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中通《陪集》中《陪詩》卷二，有五律一首，題為《與西洋湯道未先生論曆法》。道未即湯若望的別號。詩云：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加吳三桂爵平西親王。二年，奏繳大將軍印。有內大臣諭三桂子額駙應熊曰：『往日永曆在緬，邊方多故；故予若父將印，重事權也。今天下大定矣！據之不還何為者？』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怏怏不懌。」

「賊敗；南奔，值馬阮亂政，修怨欲殺之，遂流離嶺表，自作序篇，口敘祖德，下表隱志，變姓名賣藥中市。桂王稱號肇慶，以與推戴功，擢右中允。扈王幸梧州，擢侍講學士，拜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旋罷相，固稱疾，屢詔不起。嘗曰：『吾歸則負君，出則負親，吾其緇乎？』」

「交道誠難論，何況在今日，變幻態無窮，險巇情不一。張耳、陳餘少相知，安知兇終機在刎頸時？孫臏、龐涓不同學，安有復有黥刖之慘，馬陵之悲？茫茫天地一開眼，古令人情若印板，愈厚愈密愈益疏，四海九州之人如同產。噫嘻膚上毛，欲割便揮刀；區區膠投漆，何得久堅牢？又如相依復相遷，幸舍代舍遷不倦；今朝武安座上逢，昨晚魏其門下見。較量輕重只爭毫髮間，趨舍何必死生與貴賤？」

二、移文安徽，至桐城方家逮捕方以智，而方以智由幼子中履陪侍在青原。官疑方家藏匿以智，是故「吏卒操兵圍宅，鈴析達曉」。而「道路洶湧，莫不咋指吐舌。在於人情、賓客、門人、故舊遠害引避，固宜其然。」（方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則有幾天的搜索，或者直至方以智被逮，方始撤圍，皆可想而知。

湯若望是德國人，時已去世。南懷仁是比利時人，為湯若望的學生，其時在康熙七年底，聖祖已經親政，故知用南懷仁出自御裁。未幾，南懷仁疏劾吳明烜。《湯先生傳》：

方中通《陪集》，余英時先生亦未得寓目。《方以智晚節考》所刊「重要參考資料」，方中通《題結粵難文至感泣書此》、《論交篇贈侈儼若》兩詩，乃轉引自《清詩紀事初編》。此書錄方中通詩四首，除上述兩詩，另兩首。一即《與湯道未論曆法》，一為《木蘭女廟》。細玩余先生所曾引的兩詩，於方家「粵難」經過，亦大有可以參悟之處。《題結粵難文》云：

按：所採各物乃作測器之用；且亦曾下詔求疇人，其人未至，而楊光先已經無法幹得下去了。本傳記：

范景文入相在崇禎十七年二月。崇禎在位十七年，共用過五十個宰相，而正人君子只有屬於東林的文震孟、錢龍錫、孫承宗、范景文等人。李闖破京，范景文從容殉國。《明史》二百六十七，列傳一百五十三，體例特殊，開首大書：

方以智三子，皆學行醇謹。尤其難得的是，如鄧石如所云：「方氏閨門所富文采」。《清詩紀事》陳舜英條前記：

由上所敘，可知楊光先的上書攻擊湯若望，縱非有意迎合，而四輔臣的「頗右」楊光先，則無疑地為借此打擊孝莊太后及其所領導的新派分子的一種手段。可惜，楊光先很不爭氣，《清史稿》本傳：

此詩引用古人凡五，「今朝武安座上逢，昨夜魏其門下見」，乃指籍福。「幸舍，代舍」典出《史記孟嘗君傳》，處賓客的館舍分三等：傳舍、幸舍、代舍。總結此詩所引五古人而欲表達其對交道的看法是：見利忘義。引孫臏、龐涓的故事，則又似同學忌才。總之，整首詩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以證交道難論，決非全然為了反襯下文「忽然一遇侯公子」；而是有本事在內的。

余英時以為方以智至廬山後，即掛單歸宗寺，引施愚山《初至歸宗寺同藥公作》詩為證。此則不然，方以智歸宗寺不過暫駐而已，旋即還里。其時在順治九年之冬，侯方域與方密之書，一則曰：「往在毘陵，陳子定生私以問僕云：『密之之還，何也。』」侯方域訪陳貞慧於宜興在是年冬天，年內還家。而此時陳已知方還里，則計途程，不可能在歸宗寺久駐。再則曰：「歸雪苑，遇何次德，具為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何次德名杲，桐城人，在是年冬天與侯相會於商邱，而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更為方以智已歸桐城的確證。

我又頗疑，構陷方以智者，為方中通的至交，甚或曾同問學於穆尼閣。《論交篇》起始，以二十餘句強調人情險巇，決非無因而發，餘如次：

至於用金光祖、馬鎮雄、蔡毓榮，或因其熟悉地方，或因其忠誠可靠，或因其才具出眾，而目的皆在對付吳三桂。王輔臣之被任為陝西提督，用心更昭然若揭。而康熙之籠絡王輔臣，更出常情之外。劉獻廷《廣陽雜記》有極生動的描寫；記王輔臣與吳三桂之侄應期交惡，以三桂袒侄，致使輔臣寒心，以鉅金「遍賄朝廷左右暨用事者」，得補為平涼提督，以後的情事云：

「會李自成破潼關，范景文疏薦以智。召對德政殿，語中機要。上撫几稱善，以忤執政意不果用。京師陷，以智哭臨殯宮，至東華門被執，加刑毒，兩足骨見不屈。」

按：臣梅所謂之「忠臣」，非謂以智是明朝的忠臣，不附蓄志謀反已久的吳三桂，則是清朝的忠臣，對簿公堂，亦可侃侃而言。而要證明方以智不附吳三桂，毫不困難，此所以臣梅泰然自信如此。

此詩雖懷必死之心，亦有「一家知莫保」的絕望，但從容冷靜，實有易於辨白的把握。大致方以智案初起，不明內情者，談虎色變，而了解誤會之由來者，則皆有不難昭雪的把握，如方家宗老臣梅，據方中履記：

方以智晚年逃禪，雖示不仕清的決心，亦以俗緣未斷，只覺君親兩不可負。至於對恢復明室，經過弘光、永曆兩個年號，實已灰心。因此，康熙十年被逮，說是「密之罪狀，必屬謀反」之類，亦頗有商榷的餘地。

洋人購楊光先所著《不得已》而毀之，其事不可知。戴東原雖為大儒，於永樂大典中搜得王錫闡、梅文鼎所未及見的算書，能正偽補脫，可知其天算之學的造詣，但戴氏著作中，有《氣穴記》一卷、《葬法贅言》四卷，是猶不免將天文地理與堪輿混為一談。則於曆法惡西洋而為楊光先張目，亦無怪其然。至於「西人毒死」楊光先，就情理而言，殊不可能。不過，楊光先一疏，謂選榮親王葬期錯誤，用心實嫌惡毒，湯若望被誣既已大白，楊光先陷諸台官於死而竟不抵罪，自為死者家人親友所不甘，因而採取報復行為，或者有之。

我以為這兩個疑問，決非無望解決。清初文集、筆記以及官文書，浩如煙海，若能遍搜，或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求證之先，筆者「大膽」提兩個「假設」，借為線索。

玩味此詩，乃甲申之變時所作。「未歸人」者，其父名夏。陳名夏崇禎進士，官至戶、兵兩科都給事中。李自成破北京，降附，為阮大鋮列入「順案」，以致不能南歸，次年在大名降清。其時輾轉流離，消息不通；家人不卜其存亡，所以舜英有此詩。清初南北兩派，皆倚滿人為重。陳名夏獲罪，出於寧完我所劾，而論死則因「留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則究非良心已死者可比。如果阮大鋮不因私嫌有意辦「順案」以排擊東林、復社中人，則陳名夏可能南歸隱居。小人行事，往往逼人為惡，而不能與人為善，類皆如是。

「清兵陷廣西平樂村，事在一六五Ｏ年（順治七年）。則密之逃禪，即始於此時。施愚山《浮山吟》詩有云：『比山一片雲，飛落蒼梧野。忽值南風吹，旋歸廬岳下。』其下雙行夾註曰：『藥公家浮山，避地梧州雲蓋寺。值余奉使西粵，始同歸，抵匡廬。』考之愚山先生年譜卷一：『順治九年壬辰（一六五二）卷：三月，奉使廣西，達桂林。秋七月桂林陷。從平樂經江西而歸』。正與詩註合。則密之最初落髮，殆即在梧州之雲蓋寺。」

朱竹垞《明詩綜臣士下》：

其時方子耀隨夫在軍中，清兵一至，全軍大亂，遂至相失。方子耀投水為人所救，後歸母家守節。

「仙風既還，與名衡互訐奏。帝以陷福藩罪，詔逮仙風，以襄陽兵備副使張克儉代。」

二、撤藩的第一目標為吳三桂；亦以吳三桂難制為第一顧慮。康熙九年對西南、西北文武大員的調動，完成了對吳三桂包圍的態勢。

方孝標與吳三桂有一段淵源，《清史稿》本傳：

然則案情簡單到如何？就方中通兩詩篇推斷，不過查證一名字而已，大致廣西原咨是：聞有安徽方學詩或方學士潛回活動，不知是否方以智？當案之初起，不明究竟自易涉張皇，所以「三省羽書急如箭」，但其事本易於辨明，最清楚的是，方以智自順治年間南歸後，足跡即從未再到兩粵滇黔，是故複壁之出，不過到廣西「過堂」即可結無事。而方以智即因不甘生前受辱，故自裁於惶恐灘，以文信國自擬而明志全節。但官方則必報病故，因如報自殺則必欲追究其自殺之因，究係畏罪，或有其他凌虐致死情事，豈非自找麻煩？地方官縱不明此中訣竅，但司刑名的幕友則必如此辦理。

「（順治）七年……帥入廣西境，克全州，十二月遂拔桂林，明永曆帝走南寧，留守大學士瞿式耜死之。斬靖江王以下四百七十三人，降將吏一百四十七人。桂林、平樂諸屬縣皆下。」

不久，湯若望又加通政使銜，進秩正一品，使得舊派既妒且恨。於是到了順治十四年四月，舊派由已革「秋官正」吳明炫發難，對湯若望展開攻擊。

「（康熙）十二年，孝標年五十七，夙慕滇黔山水；會有所親某，知責陽府，乃往遊。未幾，吳三桂反滇中，黔撫曹申吉亦叛附，凡外籍之寓滇者，悉拘留；孝標故為佯狂……防之稍疏，孝標乃逸去。」所記實有未諦。

「撤藩議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馬與甲來。於是貫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嘆曰：『老矣！』光琛從左廂出曰：『王不欲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決。」

此為忌吳的明證。康熙自言，親政後以三事自矢，必欲底成。其一即為撤藩。自鱉拜伏誅，開始積極著手，而以吳三桂為第一目標。

「爰有歙人方光琛者，從吳三桂叛，三桂寵以為相。其子侄九人亦俱受偽職，最著名者名學詩、學體。三桂敗，皆伏法，惟學詩在逃。而戴名世案，部疏據《南山集》原文，稱孝標為方學士，不www.hetubook.com.com復具名。北音士與詩同，滿文又同為一字。聖祖閱清字疏曰：『是非漏網之方學詩耶？』廷臣不能曉。聖祖因為語往事甚悉。蓋聖祖實誤以方學士即此漏網之方學詩，又誤以方光琛為孝標族人……聖祖五十一年正月諭曰：『案內方姓人俱係惡亂之輩，方光琛投順吳三桂，曾為偽相；方孝標亦曾為吳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處。』四月又諭：『方孝標曾為吳逆偽學士，逆三桂之叛，係伊從中慫恿。偽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云云。』」

這三點分析，可從上述諸人的背景、性格求得解釋。茲先述米思翰，此人出身於滿洲八大貴族之一的富察氏，至乾隆年間極貴，米思翰子李榮保，為高宗孝賢純皇后之父。李榮保子傅恆為大學士；傅恆子福康安「一身被異數十三」，而實為高宗的私生子，筆者別有考證，不贅。《清史稿．米思翰傳》：

又《論交篇》云：

當李自成破京時，方以智正在京供職。《清史稿》本傳：

其時方孔炤年已六十餘，方以智子職臣節，不能兩全，所以說：「歸則負君，出則負親。」本傳接云：

方學漸三子，長大鎮、次大鉉、又次大欽。《明詩綜》記：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考其逃禪之地，引施閏章（愚山）詩及年譜，以為在梧州雲蓋寺。其言如此：

「康熙四年，議政王等定讞，盡用先光說，譴湯若望，其屬官至坐死。遂罷新法，復用大統術。除光先右監副，疏辭不許；即授監正，疏辭復不許。光先編次其所為書，命曰：『不得已』。持舊說繩湯若望，顧學術自審不逮遠甚，既屢辭不獲，乃引吳明烜為監副。明烜、明炫兄弟行。

余英時據鄧記，斷為方以智乃被逮赴廣東時，舟過文山《過零丁洋》詩中所提到的惶恐灘，有感而自裁，其論斷是：

「方孔炤字潛夫，桐城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啟初為職方員外郎，忤崔呈秀削籍。崇禎元年起故官，夏歸，定桐城民變，還朝；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擊賊八戰八捷。時（熊）文燦納獻忠降，處之穀城；孔炤條上八議，言主撫之誤，不聽。而陰厲士馬備戰守；已而賊果叛，如孔炤言……會（楊）嗣昌代文燦……嗣昌既以孔炤撫議異己也；又忮其言中，遂因事獨劾孔炤，逮下詔獄。子簡討以智，國變復棄家為僧，號『無可』者也；伏闕訟父冤，膝行沙壑者兩年，帝為心動，下議：孔炤護陵寢功多，減死戍紹興。」

按：康熙八年五月誅鱉拜後，六月以米思翰為戶部尚書；九年二月以金光祖為廣東廣西總督，馬雄鎮為廣西巡撫；四年以蔡毓榮為四川湖廣總督；七月以王輔臣為陝西提督；十年五月以朱國治為雲南巡撫，十一月以明珠為兵部尚書。據此人事調動，可以析出其意義如下：

然則關礙為何？當康熙十年時，朝廷對吳三桂雖已有作最後制裁的決心，但表面仍作優容之狀。方以智一案原為祕密防範措施中所發生的波瀾，自不便公開其事。否則，便適足資吳三桂以口實，而道路流傳，吳三桂將反，朝廷防制甚力，則影響民心，影響甚鉅。至兩年後「題結」，已是康熙十二年七月，吳三桂踵尚可喜之後，自請移藩之時。廷議中康熙諭群臣：「三桂蓄異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發，猶可制也。」瀕臨決裂階段，無所顧忌，故方案不妨題結。

余著用力甚勤，何以獨於此節疏忽？當是為《清史稿》所誤。《清史稿．方以智傳》「其閉關高坐時也」云云，已見前引。而此傳實採自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原文為「先生閉關高座寺也」，落一「寺」字，遂大有出入。因為「高坐」，或作「高座」原為禪門用語之一，講經說法，例必高坐，雖落一「寺」字，文義依舊可通，因而余君偶然放過。

另一方就是所謂「孤兒寡婦」了。當世祖駕逝時，康熙只有八歲，行三。皇二子名福全，亦在沖幼。大位不傳皇二子而越次傳皇三子，是因為順治的生母孝莊太后定策時，徵詢湯若望的意見。湯若望只指出一個事實，皇三子已經出痘，皇二子則未。順治剛以天花不治，現實的教訓特別強烈，所以皇三子得承大統。筆者每以為歷史的改變，常出於一種偶然的因素，在當時了無足異，而事後考察，關係極大，如湯若望之於滿清，真可謂「一言興邦」。不然者，以福全為帝，滿清能否延二百餘年的歷祚，實在大成疑問。

「南懷仁疏劾明烜，造康熙八年七政民曆，於是年十二置閏，應在康熙九年正月。又一歲兩春分、兩秋分，種種舛誤，下議政王等會議。議政王等議：曆法精微，難以遽定，請命大臣督同測驗。八年，上遣大學士圖海等二十人，會監正馬佑，測驗立春、雨水兩節氣，及太陰、火木二星纏度，南懷仁言悉應；明烜言悉不應。議政王等疏請康熙九年曆日交南懷仁推算。上問：『先生前劾湯若望，議政王大臣會議，以光先何者為是；湯若望何者為罪？新法當日議停，今日議復，其故安在？』議政王等疏言……南懷仁曆法，上合天象。一日百刻，歷代成法，今南懷仁推算九十六刻，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應按九十六刻推行。」

「宗老臣梅先生乃奮身舉幡，慷慨對簿，雖黃門北寺，有所不畏。三木囊頭，有所不撓。所親危之，更進迭諫，而先生不為之奪；家人藏匿衣冠，而先生不為之沮。笑謂人曰：此吾家忠臣，吾得與之同盡，足矣！復何所恨？」

入清則順治二年即用新曆，名為《時憲曆》。清史稿《湯若望傳》：

「世外猶遭難，人問敢惜生？便捐男子血，成就老親名。君指天為誓，余懷刃是盟。一家知莫保，不用哭啼聲。」

「憶昔患難傾門戶，不肖捐軀繫圜土。」兩言「捐軀」，又道「恥不與黨先自陳」，似乎「粵難」之作，方中通先不在被收的名單內，乃是挺身自任，思為父代死。方以智三子俱孝悌，何以長幼俱無動作，而獨中通奮身？此或者禍由中通而起，非如此不足以為人子。再進一步推究，方中通的「自陳」，當然先經過「家庭會議」同意；而同意的緣故，可能非方中通自到公堂，不足辨其父之被誣。至於繫獄以後，又有不肯出獄的情形，《題結粵難文》有句：「憐我不肯脫羅網，委屈導我真纏綿」；又云：「非是不遵宛轉之殷情，乃深痛吾老親之不測」，其情事如見。蓋問官必以案內無方中通之名，宛轉開導，勸其自脫羅網，而方中通堅不出獄。所以然者，方以智自裁於惶恐灘，究係畏罪，還是完節，心事不明；必待昭雪，使方以智的本心大白，始肯出獄。明乎此，始知《論交篇》中「感余熱血憐余癡」的「癡」字，應作何解。

按：清初疇人，首稱「南王北薛」，南王為吳江王錫闡、北薛為山東薛鳳祚，俱通中西之學，與新舊兩派皆有交往。純屬舊派者，常州龔士燕，康熙六年應募入京，為舊派欽天監官所引重；康熙八年「定用西法而古曆卒不行」，因於後二年「以疾歸」，實為鎩羽而歸。

四、西局：京師見食一分一十秒。應天（南京）及各省分秒各殊。雲南、太原不見食。此外初虧、食甚、後圓時刻亦各異。

於此，可知方氏仇家所構陷方以智的罪名，必然以智九死所不甘誣服者。論案情，則自為牽涉及於可召族誅巨禍的謀反大逆；但以忠於明室的遺民反清，理所當然，即或被誣，於名節何損？而竟非以死相爭不可，則所誣以何案，略知清初史實者，皆可指而出之。留待後論。

「三桂召各官赴王府會議。中丞朱公率眾往，賊黨不候全害之，刃之下乃死，余皆被執。朱中丞……素為賊黨切齒，三桂使其子飛騎傳諭，不得輕殺，至則中丞已身首殊。」《研堂見聞雜記》謂朱國治被「提出開膛梟示」，則惡之甚，言之亦過甚了。

於此可知，方以智自裁，地方官報病故；而案情亦原已明瞭，方以智與吳三桂無涉，與方學詩或方學士不過音聲近似的誤傳，則此案實已不了而了。但案牘未結，所以方以智的靈柩不能歸葬。因就司法的手續而論，或恐須開棺相驗，以及查察當時的情況，靈柩須留置於原地。

「七年，光先疏言……臣病風痹，未能董理。下禮部，言光先職監正，不當自諉。仍令訪求能候氣者。是時，朝廷知光先學術不勝任，復用西洋人南懷仁，治理曆法。」

《大統曆》用至成化年間，日月食時刻的推算，常有失誤，但憲宗不罪欽天監的官員，以為「天象微渺」，推算有誤，不足為非。像憲宗這樣的庸主，當然不會知道天象運行有常，若得其法，是可以準確推算的。他的意思是，天象下應人事。英宗北狩，遇土木之變，蒙塵塞外；景帝即位，迎英宗回京，幽居南內，結果又有奪門之變而復辟。這一連串的大變化，是任何人所夢想不到的，豈非「天象微渺」難憑？

明朝的戊申《大統曆》，實即元朝郭守敬所造的《授時曆》，但節氣及日月食的推算，參用《回回曆》。回曆與陽曆大同小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十二宮，即十二個月，正至三月各三十一天，四月三十二天，五至六月各三十一天，七至八月各三十天，九至十月各二十九天，十一、十二月各三十天，遇閏年則十二月加一天。

按：序中著一「聞」字，顯見得方以智在高坐寺，非何杲告於侯方域者，甚至亦非何杲所知，以意測度，方以智既已出家，無在俗家久住之理，到桐城後，亦必擇一古剎掛單，還家一謁老父，囑咐妻子盡心侍養，旋即飄然遠引，止於金陵高座寺。或者何杲亦不及知。

吳三桂亦可謂善於補過，輸誠之心，惟恐不至。但手段不及康熙，《廣陽雜記》記召見王輔臣的情況如此：

「曆算之術，愈入則愈深，愈進則愈密。湯若望、南懷仁所述作，與楊光先所攻訐，淺深疏密，令人人能言之。其在當日嫉忌遠人，牽涉宗教，引繩批根，誠一時得失之林也。聖祖嘗言：『當曆法爭議未已，己所未學不能定是非。乃發憤研討，卒能深造密微，窮極其閫奧。』為天下主，虛己勵學如是，嗚呼，聖矣！」此亦非溢美之詞。

至於牽涉及於三藩之亂，如歸罪於謀反大逆，則又分兩種情況，一為事發的按問；一為m.hetubook.com.com事前的猜防。方以智案雖發於吳三桂舉事之前，但吳三桂反形早著，康熙防堵甚嚴，已如前述，則誣指方以智為吳三桂親信，潛入安徽等地活動，是很可能發生的事，但事必有因，或者方學詩確曾潛回徽州。行蹤曾經廣西，而又誤傳為「方學士」，於是構陷者有意張冠李戴，指「方學士」為方以智，向廣西巡撫馬雄鎮告密，因而移文安徽，逮捕方以智歸案待質。

歷法之爭，新派在學理上既已獲勝，政治上的冤獄，當然亦能獲得平反。議政王等先議：「請將光先奪官，交刑部議罪。上命光先但奪官，免其罪。」

方以智孫輩甚多，中德三子，中通四子，中履一子，「正」字輩排行，下一字取玉字旁。有正珠者，字浦還，為中通次子，亦通數學。康熙三十一年南巡，正珠召對，問律呂之學，因進其父所著《數度衍》並自著《乘除新法》。《桐城耆舊傳》云：正珠諸昆季，皆能敦行力學。而三房大欽次子仲嘉之後，最為昌盛，與本文無關，可以不必往下寫了。

「三桂集請士議舉兵之名。劉茂遐謂：『明亡未久，人心思奮，宜立明後，奉以東征，老臣宿將，無不願為前驅矣！』方光琛云：『出關乞師，力不足也，此可解於明。永曆已竄蠻夷中，必擒而殺之，此不可解矣！』」

雍正以後之籠絡年羹堯，即師父故智，但矯揉造作過甚，令人肉麻。康熙之籠絡王輔臣，則確能使被籠絡者死心塌地。當時康熙所以不惜降尊紆貴如此，正可反證他對吳三桂防範之周之密。至於吳三桂既反，王輔臣竟未能發揮康熙所預期的作用，則又為另一回事，論王輔臣本心，固未負康熙。

按：旬日始別者，非僅施別於方，亦方別於施。兩人「從平樂經江西而歸」，同遊廬山後，施北上回京覆命，方則東歸桐城。

丁酉科場案南闈弊端之發，始於有人參劾江南主考方猶「弊實多端，物議沸騰」，特引新科舉人方章鋮為例，章鋮即方拱乾第五子。此奏的目的在打擊方拱乾，結果演變成正副主考及十六旁考「駢戮於市」，方章鋮等八舉子「父母兄弟妻子併流徙寧古塔」的苛獄。方拱乾、方玄成父子，於康熙登極後赦回。方玄成則以牽涉於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身後更被苛禍，全謝山《江浙兩大獄記》：

方以智獲罪，究為何事？余英時亦未能考據，僅據方以智幼子中履文集中，「兩言『全家齏粉』」，以為「密之罪狀必屬謀反之類」。這樣推斷，自然合理，但方以智實無「罪狀」；不過他人誣以謀反而已。而此誣也，實亦並不難辯白。不知者，一聞方以智被逮的原因，「咋舌搖手，如疫癘猛火不敢近」；知者則必能辨誣的信心極強。

余英時此論，極其精確。方以智之死，即在不願「對簿虜廷」，死志固已早萌，但死非其時、其地，則易滋人誤會，以為畏罪自盡，此為方以智所決不甘於忍受者。是故，筆者以為可以進一步論斷，自裁於惶恐灘，乃方以智早經選定的畢命之地。

「中通……當從西洋人穆尼閣布算，又問學於湯若望，熟讀利瑪竇之書，通歷算之學，與湯聖弘……梅文鼎為友。撰《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別刻《陪集》以載詩文。迄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曰《陪古》三卷、《陪詩》七卷，《陪詞》一卷，又刻《續陪》四卷，則詩文不分。」

按：方玄成自放還後，因「玄」字避聖祖御名之諱，改以字行。康熙初年漫遊閩粵滇黔，所至為諸侯上客，皆尊稱為「方學士」。今按方孝標《鈍齋詩選》，康熙六年有《上靖南王四十八韻》、《靖南世子四十韻》，乃為靖南王耿繼茂、世子耿精忠所作，而靖南已早由廣州移鎮福州，此為方孝標於康熙六年遊福建的證據。

以上所引敘，皆在證明康熙對吳三掛遲早必叛，已經料定。而防範惟恐不周，亦有事實可稽。表面上幾大臣言官有公然奏劾吳三桂者，無不獲譴，乃是故為安撫，以待謀定後動；其實，對吳三桂的動態，無時不在注意之中。內地入滇投靠吳三桂，以及吳三桂所遣親信赴內地活動的情況，皆有密報到京。方以智的被禍，我的假設，即因以訛傳訛，誤認方以智為吳三桂的親信，潛入安徽。可能為方光琛之子方學詩曾回徽州活動，而方孝標曾入滇獻詩吳三桂，故誤方學詩為「方學士」。而方學士與方以智音似，滿文奏摺中漢人名字皆為音譯，更易誤會。

大鎮之子，即以智之父孔炤。妻名吳棣倩，或即以智之母。從維儀學詩，有《黻佩居遺稿》一卷，又與維儀共作《宮閨詩史》，分正邪二集。棣倩年未三十而逝，所育一女名子耀，亦即以智的大姊，由維儀撫育長大。

《清史稿．方玄成傳》：

由《楊光先傳》「四輔臣執政、頗右光先」一語來看，此案的背景，乃是滿清入關後的宮廷第二次大爭鬥。爭鬥的雙方，一方就是「四輔臣」。「四輔臣」者，即為康熙以沖齡即位，世祖臨終遺詔託孤的顧命四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鱉拜。其中鱉拜最跋扈，結遏必隆與蘇克薩哈為仇，索尼位高望重而無如之何。四輔臣間雖有矛盾，而護持舊派的立場，卻是一致的。

「十四年四月，革職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炫疏言：『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開皇己未，抱其曆學，重譯來朝，授職曆官；歷一千又五十九載，專管星宿行度。順治三年，常印湯若望諭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陰五星陵犯，天象占驗，俱不必奏進。臣察湯若望推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見，今於二月二十九日仍見東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見，皆關象占，不敢不據推上聞，乞上復存臣科，庶絕學獲傳。』……別疏又舉湯若望舛謬三事……八月，上命內大臣愛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觀象台，測驗水星不見。議明炫罪，坐『奏事詐不以實』，律絞，援赦得免。」

按：三年之喪照例守制兩年三個月，亦即二十七個月為服滿。旗下改月為日，父母之喪只「穿孝二十七日」。朱國治具疏請進止，乃自知眾怒難犯，急謀退隱。新任巡撫韓世琦，亦為漢軍。隸正紅旗，原任順天巡撫。順治十八年十月裁順天巡撫一缺，韓世琦即改調江蘇（彼時猶稱江寧巡撫）。順天即瀋陽，赴調需時；而朱國治去職而未離位，形勢益危。其時蘇州民風尚未如後來之柔弱。天啟中，魏忠賢遣東廠緹騎至蘇州逮捕周順昌，白靴校尉為吳人擊殺，前之可鑑，所以朱國治輕舟遁去。至於遭遇「革職為民」的嚴譴，自是朝中因為奏銷案辦得太嚴刻，有意貶抑朱國治，藉平民憤。

「君處之坦然不亂。與余書札往還，惟大節是礪。君最孝於母，至是絕不歸寧！曲：『吾生死方氏，豈跬步離哉！』」所以「坦然不亂」，正因方以智之禍，罪嫌雖重，而情節固一剖即明，無所用其張皇。至於「絕不歸寧」，亦為避免株連及於母家之意。類似案情，最忌不可與言而言，勢必揣測多端，反致紛擾而益難澄清，張瑩跬步不離方氏，確為明哲之計。

此傳聊聊數筆，但已足夠傳其人。忠臣畢竟可為；而生死之間正確的抉擇，實為讀書人生當亂世的第一大事。至如方以智，被俘不屈，則為忍死須臾，自計尚有後責，本傳接前又云：

三、東局：游氣侵光三十餘秒。

一、康熙自誅鱉拜後，立即開始部署撤藩，而以米思翰調補戶部尚書為其起點。

「南懷仁等復呈告光先依附鱉拜，將歷代所用洪範五行，稱為《滅蠻經》，致李祖白等無故被戮。援引吳明烜誣告湯若望謀叛。下議政王等議：坐光先斬。上以光先老，貸其死，遣回籍，道卒。刑部議，明烜坐奏事不實，當杖流。上命笞四十，釋之。」湯若望則復封號，視原品賜卹，封號原為「通玄教師」，因聖祖名玄燁，避諱改玄為微。

「密之若於歷史上求人格之『認同』，則文山實其首選。甲申之歲，密之不死，可以見諒於世人者也。辛亥（康熙十年）再陷縲紲，上距永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時而仍不惜對簿虜廷，苟延殘喘，密之雖號愚者，余知其決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當時所處之情勢言，其最適當之死所，殆莫若惶恐灘若。……次子中通題其詩曰《惶恐集》，幼子中履亦顏其齋曰『汗青閣』。此決非因偶然巧合，遂得附會。」論斷固甚精當，但方以智所犯究係何案，未能考獲。余君又言：

一、施愚山《無可大師六十序》云：「余昔奉使，經蒼梧……至匡廬同遊五老、三壘間，旬日始別。」

「烽火傳來急，風生滿目塵。何方為樂土？此地慰慈親。患難尋常事，艱危疾病身。長安消息遠，愁殺未歸人。」

「今據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可見至少辛亥之難，密之子孫皆在被收之列，無得免者。此事又見中履《亡妻張氏行略》。其言曰：『先公晚遭患難，余侍左右，不復能顧家。家人齏粉在俄頃，吏卒洶洶圍守。』中履兩言『全家齏粉』，決非行文誇張。則密之罪狀，必屬謀反之類。蓋依律，非大逆不能牽累及於子孫也。若更參照魏季子所言，聞者咋舌搖手，如疫癘猛火不敢近，其事豈不昭然若揭乎？惜今所能推知者，僅止於此。至於構陷者究屬何人，其所持之具體理由又為何，苟無新史料發現，恐終將成為千古疑案矣！」

二、歸桐城未幾，即去金陵，在高座寺坐關。侯方域《與方密之書》，自道在宜興時，即聞方「止於高坐寺」。又送《何子歸金陵序》末有語：「今聞於高坐寺為僧，何子歸，試以語之。」此何子，亦為侯方域「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的「何三次德」。何次德，行三，名杲。

按：方以智為父訟冤一hｔｔps://wｗｗ.hｅｔubｏoｋ.ｃｏｍ.ｃｏm事，名聞天下。如緹縈上書救父，論本人有罪無罪，猶在其次，得救的主要原因，在孝思感格天子。《明史卷二百六十．方孔炤傳》：

「明年（順治三年）衢州告急，誠意侯劉孔昭亦駐處州，王令文驄與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驄不能御，至浦城為追騎所獲，與監紀孫臨俱不降，被戮。」

方子耀的丈夫名孫臨，字武公，兵部侍郎孫晉之弟。當南都不守時，唐王聿鍵已自立於福州。楊文驄與唐王交好，而鄭鴻逵又上章保薦，唐王因拜文驄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楊文驄招孫臨入幕府，師唐朝藩鎮自辟僚佐的故事，奏薦孫臨為職方主事。

「都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房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為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

撤藩原為康熙早已默定於心的決策，但當時滿清親貴大臣中或畏三藩勢力；或受三藩籠絡，反對撤藩者甚多。吳三桂子應熊又尚至為額駙，等於他父親派在京中的坐探，所以康熙對撤藩之意守持甚密，惟與少數近臣密商，米思翰與明珠皆力贊帝意者。其後米思翰一家之貴，固與此不無關係。明珠貪黷弄權，而康熙曲予優容，在撤藩之先，康熙深思熟慮，早已料定，決不能如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輕易；如最後決裂，不能不用兵，則所持者何？自應有一打算，用米思翰為戶部尚書，並即展開整理財政的工作，即為籌餉的開始。

按：范景文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即《板橋雜記》作者余淡心所說的「南大司馬」。後以楊嗣昌奪情輔政，上疏力爭不可，忤旨革職。崇禎十五年復起，召拜刑部尚書，旋改工部。李自成破潼關在崇禎十六年十月，其時首輔為陳演，乃是溫體仁一系，宜乎方以智不見用。

筆者的看法不然，此案如能深入細考，疑團未必不能破。如前所述「方學士」、「方學詩」的誤會，即在提供一條線索。

假設雖可大膽立論，但假設之能成立，必須經過邏輯的考驗。逐次排除其不能者，至最後僅剩者，方能作為假設。今按康熙初年屬於「謀反大逆」的案子，不外朱三太子的傳聞，及三藩之亂。干連朱三太子的疑案甚多，且每與和尚有關，似與方以智的情況相近。但果為推戴朱三太子以起事復明，則方以智即或被誣，固與名節無損，方中通不必以死力爭，這道理已在前面談過，無須多說。其次，謀反決非一人之事，干連必眾，王夫之論族誅曾申明其義。而方以智一案不聞有他人牽連；孟心史先生《明烈皇殉國後紀》篇云：「東華錄自康熙十二年始，屢破獲朱三太子干連犯案，多不勝載。」是則方以智如干連朱三太子案，何以官書獨無記載。凡此皆足證明，方以智與此類案件無關。

「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叩閽進所著摘謬論，選擇議，斥湯若望新法十謬。並指選擇榮親王葬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會同確證。議政王等議：歷代舊法，每日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天佑皇上，歷祚無疆，湯若望只進二百年曆。選擇榮親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以下定罪，計湯若望及欽天監高級官員等七人，凌遲處死，又召五人斬。奏上令覆議，結果殺了五個人。湯若望免罪，而「自是廢新法不用」。

按：此記中「中官」所說的後半段，與事實有出入，方孔炤出獄戍紹興，不可能當河南巡撫。崇禎所說「問大辟」的河南巡撫為李仙風。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陽，乘勝圍開封。巡按御史高名衡守城，李仙風自河北馳援，解圍。《明史二百六十七．高名衡傳》。

按：此詩當做於湯若望罷官以後、未死之前，計其當在康熙五年至七年之間。舊派曆家方以排去湯若望為快意，而方中通與湯若望有所交遊，其為遭忌，亦無足怪。

「崇禎十有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十九日丁未，莊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國者，東閣大學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並予贈諡。皇清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彰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文璐……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諡焉。」

一、發難於廣西。論交篇《粵西題請講再三》可證。

「方學漸字達卿，桐城人，貢生，有《連理堂集》。」又云：「方氏門才之盛，甲於皖江，明善先生實濬其源。」明善先生為方學漸的私諡，即方以智的曾祖。

四、江西泰和富人蕭孟藏方以智於複壁，其後乃由水路赴廣西報案。此出於方以智自己的主張，或者他人所勸，則不得而知。但可確言者，方以智願就複壁，絕非畏罪，而為不甘致禮於異族衣冠之前；惶恐灘自裁，亦為此意。當初披緇，大致亦為避免作清朝裝束。

「行至樂被執，其帥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擇，以智趨右，帥更加禮敬，聽其為僧。」

由此可知，恢復明室的名義，連吳三桂的謀士亦知不可假借，可以想見明朝遺民對吳三桂的剿絕明後之深惡痛絕。方以智曾為永曆拜為大學士，雖君臣之道不終，但名分既定，舊恩難忘，則與殺永曆的吳三桂，其仇不共戴天。而謂之為竟為吳三桂所用，無異認賊做父，一生名節，盡皆掃地。此所以方中通如有人子之心，必不忍坐受坐視。而方中通所一再強調其父的志節，固不在反清而在存明，表其始終為盡忠明朝的遺臣。必明乎此，始知方以智所保的晚節何在？

問題是在這裡，方中通何以必欲「代父直心直如矢」？《論交篇》中又道，「我父生前受名累，身後患難尤難堪」，何以謂之「身後患難」，又何以較之生前尤為「難堪」？唯一的解釋是方以智的被誣，乃是名節被污，其所惡有甚於死者。不願「對簿虜廷」，下拜於異族衣冠之前，惟有一死，可免此厄。而既死則不獨自洗其無端之污。且當時談及方案，如遇猛虎瘟疫，避之惟恐不速不遠，則期望公道自在人心，輿論能為之洗刷，亦不可能。是故方中通「不畏死，血滿紙，痛哭陳情詳院司」。而方中通妻陳舜英，《粵難作夫子被羈》一詩：「便捐男子血，成就老親名；君指天為誓，余懷刃是盟」，亦道出底蘊，方中通「指天為誓」者，必是父誣不白，寧死不出獄。此與季辛吉名譽不能洗刷，便當辭職的堅決表示，意思約略相仿。

最後，要破釋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何以方中通抵死要辨清其父與吳三桂無涉，更不會為吳三桂效任何奔走？此即因永曆帝為吳三桂所殺，昆明五華山平西王府即為永曆故宮。當三桂決意反清時，曾議出師之名，不可假借，劉健《庭聞錄》云：

一、大統：食一分六十三秒。

按：朱竹垞《明詩綜》錄方維儀、方維則詩，記方維儀：「桐城人，大理卿大鎮之女，適姚孫棨，再期而大，遂請大歸守志，有《清芬閣集》。」方維則：「大理卿大鉉之女，嫁生員吳紹忠，有《松茂閣集》。」又記：「方氏三節，一為孟式，字如耀，大理卿大鎮之女，嫁山東布政使張秉文，濟南城潰，同其夫殉節，贈一品夫人，有《紉蘭閣集》；一為維儀，年十七而寡，壽八十有四；一為維則，十六而寡，壽八十有四。」此外《方以智晚節考》曾記中履妻張瑩亦為才女。張瑩即張秉文之姪；亦為康雍年間貴盛無比的張英的堂妹。

按：方中通詩文集，稱為《陪集》，表示詩文皆得自父授，不足以自成一家，為《浮山集》（方以智詩文集）陪襯而已。

鄧石如又述方中通之學云：

據《方以智晚節考》所錄資料及方中通《題結粵難文》、《論交篇》兩詩，案發後的情況如此：

大鎮兩女，長孟式，嫁山東布政使張秉文，濟南城潰，同夫共殉。孟式博學工書善畫。次維儀，嫁十七而寡，歸母家守節，壽八十四。陳其年《婦人集》：「桐城姚夫人名維儀，無大師姑母也。酷精禪藻，其白描大士尤工。所著《清芬閣集》，文章宏瞻，亞於曹大家矣！」

三、康熙十年調朱國治為雲南巡撫，為對吳三桂態度強硬的表示。而以明珠為兵部尚書，則是決心用兵了。

以上假設禍由方中通而起，乃因介入新舊曆法之爭而結怨；或者為人見利忘義而出賣，皆待進一步求證，始可判斷此假設有無成立的可能。但方以智被誣的謀反案，必與吳三桂有關。換言之，即助吳三桂謀反，則筆者自信，此一假設，定必不誤。

如上所述逮捕情況而言，凡稍知清朝司法制度者，皆可想像得到，方以智涉嫌的罪名雖異常嚴重，而案情固甚簡單。因如案內述及方以智如何從事謀反的活動，則本人未獲，家族必定被捕就審，藉以偵訊方以智的一切。今觀資料所載，方氏家族除中通願同父生死，自甘投獄以外，固皆安然無恙。

疑問是案牘何以不結？此須就兩個角度來看，在官方，案子已了，形式上的結與不結，無關宏旨，而所以不結者，因別有關礙。在方中通，則案牘不結，無正式官文書宣示方以智被誣，則各節不能昭雪，因而不肯出獄，「憐我不肯脫羅網，委屈導我真纏綿」，「非是不遵宛轉和*圖*書之深情，乃深痛吾老親之不測」，不測者非生死不測，而是名節被污。

方中通則純為新派，其學出自穆尼閣、湯若望。穆尼閣其人，不如湯若望、南懷仁知名，非研究天主教史者，不能道其生平，今於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四中得一條：

至吳三桂門下，確有方姓而得重用，可當「翰林承旨」之類官職者其人，乃是徽州人方光琛。光琛字獻廷，明朝禮部尚書毛一藻子，已中進士而因順治十八年「奏銷案」革去舉人，於是中了進士亦不算。方光琛一怒而走西南，入吳三桂幕府。周壽昌《思益堂日札》云：

茲先簡述方以智生平。《清史稿》本傳：

「世外」指方以智出家，而「便捐男子血，成就老親名」二語，最為顯豁，即謂方中通決心以死為父辨誣，成就老親的名節。

丁酉為順治十四年。此案在中國考試制度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一頁，自有科舉以來，從無如此大獄。後此者雖有咸豐八年戊午科場案，斬大學士柏葰於菜市口，但遠不如丁酉案株連之眾且酷。吳漢槎即以此案被累，遣戍寧古塔。後由顧貞觀營謀於納蘭成德，吳氏夫婦白首同還，為清初文壇一大盛事。筆者曾作《金縷曲始末》，收入驚聲出版社印行的拙作《文史覓趣》中。

「甲申之歲，密之不死，可以見諒於世人者也。辛亥再陷縲紲，上距永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時而仍不惜對簿虜廷，苟延殘喘，雖密之號愚者，余知其決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當時所處之情勢言，其最適當之死所，殆莫惶恐灘若。此所以舟過萬安，抵惶恐灘頭，密之遂不得不死矣！」

至於當時新舊派曆法之爭，則不僅學術之辨，意氣之爭，更關乎生死禍福，窮通富貴，其事之嚴重，以及爭鬥之烈，遠超過後世的想像。只以在學術上康熙親自主持，且新優於舊，亦成定論；故舊派無法翻案，其爭鬥過程，遂亦漸漸泯滅；蛛絲馬跡，猶可想見彷彿。阮元輯《疇人傳》，楊光先傳後有論。

「論曰：錢少詹大昕曰：『吾友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毀之，蓋深惡之也。』光先於步天之學本不甚深，不旋踵而敗，宜哉！然《摘謬十論》……則固明於推步所不能廢也。元（阮元自稱）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著撰人名氏，中一條云：歙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為西人毒死。」

萬曆末年，西學傳入中土。利瑪竇挾天算之學為有識之士所尊重；推算天象，屢次獲得證明，精確勝於古法。至崇禎初年，在徐光啟的極力主張，以及思宗的支持之下，修曆之議逐漸成為事實。但尊古法者固極力頑抗，思以逞異說而取富貴者，亦頗有人，因此修曆共設四局，各搞各的。四局者：大統、回回、東局、西局。西局由徐光啟的繼承者山東參政李天經主持，成員皆西洋天主教士；東局則別具一說，而多少具有投機性質的曆學家魏文魁所領。崇禎十年正月初一日食，四局預推的結果如次：

弘治、正德間，誤差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很明顯的，《大統曆》的所謂「曆元」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已，至正德年間已歷時二百三十多年，分秒之差，年積月累，失誤自大；於是改曆之議復起。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到了世宗即位，他是篤信神仙的，嘉靖七年、十九年兩次推算日當食而未食，證明誤差已到了非修正不可的時候，也就是《大統曆》的缺點已充分暴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而「帝喜以為天眷」，因而終嘉靖之世，無人敢言改曆。

「君不見，一門爭死稱孔氏，弟兄子母垂青史。又不見，西川豪傑附黨人，恥不與黨先自陳；彼為友朋尚如此，何況儼然為人子？……回憶難作捐我軀，不料此軀存斯須。」

「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嘆曰：『小子費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為耶？』及至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忌老夫！汝家貧，人口眾，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為路費。」

「桐城方孝標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猶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試，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偽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孝標所紀事。」因此，《南山集》文字獄起，方玄成反成「大逆之首」。其時玄成已故，刨墳破棺，剉骨揚灰。此一刑罰，甚於鞭屍。全家復充軍黑龍江。孝標子登墿，登墿子式濟，父子同戍。式濟著《龍沙紀略》，收入《四庫全書》，是《方輿書》中很有名的一本著作。式濟子名觀承，一年一度，徒步出關省親，親歷山川險要，飽閱人情世故。即以閱歷、官直隸總督時，頗著循聲，為乾隆朝不由科第、不由軍功而官至封疆的極少數漢人之一。

大鉉官至戶部主事，女即維則，朱竹垞所謂「方氏之節」之一。子名爾止，詩名甚著，畫「四壬子圖」，以陶靖節、杜子美、白樂天居上座，而已傴僂於前，示詩學瓣香所在。名「四壬子圖」者，以陶、杜、白及爾止均生於壬子之故。相傳爾止死後不久降乩壇作七絕一首，後兩句為：「初到黃泉無所見，閻羅猶戴舊烏紗」，宛然遺民口吻，此雖拈手所作，而論者謂酷肖爾止詩格，則其人風致，亦可想見。

《湯若望傳》：

「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詔人，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上謂之曰：『欲留汝於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汝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捨，上天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擇吉日於上元之後。居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槍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槍先帝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槍於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槍以賜汝。汝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槍如見朕，朕見此槍如見汝矣！』輔臣拜伏於地，泣不能起。」

「陳舜英字玉佩，溧陽人，名夏第三女，適方中通，在順治八年。撰《文閣詩選》一卷，有中通姊方御序。清言娓娓，如敘家常，不作議論，才女也。舜英詩亦超脫，惟觸事興悲，蓋境遇使然。附其女如環如璧和章，婉約可誦。方氏閨門多富多采。方孟式妹維儀有《清芬閣集》七卷；方孔炤妻吳令儀有《黻佩居遺稿》一卷，最有名。」

「千年逢午會，百道盡文明。漢法推平子，唐僧重一行。有書何異域，好學總同情。因感先生意，中懷日夕傾。」

吳三桂叛清，事起於康熙十二年冬，但異謀早著；而滿清忌吳，則更早始於吳三桂入緬殺永曆帝以後。劉健述所著《庭聞錄》卷四：

康熙十年調朱國治為雲南巡撫，為康熙決意制服吳三桂，不惜決裂的表示。朱國治其人，在康熙初年，為江南士林的公敵。

張瑩亦有詩集，而見稱於鄉黨者，德勝於才，《方以智晚節考》引方中履《亡妻行略》述辛亥之禍云：

「米思翰……授內務府總管，輔政大臣從假尚方器物，力拒之。聖祖親政，知其守正，授禮部侍郎；八年擢戶部尚書，列議政大臣。是時，各直省歲賦，聽有政使存留司庫，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請通飭各直省，俸餉諸經費所餘，悉解部。由是勾稽出納權，盡屬戶部。十二年，尚可喜疏請撤藩。吳三桂、耿精忠疏繼入，下戶兵工部，米思翰與兵部尚書明珠議，三藩並撤。有言吳三桂不可撤者，以兩議入奏，米思翰堅持宜併撤，議乃定。」

按：康照的本意是要明辨是非，而議政王等覆奏，顯然未搔著癢處。若為庸主，自是不了了之。而康熙有意要根究新舊曆法之爭在學理上孰是孰非；是者為何，非者為何？因而學天文，習算學，為中國第一個深入西方科學領域的帝王。孟心史先生謂康熙在這方面的造詣，「儒者專門習之，僅與相副」。又謂：「若再假以年，更為國中學人鼓倡，或早與西人科學之進步相提攜矣！」此亦極中肯之言。總之新舊曆法之爭，啟發了清聖祖重真理、辨是非的科學精神，影響其人格的形成，關係極大。聖祖之能成為一個傑出的統治者，平三藩、興文教、重民瘼、察官吏，凡理之所在，篤信力行而不疑，實為其自我訓練而具有的科學精神所使然。《清史稿》二百七十三卷附論：

第二首即為《粵難作夫子被羈》，復引一次如下：

「五年，光先疏言，今候氣法久失傳，十二月中氣不應，乞許臣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與之測器測候。並飭禮部採宜陽金門山竹管，上黨羊頭山秬黍，河內葭荸子備用。」

《方以智晚節考》云：「桐城方氏自密之以降，兩代四人皆能不虧民族大節……若密之三子，則皆可謂世襲遺民者矣！然今觀陳、張二女之行誼，則方氏弟兄之苦節，實半成於閨房之內也。」

按：范景文在南明時贈太傅，諡文貞。清朝賜諡文忠。據《明史》本傳，范景文並沒有政績，所可傳者，只有從容赴義一事：

方以智於順治九年南歸，其最初託跡之處，於考定其生平殊有關係。余著《方以智晚節考》，以為有自平樂歸後，即在匡廬掛錫，其實不然，已如前述。為補余著之疏，進一步略考方南歸後初期的行蹤如下：

康熙十年朱國治復起，被任為雲南巡撫。唯一的原因，即由於朱國治以漢人而忠於滿洲，為政苛峻。如果對吳三桂採取強硬hｅｔubｏｏｋ.cｏｍ.ｃｏｍ態度，則用他到雲南去跟平西王周旋，是最理想的人選。康熙十二年冬，吳三桂舉兵，朱國治首先被害，劉健《庭聞錄》記：

這一冤獄的平反，在楊光先、吳明烜一系的舊派，自有刺骨之恨。隨時謀求報復，亦在意中。方氏父子被誣，可能即為舊派對新派的一種報復。

但所謂「逸去」，則為事實；此則全謝山《江浙兩大獄記》，謂「入滇受吳逆偽翰林承旨」，為不確。詩集中有《滇南留別詩四章》為先期逸去一證，《鈍齋二集》序云：「賜環以後，又十餘年，放浪於山高水長間，偶遊楚粵，再逢世難，再尋雲南岳，得遂忠貞。」為先期逸去又一證。

「順治間，泰西教士穆尼閣寄寓南京，喜與人談算學，並不招人入耶穌教。」方中通的算學，得自穆尼閣，而曆法則由湯若望所授。湯若望且曾授曆法於方以智。兩代世交，淵源不淺，有詩為證。

按：孔有德入桂林，在是年十一月初五，瞿式耜被難，則在閏十一月十七。清軍入廣西，自全州進兵桂林，乃由東北趨西南，而方以智則由桂林向東南趨避，故行至平樂被執。計其時在十一月間。

近讀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考定方以智於康熙十年，因案被逮，自裁於文文山詩：「惶恐灘頭說惶恐」的惶恐灘。余君之言如此：

三、桐城搜查不獲，移文江西逮捕，此涉及三省的因由，情況非常單純。

方以智為人所誣，幾罹巨禍，以不甘對簿虜廷，而自裁於惶恐灘。自況其追步文信國的節概，據鄧石如、余英時先後考證，已成定論。所成疑問者有二：第一，被誣者是何案？雖可想像為「謀反大逆」，究係那一樁逆案？「通海」之餘波，永曆之遺烈，還是三藩之變，或者「朱三太子」案？第二，方以智有子三人，長幼無恙，獨獨仲子方中通兩受其禍，此又何說？

按：桐城方家著名者有二，一在城內，一在城外。方以智與方玄成同姓不同宗。方光琛家在皖南，更不相干。談方以智而先撮敘方玄成、方光琛生平大概，豈非離題太遠？蓋別有說焉。

按：榮親王為世祖第四子，生百日而殤，時在順治十五年正月。尚未命名，追封榮親王。其母董鄂妃為世祖所深寵。吳梅村《清涼山禮佛詩》四首，大半為董鄂妃而詠，第一首《王母攜雙成》；第二首《可憐千里草》，皆切「董」姓。

湯若望在華已將二十年，深通中國人情世故，「疏辭」及請「別給敕印」，都是為了不願得罪原來的欽天監官。而「上不許」者再，非沖齡的順治能賞識湯若望，乃是因為順治生母孝莊太后，此時已皈依天主教，而以湯若望為教父之故。

按：廣西有兩平樂，在東為縣，在西為村。方以智被執的平樂是陽朔以南的平樂縣。「帥」則三藩之一的孔有德，《清史稿．孔有德傳》：

按：方氏一門，忠孝節義，四字俱全，方氏弟兄之成苦節，閨人的激勵固有影響，主要的還是家庭環境的陶育。茲據《桐城耆舊傳》等書，略考方氏家世，以表彰我國第一等的詩禮之家，作為本文的結束。

「撫臣朱國治既以錢糧興大獄，又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適以丁憂罷。故事：隸旗下者例不丁憂，守喪二十七日，即出視事。公守喪畢，具疏請進止。朝議許其終制，另推新撫韓公世琦尚未蒞位，朱恐吳人為變，倉猝離位，輕舟遁去，吳中為幸。朝議以大臣擅離汎地，擬降五級，而嚴旨切責，革職為民。」

「拜唐阿」是滿洲話，亦為侍衛之一種，扈從時職司前驅。康熙制鱉拜，處心積慮而聲色不動，參與機密者只極少數的心腹侍從，頗疑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亦為其中之一。曹寅以後深得恩眷，蓋非無故。康熙自誅鱉拜，始得獨攬大權，宮廷中新舊兩派之爭，至此局面大定。於是南懷仁上疏，為師訟冤。《楊光先傳》：

曆官舊派攻新，第一回合敗下陣來，第二回合則大獲全勝，其事在順治崩治，康熙即位以後。清史稿《楊光先傳》：

二、回回：食三分七十秒。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炤，明湖廣巡撫，為楊嗣昌劾下獄，以智懷血疏訟冤得釋，事具《明史》。」

「簡討」即「檢討」。方以智以崇禎十三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討，為四公子中唯一通籍者。所謂「護陵寢功多」，乃指「顯陵」。世宗以外藩入承大統，其父興獻王葬於湖北鍾祥松林山。「帝為心動」一節，又見《清史稿．方以智傳》：

「楊光先字長公，江南歙縣人。在明時，為新安酐千戶，崇禎十年上疏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啟新等，舁棺自隨；廷杖戍遼西。清初，命湯若望治曆，用新法，頒時憲曆，書面題『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書謂非所宜用。既又論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為閏七月，上所為摘謬，闢邪諸論，攻湯若望甚力，斥酐奉天主教為妄言惑眾。聖祖即位，四輔臣執政，頗右光先。」又《湯若望傳》：

方中通的岳父，亦為顯貴，即清初南派的首腦溧陽陳名夏，已見前述。《清詩紀事初編》錄其詩二首，皆為五律，第一首題為《聞亂》：

侯方域所說的「高坐寺」應為「高座寺」。以《送何子歸金陵序》證之，此寺確在金陵。但查《嘉慶一統志》、《清涼山志》，以及《實用佛學辭典》，均無此寺。但《高僧傳》有慧進者，駐錫「京師高座寺」，卒於齊武帝永明三年，年八十五。此京師即金陵，原來高座寺乃「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六朝古剎，至清猶存，應該亦是有名的叢林，熟於僧史者，必能述其涯略。但可決其必非天界寺，因為天界寺建於明洪武中，非六朝之遺。

方中履之妻名張瑩，兵部尚書張秉貞之女。秉貞之兄名秉彝，即張英之父。但秉貞、秉彝與秉文不會是兄弟，至少不是五服之內的兄弟，否則張瑩與方以智行輩相同，不當為其子媳。

先說第二個疑問，竊以為仇家構陷，怨從子起而「禍延顯考」。如前引，方中通乃清初「疇人」之一。而清初曆法之爭，科學打倒玄學，乃中國科學發展史上極重要的一頁，亦為形成康熙性格中極可寶貴的科學精神，而成就其為中國歷史上一位異常傑出的統治者的誘因，所關匪細，值得不憚煩一述始末。

又，康熙九年《上祝平王親王一百韻》，乃吳三桂六十壽詩；此為方孝標是年在昆明的確證。詩中更明白敘世交，以子侄自居。及入滇由吳三桂所招邀，如「通家曾黍竊，猶子愧趨蹌」、「先人前代末，懷廟講筵旁，獨力挑簧鼓，深心保棟樑」、「遠蒙垂問語，更感寄書望」等等，可以想見，當方拱乾在崇禎朝為講官，侍經筵時，即與吳三桂相識，並曾力為保薦，交情不同泛泛。而況吳三桂此時每年以江南所輸鉅額軍餉，及自營貿遷，多擅專利，富逾於國，招致名士，厚加供養，以方學士的盛名，即令非通家之好，亦必在禮聘之列。《清史稿》所記，彷彿方孝標與吳三桂未謀面者，大誤。

就在這時候，十六歲的康熙，做了一件出人意料而確可令人佩服的大事，《清史稿．聖祖本紀》康熙八年記：

「以智晚年住持廬陵縣河南十里青原山，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累入粵，卒於道中……今讀此集陪詩卷四為《惶恐集》，紀其事甚詳。『惶恐』者，以智卒於萬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灘也。中通亦在桐城就逮，事歷二年，經皖、贛、粵三省，賴周亮工營救得白，又以他事坐繫獲釋。究為何事，一字未及。」

方以智晚年定居江西吉州青原山淨居寺，死於康熙十年，歷來皆不知其死因。鄧石如輯《清詩記事初編》，敘方以智次子中通生平，兼及其父云：

如以忠孝著眼，四公子中人品之高，莫如方以智。桐城方家為海內有名的世家。清初方家享大名者，為方拱乾父子，而遭遇頗不平凡。方拱乾字坦庵，在崇禎朝以翰林而為東宮講官。當南明時，有王之明冒名太子，自北而來，真假莫辨，形成一大糾紛。擁福王者，當然以為假，亟亟乎想求得確證，因召方拱乾辨認。方明知其假而沉默，意在作無言的抗議，致不滿於福王及馬阮等人，其人風格可想。

「五月……戊申詔逮輔臣鱉拜，交廷鞫。上久悉鱉拜專橫亂政，特慮其多力難制。乃選侍衛，拜唐阿年少有力者，為撲擊之戲。是日，鱉拜入見，即命侍衛等掊而繫之。於是有善撲營之制，以匠臣領之。庚申，王大臣議鱉拜獄上，列陳大罪三十，請族誅。」

明史二百七十七《楊文驄傳》：

按：方以智出家後無常名，稱「無可」、稱「五老」、稱「藥地」、稱「墨歷」，此非好奇，亦是避邏者耳目。「藥公」乃愚山對方的尊稱，浮山則為桐城的別名。

事後證明，惟有西局所推皆驗。於是崇禎決定廢《大統曆》用新法。而遵古者，抗章交諫，並策動太監作內應，反對新法。這樣遲延到了崇禎十六年，三月初一日食，又是西局所測獨準。這年八月下詔：「西法果密，即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可惜「未幾國變、竟未施行」。

「方大鎮字君靜，萬曆己丑進士，除大名推官，擢江西道御史，遷大理寺丞，歷左少卿，有《方大理集》。」又云：「少卿與鄒忠介、馮榮定、高忠憲、顧瑞文諸公，講學首善書院。書院毀，筮得『同人於野』，遂乞休，自號野同翁。年七十廬母墓而終，鄉人私諡曰文孝先生。」按：首善書院即鄒忠介（元標）所辦，今北平天主教南堂舊址，天啟年間為閹黨所毀。

朱國治不久去官，走得很不光明，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云：

張秉文殉難事見《明史忠義傳》，秉文有兄弟二，一名秉彝，即張英的父親；一名秉貞，明朝崇禎四年進士，官至浙江巡撫。入清於順治十年由兵部右侍郎調升刑部尚書，不久改兵部，死於順治十二年。其女張瑩即方中履的妻子。

方拱乾有五子，命名有一原則。所謂「文頭武尾」，即第一字以一點一劃起筆，第二字以斜鈎收尾。長子名玄成，字孝標，號樓岡，為順治極見寵信的文學侍從之臣，因而遭「北派」朝士之忌。而方拱乾則因辨識真假太子一案，得罪了「北派」首腦之一的劉正宗。新仇舊怨交併，掀起了南北之爭。滿清則正好「以漢制漢」，漢人中心存明室者，南人為多，因而南北之爭中，滿清自然助北制南，於是而有南士飽受荼毒的「丁酉科場案」。