婦。她不老，也沒有財產，只有離婚這件事是真的。」
他看我的眼神就像我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小毛頭。「顯然您還很年輕。」他溫和地責備道。「難道您不懂得首要的總是詞彙嗎？」
儘管我內心受到傷害，暗暗決定把這個關於多羅特奧．馬蒂的故事扔到字紙簍裡去，但我還是竭力為文學構思應可違背現實的權利熱烈而艱難地辯護著。正當這時，有人拍拍我的肩膀。
「我非常崇拜您。」胡莉亞姨媽對他說。為了討好他，她撒謊道：「在玻利維亞我就不曾錯過您的廣播劇。」
我們也聊了很多文學的話題，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是胡莉亞姨媽聽、我對她說。說到要住在巴黎的閣樓（那是我發揮長才時不可缺的條件）以及我成為作家後將要寫的各種小說、劇本、雜文。哈威爾在聯合大道的豐盛冷飲店發現我們的那天下午，我正在讀我的一篇關於多羅特奧．馬蒂的故事給胡莉亞姨媽聽。這篇故事的題目富有中世紀的味道：〈十字架的屈辱〉，共有五頁。這是第一篇我讀給她聽的故事。我讀得很慢，為的是掩飾我對她可能有的評判的不安。這次經驗為我這個多愁善感的未來作家帶來災難般的影響。我一邊讀著，胡莉亞姨媽一邊不斷插話：「可是，不是這樣吧，你把事情都弄顛倒了。」她驚訝地對我說，甚至發火。「事情不是像你說的那樣，可是……」
我答應盡https://m.hetubook.com.com力而為，但是希望不大，因為那位文人是個非常自信、不容動搖的人。我自認和他稱得上是朋友，除了他引起我對昆蟲學的興趣之外，我發自內心地尊敬他。但是，他對我也是這樣的嗎？彼得羅．卡瑪喬看來是不會為友誼或任何其他脫離「他的藝術」的事浪費時間精力的，藝術是他的工作，他的癖好，他對藝術至高無上的渴求讓他廢寢忘餐，也讓他置俗人俗務於不顧。他確實對我比對別人寬宏大量。我們在一起喝咖啡（他喝檸檬馬鞭草薄荷茶），我常到他的房間去，利用休息時間和他閒聊片刻。我聚精會神地聽他講，這大概讓他挺開心的吧。也許他把我看作是一個弟子，或者乾脆說，我對於他就彷彿是老處女的小哈巴狗或退休後玩的填字遊戲，亦即為他填補空虛的人或者一件什麼東西。
他創作廣播劇，輕而易舉就能寫出一個劇本來，我一直很難相信。我多次看他編寫劇本。和錄音不同——他竭力保守錄音的祕密，讓別人看他寫是沒有關係的。當他在他的（我的）雷明頓打字機前工作時，他的演員、聽差或者音效技|師不斷進來打擾他。他抬起眼來，解決問題，給予獨特的指示，皮笑肉不笑地（一種我從沒看過的笑法）送走來訪者，便又繼續創作。我常常藉口說需要地方唸書而跑到他斗室去，我說頂樓的「雞窩」太吵，太多人了（我正在準備法律系的期末考，每每一考完試，我就把所學忘個精光。我從來沒當掉任何一科，若要說我是個好學生，不如說我唸的是所爛學校）。彼得羅．卡瑪喬不但不反對，甚至還表現出他絲毫不在意我跑去觀摩他創作。
他的語氣很無奈，彷彿在想：太陽的義務就是發光，如果陽光要引起火災，那有什麼辦法！
他確實興致很好，沒完沒了地嘮叨，開著各種玩笑，胡莉亞姨媽很高興見到他。他撞見了我們，使我喜上心頭。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他，懶得講這些感情上的祕密（特別是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但是既然這個偶然的機會讓他知道了，我也就願意跟他談談這段戀情的來龍去脈。那天上午告別的時候，他吻了胡莉亞姨媽的面頰，並且行禮致意：「我是第一流的皮條客，有什麼事儘管交給我。」
塔帕達公寓屬利馬市中心那些破舊的兩層樓房之列。這些房子是上個世紀建造的，以前還算得上寬敞舒適，甚至可謂豪華。但是後來，隨著富裕人家逐漸離開市中心，搬到溫泉療養地去，利馬舊城區慢慢失去了它的光彩，變得支離破碎，人口又愈來愈稠密。屋宇分割成一個個名副其實的蜂房，以一道道薄牆隔開，房間兩倍四倍地增加，在前廳、屋頂，甚至在露臺和樓梯上都加蓋了五花八門的居住空間。塔帕達公寓一副要垮了的樣子。我們上樓時，通向彼得羅．卡瑪喬房間的階梯在腳下搖晃，塵土飛揚，嗆得胡莉亞姨媽直打噴嚏。牆上、地上，到處覆蓋著一層厚厚的塵土。顯然，這所房子從來沒掃過擦過。彼得羅．卡瑪喬的房間彷彿是間牢房，非常小，幾乎空空如也：一張沒有床頭板的帆布床，上面鋪著褪了色的床單，放著一個沒有套子的枕頭；一張鋪著油布的小桌子和一把鋪著稻草墊的椅子；一個手提箱和一條從這面牆搭到那面牆的繩子，繩子上掛著短褲和襪子。文人自己洗衣服我並不驚訝，但是他自己做飯卻出乎我意料之外。窗臺上擺著一個煤氣爐、一個煤油瓶、幾個盤子、一套白鐵餐具、幾個杯子。
「這是小胡莉亞，我奧爾嘉舅媽的妹妹。」我向他介紹。
他早上八點到中央電臺，將近半夜才離開。唯一上街走走的時候都是和我同行，到布蘭薩咖啡館去清醒清醒頭腦。他在斗室裡吃午飯，吃的是一份三明治和一杯清涼飲料，那是赫蘇西托、小巴布利托或者他的某個工作伙伴熱心為他買來的。他從不接受邀請，從未聽他說去看了什麼電影、戲劇、足球賽，或者參加什麼娛樂活動。除了記事本和那些作為他研究工具的地圖外，從未見他讀過一本書、一本雜誌或一份報紙。不，我錯了，後來有一天我發現他有一本國家俱樂部會員名冊。
「因為妳剛來的時候很令人反感，因為妳那些惡毒的笑話。」我插嘴解釋。「哈威爾只知道事情的第一部分。」
彷彿是為了不讓想像中的敵手發現他的祕密，他壓低了聲音，對我們說他從來不用超過六十分鐘的時間去寫同一個劇本，而是從一個題目轉換到另一個題目和圖書，讓自己保持新鮮感，這樣一來，每小時都覺得像是剛剛開始工作。
「我的劇作保存在一個比書籍更難以磨滅的地方。」他當即教訓我說。「它們保存在電臺聽眾的腦子裡。」
起初他每天寫四齣廣播劇，但由於大獲成功，逐漸增加到十齣。這些劇本從星期一至星期六在電臺播出，每次為時半個鐘頭（實際上是二十三分鐘，因為廣告占去七分鐘）。他既是導演又是演員，所以每天要在錄音室裡待七小時左右，估計每齣劇排演和錄音需要四十分鐘（有十至十五分鐘花在他的演說和重點提示上）。廣播劇一邊播出，他一邊在寫。我注意到他每寫一個劇本所花費的時間只不過是演出時間的兩倍，即一小時。不管怎樣，這就是說他每天要有十小時左右坐在打字機前。由於有星期日的緣故（這是他的休息日），每天實際工作時間要少一些。星期日他自然是在自己的斗室裡度過的，他會提前作下一週的工作。換言之，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他每天工作十五、六個鐘頭，星期天八至十個鐘頭，這些時間都是成果豐碩的，產生了令人驚歎的大量藝術作品。
她不禁要想到，在塔帕達公寓，她既沒看見浴缸，也沒看見蓮蓬頭，只看到馬桶和已經長出青苔的洗手臺。彼得羅．卡瑪喬是否從不洗澡？我告訴她，他壓根兒不在乎這些瑣事。她說她看到公寓那個髒勁兒，噁心得想嘔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嚥下了香腸和雞蛋。我們上了公車，這輛破車在亞雷基帕大道的每一個街角都要停下來。當我慢慢地吻著胡莉亞姨媽的耳朵和脖子，她驚恐地說：「難道作家都是餓死鬼？那麼你一輩子都要窮愁潦倒了，小巴爾加斯。」
「値得，因為是他們給我靈感的。」他如此解釋。這件事就此結束。
「你怎麼不說你會為我們鋪床？」那天下午，他一出現在泛美電臺的破木屋裡，貪婪地打聽細節的時候，我跟他吵了起來。
為什麼他不把在玻利維亞寫的故事作為他在利馬寫的故事的基礎？我向他問起這件事，他的回答很抽象，沒給出什麼具體的解釋。送到大眾手裡的故事應該是新鮮的，如同水果和花草因為藝術不容製成罐頭貯存，更別說轉製已經過期腐敗的食物。此外，故事需要的是「當地的故事」。既然聽眾是利馬人，他們怎麼會對發生在拉巴斯的故事感興趣？不過，他提出這些理由是為了建立一套理論。正如他對寫作的需求一般，他必須把一切化為普遍的真理和永恆的公理，而不只是他個人的信念而已。毫無疑問，他之所以不利用自己以前的廣播劇，真正的理由很簡單，就是他對省事的作法毫無興趣。對他來說，生活即寫作。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作品能否歷久不衰。一旦播出，他就抛諸腦後。他告訴我他連一份劇本都沒有保留。他寫完這些劇本時，心中總是默默地想著：一旦它們被大眾所吸收，就應該煙消雲散了。有一次我問他是否從未想過出版。
因此，我們寧可夜裡少見面，利用白天電臺工作的空檔多見面。胡莉亞姨媽搭公車到市中心，上午十一點或下午五點左右在卡馬納大道的咖啡店或聯合大道一家叫作「豐盛」的冷飲店裡等我，待我改完幾篇新聞稿之後一起度過兩個鐘頭。我們已不再去科美納大道的布蘭薩咖啡館，因為泛美電臺和中央電臺的人都到那兒去。有時（更確切地說是在發薪的日子）我請胡莉亞姨媽吃午飯，一起消磨三個鐘頭。可是，我那點微薄的工資支付不起這種過度的花費。在這以前，有天上午，我曾趁小赫納羅為彼得羅．卡瑪喬的成功而笑逐顏開的時候，有技巧地與他商談，讓他給我增加了工資，我的收入提高到五千索爾。我把兩千索爾交給外祖父母貼補家用，其餘的三千索爾，雖說不算寬裕，但對我的惡習（吸菸、看電影、買書）還是足夠的。可是，自從我和胡莉亞姨媽戀愛以來，花錢像流水一般，手頭總是拮据，常常借錢，甚至求助於中央廣場的國家當鋪。另外，由於在男女交往上，我有著根深柢固的西班牙人的觀念，一次帳也不讓胡莉亞姨媽付，因而經濟狀況急遽惡化。為了緩和這種狀況，我開始做一點哈威爾嚴厲斥之為「糟蹋文筆」的事，亦即為利馬的期刊雜誌寫書評和文章。為了減少發表這些拙劣作品所感到的羞愧，我用的是筆名，每月因而增加的二、三百索爾卻是一大幫助。
不出兩分鐘，他已做好了晚餐。食材就裝在塑膠袋裡，放在窗戶通風處。
m.hetubook.com.com今晚的菜色是炒蛋、水煮香腸、麵包夾奶油或起司，以及蜂蜜優格。我們看著他熟練地做著晚餐，像是一個天天做慣了的人，我肯定這應該是他一貫的食譜。
我坐在窗臺上，埋首讀著一條又一條法規條文。實際上，我窺視著他。他用兩根手指打字打得很快。我看得清清楚楚，卻不敢相信。他從不停下來尋思某個詞或者考慮一下，在他的狂熱的、凸出來的小眼睛裡從未出現過猶疑的影子。看起來他像是在默寫一篇背熟的課文，在聽著別人的口授而打字。他的小手指如此迅速地落在鍵盤上，一天工作九至十個鐘頭，創作出好幾個故事的情節片段、對話，簡直不可思議。然而他確實做到了，劇本從他頑強的腦袋裡和不知疲倦的雙手下一個接一個以恰如其分的方式產生出來，有如機器製造出的串串香腸。一個劇本寫完之後，他既不修改也不校閱，直接交給祕書列印，毫不停頓地著手創作下一個。有一次我對他說，看他工作讓我想起法國超寫實主義者自動書寫的理論，那種書寫直接來自無意識而不受理智的檢查。
彼得羅．卡瑪喬有三件事吸引著我：他說的話、他為自己的熱忱完全奉獻的嚴格生活，以及他的工作能力。最後一點尤其令人感佩。德國知名傳記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所寫的傳記裡，我曾讀到過拿破崙的頑強：他的祕書都倒下了，他還繼續發號施令。我常想像那位法國皇帝有著彼得羅．卡瑪喬的大鼻子。有一段時間，我和哈威爾稱這個作家為「高原的拿破崙」（或「祕魯的巴爾札克」）。出於好奇，我甚至計算過他每天的工時，儘管計算結果已多次獲得證實，但我總還是難以相信。
「怎麼？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玻利維亞女人？」哈威爾有點失了興頭。他看到我們時，我們正拉著手，一直沒有鬆開。現在他盯著我們交扣的十指，已經沒了幾秒鐘前那副神氣。「好樣的你，巴爾加斯。」
與小赫納羅共進午餐的那天，我和彼得羅．卡瑪喬談起阿根廷抗議的事情。六點鐘左右，我來到他的斗室，邀他去布蘭薩咖啡館。由於擔心他的反應，這消息我是一點點地透露給他的。我說有的人非常敏感，經不起諷刺；另一方面，在祕魯，誹謗罪的法條是極為嚴厲的，一個電臺可以因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原因遭到勒令停業。阿根廷大使館顯然是缺乏遠見卓識，為幾句暗示的話就覺得受了傷害，以致向外交部提出了正式抗議……
「適得其反呀。」胡莉亞姨媽大膽而無情地反駁道。「由於你改變了那些情節，故事一點樂趣也沒有了。誰會相信十字架從開始搖晃到倒下要耗上那麼長的時間？這樣笑點在哪？」
「他過得像乞丐一樣，真是不公平。」胡莉亞姨媽反對說。「他的廣播劇那麼有名，我原以為他會睡在金山銀山上呢。」
「這些裝扮是根據人物創造的呢，還是先有裝扮而後創造人物？」為了說一點什麼，我這樣問他，仍然處在驚訝之中。
哈威爾一走，帕斯夸爾正在向小巴布利托描述一場德國的連環車禍時（一個粗心大意的比利時遊客為了救一隻小狗，在高速公路上緊急剎車，二十幾輛車撞成一團），我想著哈威爾的話。胡莉亞姨媽和我之間真的是一場遊戲嗎？對，完全正確。這只是一段不尋常的經歷，比我過去的經歷更成熟一點，更大膽一點。不過，為了留下美好的回憶，不該持續太久。我正思索時，小赫納羅進來邀請我去吃午飯。他把我帶到馬格達萊娜大道一家有戶外露臺的餐廳，堅持要我點鴨肉飯和蜂蜜淋炸馬鈴薯圈，然後在喝咖啡的時候把帳單交給了我，自顧自地說：「你是他唯一的朋友，你去和他談談。他害我們惹上了大麻煩。我什麼都不敢說，他說我無知，昨天還罵我父親是中產階級政治主義者。我不想和他吵。如果再這樣，我就不得不辭退他，這對我們公司是一場災難。」
我只好從頭說起：我們約會相見是何等麻煩，他明白了為什麼最近幾個星期內我向他借了幾次錢。他很感興趣，一個勁兒地問這問那，最後向我發誓說他要成人之美，做我的皮條客。但是，告別的時候，他變得嚴肅起來：「我認為這是一場遊戲。」他開導我說，以慈父般的眼神打量著我。「別忘了，不管怎麼說，我和你還是兩個乳臭未乾的孩子。」
他給我一個相當具有國族優越感的回答：「我們拉丁美洲裔的頭腦可以創造出比那些法國佬更好的東西。不需要有任何自卑情結，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