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說易先生是歡場老手,甚至吃壯陽補藥來玩弄女人。一方面他眉目清秀猶如文人,一方面他又是個老奸巨滑的特工和無毒丈夫。這個心理上的複雜性,張愛玲點到即止,但在李安的影片中則有所發揮:二人第一場作|愛,幾乎是一場強|奸,而且帶有虐待的意味。易先生還寫得一手好字:在最後判王佳芝死刑的卷宗上簽下自己的姓名:易默成書法剛勁,全是一副傳統書生的手筆,他既用毛筆(見牆壁上易默成錄寫的總理遺教),又用鋼筆。這個文人造型又是李安添補上去的,不可謂不用心。
張愛玲究竟是私下同情這些狐群狗黨,或是根本對之不屑一顧?抑或是超然在上,以文學家的「上帝」觀點俯視這個俗世間的悲觀離合?我不願解答,也無從解答,然而還是禁不住在此要問一句:藝術何價?好的文學是否必須超越歷史?超越得了嗎?
我的「指責」恰恰相反,我認為不只是李安,連張愛玲都把「背叛」的主題浪漫化了,我心中一方面受到浪漫情緒的吸引,一方面又覺得二人對於「叛徒」的心理皆入木不深,甚至不願「直面」它。這又引出一個大問題:為甚麼中國現代文學中對於這段歷史幾乎沒有甚麼出色的作品?電影更是如此?為什麼當事人和後世人對於汪偽時代都畏而遠之,莫測高深,不敢正視?怕戴上「漢奸」的大帽子?
「背叛」(betrayal)是中西文學中的大主題:紅杏出牆,妻子對丈夫不忠,或丈夫在外沾花惹草,都是背叛。但《色,戒》中的背叛絕不止於此,故事的發展指王佳芝對於她的國民黨特工同志的背叛,在恨透漢奸的愛國讀者心中,這當然更是對國家民族的背叛。因此連張愛玲寫此篇小說、李安拍這部電影,都是「背叛」了祖國!(有人更駡李安是為迎合美國人而不惜卑躬屈膝。)和*圖*書
《色,戒》小說中頹廢氣氛(從麻將桌到珠寶店)似乎間接地「反映」了那個時代,更把女主人公王佳芝比作「妓|女」;到了李安手裏,王佳芝的「主體性」加強了許多(但仍不能完全自主),也連帶把漢奸易先生在日本人手下做事,也喻為妓|女,甚至還特別上了一個重要場景:二人在虹口一家日本餐館中的幽會,王佳芝為易先生獻上一曲《天涯歌女》。唱完這首周璇以此走紅的膾炙人口的名曲後,易先生看來頗為感動,拍了幾hetubook.com.com下手。接着是二人的對話:王佳芝問他是否把她當成妓|女,他的回答是:「我帶你到這裏來,比你更知道怎麼做娼妓。」顯然影射的是他自己作日本走狗的低賤,比妓|女還不如。既自憐又自嘲,還帶點自憎的意味。在我看來,他此時因景生情,但這個「情」不見得是對王佳芝的愛情,而指的是自己的政治境遇。香港有的評論家認為,李安把易先生這個角色處理得太過傷感了,我認為可能是李安用心良苦,想彌補小說中一個政治上的「缺席」。
對於一個漢奸易先生的心理,張愛玲在小說中完全以一種反諷式的敍述口吻來處理,李安則用他一貫的「壓抑」法。對於一個愛上漢奸而背叛黨國的年輕女子,張愛玲嘲諷抑喻,不像她對白流蘇那麼「專情」,如果和歐洲現代文學中的「德奸」、「意奸」或「法奸」作品(改編自此種題材的電影也不少,將在下文詳論)相比,我認為中國作家在這一方面的反思簡直交了白卷,不敢寫也不願寫。張愛玲的這篇《色,戒》,聊可充數,卻依然迴避了這個現代史上黑暗的一章,為甚麼沒有人有勇氣直搗「黑暗之心」?
我們當然可以為這位才女開釋:她本來對任何政治都不感興趣。然而這個文化上的灰色地帶恰是她成名之處。很少人注意到淪陷時期的上海文壇,只有香港學人傅石和古蒼梧,以及美國學者耿德華(Edward Gunn),和我的學生黃心村等人寫過研究專著。我從這些學者的著作中,得到的結論是:這種文化有兩個來源:一是中國文學中的古典傳統,詩詞歌賦,一是晚清以降的通俗小說,二者都迴避政治,專談風花雪月,並以這種方式,回歸傳統。大漢奸周作人更以保護中國文化傳統為名來支持日本的「大東亞共榮」的文化政策。https://m.hetubook.com.com
不錯,《色,戒》是張愛玲後期最出色的一篇作品,但仍有不足之處,它並非偉大傑作。我認為其中最大的不足,就是她不敢也不想面對歷史。這可能出於個人原因,也可能是她的文風一向非政治,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她根本沒有受過甚麼罪,或未親睹過別人的受難。我的這項指責,當然來自我看過的歐洲猶太家所寫的「浩劫」(Holocaust)文學。且隨便從中引出一個題目:在二次大戰的納粹德國或德軍佔領下的其他國家,到底發生過多少「背叛」事件?誰背叛誰?是否忠奸很難分,皆為此中愛上德國軍官而背叛祖國(法國,意大利,或荷蘭)的故事更多,以此為主題的影片更是層出不窮。如果用這種方式來「質問」(interrogate)中國現代文學的話,只好「無語問蒼天」了。
這種心態,我認為間接地影響到易先生的造型。《色,戒》中他出場時是這樣描寫的:他長得矮小,「穿着灰色西裝,生得蒼面清秀,前面頭髮微禿,褪出一隻奇長的花尖;鼻子長長的,有點『鼠相』,據說也是主貴的」。最後一句中所謂「主貴」當然是反諷,但作者卻沒有繼www.hetubook•com•com續描寫下去。直到買鑽戒時的關鍵場面,才說他「此刻的微笑也絲毫不帶諷刺性,不過有點悲哀。他的側影迎着枱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王佳芝情意甚濃的注視下,他也顯得情意綿綿,「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有的論者認為這是張愛玲懷念胡蘭成的真情流露表現(可見蔡登山書中所引的各個觀點,包括蔡登山本人),對我而言,不論易先生是否有胡蘭成的影子,張愛玲用「蒼面清秀」這四個字,早已把此種傳統式文人的面貌表露無遺,而這個漢奸的「鼠相」,除了反諷外,也帶一點精靈巧智,似與胡蘭成暗合,卻和歷史上的特工漢奸丁默邨大異其趣:丁默邨在照片中亂髮高聳,但前面禿頭,而易先生只不過微禿,「褪出一隻奇長的花尖」,這是一個妙筆,因為花尖顯然變成了一個印記,像是額前的一個「紅字」(在霍桑原著《紅字》The Scarlet Letter中,是通姦的記號),此處既影射奸情,又有好色縱慾的意味。換言之,也是一種角色上的頹廢象徵。這個角色造型,是張愛玲深通中外文學的表徵之一,值得玩味。
這些因素,都成了上海淪陷後「頹廢」文化的一部份。但在《色,戒》小說中反而沒有她早期作品(如《金鎖記》)中明顯,《金鎖記》中的人物,說是三十年前的故事,其實也有寫作的那個時代文化的影子。總而言之,這是一個文化保守性甚強的世界,張愛玲身在其中,無形之中,可能也造成了她的「非政治」人生觀和反五四的心態。
在《色,戒》小說中,日本人完全不存在,換上另一位作家,例如原籍日本的Ishiguru,情況就可能會大不相同。在他以同時代的上海為題材所寫的英文小說《同是孤兒命》中,竟然把日本人變成了主角之一。更遑論較張愛玲稍早https://m.hetubook.com.com的日本「新感覺派派」小說家橫光利一,他寫的日文小說《上海》,更是從上海的日本人眼光中去看中國工人暴動。為甚麼張愛玲不寫日本人?因為她反日?不認識什麼日本人?(讀過《對照記》的讀者,記得張愛玲在不只一次的公開場合中見過華化的日本女星李香蘭,並有合照)。在淪陷時期的上海,本政府非但大肆宣傳「大東亞共榮」,而且也制定文藝政策,拉攏中國文人和藝人。這段史實,張愛玲身其中,而是在那個時代她和大多數的上海人一樣,生活在一個自己親戚朋友的華人圈子裏,雖和日本人沒有甚麼來往,但卻不避汪政府手下的一群御用文人(如胡蘭成),甚至還向他們辦的雜誌投稿。為什么她在這個文壇上的「灰色地帶」不避嫌?而五四新文學的大將如鄭振鐸卻一直恥與任何漢奸為伍?
然而《色,戒》小說和電影畢竟和真正的歷史有一段距離。張愛玲初寫這篇小說時(1950)已在戰後,時過境遷,那一段歷史成了回憶。後來在美數度改寫,當然時空差距更大。她為了小說藝術目的(這畢竟是一個小說的好題材,所以她初聞時興奮不已),當然「犧牲」了歷史真相。然而,我認為歷史並沒有因她的有意或無意的隱蔽而完全消失,反而在小說行文的一連串蛛絲馬跡中重新呈現。也許作者是無意的,但在小說中她不但提到真實人物汪精衛的手下曾仲鳴在河內被暗殺,而且又從易先生的思緒中提到連周佛海也搞特工。這些歷史人物,為甚麼要再三提起?甚至連汪精衛(也是一個眉目清秀的書生型漢奸)也呼之欲出。這些人都被擺在隱晦的敍事結構之中,但卻像幾顆小鑽戒一樣(當然我用的也是反諷),閃閃發出幽魂的黯光,處處在提醒讀者:就是這一批人和他們成群的妻妾,把無數個愛國青年置於死地,抗戰勝利後有的卻為了自保又「反正」了,丁默邨即是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