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與刁間(下篇)

遇到這樣的情形,行商立刻便成坐賈,在私營的旅舍中便可展開交易。如果住亭,就不會得到這種方便。此外私營的旅舍,奉「顧客至上」為信條,一切的設備、招待,都能符合商賈的特殊需要。特別是某一家相熟的旅舍,可以作為商業上的一個聯絡站之用,對於業務的推廣,更有幫助。
王的封邑大,問題比較小。侯的封邑通常為千戶,說得明白些,就是指定一千戶人家,繳納相當的稅賦,以供侯的用度,故稱為「衣租食稅」。通常每一戶每年繳稅二百錢,一千戶共得二十萬,也就是二十斤黃金。除去平時衣食車馬之費,定期赴京朝覲天子,一切貢物、旅費、交際應酬的費用,也包括在裏面,境況並不如何寬裕。如以年收甘萬錢為目標,則以史記「貨殖列傳」的計算,就畜牧業而言,能牧馬五十匹,或養牛一百六十七頭,或養羊、養豬二百五十條,有一於此,即可年收此數,在經濟上的地位,與千戶侯相當,而其支出,不如千戶侯之多,所以生活可以過得很優俗。
不過,漁與鹽的配合,要在一個人手裏完成,也就是說,一個人同時經營漁業與鹽業,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第一,漁撈區與鹽場,不會恰好在一個地方。魚類固有其集中的地區,漁港亦有漁港的要求,照道理說,煮海成鹽,哪一處海濱都可以,然則何不遷就漁港,就地煮鹽?不行,因為煮鹽亦有其獨特的地理條件。現在台灣北門、布袋的鹽場,所製的是曬鹽,那要在亞熱帶,一年有好些日子的強烈陽光才行,古時的海鹽,確是「煮」成的,煮鹽的平底鐵鍋,稱為「牢盆」,所用的燃料,主要的是木柴,因而理想的鹽場,應該負山面海,便於樵採,燃料的取得才理想。
消息一傳,齊人無不奮起。潰退的燕軍,面無人色,狼狽不堪,即墨城內有「神」的傳說,越傳越盛。而田單的部隊由五千人開始,迅速發展。從來兩軍勢力的消長很少有變化得這樣快的,沒有多少日子,並國所失的七十多個城池,盡皆恢復,燕軍敗回河北。
因為春秋戰國的道路已經修得很好,所以秦始皇統一海內,立刻便有一個完整的「公路網」出現。於是劃一制式,規定車輪之間的距離,以求與車轍相合。「車同軌」的要求,無異說明車輛已可暢行各地。秦始皇巡幸四方的交通工具就是車子。
這種新聞,很快地傳入燕軍,相信確有其事。田單看看時機成熟,便叫他的「師父」向大家說:「燕軍不足道哉!我只怕他們用齊國的降卒作先鋒,跟我們作戰,即墨就保不住了。」
「賣漿水業也,而張氏千萬」。漿是當時所通行的一種飲料,以米或粟煮熟,投入冷水,幾天後發酵,味酸有酒味就是漿。張氏賣漿,能致千萬,當然是制漿有獨到之處,而且做的是批發生意。
「也可以這樣說。不過論齊人心裏的想法,是唯恐換了別的將領去指揮,那即墨就靠不住了。」
田單把即墨全城的軍民組織成一個一元化的戰鬥體,不分男女老幼,包括他自己的妻妾在內,都納入軍事體制。首先挑出五千戰鬥力最強的士兵,在一個隱蔽的地點,施以特種戰鬥訓練,而守城的責任,交給老弱婦女去擔任。同時,他以身作則,不但盡獻個人私產,作為軍用,並且親自跟士兵在一起,從事任何需要吃苦耐勞的操作。田單的威信聲望,本來就很高,這一下越發進入一個新的巔峰,沒有一個人不是心悅誠服,自動自發地在自己的崗位上,獻出最大的力量。
「馬醫淺方,張里擊鐘」,張里不是一個人作馬醫,他是開的「獸醫院」,用人極多,所以開飯要敲鐘。
有哪些不便呢?古今同理,對於現在公家的招待所,一般人所感到的不便,在當時也是一樣。譬如說,借住某名勝區某公營事業機構的招待所,說不定有一天晚上管事的人會懷著歉意來對你說:「某先生,實在對不起!剛才接到台北的長途電話,我們董事長明天要招待一班貴賓來玩,所有的房間都要用。請你原諒,讓一讓。」這樣的情況之下,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如果是住私營的旅舍,就決不會有這樣的麻煩。
「照你這樣一說,齊人是歡迎樂毅在那裏?」
至於所謂「末業」,除了刁間那樣的大企業家以外,以手工業或者勞務收入發財的,亦頗有其人,據史記「貨殖列傳」,附記如下:
「如果服他,他早就自封齊王了。就因為不服他,他現在在做收拾人心的工作。」
不久,築黃金台,禮賢下士的燕昭王死了,太子繼位,是為惠王。惠王與樂毅有間隙,田單一看機會來了,想了條反間計,他派人潛入燕國,散佈這樣一種街談巷議——自然出之以「演雙簧」的方式:
其時的新興都市是成都,而大致能夠保持原來地位的,是臨淄。臨淄與長安正好相反,它是一個生產的都市。也與洛陽、邯鄲不同,這兩個都市因為交通的便利,而促進了工商業的發達,臨淄則因工商業的發達而促進了交通的發展。
這番言之成理的說法,一傳十、十傳百,傳到燕惠王耳朵裏,認為分析得太透徹了。於是下令把樂毅調走,改派了個飯桶騎劫去接替。
鄭渠的故道,現已淹沒,大概是由陝西涇陽縣西北仲山下,分徑水東流經三原、富平、蒲城等地,注人洛水。這條渠,把四萬多頃的「澤滷之地」化為良田,史記「河渠書」說此四萬多頃的田,「收皆畝一鍾」,一鍾是六斛四斗,百畝為頃,四萬頃為四百萬畝,每畝收票六斛四斗,總計為二千五百六十萬斛。這對秦國的幫助是太大了!「河渠書」說:「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此直接拜鄭國之賜,而間接為韓國的貢獻。在楚漢相爭時,蕭何治關中,得能源源不絕供應軍糧,亦就因為有鄭國渠的緣故——關中只經過短時期的兵災,所破壞的是宮殿苑囿,水利設施,並未受到什麼大損害。
因此,當時「盡地力」之說,是個極其風行的經濟理論,治生者亦多偏重於農業方面。唯有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配合農業生產的週期性,發展出一套收買「期貨」,由少變多的商業理論。
「周禮」中講道路制度尤其詳細,這因為當初行井田制,「農地重劃」時,就已把道路留了出來,所以自「一夫」至「萬夫」有不同寬度的道路,「一夫」指一個農夫所受的私田百畝而言。換句話說,每百畝田之間,必有一條公眾道路。寬狹等級,共分五等:間、徑、途、道、路。
田單多智,人人曉得。料想他必有道理在內,那小兵的膽子本來也大,便跟他合作,假扮為「神」,做田單的師父。田單也裝得很像,出入之間,把他的「師父」敬如天神,而號令之際,一定宣稱是「神」的意旨。
照史書來研究,這位齊后應該就是「二城復國」的齊襄王的王后,稱為「君王后」。齊襄王的父親是齊湣王,在位第四十年時,為燕、秦,和分晉的韓、趙、魏三家,各出銳師圍攻,聯軍統帥是燕國的名將樂毅,攻入齊國都城臨淄,齊湣王出亡。但此公脾氣不好,到處不受歡迎,結果為楚國趁火打劫,與燕國勾結,取齊淮北之地,齊湣王亦死在楚將淖齒手裏。
在秦始皇以前,早在齊威王、齊宣王的時期,就曾遣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此海上神山,相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藥。那裏的禽獸都是白色的,宮闕為金銀所造,隱隱在雲端裏發出寶光異彩,但一行近,才發現三神山反在水下面。等船將到時,總是有一陣怪風把船吹走,因此齊威、齊宣還有燕昭王等人,始終不能達到求仙的目的。
於是田單派人赴莒城,奉迎齊襄王法章還都臨淄聽政。論功行賞,田單被封為「安平君」,安平在臨淄以東十九里。
第二天就要進城接收了!這一天晚上自然大行犒賞,正當燕軍酣飲高歌之時,田單在城裏安排「火牛陣」,即墨城裏所有的牛,一共一千多頭都被軍方徵用。這些牛經過一番修飾和裝備,身上穿一件「龍袍」——用紅色的薄綢子,畫了五彩龍紋,縛在牛身上。角上縛了白刃,刃口向外,一條尾巴用蘆葦裹好,灌足了油。然後在城牆上打了無數的洞,讓牛在洞口「待命」。
這個異常現象的造成,可分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以奴僕的身份如何高攀得上貴人?一方面是守相為何要折節下交。就前者來說,漢初大亂初定,朝野上下,所全力以赴的目標,即是「治生」,過分追求物質的結果,產生一個觀念上的偏差:能賺錢就好!而社會上的階級又與政治上的階級不同。政治上的階級是:官吏、庶民——庶民又有等次,但都為自由人、奴婢。社會上的階級是富翁、中人、貧民。因此漢高祖雖有詔令,商人不得衣絲乘車,並且有種種歧視商人的法令,而商人只要有了錢,除卻造反,其他可以為所欲為。因此,刁間的僮僕,手握巨貲而又手腕靈活,則結交守相,非不可能。
史記「貨殖列傳」說刁間對「奴虜」,「獨愛貴之」。何以謂貴?因為奴虜中頗有人才。漢初的奴婢僮僕,與後世的不同。時逢衰亂,求生第一,賢如諸葛武侯,尚且自道:「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所以秦漢之交,流亡遍地,如果既不能鋌而走險,又不甘於輾轉溝壑,則縱有滿腹詩書,饑來驅人,屈身為奴,實不足為奇。不獨大亂之時如此,就是承平時期,知識階級因貧困或其他原因,受雇於人者亦比比皆是。如匡衡為人作長工,彭越為人作酒保,朱買臣為人趕車,兒寬做過廚子,韓延壽做過和-圖-書門房,都見於正史。
田單不等他說完,搶著搖搖手打斷了他的話,低聲說道:「你不要響,我都知道。」
這一來,得到兩個完全不同的效果,即墨城中的齊人,民心大振,而即墨城外的燕軍,士氣頹喪,都為被迫改投趙國的樂毅不平。同時由此開始,田單把騎劫玩弄於股掌之上。
「那很簡單,將即墨放鬆一步就是了。齊人多智,看透了樂毅的本心,樂得將計就計,拖一天是一天。」。
這是刁間超越當時所有的商業理論,獨樹一幟的成就。此外他還有許多長處,尤其是對於白圭的理論,研究得非常透徹。白圭理論的精義在「觀時變」。時者天時,而刁間的「時」,亦包括人事。說得明白些,在掌握自然因素對於生產及貿易的影響以外,還要顧慮到政治因素所導致的生產和貿易環境的變化。
增加生產的主要途徑,是在充分發揮土地的生產力。試以一百里地方作計算,共有九萬頃的面積,每頃一百畝,共九百萬畝。其中山林、河流,以及城市村鎮等約占三分之一,則還有六百萬畝的農田。如果農夫稍微勤一些,每畝至少可以增加三升粟的產量;相反地,稍微懶一些,就會減產,一進一出相差六升,則六百萬畝田,就會有三千六百萬升粟的增損。因此必須力田以「盡地力」。
「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胃是羊胃,煮熟而調以五味,脫水成脯,是一種美食。既云「連騎」,可知行銷甚廣。
這是白圭的理論,而為刁間所充分實踐。白圭是洛陽人,生在戰國初期,周威烈王的那個時代。其時有個有名的經濟學家,名叫李俚,幫助魏文侯從事經濟革新,獲得極大的成功。李俚是個重農主義者,所以他的經濟學說,偏重在農業方面的改革,概括而言,可得八個字:增加生產,調節盈虛。
於是把鄭國抓了來,自然要置之於死地。在審問的時候,鄭國坦然承認,他是來作間諜的。不過,等這條渠成功,亦是秦國之利,他說:「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
侯的收入少,支出大,甚或二十萬錢的收入亦不足,這樣,為他管事的「相」,就必須設法去找額外的錢來彌補。或者青黃不接,周轉不靈,也必須先借一筆錢來過關。這些難題,唯有手頭握有大量現金的貿易商,能為他解決。相的折節下交商賈,原因在此。他所要問的,是有錢沒有錢,肯借不肯借?不是什麼奴僕不奴僕!
再次是大梁和邯鄲,一在河南,一在河北,和偏西的洛陽鼎足而立,構成中原交通網的支柱。邯鄲是趙國的都城,戰國末期,此地是各國政客和間諜活動的中心,以美色聞名天下,及至秦漢一統,邯鄲的地位逐漸末落。大梁就是開封,這裏地勢平衍,張儀所謂「諸侯四通,條達輻輳,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為「四戰之地」,易攻難守。大梁的交通極其發達,「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但都是過境。史書上不見大梁有大企業、大商人的記載,主要的原因,即在於投資大梁,太無保障。戰火侵襲,隨時有遭受嚴重損失的可能。楚漢相爭,大梁被破壞得相當厲害,所以漢興以後,大梁的地位比邯鄲更不如。
漢朝的基層政治單位為裏,一里百家,十里為亭,十亭為鄉。鄉有多官,稱為「三老」、「嗇夫」、「游徼」。其中「三老」尤為一鄉重望,職掌教化,由朝廷選派當地德行高超,為大眾所信服的人擔任。「嗇夫」掌聽訟、收賦稅,兼理司法與財政。「游徼」則相當於現代的警察,職掌捕治盜賊,維護地方治安。
白圭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經商如用兵鬥智,此一說還不足為奇,而以「商鞅行法」作譬,是他理論中最深刻的地方。商鞅行法,任法不任人,絕無通融的餘地,如果這樣做生意,一定把客戶都得罪光。所以白圭的這個譬喻,意指「自律」而言,換句話說,他自己所定的辦法,所開的條件,一定做到,這樣才能建立卓越的信用。
這一個生產集團,當然可以為閭里的表率。我們還可以想像得到,任公相當重視公共關係,除了他自己擔任公職,為桑梓盡力以外,他的屬下亦都急公好義。建立了地方上的情感,必然就贏得了地方上的支持,一個厚植根基於大眾的企業,是不會失敗的。任家「富者數世」,正就是任公積善的餘慶。
第一,一切衣食,都從自己的生產事業中去求得解決,如是則利權不外溢,所得的利潤可以化為資本再投資在自己的事業上,像滾雪球樣越滾越大。
最下等的是「奸富」,顧名思義,可知是以不正當的手段去弄錢。其時所流行的「奸惡」職業,有「掘家」、「博戲」、「私鑄」等等,而皆與遊俠有關。
先說天時。白圭的看法,出於計然,認為年歲豐歉是有週期性的。他是中國農村中「賣青」這一制度的發明者。由於他手裏掌握了大批物資,便足以控制農村中的經濟生活,如果年成好,穀麥豐收,則家家要添衣著,修房屋,於是他以絲和漆來交換穀物,當然穀物的價格是低廉的。倘若年成不好,民以食為天,正好打開積穀倉,以高價來交換棉花、土布等物資。在青黃不接之際,他又辦理私人的農貸,約定某項農作物收穫後清償。總而言之一句話,變的是「以少換多」的魔術。但是他也有風險,譬如穀物連年豐收,一方面價錢越壓越低;一方面陳穀會腐爛變質,這樣就要造成雙重的損失了。
他們不知道,就在這一刻,田單解除了他們的精神武裝。這還不夠,他又收集了一千兩黃金,派即墨出名的幾個富豪去獻給騎劫,同時提出請求,說即墨已經投降,燕軍人城以後,希望不要擄掠他們這幾家的婦女。被「勝利沖昏了腦袋」的騎劫,滿口應承。
這就是刁間魄力過人的地方。這些因素都在他估計之中。由政治性而遭致損失,不足為慮,因為可以由政治性而從他處取得補償。桀黠奴背叛,亦不足為慮,他自有駕馭他們的手腕。不但如此,他還有這樣一個看法,愈是能結交貴人的,愈見得其人有才能,因而「愈益任之」。此是刁間獨具巨眼的鑒別人才的方法。
近代的絲繡,以湖南和江蘇最著名,即所謂「湘繡」和「蘇繡」,而當時名聞天下的是「齊繡」。齊國紡織業發展的結果,連帶染色也很有名。戰國策「燕策」:「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所謂「敗素」,是粗劣的白絹或者白布,但一經染成紫色,身價十倍,化腐朽為神奇,因為齊人多智的又一明證,同時齊人染色的高明,亦可以想見。
但是,這些奴虜,如果是在任公那裏,則亦碌碌無所表現,唯有在刁間的運用指揮之下,方能發揮其才智。因為刁間與任公雖同為積貲上億的貨殖家,但後者以農為本,經商無非副業,前者則是一個什麼生意都做的大企業家。現代有「商戰」之說,道盡了商業上的競爭的激烈,當時也是一樣,不管是坐以居奇的「賈」,還是買賤賣貴,往來各地以逐利的「商」,總是眼明手快的捷足先得,老實遲鈍的吃了別人的虧。而隨任公耕作,唯須「力田」,雖有才智,卻無用武之地。
「在哪裏?」
刁間是賈也是商,是商也是工。他的事業極大,大致分為三部分:漁業、鹽業、貿易。漁業是齊地最早的特產,漁區在東面近海地區的蓬萊一帶。捕魚要納稅,稱為「海租」。海租不重,但所捕的魚,如果不能建立穩固的市場,或者交通上不能配合,發臭腐爛,則漁民的生計無著,而海租亦變了虧負。
這時法章躊躇了。富貴固在眼前,但要人家相信才行,如果那些大臣們不信他是王子,認定為冒充,立刻就有性命之憂,因此不敢出面。
問題在這裏:那些奴僕,受命從事貿易、將本求利,盈虧都屬於主人,何以有這樣大的權限,能動用主人的資本,從事政治性的商業投資?萬一吃了倒帳,或者資金擱淺,遭致巨大損失,那怎麼辦?其次,桀黠的奴僕,因為結交了達官貴人,有了強硬的背景,背叛主人,拿他無計可施,那又怎麼辦?
任公也兼營商業。當時因為物資缺乏,所以一般商貿進貨的原則是,不求質精而求量多,而且進貨成本要低,這樣一遇缺貨的情況,便可獲致暴利。任公則反其道而行之;價錢不怕貴,東西要好,品質的要求,原與購買力成正比例。大亂初平,生活艱苦,食物但求果腹,衣服但求蔽寒,低級成品,自然暢銷一時。但生產制度重新建立,購買力隨農民的所得而增加,廉價的低級品,已不能滿足消費者的慾望,而任公「獨取貴善」的物資,就會變成「搶手貨」了。
但這批經過特種訓練的部隊,所以要「銜枚」,用意是要他們人自為戰,以一當十,見敵就殺,根本不容他們有任何停下來略作討論的機會,而這樣在瘋狂的火牛群狂衝之下,他們更加勇猛,一心雪恥復國的五千健兒,追奔逐北,使得燕軍屍橫遍野。他們的主將騎劫,也死在亂軍之中。
秦始皇接得報告,認為鄭國的話不錯,便下令將他釋放,支持他繼續興工。這條渠完成後,即命名為「鄭國渠」,或簡稱「鄭渠」。
至於守相的折節下交,固不免看在錢的份上,心存勢利,但大部分是要借重大商人的財力,解決公家的經濟問題。
史記「貨殖列傳」,說任公「富而主上重之」,真可謂「實至名歸」,確確實實是一個最成功,而且最可欽佩的企業家。他的得力在管理奴婢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德化法治m.hetubook.com.com,求取整體的進步。另外在山東有個企業家,也得力於奴婢,但他所用的方法,與任公恰好相反,是用權術作「單線領導」。
利用機會就是乘時。機會稍縱即逝,所以坐而乘時以外,還該起而爭時。治生或者說致富的過程,在那時有三個階段:第一,「無財作力」,以勞力賺錢,稍有積蓄,便是第二,「少有鬥智」,因為資本太小,一方面虧蝕不起,一方面要爭取暴利,不得不費盡心機,想出許多「花招」來取勝,於是第三:「既饒爭時」,默察時勢環境的變化,掌握機會,大量進貨、拋售,或作遠程的投資。
至於政治的因素,不是指政策的變更,而是指發生叛亂的戰事而言。那時有一項「戰爭財」好發,即是貸款收息。
「守」者太守,為一郡之長;「相」,諸侯的屬官,掌理民政,亦可以說是地方官。這些達官貴人,居然與奴僕身份的商人一起高車駿馬,連翩同行,不能不說是異常的現象。而此現象,正為漢朝商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大特色。
他有許多奴婢。奴婢的身份,在各地都甚卑下,而以齊地為尤甚。這是不足為奇的,用智的人,總看不起用力的人。則多智的齊人,輕視終日苦役的奴婢,為勢所必然。然而這又有矛盾,倘或奴婢多智,調皮搗蛋,乃至明侵暗偷,主人駕馭不了,則又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問題,簡直成了心腹之患,寧願他們還是笨拙的好。
至於任公的兼業商業,「獨取貴善」,不追求眼前的利益,而作遠程的投資,尤其表現了一個大企業家的眼光和魄力;另一方面也正見得節約以蓄積資金的意義。如果沒有雄厚的資本,則雖有任公的眼光和魄力,亦無濟於事,因為他們需要資金來周轉,等不到善價,就必須脫手。
一逃逃到即墨,安頓了下來。這時樂毅領兵包圍莒城,圍了三、四年拿不下來。便領兵向東,來攻即墨。即墨的地方官,開城迎敵,兵敗陣亡。田單的本家和親戚,因為佩服他有辦法,便推他為「將軍」,練兵自保,兼以保國。
由於齊國的強盛,一方面貿易發達,一方面各國諸侯、行人、訪聘者陸續不絕,都要購買齊國的上等衣料自用或送禮,所以刺繡品的銷路極好,但刺繡的收入並不高。史記「貨殖傳」說:「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倚市門者何?司馬遷又說:「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說得清楚些,便是為娼。太史公這段話,正是指齊國而言,因為娼妓就是管仲所發明的,而「齊女」的艷名在當時是與邯鄲的「趙女」並稱的。
由此亦可見,在那種通訊、交通遠不如現代,以及天然的不可抗力,隨時可以破壞預定計劃,為人帶來厄運的環境中,如果沒有足夠的應變能力。是無法出門經商的。刁間就有這樣的本事,能識人,能用人,而且能夠教人。所以他派出去經商的奴僕,都能獲得極大的成功,不僅獲利,而且得名。史記「貨殖列傳」說他的奴僕,「連車騎,交守相」。請想想,這份煊赫!
秦始皇即位之初,國勢已經甚強,連年對外侵略,韓國頗為不安,於是想了一條計策,派遣一個名叫鄭國的水利專家,西入咸陽,建議秦國開一條渠,鑿通徑陽西北的仲山,分引徑水東流,可以灌溉三百多里的農田。
這說來容易做來難的四項品德,在刁間是完全具備的,而其獨到之處,在能駕馭桀黠的奴僕,所用的方法亦不出白圭的理論,一方面是「仁」,一方面是「商鞅行法」的嚴厲。推己及人,使奴僕得以經營個人的事業,漸致富饒,則奴僕自然心說誠服,樂為所用。
在以前曾談過,漢初分封諸國,最富的是吳國。因為有「即山鑄錢,煮海為鹽」的大利,吳國的老百姓像現代的科威特那樣,是不須繳納任何賦稅的。吳王劉濞,以四十年的經營蓄積,財富不知其數。由於吳國錢遍天下,吳國的鹽亦行銷天下,等於任何地方都有他的銀行及鹽號,所以說:「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之。」
他的第一步行動是,下令即墨城中的百姓,每天吃飯之前,先要把飯菜陳設在院子裏,告祭祖先。那時被圍已久,城外的鳥雀,無處覓食,一看城裏有機會,紛紛飛來,迴翔上下,盤旋不去,城外的燕軍大為詫異,彼此相詢:「這是怎麼回事?」
刁間的另一項企業是貿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不僅輸出山東的特產,輸入山東所需的物資,而且也在山東以外的地區,買賤賣貴。
話一出口,那小兵才發覺,這是自己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軍中無戲言;而況是對將軍無禮!所以趕緊開溜。
另一方面,即墨城裏全體動員,老弱婦女都上了城牆,五千經過特種戰鬥訓練的勁卒,也進入戰鬥位置,躍躍欲試。到了夜半,燕軍醉飽酣睡,田單一聲令下,引火點燃了牛尾巴,這些蠻牛負痛狂奔,直衝燕營。城裏的人,敲鑼、敲銅盤,敲任何可以發出噪音的東西,同時狂喊鼓噪,就像發了瘋似地。
「那末齊人呢?是不是服他?」
乾魚俗稱為鯗。在秦漢之際,怕還沒有這個字,當時稱作鮿、䱒、鮑、鯫。大別而言,乾魚分作兩類,一類是利用強烈的日光曬乾,就是鮿;一類是加鹽醃漬,稱為䱒,也就是鮑。至於鯫,據史記註:「謂雜小魚也」。雜者無所不有,小蝦、小魚,混雜不分,所以價格不高。鮿與鮑用秤稱,鯫就不妨用量器量,以「石」作計算單位了。
他的方法,第一是以身作則。以他的財富身份,很可以像卓王孫那樣,蓋一座大宅,享受清福。但是他親自領導,下田耕作,並不以富驕人。其次是自給自足。他經營的莊園,範圍極廣,衣食所需,都可以不必外求,而在他的「家約」中也規定,「非田畜所出弗衣食」。第三,同甘共苦。他的奴婢也能飲酒食肉,但有一個條件:「公事不畢」不行!這所謂「公事」是指地方上的公事。
事實上是不容他們細想的,即墨城裏的人沒有瘋,即墨的牛焚尾受痛,鼓噪受驚,卻跟瘋了一樣,埋頭直衝,當者披靡,燕軍整個兒崩潰。
以後土地改良,「膏壤十里,宜桑麻,」於是養蠶事業,大為發達,當時齊國的紡織業,居海內的首位。齊國進貢周王的貢品,就是絲織品。到了管仲相齊,助桓公稱霸,在經濟發展上所致力的三大生產事業,是農耕、煮鹽、織造。承襲太公的遺風,以織造為女工的專業,管子說:「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然後成為女」,這些不僅是紡織所必需,也是刺繡的工具。是為齊國絲紡織業的第二階段。
亭的設置住宿設備,本意原是供官員過境之用,有時大員駕臨,按照日程,早就收拾整潔,掃榻以待。為了避免再灑掃一遍的麻煩,即使空著,也不願讓商民使用。至於到期必遷,對於一般旅客來說,原不過夜來有個宿處,天明趕路,還不生影響。可是做買賣的商人,就不同了,到某一處進貨、售貨或者收取帳款,事不由己,逗留的日程亦難預定,倘要多住數日而非遷不可,隨身帶著貨物銀錢,豈不狼狽?
齊人多智謀,在春秋戰國、秦漢之際是出了名的。這也有兩種說法,恭維的說法是齊人多智;而攻擊的說法是「齊人多詐」,不可輕信。多智的故事甚多,最精譬的是「戰國策」中所寫的「齊后破環」。
最後這個「強」字,亦是白圭理論中的精義,所「強」者何?是「守」。中國傳統立身處世的道理,很著重這個「守」字,所謂「有為有守」是指積極與消極的兩面,「用行舍藏」的藏,亦作守字解釋。評估一個人的價值,有時不在他積極的有為這方面,而在消極的守的方面,看他如何自處?能安貧樂道,苦守待時,此人便可能成大器,如果稍有拂逆,便失常度,有為而不能有守,這便是脆弱的表現。經商的守,也是這樣的道理。時機不利,能夠保持冷靜,泰然處之,盡力守住原來的資本,乘時再起,此之謂「強」。
當然,出發做生意之前,先有一個計劃,到甲地買進某項貨物,到乙地出售,再進某項貨物,到丙地去賣。預計需要多少資本,若干時日,行程如何?都曾仔細盤算過。但是意料不到的客觀因素的影響,隨時可以打破預定的計劃。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說,攜帶一批貨物,赴某地銷售,中途忽遇山洪暴發,或者發生戰亂,交通中斷,那末,這一批貨物便得就地處理。或者原定赴某地銷售的,結果在中途某處,發現這裏的行情比預定的銷售地點還要好,則又何必多花運費、時間,非照原定計劃執行不可?
此是田單激勵士氣的一個策略,然後他又用同樣的策略來激勵民心,派遣間諜到燕軍中去散播流言,說即墨城中的老百姓,就怕他們葬在城外的先人墳墓被掘,屍首被戮,那一來,他們精神上禁不起這樣沉重的打擊,就會崩潰。
那末,如何才算適中呢?這也有一個算法,以五口家,耕田一百畝,在普通年成來說,約可收粟一百五十石。除去什一之稅,剩下一百三十五石,再除衣食祠祭之費,不足約十五石,而醫藥喪葬之費,還未計算在內。此所以要「盡地力」以增加生產,提高收入。
識人還要能用人。一般地來說,用奴僕來從事農、工、商業,最要緊的一點是「同苦樂」。勤儉是治生起家的根本,所以要「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但這些如果只是對奴僕的要求,而主人像卓王孫那樣享用豪侈,則奴僕離心,事業決不會成功。當然,在生活刻苦以外,應有相當的工資作為酬報,是即所謂「同苦樂」的樂,才能維持相當的和_圖_書工作情緒和效力。
那時帝皇出巡所用的車子,大得驚人,稱為「轀輬車」,轀輬實應作溫涼。因為車子有窗,閉窗則溫,開窗則涼,車中可以坐臥。皇帝的臥車,不是能夠睡下就算數,其中有各種陳設,還有人侍奉,等於一座活動的寢宮,其大可知。
「智、勇、仁、強」四字,他也有相當具體的解釋。智為權變,隨時要考察情況的變化,採取適當的對策。原來預定到某地去買絲的,一看行情,買棉花比較更有利,便不能膠柱鼓瑟,非買絲不可。
做父親的雖有些不大近人情,做女兒的卻很孝順,齊后按時歸省,甘旨奉養。即使父親不願見她,她一無怨言,不廢人子之禮。因此,齊國的臣民,都為得一賢后而慶幸,也加強了他們復國的信念。
利息更高,風險也大。那時的一般富戶,在戰事上都看好吳楚七國的叛軍。討伐失敗,則列侯的性命怕都難保,又從何處去向他們討債?因此沒有一個人肯借。
也許是受了他妻子的鼓勵,法章終於鼓勇自承:「我是湣王的兒子,名叫法章。」
也就因為財力不足,景帝當時雖派太尉周亞夫,率領三十六將軍出關討伐,但意存妥協,所以採納袁盎的獻議,希望七國罷兵。七國同叛的起因,是晁錯建議景帝削諸侯的封地,所以出兵的借口,亦為「誅賊臣晁錯。」袁盎與晁錯是死對頭,當景帝因竇嬰的提議,召見曾為「吳相」的袁盎問計時,袁盎正好借刀殺人。他密陳御前:「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景帝原是極信任晁錯的,但考慮久之,終於說了句「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要向晁錯「借人頭」了。
晁錯作了「政策性的犧牲」,而袁盎的計策,並未生效。於是周亞夫的軍事行動才正式開始。當時從軍的三十六將軍,多為列侯,他們的封邑多在關東。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很願意出力打這一仗。但有一層困難,領軍從征,要自備糧襪軍火,從何而得?當時通行的辦法是借債。漢初的利息,即所謂「子錢」,多寡並無明文規定,只要當事人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即有法律上的效力。列侯願付的利息,亦是空前絕後的,借一還十。不過有一個條件,要吳楚七國之亂平伏,才能還清本息。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這筆軍費是正當開支,等收復失地後、可以向老百姓攤派。
這年是齊襄王即位的第五年。在秦,為昭王甘六年,秦與趙會盟澠池,藺相如不使趙王受辱,也就是這一年。秦昭王有意攻齊,但聽說齊人多智,君王后尤其聰明,便想了個試她的方法。
在鄭國渠未開鑿前,關中地區即是當時海內最富庶的農業區。史記「貨殖列傳」就有這樣的記載:「關中自汧開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汧開者沂水,華者華山,這一片沃土,現代稱為「渭河平原」,西起寶雞,東抵潼關,長三百多公里。渭水兩岸的沖積平原,在寶雞附近寬只不過一兩公里,愈東愈寬,一過西安,綠野平疇,一望無際,最寬處達五六十公里,至今為全國著名的麥棉產區。
其次是研究農產物的價格與整個國家社會的關係。穀賤傷農,穀貴傷民。「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所以農產物的價格,貴與踐都不是好事,從而導致出一個「適中」的結論。
騎劫欣然接納。燕軍得知消息,歡呼「萬歲!」,因為出師數年,鄉思日重,如今凱旋班師,與家人團聚的日子快到了,自然萬分高興。
顯然的,海上神山無非海市蜃樓而故神其說,兩千多年前,自然不能瞭解這種因光線折射而生的現象。所以後來又有秦始皇受齊人徐福之愚,「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甚至博浪一擊,驚魂未定,他仍不廢蓬萊半島之遊,到登州海邊去眺望,以冀一見神山。如果那時不是蒙著這一層神秘的色彩,能夠踏踏實賣,從事海上交通的發展,則中國與日本的接觸,不會晚至隋唐。日本的文化,也將是另一種型態。
其時齊國只剩下了兩個城,一個是膠州灣之東的即墨,一個是沐河西岸的宮城。齊國的大臣經過一段流亡的經歷以後,集中在莒城,大家有一個相同的希望,要找到一個王子,好立為齊王。
最明顯的例子是吳楚七國之亂,也正是刁間的那個時代。景帝三年,吳王劉濞自廣陵即今揚州起兵,勾結山東及楚地請王謀反,聲勢浩大,尤其震驚天下的是,吳王所出的賞格:能斬捕朝廷大將的,賜金五千斤,斬一個裨將亦賜金二千斤。他寫信通知一起反叛的諸王說:「我的錢,存在天下各處,隨時隨地可以動用,不一定要從吳國來取。你們要用錢,僅管用。有應該照上列賞格賞賜的,請通知我,我立刻派專人送去。」口氣之大,空前絕後,而決非妄言欺人。
第四,也是最要緊的,他以比較開明的態度去經營他的事業,對於奴婢並非以主人的資格,臨之以權威,繼之以鞭扑,去壓搾他們的勞力。他重視他們的福利,尊重他們的人格,予以合理的管教,則奴婢懷德畏威,自我激勵,工作一定非常努力。同時在「家約」的約束之下,一定是團結的,和諧的,合作的。
在關中,獨有一個姓「無鹽」的,貸放了一千斤金子。三個月以後,吳楚七國的叛亂討平,無鹽氏平地一聲雷,增加了十倍的財富。都因為他具有政治眼光之故。以刁間的為人而論,他也決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吳楚七國之亂,齊王本來也參加了叛亂組織,中途反正,以致臨淄為膠東、淄川、濟南三國所圍。城中物資缺乏,這也造成了刁間的機會。
齊后不僅賢慧,而且聰明。她的多智的名聲,連各國都知道,於是秦昭王便想試一試她的智慧,因而有「破環」的美談。談這個故事以前,又不得不談齊國另一個多智的偉人,這個人就是田單。
「一拿下來,不就要班師了嗎?」乙這樣回答,「他一班師回來,大王非殺他不可。所以借伐齊為名,領兵在外。」
其次是豪傑隱於奴虜,如季布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至於沒入官家,或者因政治上的原因,移遷某地,成為奴虜,則其原來的身份及知識程度,可能高於他的主人。僅從這三類人看,就可知道奴虜中人才實在不少,以及刁間的所以「愛貴」之故。
當時流行一句俗語,叫做「寧爵毋刁」,漢書「音義」解釋這句俗語的意思,說是有奴僕身份的人,自己在研究出處,是設法去當一個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呢?還是投身到刁間那裏,好有發財的機會?原文是:「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耶?將止為刁氏作奴乎?』」
由於這個平原,在虞舜、夏禹時就為「上田」,所以關中之民「好稼穡,殖五穀」,農業技術亦居於海內的領導地位。任公以土著而出其得自豪傑的巨資,購買田地、奴婢從事農業,自是順理成章之事。但任公能「富數世」,則不儘是地利之功。他的接人待物的基本態度,以及經營事業的原則方法,確有人所難及之處。
「怎麼做法?」
燕軍從睡夢中為驚天動地的聲音所驚醒,出營一看,無數從未見過的怪物,尾巴是火炬,一千多個火炬的照耀,亮如白晝。怪物身上畫著五彩龍紋,角上雪亮。這時便自然而然想到田單的師父,是「天神下降」。不用說,這些怪物,就是特遣的天兵了!
齊地絲紡織業的發展,應該分為三個階段,可能最早是利用野蠶的絲。野蠶稱為柞蠶,柞是木本植物,據「本草綱目」的作者李時珍說:「此木堅韌,可為鑿柄,故俗名『鑿子木』。高者丈餘,葉小而有細齒,光滑而韌,其木及葉子皆有針刺,經冬不凋。五月開碎白花,不結子,其木心理皆白色。」柞蠶以生於柞樹,食柞葉而得名、初生時綠色;以後慢慢變為黃褐色,吐絲亦黃。用柞蠶的絲織成的綢,稱為蠶綢,宋朝稱為「絹紬」,明朝稱為「繭紬」。「爾雅」記載:「有柞蠶食柞葉,可以作綿」,這大概是又稱為綿綢的由來。
馳道是秦始皇御用的道路,專為他個人享樂之用,結果以後在軍事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群雄並起,項羽入關,如無馳道,則用兵不致如此神速,秦亡得也不會這麼快!這是秦始皇生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現代的商業制度,燦然大備,製造商是製造商,經銷商是經銷商,有批發、有門市,分工甚細。在古代,雖有「行商坐賈」之說,但並無嚴格的「同行公議」,非遵守這個規定不可,所以行商亦可為坐賈,因時因地而異,具有極大的機動性。
那時的宮城,岌岌可危,但以立了齊襄王的緣故,佈告國中,人心大慰,危而復安。齊襄王也很有良心,不忘貧賤夫婦,對他的大臣們說:「王后已經有了。」
其次,經營漁業與鹽業,是兩套完全不同的生產制度,無論技術、設備、操作過程都不同,唯一相同的一點是: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當時,一個人兼營兩樣以上的工商業,往往出於因利近便,可以互通的緣故。如果僅僅為了魚類加工需要鹽,而耗費大量人力去經營與漁業風馬牛不相及的鹽業,那是件很傻的事。
等一上了路,大家爭先恐後,逃命唯恐不速,於是車與車之間發生衝突了,因為靠得太緊的緣故,這輛車的「轂」,插人另一輛車的輪子中,另一輛車亦復如此,不是彼此牽制,動彈不得,就是像西片「賓漢」中賽車那樣,輪毀車覆。只有經過田單改造過的車子,沒有那一段「煩惱皆因強出頭」的轂,與人無爭,安然通過。
所謂、「仁」,照白圭的說法是「取予」二字,而實重在「予」。經商雖是唯利以圖https://m.hetubook.com.com,但亦有仁義在。一個人肯犧牲,濟人之急,將來自己遇到困難,才能期望他人有以援手。所以「仁」之一字,說穿了亦是利。現代企業具有「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犧牲精神,在實際上亦有培養市場的作用。至於殺雞取卵的做法,則適與「仁」背道而馳,古今成功的貨殖家,從無這種做法。
真的要判定此人是不是王子,其實也不難,只要詳細盤問宮廷裏面的情形,就可以知道。經過這一番盤話以後,證實了他所言不虛,便即擁立為王,就是齊襄王。
騎劫又上了當。下令掘齊人的墳墓,掘出枯骨來堆在一起燒。這一手做得太絕太毒了。即墨的老百姓痛不欲生,無不要求田單,開城出戰,與燕軍排個你死我活。土氣高昂,民心可用,田單知道反攻的時機到了,下令「總動員」,準備決戰。
第三,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並且形之於文字,共見共聞,彼此信守,那就是他的家約。
田單那容得他逃?把他追了回來,但不是以軍法從事,奉他東宮上坐,向他叩頭,真的當他師父了。
其時呂不韋當秦國的宰相,他一向持吸收各國人才的開放政策,並不因為鄭國是韓國人而忽視了他的計劃。同時他門下的食客甚多,各式各樣的專才都有,把鄭國的計劃研究了以後,認為相當高明,欣然接納,並且要派鄭國主持其事。
郡守的情形,稍有不同。他們的必須聯絡大商人,是想經由貿易的方式,解決一時的困難,促成經濟的發展。這情況,就像現代華爾街的大亨,為開發中國家奉為上賓是一樣的道理。
臨淄自春秋戰國到西漢,始終是一個富庶繁華的大都市。當時的大都市,首推代咸陽而興的長安。天下的大族、豪富,大都徙於長安。這種硬性吸收「僑資」的結果,造成長安高度的繁榮。但五方雜處,風俗不純,有錢的人,競相講求生活上的豪華,一般平民又極力向貴族看齊,奢靡之風,成為社會的一種病態。大致而言,長安是一個消費的都市,對於當時經濟發展的貢獻並不大。
田單是齊國的宗室,但與齊王至少是五服以外的本家,所以未得重用,只在齊國的都城臨淄當一個「市椽」,相當於現在市政府的一個科長。樂毅破齊,齊王出亡,臨淄的官民,紛紛逃難,逃往東面的濱海地區。時逢亂世,特別需要智慧,田單在逃難時初次表現了他的智慧,他叫他的親戚,把車軸前面多出來的,稱為「轂」的那一小段木頭鋸掉,另外釘一塊上去,這樣一封,就可以保證車軸與車輪不致脫離。
那時的地方政府,不比現在,有歲入歲出的預算,更談不到嚴格的財政收支系統。尤其在漢武帝以前,對於地方財政,採取放任政策。不過放任不是放縱,橫徵暴斂,或者從事不急之務,加重人民的負擔是不行的。所以這個放任政策,實際是不管主義。不管地方官的困難,有問題自己去解決,不用想跟中央要錢。
「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修理刀劍的行業,稱為「洒削」。既稱「鼎食」,可見郅氏用的工人極多。洒削不算小生意,裝飾劍鞘,須用寶石美玉,應有相當資本。
「難道就這樣子一直不回來?那要到什麼時候?」
刁間的貿易,輸出齊地的絲織品及刺繡品,必為其主要的業務。齊地的絲織品,最出名的是「阿縞」,阿是指東阿縣,史記「李斯傳」:「阿縞之衣,錦繡之飾」。這兩句話又見於「戰國策」的「秦策」,可知齊地的絲織品,主要的市場,是在關中一帶。當然,東阿縣所出的絲織品,不限於「縞」,史記「集解」:「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可證。此外,沂。泰山區各縣,均盛產麻桑,所以齊魯之間的紡織業,是普遍發展的。
第二,為了要自給自足,不願外求,所以任公的生產事業,範圍必甚廣泛。以食而論,不僅止於種粟,還要種蔬菜果物,養牛養羊,以至開鑿魚池,從事水產。以衣而論,他要種麻種棉。此外必也有自己的農具製造廠,乃至造車的設備。當然,這些生產事業的投資和收穫,是經過細密計算的,如果沒有利潤,他可以用「物物交換」的方式,來獲得生活上的必需品。
騎劫毫無頭腦,輾轉聽得這話,信以為真,下令攻城,把齊國的降卒,擺在前面,燕軍押後。城上的人一看,血脈僨張,悲憤不已——因為齊國的降卒,都讓燕軍把鼻子割掉了。即墨守軍一看,同仇敵愾之心,陡然而興,而且也有了極深刻的覺悟,倘或兵敗投降,就會受到這樣的殘酷的待遇!因而奮力堅守,燕軍無功。
這時,田單才出動那五千勁卒,用一根筷子樣的小木條,勒在上下唇之間,兩頭繫繩,在後頸束緊,這名為「銜枚」,原來的用意,是奇襲急行軍時,怕士兵談話,耽誤工夫,或者洩漏機密,所以作此「禁聲」的束縛。
其次是洛陽,此地為東周的王畿,也是最早的一個商業都市,照戰國時期的地圖看,洛陽適居天下之中,東齊、西秦,南面是韓、楚,北面則魏、趙、燕三國。由於處於交通的中心,而且王畿之民,政治的色彩比較淡,好比現代的許多中立國家的人民那樣,旅行可以獲得許多方便,因此,洛陽的人做生意是出名的。雖然商人的地位不如工與農,而洛陽人民特別看重,或者說喜愛經商,像大禹治水一樣。他們可以三過家門而不人,以常年在外經商相矜耀。有這種敬業的精神,才會產生白圭那樣的人。刁間私淑白圭,他的理論和業績,我在後面將會談到。
如果地方富庶,當然可以自給自足,無奈大亂之餘,小民餬口尚且不易,何來餘財,以奉公家?因而地方上便發生了兩個財政上的問題,第一,是政費不足,無力建設。第二,是王侯的用度不足。
鮿與鮑,自然以鮿為理想。至今馬祖的蝦皮最好,就是因為它用日光曬乾,水分盡去,不腐而味淡,並保存原來的風味,可以任意調入作料。但強烈的日光,不一定能與漁撈的作業配合,所以鹽是不可缺少的。漁鹽之利並稱,不僅因為都出於海,實以漁鹽還有配合的作用而產生互利的結果。
「樂毅不會回來了。齊國是他打下來的,他為什麼不做齊王?」
這似乎荒唐可笑,於是有個小兵,一時衝動,開玩笑地說:「我可不可以做將軍的師父?」
開鑿一條幾百里長的渠,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以及好幾年的時間。這樣到了秦始皇九年,因為嫪毐的案子發作,秦始皇加強警戒,才發現鄭國是一個間諜。原來韓國是有意要讓秦國把壯丁投入這個大水利工程之中,則以兵員的缺乏,就可以暫停對外侵略,使韓國獲得一個喘息休養的機會。
齊湣王的兒子法章,一看這情形,只好隱姓埋名,躲了起來。但生活所迫,不得不找一個職業,於是投身在宮城太史的家裏做傭工。這位蒙塵的王子,生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相貌奇偉。而那太史的小姐,偏又生具慧眼,看出法章不是低三下四的人,所以常常背人周濟他的衣食,這樣由憐生愛,私自結為夫婦。
這個解釋不能令人滿意,「寧爵」應照字面釋作:寧願得一民爵——民爵為秦、漢特有的制度,共分十四級,賜予庶民,而奴僕無資格得爵,所以「寧爵」即表示寧願做一個清白良民,在刁間那裏為奴,雖然發了財,畢竟是一個奴僕。「寧爵毋刁」,無非強調個人自由的可貴,而且要致富,在漢初也很容易。
從以上所談到的情況不難發現,任公所努力的目標,無非「減低成本,增加生產」八個字。為了達成這兩個目標,他所採取的原則和手段是:
因此,漁產的處理,有特殊的方法,這些方法,至今仍為沿海各地所襲用,那就是把漁產加工,使之成為乾魚。
可是在圍城的燕軍看起來,完全不同,「即墨完蛋了!」他們都這樣在說。壯了怕已死光,所以只好用老弱婦女來守城。然則,不降何待?田單針對燕軍的心理狀況,派出一名使者去見騎劫,說即墨願意投降。
就在宮城。齊襄王說了地方,於是以車駕把懷了孕的王后從太史府第,迎人行宮。那位太史是個極重禮法的人,認為他的女兒,沒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不媒自嫁」,敗壞了他的家風,所以不但不承認這一頭婚姻,而且也不承認有這一個女兒,雖為宮城太史,終生不見王后的面。中國歷史上不願意做君王的老丈人的,絕無僅有就是他。
刁間的厲害,或者說刁間的成功,就在這一點上。他跟別人的觀念不同,並不輕視奴婢。調皮搗蛋的也不怕,相反地,愈是如此,他越重視,因為聰明的才調皮搗蛋,只要駕馭得法,這些「桀黠奴」才是最有用的人。
不過,齊后之智與田單之智,應有分別。田單的智慧,實所罕見,而使用的手段,不免詭異。「齊人多詐」,正此之謂。刁間在本質上,就是田單型的人物。
因為「轀輬車」太大,而秦始皇又好巡遊,為了他的方便,特地開闢「馳道」,顧名思義,「轀輬車」可以急馳,則此道路應如何寬廣平直?漢書「賈山傳」記馳道的規模:「道廣五十丈,三丈而樹。」這還不算:「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這樣豪華的工程,以造價來計算,日本新近落成的那條世界最貴的公路,怕也瞠乎其後了。
使者無話可說,因為他只要求解開玉連環,並沒有要求非保持完整不可。當時的玉器非常珍貴,為了趙國的一塊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個城池來交換。而君王后對此貴重的禮物,不惜引椎一擊,是嚴正地表示了不惜玉碎以抗強敵的決心,足以嚇阻秦國的入侵。這種高度的智慧,確是名不虛傳。
由於hetubook.com.com交通的發達,相應而起的便有旅舍事業的發展,旅舍有公私兩種,公家的旅舍就是「亭」。但商賈喜歡住私人經營的旅舍,因為亭有許多不便。
司馬遷敘了上述的末業致富者,下了一個結論:「此皆誠壹之所致。」誠則敬業,壹者專心,不論貨殖的規模如何,投入全部精力,專心一致,以出品的精良為第一目標,贏得顧客的信任,近悅遠來,自然成功。所以「誠壹」二字,應是古今中外工商業的金科玉律。
萬一有那過分桀黠,反叛刁間的,他還有最後一項法寶,就是奴僕的賣身契。漢朝的政府既承認奴僕為主人的財產,自然法律上有保護畜養奴僕者的條款,同時奴僕的地位與良人到底有別,即使社會以勢利相尚,對於能「交守相」有身價的奴僕,另眼相看,但一旦涉及法律糾紛,有奴僕身份的,官司非輸不可。
因為如此,漁與鹽雖可配合,在技術上卻不簡單。魚類加工所需的鹽,得要經營鹽業的人來配合。那時還沒有在整個經濟發展的計劃之下,某類物資供給某一特定對象而予以優惠條件的觀念,魚類加工的鹽,也就是食鹽,價錢不便宜,所以醃魚用鹽,不能達到必需的數量,應該用一斤的,只能用四兩或者半斤。這一來,加工的鹽漬魚就難免腐敗而生異味,由「如人鮑魚之肆」這句成語,可以想見鮑魚有氣味,是普遍的現象。秦始皇崩於旅途之中,李斯秘不發喪,將屍體放在車子裏,經一千六百多里的長途,運回咸陽,時逢盛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由此可以想見鮑魚臭到怎麼樣的一種程度?
就臨淄的交通來說,水路以利用黃河為主,由淄水經一條運河入濟水,與黃河並行,到大梁會合,西至關中,東循鴻溝入淮南。陸路大約有三條路線,一條是往西北渡黃河,入邯鄲,一條是由西南經泰安、曲阜、曹州往西到大梁,一條是南下經莒城入彭城。春秋戰國以迄秦漢的道路,由於軍事的需要,同時因為地曠人稀,所以極其寬闊。從周朝開始,對路政就很注意,立有一套完善的制度:第一,「先王之教曰:雨華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要按時去整理道路橋樑;第二,「列樹以表道」。因為路太寬闊,同於原野,如果不種樹作為標誌,便有迷路之虞;第三,「立鄙食以守路」,有專人看管道路;第四,「司空視途」,專設一官,管理路政。「司空」即為後世的「工部尚書」,在現代當然是交通部長了。
一看玩笑越開越大了,那小兵心裏害怕,不敢不說實話,「將軍恕罪!」他說:「我實在……」
任公擔任的職務,不是「三老」就是「嗇夫」,而以「嗇夫」的可能性為大。處理地方上的訴訟爭執,挨家挨戶去收賦稅,都要有一批幫手,所以說「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這都規定在他的「家約」裏。他的「家約」不但約束別人,也約束他自己,有這樣的法治精神來管理他的事業,已近乎現代企業經營的法則,其卓然的眼光,真非常人可及。
這個過程與目前的情況,幾乎完全吻合。所謂「少有鬥智」,正就是中小企業經營之所以特感吃力之故,一旦有了數千萬的資本,就不必再去冒險投資,只要挑有益於國計民生的企業投資,必有盈利,成為「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的現代「封君」。
勇者決斷。這是作為一個大企業家的最寶貴的一種素質。以用兵而論,指揮官最大的才能就是決斷。因為情況的變化,適應的措施,屬於參謀作業,而情勢的估計及計劃的策定,有時會出現矛盾,而抉擇只有一個——取矛或者取盾,這時的成敗,就全繫於指揮官的決斷。經商也是如此,用現代的情況作比,最明白不過的是證券交易,「多」、「空」之間,相去萬里,億萬進出,決於一念,他人只能提供參考資料,買進的利弊如何,拋出的利弊如何,到底做多頭還是空頭?是誰也無法替當事人作決定的。
但在刁間那個時代,齊國的貿易中心是在臨淄,為各種物資的集散地。其次是孟嘗君的封邑「薛」地,即今山東滕縣之南的臨城,一北一南,為刁間從事工商業的兩大據點。
能做到這樣,已經很不錯了。刁間卻還有更開明的做法,他允許奴僕自己經商,只要完成了主人交付的任務,行有餘力,盡可以用自己所積蓄的資本,買進賣出,刁間不加過問。不僅不加過問,甚至予以財力上的支援。這就像陶朱公「三致千金」而分散給他的親友一樣,造成許多外圍的子公司,聲勢越發壯大,呼應越發靈活,而且休戚相關,一榮皆榮,一枯皆枯,則要背叛刁間,不但他自己划不來,別的奴僕也不允許他這樣做,合力約束制裁,所以不足為刁間之患。
漢朝的富翁,就其致富的手段而言,分為三等,務農為本,所以像任公那樣折節力田而起家的,稱為「本富」。此外工與商,以及靠手藝謀生的,都稱為「末業」,因而致富者,就是「末富」。
田單給了他們答案,這些鴉雀,是神所憑依。而且公然宣示於即墨的百姓:「一定有一位神人出現,來做我的師父!」
於是,成竹在胸的君王后,不慌不忙地取過一個鐵椎來,輕輕一碰,指著那分離破碎的玉環,對齊國的使者說:「幸不辱命,請看,解開了。」
相反地,景帝承文帝之政,輕徭薄賦,國庫不裕。如果說打仗就是打錢,則勝負之數,未曾接戰,就可判定。
兩個在雕琢時就套在一起的玉環,如何解得開?君王后問她的臣子,沒有一個人能解答此難題。
先說山東的特產,第一是絲綢及其加工品,名聞海內,所以齊地稱為「冠帶衣履天下。」山東絲紡織業的發達,首先要歸功姜太公。他在周初被封於齊,看到那裏只有海濱的魚鹽之利,而營邱即臨淄是「瀉鹵」之地,不宜耕作,得要另外想辦法增加生產。男子可以出海捕魚,海濱煮鹽,婦女幹什麼呢?漁鹽兩業都不適宜女性工作,於是姜太公勸她們紡織。
臨淄的交通,有一個為其他各大都市所沒有的特色,就是出海便利,蓬萊半島與北面的旅順、大連隔海相距,只一百多里。由於海上三仙山的傳說,所以蓬萊半島的芝罘、煙台一帶,成為中國最早的國際港口。
此人姓刁名間,是齊人。齊魯並稱,而物產民情大不相同。齊與魯大致以泰山為分界。山陽為魯,山陰為齊,齊國當今山東的濱海地區,「史記」稱一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麻桑,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在當時是海內文化水準最高的地區。那裏的風俗,「史記」中的記載是:「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後面這段不敬之詞,千載以後的今天來看,未必盡然,但齊人「足智好議論」,古今如一。
「齊湣王已經死了,齊國也只剩下兩個城了。」甲說,「為什麼樂毅把這兩個城拿不下來?」
調節盈虛的辦法,在理論上也很簡單,豐年由公家收買穀物,荒年由公家以平價賣出,等於由公家提出一筆巨款,代農民保管穀物。這個方法行於魏國,魏國得以富強。
所以刁間的同時經營漁業與鹽業,是件難能可貴的事。「難」者,不僅需要絕大的資本,在獨立經營鹽業的同時,附帶獲致配合漁業的效果,尤在要有可靠而能幹的人,遠赴不同的海濱去替他管理不同的事業。「可貴」者,能夠以廉價的鹽,供給魚類加工之用,不僅減低了鮑魚的成本,且因鹽的供給充分,可以製成更好的鮑魚。捕魚為生,本來要靠運氣,豐收過剩,魚不值錢,如能獲得加工的便利,則有恃無恐,獲利必豐。
其次,目前有許多招待所,對於借住者招致應|召女郎,懸為厲禁。當時的亭也是如此,這對終年在外,每招游娼伴宿的商賈來說,實有未便。但這些都還是小問題,最大的不便,是商賈無法在亭中做生意。
但是,這樣舒服的做法是不大可能成為巨富的。要成巨富,還須「爭時」,放遠眼光,走在別人前面。當然,僅有眼光是不夠的,作為一個第一流的貨殖家,要像刁間那樣具備「智」、「勇」、「仁」、「強」四種品德。
任公的成功,在於他能力矯流俗,以德服人。不明瞭當時關中的習俗,不知任公的偉大。按:漢初建都長安以後,為了防備豪族謀反作亂,以及繁榮京畿地區這政治上與經濟上的雙重目的,下令移民。齊國的貴族田家,包括孟嘗君的子孫在內,以及楚國的貴族,昭、屈、景三姓,包括屈原的親屬在內,還有開國功臣的家族,一起都遷到關中。由於五方雜處,以致風俗不純。因為富翁多,起居飲食,無不講究,養成了極其奢靡的風氣。平民百姓看得眼紅,所以無不孳孳為利,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享受,這一來又養成了勢利的風氣。在這樣不良的社會風氣中,任公有他一套約束親屬奴婢的與眾不同的方法。
但增加了產量,如果因供求關係而跌價,則仍不能使農民獲得實惠。所以價格一定要維持穩定,不使其受產量增減的影響。換句話說,是要使農民在豐年賣出多餘農產物所得的現金,在荒年仍舊能夠買回等量的農產物。根據這個目標,李俚所訂的辦法是,將年成分為六等,平歲算作「下熟」,其上有「中熟」、「上熟」兩等,其下有「小饑」、「中饑」、「大饑」三等,上熟的年分,一百畝可收票六百石,大饑則只收三十石,多寡的比例為二十對一。
這個方法很絕,秦昭王派遣一名使者到臨淄,饋贈君王后一付玉連環,附帶出了一個難題:「久聞貴國智者特多,不知能解得此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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